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發動文革真相：並非晚年昏聵

文革是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將此說成是他晚年昏聵所致，絕對是錯誤的。

晚年毛澤東對經濟務實主義路線的抨擊和反對，對於農村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傾向的頭等警覺，對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高度置疑和警覺等等跡象，都表明文革是毛澤東發動的極具針對性的政治大行為。

有些人認為，毛澤東晚年之所以發動文化大革命，是原因他晚年昏聵，一時糊塗才釀成大錯，然而著名作家柯雲路並不這樣認為。柯雲路在其書《極端十年》中分析，晚年毛澤東對經濟務實主義路線的抨擊和反對，對於農村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傾向的頭等警覺，對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高度置疑和警覺等等跡象，都表明文革是毛澤東發動的極具針對性的政治大行為。

文化大革命無疑是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對這個給中國生產力發展造成巨大損失的社會大動亂，毛澤東自然有他的責任。然而，將此說成是由於他晚年昏聵所致，又絕對是錯誤的。

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非常清醒的政治大行為。從他的角度和思想出發，可以看到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全部理由。只不過這個理由就歷史而言，還要重新審定。

在這裡，有必要把我們的描述在歷史的時間表上停頓一下，對1962年發生的事情再做一點回顧。

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到1962年9月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是兩個性質上有較大差別的會議。可以說，從七千人大會到八屆十中全會的變化中，包含了毛澤東後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全部重要線索。

七千人大會總體上是一個寬鬆的大會，民主集中制的大會，這次會議把生產力的發展放在了比較主要的位置；而八屆十中全會是一個“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大會。那麼，在兩個大會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我們有必要在第三章所做分析的基礎上進行更深入的考察。

一方面，在1962年的上半年，中國的農業形勢乃至整個國民經濟形勢開始明顯好轉，顯示出了從經濟困難中擺脫出來的趨勢。這無疑為毛澤東開展新一輪政治思想鬥爭提供了必要的經濟條件。當人民要吃飯的問題不那麼緊迫了，政治上的考慮才能從經濟的困頓中脫穎而出。這是1962年夏季來臨時，形勢開始發生變化的一個方面的原因。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毛澤東確實面臨著越來越尖銳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毛澤東也並非是人民一有飯吃了，就想搞階級鬥爭運動，他的全部政治部署都有其必要的情勢。

我們首先看到的是，在1962年整個上半年中，一直有着蔣介石要反攻大陸的種種輿論與動向。這足以引起全黨和毛澤東的警覺。不可否認的歷史事實是，被打倒了的地主、富農以及其他敵對勢力這時確實出現了這樣或那樣的“蠢蠢欲動”。

“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的政策失誤以及三年特大饑荒，為共產黨舊有的敵人提供了一線希望。而他們的全部活動，勢必成為毛澤東在全黨擰緊階級鬥爭之弦的依據之一。

八屆十中全會前夕，1962年8月9日，毛澤東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的一次講話中，開門見山講出這樣的話：“今天單講共產黨垮得了垮不了的問題。共產黨垮了誰來？反正兩大黨，我們垮了，國民黨來。國民黨幹了廿三年垮了台，我們還有幾年。農民本來已經發動起來，但是還有資產階級、右派份子、地主富農復辟的問題。”

在這裡，國內的階級鬥爭無疑帶有了國共兩黨鬥爭繼續的性質。只要蔣介石有反攻大陸的囂張，毛澤東擰緊階級鬥爭之弦，就有了全黨都必然認可的合理性。

毛澤東歷來看重中國大陸以外的事情，但又不是最看重中國大陸以外的事情，他最看重的還是中國大陸上正發生的事情。在中國大陸，他對已經被打倒的地主、富農雖然在其階級鬥爭理論中常常率先提到，然而，他常常又並不把他們放在主要的位置。

毛澤東在這時看到的最主要的威脅，恰恰是七千人大會前後在中國圍繞着經濟務實主義路線形成的一系列經濟和政治的動向。他認為，這才是最主要的危險。

在這裡，我們有必要特別考察一下上面提到的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這個於1962年8月9日召開的會議，是同年9月份召開的八屆十中全會的政治思想準備。正是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的講話表明了他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提出階級鬥爭路線的全部依據。

他講道：“要有分析，不要講一片光明，也不能講一片黑暗。1960年以來，不講一片光明了，只講一片黑暗，或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亂，於是提出任務：單幹，全部或者大部單幹。據說只有這樣才能增產糧食，否則農業就沒有辦法。包產40%到戶，單幹、集體兩個競賽，這實質上叫大部單幹。任務提得很明確，兩極分化，貪污盜竊，投機倒把，討小老婆，放高利貸，一邊富裕，一邊軍烈工干四屬、五保戶，這邊就要貧困了。”

這段講話充分表現出毛澤東對於農村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傾向的頭等警覺。對任何貧富差別與兩極分化的產生，都會觸動毛澤東最敏感的神經，都是毛澤東視野中帶有最嚴重性質的階級鬥爭動向。根據對客觀情況的梳理，他已經把這種動向和黨內的鬥爭以及對知識份子的改造聯繫在了一起。

他在會議上這樣講，“黨員的成份，有大量小資產階級，有一部分富裕農民及其子弟，有一批知識份子，還有一批未改造好的壞人，實際不是共產黨。”“知識份子、地富子弟，有馬克思主義化了的，有根本未化的，有化的程度不好的。這些人對社會主義革命沒有精神準備，我們沒有來得及對他們進行教育，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全部把帽子摘掉？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陽過來，陰過去，陰魂未散，要做分析。”

在這段講話中，我們還可以看到毛澤東對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高度置疑和警覺。 

當毛澤東將社會上貧富差別、兩極分化以及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傾向作為階級鬥爭的重大事實與黨內矛盾聯繫起來時，他日益警惕和抓住的是，這一切在黨內上層的反映。

他在會上嚴厲指出：“內務部一個司長，到鳳城宣傳安徽包產到戶的經驗，中央派下去的人常出毛病，要注意，中央下去的幹部，要對下面有所幫助，不能瞎出主意，不能隨便提出個人意見，政策只能中央制定，所有的東西都應由中央批准，再特殊也不能自立政策。”

毛澤東還用更加提綱挈領的嚴重口氣講道，“這是無產階級和富裕農民之間的矛盾。地主、富農不好講話，富裕農民就不然，他們敢出來講話，上層影響要估計到，有的地委、省委書記（曾希聖）就要代表富裕農民。要花幾年工夫，對幹部進行教育，把幹部輪訓搞好，辦高級黨校、中級黨校，不然搞一輩子革命，卻搞了資本主義，搞了修正主義，怎麼行？”

在這裡，我們清楚地看到毛澤東所勾勒的社會上的“階級鬥爭”與黨內的“階級鬥爭”、特別與上層的“階級鬥爭”連成一體的圖畫。這實際上已是毛澤東後來發動文化大革命所依據的“階級鬥爭”的形勢估計。

再聯繫我們曾經引用並分析過的毛澤東的《五．七指示》，聯繫毛澤東在《五．七指示》中展露的中國特色的空想社會主義的思想，我們就更能看清楚毛澤東在這裡所論述的“階級鬥爭”的形勢是什麼樣的性質。這確實是他要批判和反對的商品經濟發展的“資本主義”。

正是在這些講話中我們看到，1962年在中國社會以及黨內發生的許多經濟政策的變動，從根本上是與毛澤東的《五．七指示》相對立的。這確實是毛澤東從其思想基礎上要加以反對的。

毛澤東總是將那些經濟務實主義的政策與社會上一部分先富起來的人聯繫在一起，並把它定義為“資本主義”；他也總是扮演一個考慮大多數貧苦民眾利益並維持社會平均主義狀態的政治領袖。

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的講話，還顯露出他與整個經濟管理部門之間別樣性質的矛盾。他講道：“二千萬人呼之則來，揮之則去。不是共產黨當權，哪個能辦到。五八年十一月第一次鄭州會議，提出的商業政策，沒執行，按勞分配政策，也不執行，不是促進農業、集體經濟的發展，反而起了不利影響，商業部應當改個名字，叫破壞部。同志們聽了不高興，我故意講得厲害一點，以便引起注意。商業政策、辦法，要從根本上研究。這幾年兔、羊、鵝有發展，這是因為這幾樣東西不徵購。打擊集體，利於單幹，這次無論如何得解決這個問題。”

在這裡他要批評的恰恰是某些部門只考慮國家利益而不考慮農民利益的傾向。當然，這依然和他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這反映出毛澤東對立統一的兩方面傾向。

一方面，他的革命路線本身是追求集中領導的，是要把全社會的經濟都納入政治統治之中的；另一方面，他又總是不忘記工人和農民的大多數，這裡反映出他的空想社會主義特有的政治社會框架。對於任何經濟職能部門的集中性權力，他都有一種本能的厭惡；而對這些職能部門的權力偏離以他為核心的政治權力中心的任何分散傾向，他又予以極力的反對。

後來的文化大革命表現出他理想的社會政治結構模式是：每個民眾成員都是又能做工、又能務農、又能做文化、又能批判資產階級的共產主義戰士；這個共產主義戰士在一種平均的生活水平狀態中，超越各種壓迫他們的集中領導，直接接受偉大領袖毛澤東的指揮。

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正是體現了這種社會政治藍圖：一方面，相對於現代經濟生活所需要的秩序與權力，它是無政府主義的；另一方面，表現在政治、思想及領導上又絕對是權力高度集中的，一元化的。

我們看到，毛澤東的空想社會主義其實與中國的封建主義文化有着內在的聯繫。這裡不僅有農民自然經濟基礎上產生的陶淵明式的理想國傾向，還有封建主義專制政治文化的表現。

正是在這個會議上，毛澤東講道：“外國的事我們都曉得，甚至肯尼迪要幹什麼也曉得，但是北京各個部，誰曉得他們在幹些什麼？幾個主要經濟部門的情況，我就不知道。不知道，怎麼出主意？據說各省也有這個問題。”

在這裡，毛澤東對中央各部門特別是主管經濟的部門表現出了極大的不信任與抨擊。這種不信任與抨擊表明，毛澤東正在一步步形成後來發動文化大革命所感受到的一切。

而這一切又與國際上重要的因素結合在一起。這裡不僅是帝國主義問題，更重要的是修正主義問題。中國與赫魯曉夫領導的蘇聯之間的矛盾，無論在意識形態方面，還是在兩國關係方面，日益尖銳。

1959年9月，在中印邊界衝突中，赫魯曉夫支持了印度的尼赫魯，對中國進行了攻擊，塔斯社發表了相關的聲明。後來，在中國的國慶十周年宴會上，赫魯曉夫的講話又對中國有所批評。隨後，在1960年的布加勒斯特會議上，蘇聯領導了一場對中國共產黨的圍剿。以後，中蘇兩黨的會議，八十一國共產黨的莫斯科會議，還有華沙會議，都發生了中國共產黨與蘇聯共產黨在意識形態與國家關係中的尖銳衝突。

這種國際上的反對修正主義的鬥爭，必然與毛澤東反對黨內資本主義傾向的鬥爭聯繫在了一起。正是這種聯繫，使得毛澤東在隨後的歷史中逐漸把反對修正主義的口號和鋒芒也指向了黨內。這是我們在隨後的歷史剖析中理解文化大革命逐步醞釀和誕生的一個特別重要的過程。

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首次提出：“中國的右傾機會主義還是改個名字好，叫做中國的修正主義。從北戴河到北京的兩個月的會議，是兩種性質的問題。一種是工作問題，一種是階級鬥爭問題，就是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的鬥爭。工作問題也是與資產階級思想鬥爭的問題，也是馬列主義與修正主義鬥爭的問題。”

這無疑與文化大革命中的鬥爭口號越來越接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