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揭秘“袁隆平走上神坛”背后的真相

　　前言

　　事实上，围绕袁隆平争议很大。在大多数人心目中，袁隆平一直是神一样的人物，被称为“杂交水稻之父”，是解决中国人吃饭问题的“大功臣”！

　　但是，以顾秀林女士为代表的反转人士认为，对袁的神话，将是国家与民族的灾难。刚开始，如柳（公众号“如柳说”）在自己的粉丝群里还为袁辩驳，主张对袁院士应该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看待，他研究杂交水稻有功，不能抹杀，这也应该是大多数人的看法。

　　后来如柳（公众号“如柳说”）仔细查阅了大量资料，发觉顾秀林等人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原来关于袁院士，大众确实了解太少，袁一直被并不符实的“神”一样的光环笼罩着，袁被推上神坛，确实有一些诡异的地方，或许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真相会被逐渐揭开。

　　鉴于大众了解的太少，出于社会责任感，如柳（公众号“如柳说”）查阅了大量资料，综合网上公开报道资料和文章，编写了这篇文章，希望能比较全面还原一些真相，也希望更多的人，关注国家种子安全和粮食安全。

　　袁院士被推上风口浪尖，最大原因是许多反转人士质疑袁院士团队在超级杂交稻育种中利用了转基因技术，新的超级杂交稻含有转基因成分。如著名反转人士顾秀林、陈一文都发博文指出，袁院士第3期、第4期超级稻都应用了转基因技术，用的是先转基因再杂交的手法。

　　在网上搜索袁隆平与转基因，有很多袁隆平团队研发转基因技术的新闻报道或文章，如2009年4月22日，新华网的报道“袁隆平：中国超级杂交稻亩产1000公斤大有希望”，其中就介绍了袁隆平团队是用转基因技术育种法：

　　【袁隆平说，通过穗颈注射法将稗草的总ＤＮＡ导入恢复系，后代产生变异，从中选育出新的优良、稳定的恢复系并选配出产量潜力可达９００公斤的超级杂交稻组合。经过分子检测，新的超级杂交稻组合中含有稗草ＤＮＡ的片断。　此外，玉米的Ｃ４基因已被成功克隆和导入超级杂交稻亲本中，初步测定具有Ｃ４基因的超级稻亲本，其光合效率比对照物高１０％－１５％。】

　　如《财经》杂志2013年01-07的文章也明确阐述第四期超级稻插入玉米的C4基因：

　　【四年前，这些科研团队组成了“国际C4水稻联盟”（下称C4联盟），希望将玉米中的高效光合作用机制，安装进水稻中，以提升水稻产量。这个新品种水稻被称为C4水稻……

　　袁隆平团队已宣布C4技术将被融入第四期超级杂交水稻研发中。在农作物中，玉米、高粱等为C4植物，水稻、小麦等皆为C3植物。目前主要的粮食作物多为C3植物。】

　　所谓转基因，就是不同物种之间的基因转移，比如上面说的败草基因植入水稻，玉米基因植入水稻，就属于转基因技术。而杂交，只是同一种物种之间的繁殖，比如水稻、野生水稻的杂交繁殖。

　　以下来自网上报道：

　　【2000年后，袁隆平成立了转基因应用研究室、分子育种研究室，从全国招聘了数十名高级专业人才。同时把儿子袁定阳送到香港中文大学专攻转基因。

　　2003年，他指导博士生开展远缘物种基因组DNA导入水稻的研究，将一批外源基因转入水稻。

　　2005年，他指导团队研究人员通过穗茎注射法，将外缘基因组导入了杂交水稻亲本品系。这项成果发表在《农业科学与技术》（英文版）6卷第3期上。

　　2006年，他指导团队研究人员在《中国科学》（C辑生命科学）36卷第4期上发表文章，公布通过基因枪将抗真菌病的基因导入到杂交稻中，获得了抗稻瘟病的材料。

　　2007年，他指导团队研究人员在《杂交水稻》22卷第6期上发表文章，公布通过基因枪转化法（一种常用的转基因方法）将抗除草剂的Bar基因转入到杂交稻中，获得了具有抗除草剂性能并能稳定遗传的新水稻材料。】

　　从上文介绍可知，袁院士团队一直在研究转基因技术。

　　据报道，袁隆平第三期第四期超级杂交稻已广泛推广，而我国正式批准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作物只有棉花和木瓜，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属于违法。

　　但袁院士对外宣称，第三期、第四期超级杂交稻没有应用转基因技术，究竟是否应用了转基因技术，只有袁院士清楚。

　　“以杂交稻的名义，偷偷加入转基因技术”，是袁隆平被反转人士们广泛质疑的理由！

　　由于篇幅原因，关于转基因主粮及转基因农作物的危害，只能留待以后再另写文阐述，读者可以参考如柳（公众号“如柳说”）的旧文

　　原创 | 揭秘转基因真相（一）：本质是什么？（点击阅读）

　　如柳 | 转基因背后的种子战秘密（点击阅读）

　　下面我们梳理一下袁院士的成名经过，同时还原一些真相。

　　1981年6月6日，当时的国家科委、农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要将新中国第一个特等发明奖授予杂交水稻研发团体。

　　杂交水稻特等发明奖的申报单位是中国农科院与湖南农科院。有20多名主要获奖人员，排名前四位的袁隆平、颜龙安、张先程、李必湖。

　　但是奖状上只写着“全国籼型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袁隆平等人”，没有其他人的名字，奖状与奖章也只有一份。

　　颁奖大会前一天，颜龙安向当时主管科技和农业的领导表达异议，因为杂交水稻是全国科研人员和群众的集体结晶。

　　随后，科委与农业部召开了一个协商会，除了袁隆平和颜龙安以外，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农民日报等9家媒体也旁听了会议。会上，袁隆平没有发言。

　　颜龙安后来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虽然当时的副总理方毅对他的意见表示理解，但大局已定。一位领导劝他：“今天晚上，国际广播电台就要向全世界播出‘袁隆平等人获杂交水稻特等发明奖’这条消息了，明天所有的报纸也都会刊载这则新闻，这么大的事情，关乎到国家威望，不好再有什么更改。”

　　作为事后补救，颜龙安与其余20多名主要获奖人会后都得到了一张复印的奖状，奖状背面写着每人的工作单位与姓名。同时，国家农业部特地发文，对总额为10万元的奖金做了细致的分配说明。其中，袁隆平得到的奖金仍为最多，为5000元，颜龙安比他略少，为4600元。

　　国家科委之所以如此裁定，虽然袁隆平并非杂交水稻的唯一研制者，但是由于他的《水稻的雄性不孕性》一文，引起了当时国家科委的注意，随后在政府的指示下，在全国范围展开了杂交水稻的研究。

　　《水稻的雄性不孕性》一文，发表在1966年的《科学通报》第四期。正是这篇论文，奠定了袁隆平整个幸运人生。

　　利用不育系来培育杂交水稻并非袁隆平的首创。

　　在国际上，美国农学家琼斯于1926年首先提出了水稻具有杂种优势的理论。日本学者则在1917年就发现了野生不育系，并于1968年培育出“三系法”杂交水稻，但由于效果不好，并未在该国推广开。

　　“三系法”是杂交水稻最早也是主流的技术路线。所谓“三系法”，形象的解释就是“一妻二夫”制，妻子是不育系，恢复系和保持系分别是第一任、第二任丈夫，共同完成杂交种子。

　　刚开始，袁隆平和他的科研组找了几年却找不到不育系。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华国锋指示，“将研究交给群众去搞。”

　　1970年，湖南省迅速开展了一个由专业人员和农民相结合寻找不育系的运动。不久，形成了席卷全国的寻找不育系运动，许多农业科研机构、农场、良种场、公社、生产队、大专院校都参与其中，各省成立了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形成了一个全国范围的大协作网。

　　袁隆平是大协作组组长。瓶颈也因群众协作运动此取得突破。

　　1970年10月，三亚南红农场的技术员冯克珊在当地的一个水沟旁发现了一株野生的花粉败育不育株，带领袁隆平的助手去挖了回来，当时正在北京出差的袁隆平接到电报后，迅速赶到三亚。这株野生不育株犹如在全国大海捞针被找到了，极其珍贵，后来袁隆平将其命名为“野败”。

　　冯克珊发现的这株“野败”，是如今绝大部分“三系法”杂交稻不育系的始祖。

　　“野败”的发现对杂交水稻研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野败”是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的突破口。

　　野败发现的农场

　　说点题外话，虽然冯克珊是“野败”的真正发现人，但是2000年以前的报刊和文献，“野败”的发现与冯克珊这个名字毫无联系！袁隆平从来没有提到过冯克珊这个人，杂交水稻被授予的国家级和省级奖励，从来没有提到过冯克珊。

　　一直到2002年，学者佟屏亚在海南调研时，偶然发现了冯克珊是“野败”第一发现人的事实，佟屏亚回到北京后，立即为冯克珊“正名”请功，写了一篇短文“为冯克珊发现“野败”请功！”，发表在当时佟屏亚主持的《玉米专家网》上，并将此文以信函发给湖南省农业科学院。

　　2004年9月8日在湖南长沙召开的“第三届袁隆平农业科技奖”会议上，“野败”的发现者、冯克珊等人获得袁隆平农业科技奖证书及5万元现金奖励。正式正名了！

　　冯克珊

　　1971年春，全国10多个省的农技人员都从袁隆平那里分到了“野败”种子回当地播种。

　　袁隆平带回的“野败”在长沙并没有出穗，江西省萍乡市农业局的颜龙安带回萍乡的“野败”却成功出穗了。1972年冬，颜龙安育成“二九矮1号”不育系及同型保持系，并开始向全国提供不育系种子。而袁隆平则比颜龙安晚了将近一年，在1973年秋天才育成“二九南1号”不育系和同型保持系。

　　在这场育种大赛中，颜龙安是成功育出不育系的第一人，因而也被人称为“杂交水稻之父”。也正因为这场“竞赛”有此过程，才有了后来“袁隆平与颜龙安谁是特等发明奖第一人”的争端。

　　有了不育系和保持系，但还没有找到好的恢复系，因为它是杂交水稻的父本，没有恢复系，“三系”就不能配套，不能用于生产。

　　全国的水稻技术人员开始全力攻克这个难关，在长江流域、华南、东南亚、非洲、欧洲等地的1000多个品种里进行筛选，找到100多个有恢复能力的品种。

　　直到1973年，广西农学院教师张先程在东南亚的品种里找到第一个结实率在90%以上的强恢复系，至此，籼型杂交水稻的“三系”配套获得成功。

　　1973年10月，袁隆平发表了题为《利用野败选育三系的进展》论文，正式宣告我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1981年5月，中国杂交水稻项目获得国家发明特等奖。

　　因此，杂交水稻是集体的功劳，得益于毛泽东时代的农业科技研究体制，总结起来，就是“人海战术”+“群众运动”。

　　1987年，中国将杂交水稻这个成果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科学奖。

　　本来是以中国农科院和湖南农科院为主体来申报，但根据国外的评奖规则，报奖人不能是一个单位，必须要具体到个人。

　　袁隆平是1981年特等奖的第一获奖人，于是，顺理成章地，这次大奖就再次落到了他的头上。由于联合国科学奖名气较大，袁隆平声望日隆，使得媒体与公众也就越来越多地只关注他一人。

　　袁隆平虽然是全国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组长，但他的研究进展并不是很顺利。1975年以后，他以自己的不育系配成的优势组合“南优2号”，在湖南洞庭湖地区大规模试种。与同类杂交稻品种相比，“南优2号”的确长势最好，穗大粒多，但却有致命缺陷——不抗病。后来，洞庭湖地区几十万亩水稻遭遇矮缩病，颗粒无收，“南优2号”也因此被逐渐淘汰。

　　1980年代，福建三明农科所技术员谢华安育成了新一代强恢复系“明恢63”, “明恢63”与颜龙安的不育系“珍汕97”配套，生产出来的种子就是“汕优63”。

　　“汕优63"从1987年起连续15年种植面积冠居全国，单年最大种植面积超过1亿亩，是迄今为止国内种植面积最大、推广速度最快、连栽时间最长的品种。

　　杂交水稻研究的上述历程引发了一个争议：第一个能大规模推广的不育系、保持系、强恢复系与优势组合都不是袁隆平做出的，但长期以来他却被称为“杂交水稻之父”，几乎成为杂交水稻唯一的形象代言人，这明显拔高了他的成绩和贡献，违背了客观事实。

　　袁隆平最大的贡献就是写了那篇论文，拉开了我国大规模开展杂交稻研究的序幕。

　　1994年，幸运再一次落到了袁隆平头上。那年，有个叫莱斯特·布朗的美国环境问题和农业问题专家，写了一本报告，叫《谁来养活中国》，这本书相当于在中国扔了一枚炸弹，中国人为未来的粮食安全忧心忡忡。

　　这时，袁隆平站出来反驳，带给了老百姓信心，他掰着手指头计算杂交水稻只要推广到多少亩就可以解决多少人吃饭。

　　中国人民欢呼，原来我们竟然拥有袁隆平这样的英雄科学家。这年底，国家科委领导向总理汇报工作时，总理关切地问到了袁隆平：湖南的袁隆平为啥没被评为科学院院士?

　　1995年，袁隆平被评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谁来养活中国》这本书，变成了袁隆平最好的宣传海报，他逐渐成为大众明星一样的科学家，逐渐被推上神坛。

　　我们今天再回头来看，《谁来养活中国》这本书应该是美国有意对中国的误导，是一场不怀好意的阴谋，从书里对中国开出的四条意见中的两条就可以看出：

　　（1）坚持计划生育政策，减少人口数量，争取不突破现在预测的人口峰值16.6亿。

　　（2）大力增加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集中力量开发国家特别需要的农业新技术。

　　我们今天应该才明白，所谓农业新技术就是转基因技术，这本书实际上是以耸人听闻的粮食恐慌为借口，为在中国推销转基因技术作舆论宣传，可惜那时基本上所有中国人都被傻傻误导了，在中国粮食稳定增产的形势下，却担忧中国的粮食安全，直至后来，大部分人顺理成章相信必须搞转基因技术，才能解决粮食危机。

　　更可怕的是，被误导的善良中国人也相信美国人开出的药方：必须严格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减少人口数量，才能解决中国人的粮食安全。

　　因此，大约从1994年、1995年开始，中国实行了最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应该都有印象。

　　1994年后开始的严厉恐怖计划生育政策的恶果在今天开始显现，我们可以去打听一下1994后到2000年前后的年轻人，男女比例性别严重失调，年轻人数量剧减。

　　也是从90年代中期严酷的计划生育措施后，中国人的生育欲望呈断崖式下降。

　　稍有头脑和见识的人，今天应该可以明白，《谁来养活中国》就是一本阴谋误导中国人的书，背后是美国资本集团针对中国的舆论战、心理战。

　　它以耸人听闻的方式，故意给中国人开毒药方，对中国人进行计划生育洗脑和推广转基因作舆论造势。

　　但是，今天还有许多中国人被洗脑了，不明白美国舆论战的险恶用心。

　　无论你怎样告诉他们，转基因解决粮食危机的宣传是谎言，他们总是相信美国人的说法，相信美国培养的专家的说法。

　　当大家思考一下1994年后因为被美国人舆论心理战误导后，中国实行最严厉的一胎政策后的人口隐患在今天逐渐现象，再联想一下自从1994年以后，以“粮食危机”为幌子的转基因技术也开始逐步在中国进行舆论造势，转基因技术因为某些专家的站台而使大众迷惑，我们是否应该重新思索袁被推上神坛背后的迷雾？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1994年后袁隆平幸运地被推上神坛，究竟是巧合还是有人故意谋划推动，大家自己去想吧。

　　2014年1月10日，“两系法杂交水稻”获201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在50 位获奖名单中，袁隆平排名第一，并以首席桂冠登台领奖。

　　然而，“两系法”杂交水稻理论和应用技术体系的真正创建人，是湖北省仙桃市沙湖原种场的技术员石明松，当时他已去世。获奖公示名单并没有他，后来经过他的儿子奔走争取，最终在获奖名单里排名第三。

　　1980年初春，趁湖北省农牧厅的春耕生产检查组来沙湖原种场之际，石明松把他的“两系法”研究报告交给了检查组一位负责人手里。

　　石明松的“两系法”研究报告得到了湖北省高度重视。湖北省专门成立了“两系法”杂交稻协作组，联合省内的7家单位进行研究。

　　日后的研究证明，石明松开辟了一条新路。与“三系法”的“一妻二夫”制不同，“两系法”实行的是“一妻一夫制”。

　　石明松培育的“两系法”杂交水稻，通过省级鉴定，获得了湖北省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被列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课题与国家“七五”攻关课题。

　　1987年，“两系法”水稻研究被正式列为国家863计划的第一个项目，编号101，袁隆平任责任专家，主持全国16个单位的联合攻关。石明松也在专家组成员之列。但不幸的是，在项目刚刚开展之际，石明松却在一次意外事故中身亡。石明松创建的“两系法”使袁隆平获得了201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

　　杂交种子对中国的粮食增产贡献巨大是事实，但是因此说袁隆平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养活了中国13亿人口，就夸大其词了。

　　首先，粮食≠水稻，粮食主要包括水稻、小麦、玉米、薯类、豆类这五大类。

　　小麦，玉米也是中国人的主食之一，在中国人谷物比重中，基本都处于各占三分之一的比例。

　　中国粮食总量和人均消费量的增长，是所有谷物单产大幅提高的结果，而不只是推广杂交水稻的结果。在这三种作物中，如果按单产的提高幅度看，水稻反而是贡献最小的。

　　水稻分粳米和籼米，是两个不同的亚种。粳米就是日本米和东北米，籼米就是口感相对差一些的普通南方大米。

　　我们经常听说的杂交水稻，大都是属于籼型的。而今天中国单产最高的水稻，其实是主要在东北种植的粳稻，而不是淮河以南水稻种植区的籼稻。

　　也就是说，中国水稻单产的提升，同样并不全是杂交水稻的贡献。这是其一。

　　其二，中国粮食单产的提高，育种技术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还包括化肥的施用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短时激励作用。

　　如果只看化肥的话，半个世纪来，中国化肥施用量与粮食产量的关系，会让你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的粮食增产，就是靠化肥堆出来的。

　　有人甚至将1978年以后中国粮食产量高增长直接归结为1973年代初，中国决定向西方国家大规模进口成套设备的“四三方案”，因为该方案引进的大型成套设备提高了中国的化肥产量。

　　1984年后的中国，粮食增长速度迅速放缓，甚至出现下降，而化肥始终在高速增长，它的边际效益在逐渐降低。

　　1982年“一号文件”出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正式在全国范围内被允许。紧随其后的便是1982—1984年粮食大幅度增产，在84年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397公斤，首次触摸400公斤线。

　　1984年以后，粮食增产放缓，甚至出现下降，粮食减产到人均占有356公斤。表明家庭生产承包责任制的激励作用也只是短期效应。

　　总之，所谓的八十年代解决吃饭问题，是化肥、育种技术和激励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

　　只不过，后来化肥的边际效益和家庭生产承包责任制的激励效应都在逐年下降。

　　亩产近千公斤的超级稻，往往是生态环境特别好的示范区的为追求破纪录的产品，并不具有普遍种植意义。

　　有人统计：专家的产量和农民的产量完全不同，一般情况下，850公斤的专家产量，到农民种植时能做到650公斤已经不错。

　　著名反转人士顾秀林女士如此评价：“袁隆平院士的路线是追求单产冠军，在技术上搞的是专种专肥，这里有一点锦标主义，适宜的范围很小。只要想一想：中国有高产田有低产田，增加粮食供给，低产田、低产区的潜力最大。袁隆平的锦标赛模型不尊重各地栽培条件的多样性，一味地用专种专肥造锦标，不关注在中低产地区普遍性提高单产，这是取巧走捷径、走旁道，不是走正道。”

　　以亩产926公斤的“袁氏超级稻”为例，不仅需要高肥高水，还必须人工插秧、七天一打药、人工除草和量身定造的“配方精确施肥法”，总之“不能计较成本”。

　　因此，有人说，亩产近千公斤的超级稻故事，就是这样一个剧本——“在水肥条件好、小气候条件好、栽培水平高的地方，选择便于管理、参观的地块建立超级稻百亩示范片，重肥、密植、精管，严格防病治虫，成熟时组织专家测产验收，再通过媒体宣传”。

　　所谓亩产千公斤的超级稻，和普通农户大规模种植并没有多少关系。可以说，是为破纪录而破纪录。

　　2013年，中国实际水稻平均亩产量仅为447.8公斤，与1000公斤的试验水平相去甚远。在安徽，隆平高科的超级稻出现大面积绝收。

　　这种为追求破纪录而破纪录的浮夸风毛病不止出现在袁的团队，已经波及到整个中国水稻育种行业。

　　2006年时，超级稻亩产纪录在中国云南诞生，“协优107”超级稻达到了亩产1287公斤的水平。这个数字大约是中国平均水稻亩产水平的三倍!

　　当地之所以创造了高产纪录，“主要是生态环境特别好”，袁隆平告诉记者，“在那个地方可以，但没有办法推广。”

　　从上面梳理的事实，我们应该可以看出，袁隆平院士对中国的水稻粮食增产，作出了较大贡献，这是客观事实。他的最大贡献就是，他的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引起了国家在全国范围开展并重视水稻杂交研究，因此他属于水稻杂交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国家给了他至高的奖励和荣誉。

　　但是，杂交水稻的研制成功是集体的功劳，得益于毛泽东时代的农业科技研究体制，得益于“人海战术”+“群众运动”。

　　但是，把袁隆平捧上神坛，把他说成是解决中国13亿人吃饭问题，就是言过其实，夸大其词。

　　袁隆平的成功，背后有千千万万默默无闻的基层农业科研工作者，是他们的艰辛努力和无私奉献成就了杂交水稻，成就了袁隆平。

　　无论“三系法杂交稻”还是“二系法杂交稻”，袁院士挂个虚名，既无培育出优势品种也无明显成绩，但是把他吹捧成“杂交水稻之父”，是典型的“造神”运动。

　　今天的抗击新冠疫情战役中，也有跟袁一样的造神运动，而且某些人为造成的神不断给国人制造各种舆论误导，后患可能在未来若干年后显现，等那时国人明白过来时，已经悔之晚矣！

　　袁院士是“人”不是“神”，从上文梳理的事实可以看出，“野败”的发现者是冯克珊，此前袁院士根本就没有提及过他；“二系法”的发明人是石明松，后来能在获奖名单里排名第三，还是石的儿子据理力争的结果。

　　另据佟屏亚写文披露，近几年炒得比较热的“袁隆平培育海水稻”，实际知识产权人属于陈日胜，是陈日胜坚持30年培育出的。

　　媒体也炒作成袁院士领衔的技术团队培育出海水稻，媒体上到处是袁院士怀抱海水稻发出豪言壮语的照片，声称可以再养活8000万人。

　　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把他人的科研成果心安理得称作自己的，人品也是被质疑者广为诟病的另一个方面。

　　袁隆平的成功，也给袁氏家族带来了无上荣耀和现实利益。隆平高科2000年上市，标志着农民低价获得杂交稻种的时代就此终结。

　　育种科学家和种业资本家为了获得种子垄断收益，摒弃原来的种子，导致现在的种子发展趋势杂交化、转基因化，种子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种子了。

　　不能留种的所谓高产杂交种一统天下，破坏了生物多样性。长期种植不能留种的杂交种子，原有种类繁多、能自留种的老种子90%以上因为长期无人种植而消失。实际上，杂交稻米很难吃，营养差，这是事实。

　　育种垄断不但剥夺了农民的留种权，还存在着巨大的战略安全隐患。正如李昌平所说，

　　“假如有一天，出现了某种特殊情况，譬如种子基地或种子仓库被“恐怖分子”袭击了，或播种后出现大面积天灾导致必须补种，等等，农民种什么呢?中国人吃什么呢?这事关国家和民族的安危……

　　以您老人家为代表的育种科学家群体，虽然为人类的食物安全做出了不朽的丰功伟绩，但也有可能因为追求垄断商业利益而剥夺农民的种子主权，最终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当然，袁隆平被异议的最大原因，还是反转人士的质疑：质疑他的团队在偷偷摸摸搞转基因水稻研发，由于袁隆平特殊的“神”一样的地位，他的转基因超级稻以杂交稻的名义，可以绕过国家的审批。

　　这才是巨大的安全隐患。

　　在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目前我国法规禁止转基因主粮商业化。

　　如果袁隆平继续被“神”一样看待，挺转派们利用袁院士的话语权和特殊身份地位，在我国合法商业化推广转基因主粮可能就指日可待了。

　　这对国家与民族的未来，将是巨大忧患！

　　转基因食品究竟安不安全，不应该由生物科学家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转基因食品的危害是慢性的、延时的，需要几十年才能彻底看清，需要医学健康专家、食品专家、环保专家等其它领域的科学家共同裁定，仅仅生物学家不具有完全的发言权。

　　农业科技界的虚夸浮躁的作风该结束了，更多的真相需要揭开。

　　关于转基因技术，需要自由的讨论环境，而不是所谓科技权威们的话语垄断。袁隆平该走下神坛了。

　　参考文章：

　　1.《袁隆平是真正的杂交水稻之父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钱炜

　　2.《杂交水稻研发历程重要揭秘》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钱炜

　　3.《 袁隆平是怎样一步步被推上神坛的》作者 黄章晋·

　　4.《把袁隆平请下神坛》作者：伯通

　　5.《被神化的袁隆平》作者：子牛

　　6.《老田：杂交水稻小麦育种过程中间的“人海战术”和“群众运动》

　　7.《袁隆平和转基因水稻：不得不说的故事》，来源：价值网

　　（本文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