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前言

写在前面的话   1956年我在大学念书时，同班的一位女同学和我的关系比较近，年级党支部书记对她提出了警告：你别看他现在功课这么好，这种人在我们国家是没有前途的。果然如此，到了1958年第二次反右运动时便根据指标得到一个右派名额，在东北的劳改场生活了19年。到了1981年，我已经47岁，认识了一个从东北生产建设兵团回北京的可以教育的子女，她那年29岁，在兵团养了12年的猪，对哇哇乱叫的猪崽很有感情。我告诉她，结婚后不要孩子，她说：我们的孩子一定又聪明又漂亮，为什么不要？在她看来，我在劳改19年以后还能在大学教书，智商一定不差，同时对自己的容貌也很有信心，后来她同意了我的观点，那就是我们没有力量让孩子不受苦。其实，她自己的经历也说明这一点，她的父亲毕业于辅仁大学，在北京的一所中学教书，在反右期间被定为反革命，她便成了可以被教育的子女，离开学校到兵团养猪去了。

   我在大学的一位同班同学在原子能科学院工作，被调到四川建反应堆，妻子没有力量照顾三个孩子，他只得带走一个，到山沟里过日子。我在1979年平反回到北京后曾应他的要求去看望他的妻子和孩子，在北京西郊的山沟里找到了他的家，是筒子楼的一间宿舍，安放了两张床后，留下的空间就很小了，念高中的大女儿在一个木箱旁做功课，他的妻子牵着小女儿到附近农民家买柿子椒想给我预备午饭。

  如今时光流过了快30年，我也早就退休在家，写下这些是希望对历史感兴趣的人们能问自己：如何致力于一个和平的时代，使后代能过上快乐的日子。回忆从抗战爆发的1937年开始，为了民族的存亡，有460万军人战死，在新中国诞生的过程中，有多少人失去了生命至今没有看到公布的数字，但是，有一张照片多少说明了一些事实，在淮海战役中，一位中将兵团司令邱清泉在肉搏中战死，胸口有三个刺刀口，而在新中国诞生后，又有多少人死于非命呢。

   要想想过去，看看现在，设想未来。

   谈到过去，东方出版社在2006年出版了一套名人回忆录系列，共18种，其中，原北大校长蒋梦麟先生的“西潮与新潮”叙述了中国教育的发展史，他是在日寇轰炸期间在重庆的防空洞的昏暗的灯光下坐在小板凳上写成的，如今成了台湾青年几乎人手一册的“人生教科书”。读书不多的草根百姓其实也可以写历史，有人曾记下了60年来每天开支的情况，如，豆腐一块，2分，给当今研究CPI的经济学家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我记得1956年英国和平战士，著名的费尔顿夫人访问我国，曾到当时的东单菜市场参观，在鸡蛋摊位前，她问售货员可以买多少，得到的回答令她深有感慨，她说，我在英国也是名人了，可是每天只能配给一个鸡蛋，可是在这里却可以任意买。当时北京的市场还有去壳的冻成块的冰蛋和全蛋粉，鸡蛋和冰蛋4毛一斤，全蛋粉一元六角一斤。再补充一点，当时的大学副教授的月工资是160元。有心的人从这一段简短的报道可以得到多少宝贵的信息呢。

   谈到现在，我们每天可以接触许多人，看到许多现象，听到许多声音，从中当然可以找到值得思考的问题，然后就能得到结论。我到早市买水果，最好的大久保桃子（每个大约有一斤重）每斤一元五角。果农从春天到秋天，浇水，除草，，剪枝，打药，松土，轰小鸟，到了收获的时候，小心地摘下来，卖给收水果的人，再运到批发市场，再批发给小贩，最后我花1。5元装到篮子里。这个过程完结了，果农能得到多少？大概只有几毛钱。我还需要买圆珠笔芯，重量大约2克，价钱是一元。对比起来，就能明白中国今日农村穷困的原因，也许有人要问，为什么不把桃子的价格提高一点呢？无论是果农还是卖桃子的人何尝不想卖得贵一点，可是，一旦贵了，就没人买了，因为根据现在公布的数字，中国的留学生到欧洲或美国打工，每小时工资是150-200元，如果在自己的国家打工，可以得到规定的最低工资每小时9。7元。问题就在这里了，当大学教授的月工资规定为5000元左右时，北京的桃子只能卖这样的价钱。结论自然是，一个国家，不论在城市盖多少摩天楼，开多少超级市场，当他的70%的人口处于生活的底线时，这样的社会值得赞美吗！

   至于将来，哲学家早就说过，看他的过去就知道他的现在，看他的现在就可以判断他的将来。对人或对社会都如此。不久前，中央电视台播放了“走向共和”这部多集电视剧，纪念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他给后人留下了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和实业计划，同时还指明：世界民主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句话虽然是在80年前说的，但到了今日，更是光辉灿烂。（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