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军战斗力到底怎么样？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之际，抗战的话题又热起来。其中关于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问题，成为了一个热点。

　　回顾中国人民抗战史，可以发现，中国人民抗战之所以能取得胜利，主要还是最后形成了全民抗战的局面(后期国际力量援助暂且不表)。国军越打越弱，丢失国土越来越多。中共武装越打越强，夺回的国土越来越多。其根本原因就是“人民”这个因素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也直接导致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很快走向全面崩溃。

　　国军正面战场有功，但人民性缺失导致其越战越弱

　　抗战开始前的中国，经济落后，军事工业极为薄弱，只能生产步兵轻兵器，且不能完全自给，重兵器全靠进口，所以军队的武器装备远劣于日军。在军事训练上，除国民党中央直系军队在德国顾问指导下受过不同程度的良好训练外，大多数军队的训练内容落后，很不适应当时的战争。抗战前期，不少国民党地方系军队仍采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战法，如在战斗部署上，不论进攻和防御，都还不知疏散，仍用相当密集的战斗队形，以致增大伤亡；有的甚至在尚未到达阵地之前就已被日军炮火及航空兵杀伤近半。抗战胜利前夕，西北马鸿逵、马步芳系军队依然如此。

　　除了军官素质、军队装备及训练程度外，士兵的素质也是构成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民国以来实行的是志愿兵制，军队士兵都是招募来的破产农民、失业青年及难民等，国民政府没有经过训练的预备役兵源。抗战期间部队伤亡极大，虽然抗战开始时有不少爱国青年及华侨自愿参军，但毕竟有限，远远不能弥补前线战斗伤亡的缺额。所以兵员的补充及其素质就成了影响战斗力的重要因素。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日军很快侵占了华北、华中等大片国土，这时国民政府的兵源主要来自西南、华南各省。由于兵役制度不健全，征兵单位多与地主豪绅及乡镇保甲长勾结，造成强拉壮丁、受贿换人、冒名顶替及虐待壮丁等弊端丛生。许多壮丁受到非人的待遇，不但难得温饱、缺乏医护，而且常常受到毒打，甚至用绳子捆起来，形同囚犯，致使人民视兵役如瘟疫，深恶痛绝。被征、拉的壮丁，病、死及逃亡现象十分严重。从1937年至1944年的7年间，共征壮丁1100万人(其中或有重复统计)，实际到达战场者不足500万人，其余都逃跑或病故。这些送到部队的壮丁，一方面由于多数是强拉来的，思想抵触，加以军官虐待，官兵关系紧张，多不安心于军队生活，常想逃跑;一方面由于壮丁本身缺乏文化，90%以上为文盲，接受军事训练的能力甚低，而担任训练新兵的后补团、补训处对训练新兵的工作极不积极，仅以能看住新兵不使逃走为满足，所以补充到战斗部队的新兵，连基本的战斗知识及技能也不具备;再者是他们的体质也极不壮健。正是由于这种情况，国军的战斗力不断下降自在情理之中。

　　此外，更值得一提的是，国民党的几十位高级官员和将领，率上百万国军投靠日军，为虎作伥，也算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观之一。而共产党武装是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所以，淞沪会战期间，蒋介石向与日本媾和的中间人陶德曼说：“中国政府倒了，那么唯一的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将会在中国占优势，但是，这就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的原因。

　　全面抗战开始时部队老兵多，补充至第一线的也多是由后方部队中抽调来的受过训练的老兵。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国军中的很多官兵当时确实怀有强烈的爱国激情，所以虽然在武器装备、训练程度及军官指挥能力等各方面逊于日军，但部队士气比较旺盛，在淞沪会战等一系列战斗中的表现，总的来说，不但出乎了日军意料，而且也出乎了使世界各国的预料。但由于蒋介石对国际干涉赋予过高的期望，而这种期望又建立在尽早对日媾和，以保存实力日后对付共产党，以至于在淞沪会战时表现出了“极低的指挥能力”，导致国军元气大伤，再也没有翻过身来。精锐部队大量丧失，后来补充的兵员素质的下降，特别还受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战略消极的影响，许多高级将领的抗战意志不断衰退，军队的腐败现象日趋严重，许多军队的战斗力随之严重下降。战争后期的豫、湘、桂会战一溃千里，不但使中国老百姓对国军非常鄙视，也使国际社会大跌眼镜。特别是美国方面，当时的美国大使馆的一些官员，还有美军驻延安的观察团，都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共产党身上。关于这一点，美籍华人历史学家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有比较详细的论述。此书作为欧美和东亚的教科书，深受各界推崇，包括国内的知名教授张鸣和贺卫方等人。

　　蒋介石是怎样看待国军的战斗力的

　　蒋介石多次谈到过国军战斗力的问题。尽管大有“恨铁不成钢”的愤懑，但他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实在是开不出，也不可能开出有效的药方。

　　1941年10月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介石说：日本“最近每次取攻势来进犯我们，最多不过十天或两周的战斗力，在此期间如攻不下我们据点阵地，他固然要退却，就是攻下了我们的据点，他也没有确实固守的力量。从前年到现在，除宜昌之外，历次战役，都是如此。他现在不仅无力扩张战区，而且也不敢再存消灭我们野战军的妄想……这样疲惫衰竭的敌人，我们为什么还不能消灭他?为什么他来犯时我们不能抵御，而他撤退时我们亦不能截击，让他来去自如呢?这就是因为我们的军队实在太无用、太怯懦……不如从前。”“这次长沙会战，我们有这样雄厚的兵力，有这样良好的态势，我们一定可以打败敌人，一定可以俘获敌人很多的官兵，一定可以缴获敌人无数的军械;即使没有一万俘虏，也总应该有一千;一千没有，总要有一百;一百没有，少而言之，也应该有十人。但是现在你们连十个俘虏都没有，如何对得起自己的职守?”“现在并不是我们打不过敌人，而是由于我们高级将领的精神堕落，胆识太差，不研究，不上进，只知道做官，而忘却了我们革命军人的本务。”“总之，我们各战区这几次战役以来，一般将领的精神、决心和意志，实在是一天不如一天。在抗战开始的两年，大家都有拼战致胜的决心，有消灭敌人的志气，但到现在几乎完全消沉了。”

　　1942年9月，西安军事会议上蒋介石说：“我们当初对敌的重要策略，就是尽量诱敌深入，使他战线延长、战区扩大，使敌人不能不到处布置兵力，而不敢随便抽调。但是他现在竟敢从各战区自由抽调兵力集中某一战区，来进攻我们某一点……暴露了我军战斗力量已低落到了极点!我们明知敌人现在要进攻我们一个地区，绝对没有新的兵力可以增加，只能从各战区东抽西调，集中起来，妄求一逞。而我们不能够乘虚抵隙，去攻击他，来粉碎他在我战区的活动。即如这次浙赣路的战事，就是如此。我们明明知道敌人用来进犯我们的兵力，完全是从各战区抽调而来，但我们各战区在他未抽调以先(前)既不能出击阻止，而在事后又不敢乘机攻破他的弱点。这就是由于我军士气之消沉与战意之缺乏，尤其是我们一般高级将领对敌策略与作战能力毫无之表现。”

　　1944年2月，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介石说：“现在敌人以一个大队组成战斗单位，到处窜扰，而我们在自己的领土上作战，有自己的人民来协助，对他这种小兵力的窜扰，竟不能做有效的打击，实在是莫大的耻辱……被人家讥笑我们军队兵员的名额，徒然有如天文台上的数字，而实际作战，毫无力量可言。”

　　国军后期战斗力的真实写照：豫、湘、桂会战

　　这次蒋介石话音刚落，豫、湘、桂会战的事实马上兑现。在1944年4月到12月的8个月的时间里，国军出动约250万兵力，与日军的51万兵力作战。结果是，中国丧失了百余座城市和6000余万人口的大片国土;损失了厂矿总数的三分之一;丢掉了年产粮1.2亿石的重要粮区。国军伤亡50万人，丧失空军基地7个，机场36个。国军宣称歼灭日军也7万人。值得一提的是，国军丢失的国土，很快成为了共产党武装的敌后战场。这就是在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不许日军向当地共产党武装投降的原因。因为这个口子一开，中国的大部分地区的桃子就被共产党摘去了。远在西南一隅的蒋介石政权，没有那么长的手。由于美国、日本和蒋介石政权心有灵犀一点通，三方立刻携起手来共同反共。这些都是后话。

　　国军失败之快，连日军也因感到出乎意料而惊讶：在贵、柳战役中，日军在中、美空军不断袭击的条件下，不过二十几天就前进了700公里(从进攻桂林、柳州至占领独山)，平均每天前进30公里。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应当是很快的进攻速度了。防守设有坚固国防工事的广西门户——全县的国军在日军到达前就弃之而去;柳州的守军仅防守1天就仓皇逃离;贵州东南重要战略基地的独山储备有大量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而且援军第97、第98军的2个师早已到达战场，竟也在日军第104师团1个联队攻击下稍加抵抗就匆匆退走。国民党《扫荡报》记者南宫博记述当时的情况说：“独山的失守，表现了军方的无能，守军不战而退，大炮、辎重完全抛弃，敌军尚在数十华里之外，我军已仓皇逃走。”由此不难看出，豫、湘、桂作战失败的根本原因不仅在于作战指导的失误，决定性的因素是国民政府最高决策集团的消极、坐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用于战后对付中国共产党。日军侵占武汉以后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武装开展的敌后游击战争蓬勃发展，国民党顽固势力不愿看到共产党的强大，加强了反共摩擦，先后封锁与进攻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八路军，制造皖南事变，进攻与企图消灭华中的新四军。而国民政府军队许多高级将领腐败，军队战斗力下降，失去了人民群众、各阶层爱国人士与爱国侨胞的支持和拥护。

　　豫、湘、桂作战的失败在国内引起各阶层人民的普遍强烈不满。他们质疑：一个一步一步败退到边远地区的政府，难道还有打赢这场战争的希望吗?他们进一步认清了国民政府的腐败和错误政策的危害，从而在国民党统治区兴起了民主运动的新高潮。同时，这次失败使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产生不利影响，对美国的对华政策等也产生了严重而深远的影响。

　　豫、湘、桂作战的失败，使美国空军第14航空队的作战基地几乎全部被毁。在侵华日军已成强弩之末、中美空军又完全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国军竟发生如此惨重的失败，以致美军中一些人对国民党军的抗战能力产生了严重的怀疑，从而对中国抗战产生错误判断。甚至估计日军很可能长期占领中国，这样“即使日本在本土战败以后仍可继续在中国与盟军作战。这样可能把战争延长好几年方能把日本打败”。

　　在这种情况下，1945年1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罗斯福要求“俄国在它能力范围内尽早参加进攻(日本)”，以减轻美国的负担，于是在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为了使苏联尽早出兵打击中国大陆上的日军，罗斯福、丘吉尔竟背着中国与斯大林达成一项损害中国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秘密协定：允许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外蒙古)在苏联保护下独立，恢复帝俄时代在中国东北取得的殖民特权，如租借旅顺口军港、中苏共有东北铁路主权以及在东北“优先利益”等等。造成这种严重后果的根本原因，固然是由于美、英等国的大国强权政治，但直接原因是由于国民党军豫、湘、桂作战的失败。

　　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请不要拿后来蒋介石的“地图开疆”来作依据，把外蒙古独立的事甩锅中国共产党。

　　当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相互支撑的结果。但是，国军越战越弱，共军越战越强，也是历史的事实。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一直延伸到整个解放战争。历史证明，这个中流砥柱，实质上是由亿万中国老百姓筑建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