当祀与戎遇到人文主义

在《现代硕鼠》中，打错了一个字“祭司”，多谢网友指出。我们谈到，封建主义从古到今，只关心两件事；宣传合法性和军队。古代的祭祀就是为了宣传某个集团的合法性而诞生的。否则，谁会劳民伤财的干那种事情？网友提出“祀被你这样解释，那就迁出另一个问题了，在古代人心目中，是天大还是法大？古代统治者怎么可能为了合法性而去得罪天？”开始，我没弄明白他为什么这样说，过了一天，明白了。这位网友大概是相信神灵的存在，认为天代表了神明，在没有对天做过科学的分析以前，很多人都有类似想法。那么古人所说的‘天’到底是什么？《尚书·汤诰》是商汤打败夏桀后，争取民心、壮胆的文字：“上天奖善罚恶，本次伐桀，我不知道是否有悖天意。如果降罪，责任在我，与你们无关。”从这里，我们能够发现，古人所说的天，是一个看不见，摸不到，公正不阿却又真实存在的机体。古人不懂得用科学的语言描绘它。因此，上面那个问题就转化成验证神明是否存在。在耶稣、释迦摩尼、孔子等教主诞生之前。人类大多数信奉多神教。这种宗教，一般是用人性来解释各种神祇的心理。其中，对人性刻画的最为完美的是古希腊神话，比如，“普赛克是一位国王的女儿。她外表和心灵美丽无双，全世界的人们都长途跋涉来敬仰她的美丽。这一切使得爱神阿佛洛狄特心生妒忌，因为世人忽视了她的美丽。她让儿子小爱神厄洛斯，用计策让国王把普赛克抛弃在一个荒山头上，并预言，她在那里将与一条丑陋凶残的带翅巨蛇定亲。但这件事，最终没有发生，因为，厄洛斯本人爱上了普赛克。”这个故事告诉人们，神也有七 情六欲，如果信神而不去分析神的心理，那就会发现，神谕不灵也不合理。

此后，一神教出现了，就是上述那几位教主。一神教要解释一切，但有些问题在当时无法认清，怎么办？答案是靠想象。比如，摩西说，他在西奈山上获得上帝赐予的‘十诫’，这件事，除他以外，没人知道。其他人是仅仅通过他的语言得知此事。没有第二个目击证人。如果相信了这件事，那岂不是说，他代表神明？中共的招数和这个差不多，他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首先是把老马捧上神坛。其次，他替老马传达神谕‘造反有理’？如果‘造反有理’为什么维稳费用高于军费？其实，对于马克思的解释权来自枪杆子。无论怎样解释你必须接受，否则，就让你消失。从古至今，任何一个封建军事集团要想做大，就必须有一个遥不可及的神话吊人民胃口。比如上面说的，商汤发誓，“如果杀夏桀是个错误，那么惩罚我好了。”这其实是他已经取得胜利，夏桀也无法翻身了。说这种话的目的就是让那些还没认可他的人，赶紧投降，自己的胜利是受命于天。翻译成中共的语言就是，“人民的选择”。中国历史上，所有的造反，都是这个路数。而且，一旦他们做的事情真的该受天谴的时候，无一例外篡改历史。直到下一个王朝建立。中共玩这个更是登峰造极，他们熟知，只要销毁历史，任何失败的神话还可以反复使用。比如，1958年说好是二十年超过美国。当年生的好多小孩都叫‘超美’。二十年后的1978没有兑现，于是，销毁历史。如今，金灿荣提出十年超过美国。超不过怎么办？不用着急，只要销毁历史，万事大吉。

如何跳出这些神话的怪圈？这正是欧洲文艺复兴的伟大之处。它的手法就是用人文主义揭露这些神话所代表的神文主义。人文主义从新回到希腊时代对于神的人性解剖，这本身就是一种创新。文艺复兴以前，一神教想要掌控越来越多的教众，只好分出不同的等级，经过神学院、党校、私塾教育后，学位越高，人品也越高，教育改变人生，教育使人不平等。为了揭露这些人的嘴脸，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乔万尼·薄伽丘，写了一本《十日谈》，其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十四岁的美人阿莉白，要求一位修士为自己指引侍奉天主之路。修士告诉他说：“姑娘，我身上有一个魔鬼。你身上有一个地狱，只要把魔鬼打入地狱，世界就能够得到暂时的安宁。”结果姑娘相信了这位修士的话，脱去了衣服。网上曾经流传过一段回忆：当年红卫兵串联途中，一位女红卫兵夜宿农家，那位老贫农半夜摸到她床上，说自己受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迫害，无缘娶妻，希望她可怜。结果，这位女红卫兵就真的依从。我还知道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女红卫兵，因为看到一位老雇农可怜，相差二十几岁竟以身相许，后来，年纪轻轻就离开人世。文艺复兴时期的努力，就是揭露这种道德等级。

那么我们应该相信什么呢？这里，我们还要回顾一下语言学的知识，语言的发明是为了便于记忆与交流。但是，当语言符号取代了大自然的真实现象后，两者就出现了差异。符号不可能将大自然时时刻刻发生的变化记录在案。那些不明确的部分，只能依靠你自己的想象；不管电脑怎么发展， 这个差异只能靠人类想象来连接。只要你不认真弄明白符号背后的含义，你就很容易被符号系列形成的假象所蒙蔽。在没有科学指引的年代，人类不仅创造出各种文字符号，同时也创造出了神符、圣象、圣歌等等一系列表达那个，无法自证的神明。各种符号就是人们常说的‘意识的表现形态’简称‘意识形态’。比如‘鬼’，这是一个没有实物的符号，它就来自符号与自然之间的想象。从传说中感觉到它，而各人的感觉又有不同；屈原感觉到的是美女。吴承恩感觉到的是青面獠牙的怪物，蒲松龄感觉到的是貌似美女，实则害人虫。如今的‘符号’是高铁，世界之最的桥梁，大厦，甚至是高级轿车。希望达到的目的就是把中共想象成‘伟光正’。让你忘记养老、看病、教育、住房等，你切身需要的东西。

基督教容易被揭露是由于它解释了一些自然现象。而后来的科学力的证明了它的虚伪，比如包括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哥白尼的‘日心说’。相反，在中国，自从周代以后，实用主义和犬儒主义开始盛行。它们使中国人龟缩在固有的习惯之中，不敢越雷池一步。犬儒主义的典型是儒家总结的一句话，“子不语怪力乱神。”实用主义的典型是《东周列国志》的这样一段，晋文公重耳与楚国开战前：梦见与楚王打闹，被楚王压在身下，打破脑袋吸脑浆。醒来后认为是凶兆。狐偃听了以后说，大王面朝天，楚王面伏地。这不是吉兆吗？古代的神谕，其实就是么回事，不同的人来解释，就是不同的结果。明白的人自然懂得，神性和人性是一样的；根据常人的想法，就知道神是怎么想。河伯娶妇中的西门豹为什么敢于把女巫扔进河中？因为他相信，如果真有神明，神一定会阻止这种悲剧发生。韩愈有一篇“祭鳄鱼文”说的也是这个道理，“鳄鱼有灵，祭过以后就赶紧走人，如果没走，说明冥顽不灵，那么，杀你活该。”正是这种实用主义，使得中国科学落后于西方。至今中国人对‘天’也没有明确的定义，但人人用天来发誓。相比之下，西方人经过认真的追究，不断的探索，将那冥冥中的天，具体化为普世价值加宪法；它不但最为公正，而且还有执行能力。当西方人用科学的方法将这个‘天’解释出来以后，大同社会也逐步地具体化了。西方人对着宪法发誓，相当于中国人对天发誓。

中国的宗教也很实用，要求人们‘六根’清净。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最多只能想到眼见为实，耳听为虚。欧洲人则不然，追求真实的动机，使他们将眼、耳、鼻、味、触外加思维统统开动起来。解释不了的现象，要真实的记录。比如，狂犬病，晋代的葛洪就曾经试图用疫苗治疗，但仅仅是想象，记录也不完整，因此，不了了之。可是欧洲人则不然，既然无法解释，那就真实的记录。正是他们真实地记录了这些问题，才使得问题最终得到解决。如果是中共，发生狂犬病，最先想到的是如何隐瞒、维稳。结果，本该成为重大发明的线索被抹杀了。此外，欧洲思想家在探索真知的过程中发现，只有反复实验都能成立的事实才是科学。未经科学验证的任何经文都不足以为证，世界上没有圣人，也不会有‘绝学’。正是这种严谨的作风，使得欧洲人在科学探索上面一直领先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