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反贪：三反五反打老虎 毛泽东搞三反五反，是被党内滋生蔓延的贪污受贿、浪费、官僚主义和不法资本家行贿拉拢腐蚀干部、偷税漏税、盗骗国财、偷工减料、盗窃经济情报等严峻形势而逼上梁山，并非是“他搞政治运动在行”而发动的。
“三反”缘起1951年10月毛泽东建议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当时在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正在并肩抗击“联合国军”的秋季攻势。中共中央政治局15日召开扩大会议，研究有关朝鲜战局的各项问题。依据毛泽东提出的“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须发展”的方针，会议确定从“节约兵力、整编部队；精减机关，精减人员；收缩开支，清查资财；提倡节约，严禁浪费；组训民兵，实行义务兵役制”五个方面解决财政困难。
在随后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毛泽东向全国发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号召。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由此展开。始此可见，毛泽东当时并没有搞“三反”运动之意。
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展开后，毛泽东收到了东北局书记高岗送来的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报告除了总结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经验外，还列举了沈阳市部分单位中揭发出3629人有贪污行为，东北贸易部检举坦白的赃款达5亿（旧币）人民币，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严重，东北铁路系统积压上千亿元的材料无人处理的严重问题。这不能不使毛泽东深感吃惊。
毛泽东想到：早在进城前夕，就向全党发出了“敌人的武力是征服不了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了证明。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的警告。并提醒全党一定要把李自成失败的教训作为前车之鉴，牢牢记取。特意把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印成小册子，号召全党干部阅读，“引以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在从西北坡去北京那天，对身边人说“是进京赶考”。在火车上毛泽东又对人讲不要做李自成。到了香山，还讲不要做李自成。
毛泽东要别人做到的自己率先做到了。他访苏回国途径哈尔滨，哈尔滨市设宴招待，把熊掌、飞龙等做给他吃。第一餐饭因有胡志明在座免强吃了。回到住地，生气地对身边人讲：这么好的饭有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嘛！我们国家现在这么穷，搞得这么丰富干什么！去交待一下，从明天开始，还按我们在家的标准去办。次日，他们改了，毛泽东很高兴地说：“这样子蛮好的”。同时交待说；“胡志明是客人，一定要招待好。”到了沈阳，饭菜比哈尔滨安排得还好。毛泽东很生气，接见干部专门讲了这件事。说我是不学李自成，你们要学刘宗敏，我劝你们不要学。二中全会刚刚开完，就忘了。我们还要继续贯彻二中全会精神。我们不能这样做。
他敏感到在增产节约中暴露出的问题的严重性，决不只是东北一个地区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11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将东北局报告转发全国，要求党政军各级领导重视东北经验，“在此次全国大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并要求各地、各部门将有关情况及时向上级和中央报告。这是毛泽东向全党发出进行“三反”斗争的第一个号令。
这充分表明，毛泽东开展“三反”，并非是“好斗”，而是被党内干部中已经滋生蔓延起来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腐败现象逼上梁山的，是为惩治和克服党内已经滋生起来的腐败现象。面对党内腐败状况，他不可能视若无睹，而他像集中精力指导抗美援朝和镇反运动那样，又着手指导着“三反”运动。很快，毛泽东就收到第一批报告。他及时批阅，发现重要情况和经验，立即以中央或他个人名义转发全党，并加写批语。1951年11月30日这天，毛泽东转发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送来的报告。他在批语中说：“此电第三项所提反贪污反浪费一事。实是全党一件大事。自从东北局揭露大批贪污犯以后，我们已告诉你们严重地注意此事。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务必请你们加以注意。”同日，他还将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第二书记刘澜涛列举河北省天津地委现任书记张子善、前任地委书记刘青山严重贪污浪费的事实的报告，立即转发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批语写道：“华北天津地委前地委书记刘青山及现任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自治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以防止党被腐蚀的极大危险。
12月1日，经毛泽东修改审定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他在加写的一段话中指出：“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1949年春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自此，全国范围的“三反”运动正式开始。
从12月4日到7日，毛泽东连续转发北京市委和中央几个部的“三反”报告后，觉得问题实在严重，“三反”斗争非全民动员，大张旗鼓地进行不可。遂于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指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直到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透过批示看到了毛泽东对贪污腐败的深恶痛绝和反腐败的决心，绝不能容忍这类丑恶现象侵蚀党的肌体。同时，他又要求各级领导要查明情况，心中有数，“精细地掌握这一斗争。”
毛泽东为了精细地掌握这一斗争，他每天都要批转大量来自各省市、各大军区、中央各部以及地方党组织的“三反”报告，择其重要批转全党、全军，把他们的经验及时地加以推广，并对这些经验加以提炼、概括，提出指导性的意见和要求，借以推动“三反”运动的开展。他并从这些报告中认定，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已极为严重而又普遍存在，不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猛烈的运动，就不足以“使贪污浪费猛澜早日停止”。12月3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
12月31日，毛泽东在紧张的工作中度过了了除夕之夜，1952年元月1日18时半，毛泽东邀请党内几位负责人和十几位民主人士在颐年堂出席中央人民政府举行的团拜会，毛泽东发表元旦祝词：“祝我们国家在各个工作战线上的胜利。…….我还要祝我们在新开辟的一条战线的胜利，这就是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场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
团拜会后，毛泽东又为中央起草《关于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的指示》，他要求从中央到各省市，从各大军区到各级军区，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缩短学习文件的时间，召开干部会，限期开展斗争，送来报告，违者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不管什么人，一律撤职查办”。时至1月中旬，毛泽东从各地报告中看出还有很多地方“三反”斗争还没有真正发动起来，大小贪污分了和浪费现象远远没有揭露出来，他要求“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并连续几个晚上召开有周恩来、朱德、陈云、杨尚昆、杨立三、安子文、萧华、彭真参加的书记处会议，听取时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的薄一波关于最近“三反”运动情况的汇报，讨论“三反”运动下一阶段的工作，后约朱德、聂荣臻、粟裕谈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兵团生产和“三反”问题；接着又召开有周恩来、朱德、陈云、薄一波、彭真、黄敬、刘澜涛参加的书记处会议。研究布署“三反”运动，以期把这一运动更加深入而广泛地开展起来。
在这一系列会议之后，运动迅速进入一个新阶段，就是集中力量打“老虎”，把“三反”推向高潮。在1月19日中直总党委召开的一千人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宣布：贪污旧币1亿元以上的大贪污犯叫“大老虎”，1千万元以下的叫“小老虎”。毛泽东要求全党将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他说：“大小老虎已经是资产阶级分子，是叛变人民的敌人，如果不清除惩办，必将为患无穷，我全军对于贪污腐化犯法乱纪情节严重的分子必须一律予以惩办，不得姑宽”。他认为若不“将全部应有的而不是无中生有的老虎通通捉干净，否则运动结束，势必留下大批暗藏的老虎遗祸将来。”据时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的薄一波回忆：“毛主席当年抓反腐蚀的斗争，真是雷厉风行，他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他不仅提出方针，而且亲自督办；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待办法。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取我的汇报，甚至坐镇中节委，参加办公会议，亲自指点”。
当全国“三反”运动进入集中力量打大小老虎的高潮后，毛泽东发现了有些地方出现自上而下的压打虎指标，而且有层层加码之势，一些地方出现偏差，甚至用逼供信的办法打出了一些假“老虎”的情况，就立即指出：必须严禁逼供信，纠正错误。运动到高潮时期，必须唤起同志们注意这一点。2月9日，毛泽东在致高岗并告各同志的电报里指出：个别单位已出现用逼供信的方法打虎，结果打出的不是真虎而是假虎，冤枉了好人（已纠正），各地如出现此类情况请予迅速纠正。2月22日，毛泽东在转发华东军区“打虎”报告的批语中又指出：全军打虎战斗已达高潮，目前第一要打尽老虎，不要松劲；第二要注意调查研究，算大账，算细账，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注意这两条，就可获得全胜”。2月26日，毛泽东在在转发中直党委“打虎”报告的批语中，再一次强调：“要材料，要证据，严禁逼供信，这是目前打虎作战是否能取得完全胜利的关键的所在”。
毛泽东在“三反”运动后期的一个指导思想是：一方面对一般贪污分子，尽可能地从宽处理，甚至不划为贪污分子，把大多数人尽快解脱出来，以利于团结和教育更多的人；另一方面，继续要求深挖“老虎”，特别是“大老虎”。当“三反”进入后期时，中央鉴于查出贪污旧币一千万元以下的中小贪污分子占全体贪污分子95%—97%的情况，曾规定“对其中情节不严重者，一般应免予刑事处分，有的还可以免予行政处分。这样就有大约85%以上的贪污分子可以免予刑事处分。对此，毛泽东认为此规定便于争取团结教育改造大多数人，以利开展“三反”斗争和建设工作。同时，他觉得对很多的小贪污分子的行政处分还可更宽一些。提出在中央规定的撤职、降级、调级、记过这四项外，再加一项最轻的“警告”处分。并说，这样就有约占全体贪污人数70%上下的小贪污分子，只须给予警告处分就可以了，使大多数小贪污分子得到轻处，有利于团结改造。不久，毛泽东在给陈毅的电报中说：中央正在考虑不单是50万元以下而是100万元以下的所谓贪污分子，一般不作贪污而作占小便宜或公私不分，以便解脱更多的人，便于教育。同日，他告诉周恩来，100万元以下的人大部给予解脱，发一指示。
3月1日，李富春给毛泽东送去关于起草处理贪污分子的规定和追赃的规定，毛泽东当即批示周恩来酌处，说“还要宽一点，富春说得太严了。”到“三反”进入定案处理阶段时，毛泽东特别强调“认真负责，实事求是。”5月10日，他在中央转发的《中南局“打虎”新计划》批语中写道：“现当‘三反’运动进入法庭审判、追赃定案的阶段，必须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不怕麻烦，坚持到底，是者定之，错者改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嫌疑难定者暂不处理，总之做到如实地解决问题，主观主义思想和怕麻烦的情绪，必须克服。这是共产党人统治国家的一次很好的学习，对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具有很大的意义。”这个极其重要的批语对于纠正“三反”的错案，防止“三反”扩大化起了重要作用。
同时，毛泽东在处理有真凭实据的“大老虎”上也是慎之又慎的。刘青山、张子善是“三反”运动中揭发出来的第一大案，毛泽东直接督促此案的处理。刘青山、张子善分别是1931年和1933年入党的老党员，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领导干部，曾在敌人的监狱中面对严刑逼供，坚贞不屈，表现出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但在和平时期，他们居功自傲，贪图享乐，成了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俘虏。时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的刘青山、天津地区专员的张子善利用职权，先后动用专区地方粮折款25亿元，干部家属补助粮款1.4亿元，从修潮白河的民工供应站苛剥获利22亿元，贪污修飞机场节余款和发给群众房地补价款45亿元，以修建名义向银行骗取贷款40亿元，总计贪污挪用公款约200亿元（旧币），他俩不还同私商勾结，用公款倒卖大批钢铁，中饱私囊，使国家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干部群众反映强烈。华北局及时将情况及逮捕法办处理意见上报中央，毛泽东当即作出批示，肯定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
1951年12月4日，中共河北省委作出决议开除刘、张的党籍。12月14日，河北省委向华北局报告了对刘，张“一致意见处以死刑”意见。12月20日，华北局将处理意见上报中央，提议“将刘青山、张子善二贪污犯处以死刑（或缓期二年执行），由省人民政府请示政务院批准后执行”。
12月29日下午，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对刘、张的处理意见。经过慎重考虑，并征求党外同志的意见，中共中央决定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议，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刘、张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12月30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人民日报》头版将刘青山、张子善贪污侵吞国家资财的犯罪事实公布于众，同时发表了河北省委关于开除刘、张二人党籍的决定。
公审大会前，有人提出可以向毛主席说说，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意见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正是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这是一个很严肃的意义深远的决定，是中国共产党人法纪严明，公正无私的鲜明体现。”
1952年2月10日，在河北省省会保定对刘、张执行死刑，人心大快，称颂共产党廉洁清正，大公无私。让国人清楚的看到：中国共产党发动“三反”，惩治腐败决不留情。中国共产党人决不做李自成，决不背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不让千千万万先烈的鲜血白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