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第一章

第一章   协和医院的出生证明

2004 年夏天北京的报纸发表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将为上世纪三十年代在该院出生的人作免费体检的消息，我按照公布的电话号码与他们联系，对方要求提供我父母的姓名。三天后，医院告诉我，我的姐姐也是在协和出生的。七十年过去了，经历了八年日寇占领，当年的出生记录居然保存完好，这座由洛克菲勒基金建立的医院的管理水平怎不令人叹服。那次体检非常仔细，除了脑部核磁共振和CT检查外，还有许多项目，包括平衡和智力测验，事后没有将检查结果通知本人，看样子是和老年痴呆的研究有关，据说，这次体检是由美国出钱，分别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各选择一家医院，前者便选择了北京协和，由此可见协和医院在国际上的地位，同时也令人感到美国这个国家挺可爱，三千多人的体检是要花费一大笔钱的。

这次体检还证明了我的出生日期的确是公元1934年9月。三年后，抗日战争暴发，我的忧患时代与国家的忧患时代同时开始了。在战争暴发前，我的父亲在河南内乡乡村师范学校当数学教员，他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铁道桥梁专业，与我国著名桥梁专家毛以升同一专业。而且几乎同时攻读这个专业，但是命运的安排使他走完了全然不同的道路。毛以升在抗战初期亲自指挥炸毁了他设计的杭州钱塘江大铁桥，终生从事铁道桥梁的工作，并成为我国现代桥梁工业的统帅，而我的父亲则当大战爆发时在那所乡村师范学校校长带领下，与大部分学生走上抗日前线，参加武汉会战。八年战争后的1945年秋天，我在湖北巴东（ 这座位于长江西陵峡的小城如今已被淹没在滔滔江水中了）念高小，父亲在当地任县长，迎接一批批还都南京的官员，其中就有他当年在河南内乡的学生，那时已是空军第四大队大队长，我记得他到我家看望父亲，穿着飞行员甲克，背后有一面很大的国旗。经过长期战争，人民应该休养生息，重整破碎的家园了，但是战争又起，那是内战，到了1948 年，我的本来应该成为桥梁工程师的父亲，以简任二级文官（ 国民党高级文官，中级文官为荐任，初级文官为委任 ）的身份在山东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百万雄师渡江战役，后于1955年被定为历史反革命，从上海国棉六厂军代表降为科长，在公元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被扫地出门，到故乡监督劳动，1978年死于白血病，愿因是在乡村没有劳动保护的条件下熬制胶水，苯中毒，和白沟的制箱包女工死于相同原因。

关于他参加解放军的过程，倒是很有说说的价值，原来他担任联勤总部济南被服厂厂长，这是一座有数千工人的大厂，解放济南之战打响，而且败局已定，他接到的命令是炸毁工厂，随军向青岛撤退，但是，看到现代化的设备和仓库里准备发运的10万套军用棉衣，他居然动员工人护厂，到了最后在撤退到青州时被拦截，所有人员一律进行甄别，当查明他的身份后，立即叫他返回工厂，这座工厂是解放军获得的第一个大型被服厂，48年冬天急需棉衣，但是在这个关头工人罢工了，军方不明白，工人阶级怎么会在解放后罢工呢？原因很简单，联勤总部的工厂是按照统一标准发放工人工资的，在山东的工厂一律发白面，可是，解放后，改为小米了，官方不明白，我们都吃小米，工人怎么能发白面?, 工人也不明白，怎么解放了倒吃小米了？于是开始罢工。在那个战争时期，是没法找出带头闹事的人的。这个被俘的厂长回到厂里，了解情况后，告诉官方，我们原来给工人什么待遇，现在还要给同样的待遇。问题解决后，工厂立即开工，1948年的冬装也就马上到位了。当时，解放军还有一个大难题，就是要为解放上海后给大批工厂企业配备军代表，而军代表必须多少懂一点工厂管理的事，而这些未来的工厂军代表又只能从部队抽调有文化的干部来担任。虽然部队里有初中文化的干部不难找到，但是，找到能担任讲授企业管理的教员就很困难了，这时，被俘的这位厂长就被选上了。于是，父亲便从被服厂调到刚开办的技术干部学校担任副校长，教授一门课：工厂管理。同时，按起义将领身份参军，配备警卫员和一匹马，待遇是每月8袋白面。半年后，渡江战役打响，父亲带领学员最后坐木船过江，他的船上装的是钞票。上海解放后，父亲在上海军管会担任秘书，工作地点在理查大厦，他的学生则纷纷担任各企业的军代表，即企业的最高领导，而他们当初的副校长则在不久后被调到国棉六厂担任机物料科科长。

这里要插上一段关于这个工厂的历史，上海国棉六厂是日本在二战期间建设的，是一座中型棉纺织厂，6万纱锭，厂名日华纱厂，二战胜利后，按敌产接收，改名中纺六厂，产品是著名的蓝凤棉纱和龙头细布。工厂在曹家渡长寿路，其生活区就在马路南边的安远路，相距不到200米。从该厂的布置可以看出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也就是大约七十年前，日本在中国建设的工厂是怎样的配备。首先，一个6万纱锭和三千台织布机的工厂，其管理人员为：厂长一人，副厂长兼总工程师一人，工程师数人，分管纺纱，织布，机械，父亲担任的机物料科设科长一人，科员二人，全部管理人员在一间大办公室，厂长和总工在大办公室旁边各有一间小办公室，机物料科在当前则是设备科和材料科，可是在五十年代，则是三个办公桌拼在一起，中间有一个牌子，上书：机物料科。全厂管理人员大约20人。

我的家就住在这座工厂的生活区，大院子里有小学，游泳池和商店。职工宿舍分三种，工程师每家是三层楼的欧式洋房一座，有短围墙。车间拿摩温（就是车间班组长）以上则是每家住连体二层日式楼房一套，楼下是客厅，厨房和卫生间，房后有很宽的走廊，可以安放躺椅，最后面是小花园。楼上有大小两间卧室。大房间里有大壁橱，宽度至少有一米，可以存放被褥和杂物，所以显得很大。二楼房间的门口还有一道小楼梯，通往房顶下的小间，可以安置一张单人床。可见，日本住房的空间利用率非常高。在上世纪40年代，职工宿舍就有煤气了，不过卫生间很简单，除了抽水马桶外就只有一个高木桶，是洗澡盆。日式房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铺设榻榻米，其尺寸为宽1米长2米。厚度大约为5厘米，走在上面一点声音也没有。在大院里还有养成工的集体宿舍，养成工就是徒工，都是女孩子。至于其他工人，则住在院外。

这就是上世纪50年代在上海的一座工厂的职工宿舍，70年过去了，现在的工厂职工能达到这个水平吗？需要思考的是，在70年前，日本人在上海建设的工厂就是这个水平，1945年以后，是民国时期了，仍然保持这个水平，怎么到了现在，却失去这个水平了？

当时的职工工资是怎样的水平？厂长和总工是每月900元，我的父亲本来可以按照保留工资，就是按照原来简任二级文官的工资，每月700元，但是他认为太高，自愿降低到同级科长月薪460元，我家隔壁的一位拿摩温（车间班组长）是月薪120元，车间保全工月薪76元。当时的物价以最普通的烧饼油条计算，每个葱油烧饼二分，目前早市的烧饼是一元五角一个，质量差得远，，也就是说60多年来物价上涨了大约75倍左右，按照这个购买力计算，现在上海国棉六厂的科长月薪应该是460的65倍，即大约每月三万元，总工月薪则是大约六万。保全工月薪应该是76元的65倍，即五千元。值得思考的是，65年过去了，为何如今的工厂职工收入却远低于当年？

这种工资制度还反映出，工人与职员的工资差很大，科长月薪大约是工人的七倍（460元比76元），更不用说总工与工人工资的差了。到了65年以后的当今，这个差额就很小了，凸显了中国工资制度的无奈与尴尬，如果以当今工厂职员工资为基数，工人拿七分之一的工资，他的老婆孩子都得饿死。反之，以工人工资为基数，职员拿七倍的工资，决策部门肯定反对，所以中国的工资制度只得维持现状。

说到这里，还要提到，当今的外企雇佣的中国职工工资要比国企同等职位的人员工资高出数倍，他们在中国做生意，缴纳税金，其盈利很高，反观国企，工资占成本的比例很小，但往往还是赔钱，要国家补贴，这是为什么？

下面还需要考虑一个问题，一个6万纱锭的棉纺厂，在日本占领时期和民国时期二十多职员就能管理起来，而且还生产名牌产品，如今这样规模的棉纺厂需要多少脱产干部？一个机物料科是三个职员，现在分为设备科和材料科，没有两位数的干部是万万不行的，更不用说更上层坐办公室的厂长助理，秘书，副厂长，支部书记等等官员了。我去过那时的总工办公室，只有一张桌子。

以上这段话是一段插话，大致介绍了65年前在上海的一座轻工业工厂的情况，算是一段历史资料，用事实说话。

从我的历史看来，一个幼儿的记忆大约开始于三岁，就是抗战前的河南内乡师范学校时期。我的父亲本来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按说应该在工程界找到不错的工作，可是却到河南一个小县去教书。那所学校设在一座庙里，叫天明寺，寺里有一座宝塔，塔的底座上有坐佛，佛的身后有一口非常小的井，直径大约只有五寸，我最喜欢的事就是从井的一边跳到另一边，另外就是跟着学生每天早上在操场唱校歌，这是我学会的第一只歌，如今只记得开头两句：天明寺里有座塔，约有七八丈高。另外，还有两点记得的事，一个是当地有个军阀，名叫别庭方，这所学校就是他办的，每当他来学校，全校都要大扫除，我留下的早期印象就是大官很威风，其次就是父亲讲给我听的当地人民的生活，说有一个人作梦到了皇上的金銮殿，皇帝请他吃饭，他的朋友问，皇上请你吃啥饭，这个做梦的人回答：唉呀呀，皇上坐在金銮殿，左边是大筐的馒头，右边是大缸的香油，随便吃呀。

还需提到的就是内乡师范的校长张含清先生在抗战爆发后和部分教职员以及学生投入对日作战的大军，武汉会战以后去江西帮助蒋经国办干部学校，当教育长，最后的官职是中将参议，战后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员，解放后任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历史教授，1957年被打成右派，这也是命运的安排吧。

父亲参加武汉会战，母亲带着三个孩子暂时住在武昌，随着战争的阴影日益浓厚，日军对武汉的轰炸加剧了。那时武汉没有防空洞，我们只能躲在地下室里，从窗户可以看到探照灯的光柱直射高空，高射炮的声音是连续的，炸弹的爆炸则使房屋震动，虽然每次爆炸都会带来生命和财产的毁灭，但是战争在四岁儿童的眼里倒并不可怕。记得从河南到武汉是坐独轮车去的，那时汽车太少了，我和姐姐分别被捆在独轮车的两边，中间是发出吱吱声的大车论，推车的人要不停地扭动腰部才能保持车子的平衡。在乡村的泥土道路上推这种车是非常辛苦的，而我在车上倒是很快活，因为不用走路，而且怀里抱着一罐牛骨髓炒面，饿了就吃。后来就到了武昌。

在武昌的生活有两件事记得很清楚，一件是打下来21架日本飞机，那是开战以来最大的一次空战，许多年以后才知道是苏联志愿空军库里申科大队长率领的飞行员配合中国空军参战的。记得第二天我看到日本飞机残骸被烧得黢黑，旁边有士兵看守。日本飞行员的尸体不 在里面。那天全城欢腾，庆祝这次胜利。关于苏联志愿空军大队的事迹，在许多年以后看到的材料是，库里申科战死在另一次空战中，而且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支援在苏德战争爆发后即中断了，后来由陈纳德率领的美国志愿空军继续援助中国的抗战。史料记载，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苏联援华志愿空军牺牲了二百余人，而美国援华空军人员战死者达五千多人。特别是在日军封锁了从缅甸向我国输送物资的唯一通道后，美国作为盟友只能开辟驼峰航线，而当时最好的螺旋桨飞机的升限只有6千多米，所以不得不在山谷间飞行，再加上当时的导航条件差，所以失事的飞机提别多，但是，飞行人员得到的命令是：在任何气候条件下昼夜不间断飞行，失事多少架补充多少架。这样，失事的五百多架飞机连同他的飞行人员便留在荒野了，于是，那些失事的飞机便在驼峰的山谷里铺成了铝谷。

另一件事就是在武汉开始了幼儿园生活，那年是四岁。一般来说，幼儿园不是孩子喜欢的地方，我也不想去，所以到了上学的时候就拉着门框大哭，坚决不去。这时邻居的奶奶过来问我：大磐，你去不去？我说；不去，她过来脱下我的罩衫，系在脖子上， 同时说：你不去我去，那漂亮的罩衫是幼儿园发的，我特别喜欢，为了保住心爱的这件罩衫，我马上跟着妈妈上幼儿园了。

  随着战局的发展，相对平静的日子没有了，开始了武汉大撤退。当时父亲在前线不能照顾我们，妈妈带着三个孩子，张校长的爱人也带着两个孩子一起汇入了向重庆撤退的人群。那时，唯一的退路就是沿长江进入四川，汉口码头停泊的轮船只有民生公司的，而且昼夜不停地抢运军人和工厂设备。我们是军人家属，只能在半夜登船，由于灯火管制，整个码头漆黑一片，我们坐在一只小木船里跟着许多小木船抢着划向大船。这时，船上的卫兵向我们开枪了，黑暗中只能看见枪口的火光一闪一闪，这时妈妈把我的头按到船底板上。后来我们上船了，船上全是军人。都坐在甲板上和走廊里，我们也一样坐着。

   轮船是夜间起航的，到了天明时分，日本飞机就来了，朝我们的船投炸弹。那炸弹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下降的速度似乎并不快， 到了水里爆炸，溅起的水柱很高，船也被冲得摇晃不止。这艘运兵船除了拼命加速外，完全没有还击的力量。这时，有一位军人把我抱起来，一手抓住船舷的栏杆，对妈妈说：太太，不要怕，我会游泳，万一船沉了，我能游到岸上。幸运的是，日本飞机没有用机枪扫射，投下的炸弹也没有炸中我们，我们平安地到了宜昌。宜昌这个城市我在2000年去过，给我的印象好象很小，但是在当时的我看来，是很大的城市，因为到处是兵站，街上非常热闹，大量撤退下来的工厂设备堆积在码头上。

   多年以后，我看了卢作孚文集，才知道我当时经历的正是比二战期间著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意义更大的武汉大撤退，前者是动员了英国几乎所有能动员的船只，包括游艇，将丢弃了几乎全部装备的军人运回国内，而我国的武汉大撤退，则是几乎单凭一家私营公司，将全国军政人员和从上海等大城市拆卸下来的工厂设备运进四川，建成抗日的基础。最后的结局是一个弱国拖垮了一个强国。创造武汉大撤退这个奇迹的总指挥，就是民生公司的总经理卢作孚。当时，从上海内迁的大量人员和工业设备只能依靠民生公司的船只，国营的船只大部分都自沉在长江以便阻挡日本军舰。由于时间紧迫，加上运输力量有限，根本不可能将船只直发重庆。在这种情况下，卢作孚作出了一个决定，将所有船只在宜昌卸载，立即返回，再用木船将人员和设备通过艰险的三峡运进四川。最后在短短的四十个昼夜里，完成了中国抗日战争史上极端重要的运输任务。 长江的纤夫就是用双肩将无数木船拉过险滩，送到重庆。

  关于民生公司和卢作孚，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在公私合营以后，民生公司所有的船只连同从国外订购的四十艘铝壳新船都交给了国家，指挥这个船队的卢作孚也在公司合营期间自杀了，年仅56岁。关于他的死，我想到所看过的关于海难的书，当船只沉没时， 船长是最后离船的，有的船长不愿离船而随船沉入海底。在上世纪50 年代，我在北京钢铁学院念书时当了右派，和我一起改造的有一位轧钢专业的女同学，她的父亲是民生公司的襄理， 也就是副总经理，是和卢作孚一起赴死的。为了核实这位女同学的身份，我联系当时另一位右派同学，他感慨地说，现在根本找不到具有她那种气质的女子了。这位女同学后来被赶到合肥，很年轻就死了。关于卢作孚的死，能找到的记载都说他是因一笔款项迟迟未到而自杀的，那么，他的副总经理怎么也同时自杀了呢？

上面说的又是一段插话，下面是到宜昌以后的情形。

轮船在宜昌卸载后立即返航，我们只能坐木船进入四川。可是当时宜昌挤满了人，尤其是挂着牌子的兵站。都在等候进川。妈妈带着姐姐，我和妹妹，还有伯父的五个孩子（在这里附带说一句，我的伯父当时在安徽率领一支地方武装打游击，抵抗日本鬼子，所以只得把五个孩子送到武汉请我父亲照顾，）都住在旅馆里，白天和张校长的爱人余老师去找船，那时的木船都是私人的，根本没有船运公司卖票。偏偏伯父的二儿子留下一张字条出走了。他告诉妈妈他当兵去了，不要找他。妈妈急坏了，因为她受爸爸的托付，把伯父的孩子带到四川，现在丢了一个，她只得和伯父的大孩子到处找，最后总算在一座兵站找到了，可是他坚决不回来。妈妈想到，她的丈夫此刻在打日本鬼子，这个孩子的爸爸也在安徽带着民兵打日本鬼子，她当然不能拒绝这孩子的要求，何况他已经18岁了。所以妈妈只能把这个兵站的号码带到重庆。从此，再也没有联系。50年后，伯父的最小的儿子从台湾回家乡探亲，在北京见面时问到他二哥有无下落，我们只听说他当了军医，曾到过广西鹿寨。于是以台湾退休军人的身份向鹿寨市公安局发出信函，要求查询。很快得到回信，该市档案中没有此人。

这种情况反映了当时全民抗战的一个侧面，大敌当前，真是人不分男女老少，地不分东南西北，全投入抗战了。我记得后来学会的一只歌， 歌名叫丈夫去当兵，歌词的第一段是，丈夫去当兵，为妻的叫一声，毛儿的爹，你等等我，为妻的将你送一程。我的家也是这样一个个地将亲人送上前线了，在武汉送走了爸爸，在宜昌送走了二哥，到了重庆，我的大哥和大姐立即投考战干团，这是蒋经国办的，专门招收青年知识分子，毕业后在军队担任文职工作。大姐有一副极好的嗓子，所以每天早操要领队。50年后，当年的许多学员在台湾退休后回乡探亲，到成都看望我的大姐。关于我的大姐，还有几句话要说，不久前，出版了一部纪录片：黄埔军校，其中有一集是黄埔女兵，大姐张克端是在世的黄埔女兵之一，在拍这部纪录片时，还专门到成都采访她。来的人是衣锦荣归，他们来拜访的老领导已是孤老太婆，独自住在破旧的房间里。三哥到重庆后继续读书，后来报考湖南大学，成为建筑学家，四哥（伯父的幺儿子）从小不爱念书，初中毕业后只得去当徒工，学做皮件。抗战胜利后，转入空军当机械士，就是士兵等级的修理飞机的工人。1949年随军撤退到台湾，把妻子和两个女儿留在家乡。

他的经历大致可以说明从1949年以后两岸的变化。50年代的台湾工人是非常清苦的，四哥下班后要在院子里的小化铜炉里熔化杂铜，铸成小香炉，拿到市场出售，这样才能维持生活。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他已晋升为空军少校，在中山研究院参加战斗机的研制工作。有一天他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寻人启事，是在大陆的姐姐托回乡探亲的当年的同事办理的。知道大姐还活着，当然希望能赶快见到亲人，但是他作为现役军人是不能回大陆的，这时他作出决定，宁可放弃一大笔退休金，要求提前退役。于是在1989年秋天，带着在台湾出生的儿子和儿媳回家乡了。第一站是故乡，安徽省肥东县。家乡在解放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家里的老房子拆掉了，妻子在土改时戴着两顶帽子（反革命家属和地主婆娘）自杀了，两个幼小的女儿由乡亲养大了。这个非常内疚的父亲能补救的只是给女儿每人买了一辆摩托车。那时，在安徽农村能有一辆摩托车是很光彩的。第二站是成都，看望大姐和三哥，大姐是新华书店的退休工人，独自生活。三哥是成都建筑规划院总工，典型的中国老知识分子，老两口没有孩子，住职工宿舍。第三站是看望在宁波的大哥，港务局退休职工，虽然他的女儿嫁给很有点地位的官员，但老两口一点光也不沾，住在老职工宿舍的两居室单元房，靠退休金过日子。最后一站是北京，给我父母上坟，看望我和弟弟。

在北京这一站的经历倒是值得细说的，首先，他们来之前，听说大陆穷到极点，所以，来时把所需的用品都带齐了，但是，回到家乡后，招待的饭菜非常丰盛，再看看市场，各种商品琳琅满目，于是，建立了第一个观点：大陆的经济状况比他的政府所宣传的要好。其次，他们来时恰是“64”后的非常时期，他亲眼看到了端着冲锋枪的军人勒令马路上行驶的车辆停下来，依次打开后备箱搜查逃亡的学生。所以，那段历史给他的印象极深。第三，他看到了一个生产潜艇声纳设备的电子军工厂副总工程师的我的小弟和我这个大学副教授的生活，而且是在首都的生活，他的结论使我和弟弟都有点意外：我们政府对大陆知识分子生活状况的宣传比我看到的要好得多。他说，他这次来大陆，看到了张家这一代人的处境，我和弟弟在北京，算是最好的。在89年，我和弟弟的月工资是100多元，我们请四哥一家到全聚德烤鸭店普通厅吃饭，结账时他坚持买单，因为他知道那桌饭菜需要我两个月的工资。

回台湾时，四哥给我和弟弟每人留下100美元，同时决定把儿子留在大陆做生意。

下面接着写向四川撤退的情况。

我们终于上船了。川江上的木船很大，里面有隔间，本来是装货的，载重量按担计算，如1百担，就是大约五吨。这种船的动力就是风和纤夫。

这种帆船没有床位，我们只能睡在地板上。水手每人拿一根很粗的竹竿，头上有一个钢制钩子和顶尖，再加上在水里泡透了，所以很重。 但是水手拿着在船两旁大约只有20厘米宽度的过道上飞快地跑，那过道外边又没有护拦，真是危险极了。更危险的是，当船快遇到礁石时，水手要用这竹竿的钢尖顶住礁石，避免碰上礁石，当需要靠岸时，又可以用竹竿上的钩子钩住码头上的木桩，把船拉近码头。

那时的长江根本不像现在这么平静，真的是一条奔腾咆哮的黄龙，到处是露出水面的礁石，更可怕的是水面下的，它的上面有旋涡，可以把水面上的东西吸下去。另外还有滩，其实就是跌水比较小的瀑布，可以明显地看到水面似乎突然下降了，这个时候，就靠川江纤夫了。我在许多年以后，看到列宾的油画伏尔加河的纤夫，列宾笔下的悲苦纤夫是穿着衣服，站着拉纤，而川江的纤夫是光着身体，腰下只有一窄条布，而且是四肢几乎着地，身子与地面平行，因为川江水流太急，船主又不愿雇佣更多的纤夫，所以，为了吃一口饭，川江的纤夫就是这样拼命往前拉的。至于纤绳，则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在没有钢丝绳，尼龙绳，马尼拉绳的时代，川江的纤夫用竹子制造纤绳，他们把竹子劈成细条，再像编辫子那样编成大约直径5厘米长度达一两百米的纤绳，一头连接在船头的桩子上，另一头则与许多绳套连接起来，绳套就套在纤夫的肩上。

川江的纤夫就是用这种原始的方法在中国抗战最困难的时期将大量人员和设备穿过艰险的三峡运到重庆，为中国的抗战立了大功。俄国的伏尔加河岸是平坦的，而中国的长江两岸则是悬崖峭壁不断，纤夫们要在巨石上匍匐前进，遇到悬崖，则沿着在水面以上的崖面上由前人开凿的通道前进，这时，我们所有乘客都下船随着纤夫。这个过程叫做“起坡”。这种石槽的高度和宽度大约只相当于人的身长。沿江的一侧就是滔滔江水，没有护拦。回想当年妈妈拉着我的手紧靠着石壁前进的样子，一定是惊心动魄，但在当时的孩子看来倒很有趣。特别是有一次，我看到所有的纤夫都忽然倒在地下，有人大叫缆绳断了，这时，大船好象停住不动，然后很快地转身快速随江水冲下去，眼看着很快消失了。                                      

所有的旅客只得继续往前走，天黑时分 遇到了一座山旁的小店，便停留下来。等候消息。在微弱的桐油灯光下，整个屋子很黑，能看见墙上挂满了大鱼，当时看来，好象和我的身体一样长。有人用手电筒照照那些鱼，主人马上拿火把来点然，原来那里根本没有手电筒，火柴也很少。火把就是切断的废缆绳，当地人晚上走路就是点着这种火把的。那个晚上是怎么睡觉的已经没有印象了，但是在那么落后的条件下，晚餐吃的是甲鱼，江里的甲鱼太多了。第二天早上，我们到江边等候船的消息，大人担心的是全部行李是否损失了，我则注意到当地人打鱼的办法很好玩，那渔夫站在水里突出的礁石上，拿着很大的尖尖的抄子在水里捞，精疲力尽的鱼到了抄子里已经无力挣扎了。所以，那小店的墙上才挂满了大鱼。可以想见，当年长江里的大鱼是很多的。

我们的船很幸运没有触礁，换了纤绳后继续前进。沿途所有的名胜古迹一律不停靠，但在几个可以购买食品的县城短时停泊。记得在万县的江边，到处都是大堆的橘子，每100个七角钱。不按重量计价。另外就是剥了皮，去了橘瓣上的丝以后，按碗出售，那价钱就等于白给，因为那橘瓣上的丝当中药卖了。橘子成了下脚料。

到重庆后，住在浮图关下的半山新村，这是军事委员会的住宅，这个新村没有塔楼，也没有板楼，都是单层和双层的西洋风格的建筑。这种房屋的特点是就地取材，不用砖，不用钢筋，是用黄土一层层堆起来的。我看到的修建过程是，在地基上放好一个木框，木框由四块厚木板组成，木框的宽度就是墙的宽度，长度大约一米，用楔子卡紧。随着黄土到入木框，站在两端的人用带铁头的舂子将土舂紧，舂子的顶端有一根横木，工作时双手握住横杆两端，很快就做出一段墙了。其高度大约有30厘米左右。将楔子退出，卸开木框，一段墙就成了。连续捣固下去，墙就完成了。用这种办法至少能盖两层楼房，而且是洋式楼房，外面刷上石灰，就是红顶白墙的洋房了。这实在体现了四川人的聪明，再在门前种上了梧桐树和花草，至少我记得是很漂亮的。

我家住在楼下，楼上住的是军委会的一位文职少将，每天有一辆绿色的轿车接送他，我的父亲在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当宣传科长，是上校，归郭沫若领导，他每天自己去，没有车接送。我的家旁边住的是庄明远，庄先生在解放后是有一点名气的民主人士。我家另一侧住的是一位中央委员，这位姓杜的中央委员全家只有他和非常年轻的妻子以及他们的爱犬，再加上照顾爱犬的保姆，却单独住一座洋式平房。有两件事使我明白中央委员是很大的官，首先，他常常带着年轻的妻子在花园里散步，另一只手拿着手杖，非常神气，另一件事就是他们的爱犬每天只吃红烧牛肉拌大米饭，而且有专门的保姆照顾。在那个时期，物质条件实在很差，记得1940年母亲生我小弟，妈妈在妇女会的同事挎着一竹篮染红了的鸡蛋送到我家，那是很不一般的礼物了。

还有一件事，大概能表明小孩子在什么时候开始产生对异性的朦胧的好感。在半山新村，年纪在学龄前的孩子很多，有一个姓刘的男孩会唱京剧，每当有客人来，总点名请他来一段，而且是当着许多孩子的面唱，那孩子也的确唱得很好，所以他的父母很为有这么一个孩子而高兴，刘少龙也很傲气，其他的孩子当然要仰着头看他了。有一次，又要刘少龙表演了，表演完毕，获得客人赞许。这时，有人问在场的一个女孩：小妹，你要谁作丈夫呀？大家都以为回答一定是要刘少龙，刘少龙也满怀信心地等着这个回答，不料那女孩看看刘少龙，再看看我，马上抓住我的衣服，说：我要他。真没想到，不用说唱京剧了，我连歌都不会唱，什么长处也没有，这女孩怎么作这样的选择呢。所以，即使是学前孩子的心理也有一些神秘的东西。

在抗战初期，日寇对重庆的轰炸非常频繁，清早，只要浮图关挂上空袭警报气球，大家就带点吃的和小皮箱往防空洞跑。重庆的防空洞都是在山里开凿的，里面什么设备都没有，大家只能站着或坐自己带的小板凳，我的家后面的防空洞是沿浮屠关底开凿的长槽，外面有一道石墙，所以通气好，还能看到天空。晚上能看到探照灯的光住。

我的家在郊区，所以不是轰炸的重点，家没有被炸毁，但是有一块厚约2厘米的大弹片穿过墙壁落到了房间里。除了这种瓦片状的弹片外，还有一种是细条状，很像机床的切屑。这种弹片即使很小，造成的伤口就是一个洞。我妈妈的一位同事就被这种弹片炸伤了。至于被炸死的人，有不少连尸体都找不到。父亲的一个朋友在空袭警报发出时离开我的家，后来失踪了。我想，死于轰炸还不是最惨的，大隧道惨案的死难者是最痛苦的了。所以称为惨案，是因为造成大批死难者是人为的。多年以后，我与一位友人谈起这次隧道惨案，他恰巧就是惨案的极少数生还者之一。他告诉我，那天空袭警报发出后，很长时间没发出紧急警报，隧道里的人耐不住了，想到外面去，因为当时根本没有通风设备，里面的空气当然污浊不堪，这时看守人员把大门关上就离开了。由于空气逐渐稀薄，人们往大门拥。我的这位朋友当时刚大学毕业，懂得一点求生的方法，就是立即匍匐在地不动，吸到地表的一点空气。那时里面一片哭喊声，后来，在门后面的军人用枪打碎了门的铰链，大门轰然倒下，这样，有几十人活了下来，其余的人全部窒息死亡，死者的衣服全都撕碎了，有的怀抱的孩子把手插进了妈妈的胸口。由于死者太多，而且很多是全家同时遇难，大批尸体只能排列在长江的岸上。

重庆这座山城在日寇的轰炸中一再重建，并在市中心修建了精神堡垒，纪念重庆人在战火中的不屈精神。这座纪念碑在解放后改名解放碑。

有两件事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的精神境界，在一次轰炸中，一家钟表店被炸毁了，店主从废墟中找到一些送来修理的手表，立即登报，请顾客来认领。另外就是为抗日战士募捐，妈妈带我参加了妇女会组织的一次义演，在演出中间，组织者宣布开始募捐，这时台下的观众纷纷脱下戒指，手镯，项链等贵重物品等候抬着箩筐的人走到身旁，将捐献的物品放入筐里，并不登记，他们绝不担心有关人员会将这些贵重的物品据为己有。

华侨对抗战的贡献也很大，发给父亲的防毒面具就是华侨捐献的，当时西南的虐疾很厉害，对症药就是奎宁，是从生长在印度尼西亚的一种名叫金鸡纳的树里提炼的，所以，华侨捐献了大量的奎宁，这种红色的药片装在很大的玻璃瓶里，每片药上印着四个兰色的字：华侨捐赠，大后方所有的医院都用这种药，而且免费。华侨捐赠的物品还有防毒面具和橡胶鞋，据说，陈嘉庚先生就捐给军人每人一双。

母亲在妇女会的工作之一就是将妓女送到工厂，让她们学手艺，母亲还和一位非常漂亮的妓女成了朋友，所以，我对青楼女子没有坏印象。

到了1940年，我六岁了，但是不能上学，因为几乎天天要跑警报。父亲要上班，母亲要去妇女会，都不能教我。但是，战争却让我知道了许多本来不应该让孩子知道的东西：坐在独轮车上逃难，川江上的栈道，炸弹的爆炸声，夜间的探照灯光，以及死亡。父亲在军事委员会的一个同事送重要的文件，那时汽车很少，只能坐人力车，下车时发现公文包不见了，他立即拔出手枪自杀了。另一位同事死在出差途中，四川的道路本来就是难于上青天的，战时的公路就是在山坡上开出的砂石路，他坐的车不幸在雨中翻到山下。按当时的条件只能就地掩埋，不得已就向当地农民买了一件长袍给他换上了。他的工作单位原来想暂时不通知他的妻子，奇怪的是，他的妻子却事后在梦中看到了穿着长袍的丈夫。一位上校军官怎么会穿着长袍回家呢？父亲和他的同事都解释不了。

随着战事的发展，原来在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担任部长的陈诚到湖北的第六战区担任司令长官，父亲也到六战区政治部继续担任宣传科长（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就是负责宣传工作的），地点在恩施，就是现在的恩施土家族自治州。司令部设在一片树林里，全是高大的草房，政治部在另外的一座口字形的大瓦房里，父亲的宣传科只有一间办公室，政治部全体人员大约只有一百人，宣传科领导抗敌演出二队，父亲担任队长。抗敌演出除了为军人服务外，还为当地百姓演出，内容除了有关抗日以外，还有传统的节目。如空城计。记得演空城计时，演出队没有能担任诸葛亮琴童的小演员，便请我担任，只说一句话，就是：丞相有令，西城的老军们进见。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电影和军乐，那时没有电灯， 所以要用发电机发电，放映机的灯光对于祖祖辈辈点桐油灯的人实在神奇无比，而军乐队的铜管乐器，尤其是大号，在月光下闪闪发光，更叫我着迷，所以，为了听军乐演奏，我和姐姐点着火把在田间小路上往往要走很远。

演出二队的队员都是从南方参军的，我常常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演出前常常要沿着公路步行到目的地，当然还要背着道具。战时的公路每隔一段距离便被切断，上面铺上厚木板，旁边有牌子，上面写明在紧急情况下负责撤除木版的人名，这些人当出现紧急情况时，绝对不能照顾家人，而是首先拆除木板，使公路中断。此外，在每座桥的旁边还有牌子， 写明承重量和桥的设计和修建单位，在战争情况下，桥梁绝对不能因超载而被压坏。

在这期间。和父亲在宣传科一起工作的一位同事，也是我的大朋友，自杀了。一位中校军官不用手枪，而用绝食的方法结束生命使我特别难受。他有一只非常好的小提琴，常常为我单独演奏。有一天，他把许多东西都送给别人了，但这并没有引起同事警惕，后来，当他把心爱的小提琴也送人时，大家才感到事情不对头了，可惜那时没有心理医生，只好请同事看管他，不让他工作。后来的发展更严重，拒绝送去的任何饭菜，一直到死。我问父亲，丘叔叔为什么要去死，父亲的回答是，他的母亲是日本人，可能在一片高涨的抗日浪潮中承受不了心理的矛盾，因为他的使命就是消灭日本鬼子。再加上他是一个艺术气质的人，感情太脆弱了。他在死前留给我的是一盒骆驼牌饼干。

父亲要到处演出，照顾不了我们，母亲就和政治部编辑室主任余叔叔夫妇一起住在政治部编辑室的图书仓库里，地点在恩施城外的土桥坝。坝子在湖北就是平地，所以土桥坝是群山中的一块盆地。仓库旁边有一条清澈的小河，河上有廊桥，桥的两侧有供行人休息的长木椅，在桥上可以看到河里欢快游动的鱼和河底的鹅卵石。当地老百姓虽然很穷，但是，从来没有人到河边钓鱼。在桥头有一家饭铺，每天杀一头猪做肉包子，其味道之美，我在过了60年之后才在成都西藏饭店找到可以与其相比的肉包子。除了这个饭铺外，土桥坝没有商店或集市，所以母亲便在饭铺按月包四份饭，每天中午和晚上有小伙计挑着送来，一头是饭桶，另一头是四个菜，饭后小伙计再来取回餐具。这样的确非常方便，不过，每天的菜很少变化，有一天，母亲对那小伙计说：别每天送炒猪肝呀，那小伙计回答：太太，我们这里最好的菜就是炒猪肝哪。

在桥头还有一个卖花生的小摊，妈妈告诉我，卖花生的是一位军官的妻子，她的丈夫战死了。

在战争环境下的湖北乡村，晚上点桐油灯，就是在陶瓷灯盏里放桐油，用通草做灯芯。夜行的人打火把，没有灯笼。书报用粗糙的黄色草纸印刷。当地人也从来不知道暖水瓶，但是，桥头的小饭铺却能做出美味的包子和给我们提供包饭服务，时至今日，人们虽然拥有种种电器和现代化设施，但是，一般家庭能享受按时送到的包饭吗？说到这里，想到1955年我在北京参加高考，中午坐在师大附中考场外的台阶上吃母亲送来的面包和汽水，这面包是义利食品厂生产的乳白面包，每只重约半斤，用蜡纸包装，售价两毛六分。打开包装纸可以闻到浓浓的奶香，撕开面包，里面没有孔洞，而是像棉花那样雪白又极富弹性。24年后，我从劳改农场回到北京，虽然看到种类繁多的面包，可是，那乳白面包却再也找不到了。说实在的，物质方面固然如此，人们在精神方面失去的不是更多么。

每天清早，余叔叔带我到河边洗脸漱口，对我很亲，可是，当他躺在躺椅上闭上眼，露出痛苦的表情时，妈妈就叫我快到别处去玩，余叔叔要写文章了，从那时起，我就知道写文章不是快乐的事。

妈妈的一个朋友是厅长的夫人，她每次来都向妈妈诉苦，总是不高兴，我很奇怪，她应该是有钱人了，怎么还不高兴呢? 后来长大了，才明白，金钱不一定让人快乐。

还有一件事就是在那小河边看到枪毙宜昌县长。陈诚那时当湖北省主席，他对官员干坏事特别痛恨，所以处理也很严厉。这个县长犯了抽鸦片罪，被判死刑。在陈诚回忆录中恰巧记载了这件事，也许在战时环境下对坏人的确要严厉，所以一旦东窗事发，必定惩罚，绝没有商量余地。另外，当时对于贩卖和吸食鸦片的人也采取非常严厉的措施，就是一律处决。相比之下，如今抽毒品，只在拘留所待几天就完事，当然是小儿科了，常言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那么，重罚之下，必少罪犯，是可以成立的。香港廉政署的破案率在百分之80左右，所以贪官很少，而我们的贪官之路上摩肩擦踵，是何原因？

1941年夏天，我们离开了土桥坝，平静的乡村生活结束了。那年我已七岁，直接上小学二年级，每天清早和姐姐到面包店买四个鸡蛋大小的刚烤好的热面包，边吃边走。那个时候念书是非常简单的事，既没有择校问题，也无需交纳学杂费，只要到离家不远的学校报名就完事。后来小妹也开始念一年级。当父母的只要让孩子吃饱穿暖就可以了，养育四个孩子也不累，除了经济方面没有负担外，三个孩子上学，放学不用接送，也不用在晚上关照孩子做功课，更不用给老师送礼。唯一担心的是小弟已经两岁，还不会说话，但耳不聋，让他叫爸爸，他只会叫一声“啊”，我们都以为小弟是哑巴，有一天，他突然能叫爸爸了，按老人的说法，晚说话的孩子聪明，小弟后来于1958年在北京男四中毕业，同年考入北京大学无线电电子系，经过六年半学习（ 当时按照苏联学制，工科大学为五年制，理科为六年制，北京大学的物理系为六年半），在军工厂从事潜水艇声纳装置的研发和制造工作，直到退休。

恩施虽然位于鄂西山区，但鬼子的飞机还是找上门了，我在广场又看到了和重庆遭受轰炸后相同的场面：排在地上的尸体和蠕动着的伤者，以及全身没有伤口的窒息而死的人，还有被血水染红的担架。有一天，我的家也被炸弹命中，幸好那棵炸弹没有爆炸，只是把房子砸烂了。

后来，父亲的工作单位搬到湖北与四川交界的黔江，也就是现在四川省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我们这次是住在纯粹的农村了，没有包饭可吃了。这样的日子给我的教育很深刻，比如，我们吃公家发的糙米，就是只除去稻壳，不轧掉米糠的米，这种米做出的饭像沙子一样，颜色是草黄色，但是，房东喜欢用包谷加红苕的饭换我们的糙米饭，因为在当地不出水稻，只能种包谷（玉米）和红苕（红薯），能吃到糙米饭就很高兴。他们从来没有感叹生活的疾苦，倒是把全家的生活安排得非常周到，三个兄弟住在一起，老大夫妇管理全家人的生活，包括春节给每人做一套新衣服，供他的儿子到城里上学，儿媳妇则帮忙做饭，送饭，女儿专门放羊，大约40只。老三夫妇专门纺纱织布，用手摇的纺车，织很厚的粗布，包括染纱。老二负责把织好的布在赶场的日子背到集市去卖，不赶场的日子要下地干活，老二的妻子要每天下地干活。家里的钱由老大保管。三对夫妻从来和睦相处，没有纠纷。到了春节杀一口肥猪，全家穿上新衣服，喝自己酿造的包谷酒，看起来快活的很，这就是旧中国典型的家庭结构。

在农村条件下，母亲也学会了种菜，还养了一只黑山羊。姐姐，我和小妹每天上学除了要带着饭盒和书包，还一定带木棍，因为当地有狼，狼是铁脑壳麻杆腿，看见狼只要往腿上打，狼就害怕了，我们很相信老乡的话，所以不怕狼。到了星期日，我们要背着背篓到树林里去用耙子搂松针，回家当柴火。那时四周都是树林，主要是柏树，松树，有的大树非常粗，两个人都抱不过来，地上的松针厚的很，踩上去软软的，特别是还有香菌，就是林间的蘑菇，非常好吃。

我们背回的松针当然不够烧，所以要买木柴，卖木柴是按重量计算价格的，但是，卖柴的农民总是把砍下的树先烤干再卖给我们，从这一点便可看出60年前人们的心态和现在多么不同。

1942年，父亲离开第六战区，到地方工作，从此我知道了一个父母官应该如何对待老百姓。（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