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第八章 罪名：企图逃往帝国主义国家

第8章．罪名：企图逃往帝国主义国家

到1961年春天，我在中山县看守所被关押已9个月。有一天早上，下着雨，听到看守员叫我“出仓“，在办公室，我看到两个背冲锋枪的士兵和一个穿雨衣的便衣，这时，彭卓宗也到了，穿便服的人告诉我们，今天带你们回北京。然后是换上干净的衣服，吃完两瓦盆米饭，北京的来人为我们结算这9个月的伙食费，分别坐上带跨斗的摩托车向广州火车站驶去。

在车上，便衣到卧铺休息，带枪的士兵和我们共占两排共10个座位，士兵向旁边的乘客宣布这是犯人，不要在旁边逗留。在黑暗中过了9个月，看到路旁的庄稼和村庄，心理特别愉快，但是，不许我们说话，无法表达这种愉快的心情。第三天，火车到永定门车站，月台旁停着一辆黑色的轿车和吉普车。我们的车从南向北穿过北京城，再从新街口继续往北左转就是八大学院区了，但是，汽车向右朝德胜门方向驶去，不是回学校

车停在一个黑色大门前，旁边是白色的牌子，上面是“功德林一号”五个仿宋体黑色大字。进大门后搜身，登记，然后进入一个圆形大厅，四周有许多完全相同的门。我与彭卓宗在这里被分别送入监舍，时间大约是1961年6月。

39年以后，我们于2000年在北京重逢，当年风度翩翩的大学生如今已满头白发，虽然历史不让我们成为钢铁工程师，但是这两只不死鸟如今一只成了著名的律师，另一只成了大学教师。这次他和妻子从广西送女儿到英国留学，我问这个非常美丽的孩子，再过24小时，你就要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下生活了，你知道我和你爸爸为了这一天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吗？

彭卓宗告诉我从39年前分别后的遭遇，确定了罪名是“企图逃往帝国主义国家”并按照右派的身份，“比照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条第三款”判处有期徒刑12年。但是他的母亲设法通过关系得到监外执行的处理。所谓监外执行就是回到老家在严密监视下自谋生路，每到年节就抓回看守所关起来，放出来以后只能到处当壮工，用他的话，就是肩上搭一条毛巾，腰上挂一个水杯，晚上随便找个角落就睡觉。后来总算在一家烧锅打下手，学到一手造酒本事。到了1978年，反右扩大化被纠正，连带的反革命罪也得到平反，得以在一所中学教高中数学，这期间，有一个朋友吃了官司，彭卓宗毛遂自荐要帮朋友辩护，结果胜诉。这个结果让柳州市法律事务所有点意外，经过打听，原来是个中学教员，便表示希望他到律师事物所当律师，彭当然也想施展其才干，所以从1982年开始从事律师业务，如今他已是著名经济律师，有足够的英镑送女儿到“帝国主义国家”留洋了，也是对那段历史的回答吧。

以上是一段插话，以下是到功德林以后的情形。

我从有许多同样的门的圆形中央大厅被送到2 筒11号牢房，所谓“筒”就是一个通道，两旁有十多间大小不等的牢房，11号是小的，容纳7人，这7人是一个年纪很大的居士，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张云鹗（他后来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部任编辑），华侨黄先生，印尼大使馆厨师，邮电学院姓张的学生，一个北京农民，以及我。

小牢房的日子很平淡，没有提审，没有书报，没有亲属探视，没有广播，没有外面的声音，每天放一次风，大约15分钟，可在两条“筒”之间的狭小的三角形空地上走走，在水龙头下洗脸，看看天空的云彩和偶然飞过的小鸟，也能抚摩墙角的小草。当然也能抬头看见中央大厅上方的岗楼和士兵。

功德林这个监狱是北洋军阀修建的，原名陆军监狱，当年李大钊和他的战友就是在这里被张作霖下令绞决的。其结构在当年也许相当先进，整个建筑是一个车轮，轮毂部分就是中央大厅，上面是岗楼，轮辐就是各条“筒”，轮圈就是围墙。这所监狱在上世纪60年代大约是北京最大的政治犯预审监狱，外国人也在这里关押，因为在放风时可以听到外国人说话和读书声，也看见走廊旁的联合国送来的救济包。

监舍面积大概是3X3米，除了一个大木炕占了3X2米外，只留下门口的一条一米宽的地面，一头还有一只夜间用的便桶，窗户非常小，非常高，玻璃不透明。每天早晚两次开门送饭，每人两个玉米面窝头和一碗菜汤，同时还有一大瓦盆开水。玉米面大概是专门加工的，因为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碎玉米皮，至于菜汤，几乎每天都是用晒干的白菜帮子煮成的灰色的汤，显然，这点食物只能使人的饥饿感不致达到无法忍受的程度。这种感觉可以让人希望提审，快点交代罪行。

对我的提审是换到3号监舍以后开始的，大概是在小号里考虑成熟，这个阶段大约是一个月，提审就可以不费事了。对政治犯的提审比较客气，我不用带手铐，坐普通的椅子，问话也象一般谈话，因为我的问题不牵涉到罪证，是思想问题，也没有造成危害，所以，问答都比较直截了当。我告诉审讯员，当了右派就不会有前途了，逃跑是想过自由的生活，原来就打算一旦被抓住，就没有想活，所以才预备了毒药。不过，我提出一个希望，事情既然到了这个地步，由我承担罪责，因为出逃计划是我先提出的，饶了彭卓宗，回答是各人做事各人当。

审讯很快就结束了，笔录也看过了，签了字。这时，审讯员站起来，转过身，面对窗外，轻声说：张X，比你能耐大得多的人都出不去，你出得去吗！

第二天，再次到审讯室，要我在逮捕证上签字，原来在这之前还没有逮捕，直到我谈完了出逃的思想过程，才找到罪证，决定逮捕了。这就是我国的司法传统，先假定你有罪，再设法找证据，然后定罪。北京市公安局的工作到此告一段落，下一步是法院的事。

我被转到北京市监狱旁边的看守所等候判决。北京市监狱在市内的白纸坊，是北京唯一可以让外国人参观的劳改单位，里面有著名的清河袜厂，机械设计组和翻译组。隔壁的看守所就完全不同了，一座三层K字形的灰砖房，从中心总共分出12个通道，每个通道两侧六间库房，每间面积是4.5X3米，容纳48人，总共大约可以塞满300人。库房的布置是，中间是通道，两旁各有一个大炕，48人分成三排坐在炕上，每个1.5X 3米的炕上要挤下24人，所以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按照各自的位置由第一排8人靠墙肩靠肩地坐好，曲起双膝并分开，然后第二排8人坐在后面这排人分开的双膝里，最后是第三排，坐在抗头。这三排人中，第一排的后背有墙挡着，难受的程度最低，其次是第三排，前面是过道，最苦的就是中间这排，胸前和后背都被人挤着，而且从起床直到就寝，一直是同一姿势，只有“放茅”时可以有大约十几分钟可以下炕。

每天两顿饭是这样吃的：放茅回来坐好，“劳动号”抬着大木桶到房间通道中间，我们把碗预备好，从前排第一人开始倒一勺滚烫的稀玉米粥，依次倒完右边24碗，转身给左面24人发粥，48碗发完后继续发第二轮和第三轮，这种劳动号是专门挑选的大个子，而且非常熟练，发完一轮大约只需两分钟，这时，只听到48人拼命喝烫粥的呼噜声，因为如果轮到你时没有喝完，就发给下一人了。在大饥荒年代，这三碗稀粥太珍贵了，不论你以前的地位多么高，在此刻也不顾粥多么烫，拼命地喝。发完三轮稀粥后，号长拿出一块塑料鞋底把木桶壁上残留的粥刮下来，留给自己。

晚饭是三个玉米面窝头和一碗菜汤，可以慢慢吃。吃的方法也有特点，先往菜汤加水，喝下带咸味的稀汤，然后小口吃窝头，这样好象能把享受的时间拉长一点。

在这里是不能放风的，因为看守所根本就没有放风的地方，可能原来的设计就是如此。

此地是北京市中级法院的寄存处，所有审讯完毕的犯人集中在这里等候判决，然后送往劳改队，所以没有报纸，广播，也不学习文件，整天坐着，而且不能活动，我在这里的时间是1961年12月到1962年6月，牢房的窗户是终年不开的，而且光线昏暗，又没有暖气，我刚被送到牢房的 那一刻，所见到的是一片光头，每人身上披着各式各样的薄被，空气有浓浓的霉味。

晚上睡觉的安排是：每个炕睡10人，只能侧身，不能平躺，两个炕之间的通道地面睡10人，在通道上方的两炕之间铺一层木版，再睡10人，这样的安排是整个牢房就象凤尾鱼罐头那样挤满了，其余8人到牢房外的通道。

也许是对知识分子有点照顾，我是靠墙坐着的，旁边是北京大学法律系助教潘世照，另一边是北京理工学院的张兹光和他的同学苏其，清华大学的张翕，我们的罪名都是右派加现行反革命。

到了1962年初春，进行对我的审判，过程非常简单，清早点名出牢房，通知我到法院，然后带上四个窝头并戴上手铐，吉普车直接开到北京市中级法院地下室入口，这时已有不少人在等候审判了，地下室中间有一个大火炉，四面有木椅可以休息，我一边在火炉上烤窝头，一面想该怎么回答审问。

轮到我时已是下午，对方是审讯员，陪审员和书记员，首先问我的家庭和我的情况，然后转入正题：

问：你为何要出去？

回答：要看看自由世界

问：你出去后好话坏话都说吗？

回答；那当然

问：有何人资助你？

回答：我有调干助学金，并且卖了衣物。

整个过程大约只有15分钟，过了几天就是宣判，也很简单，我站在牢房外面的通道里，对面的年轻女子宣读判决书：比照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条第三款，判处有期徒刑15年，刑满剥夺政治权利5年。对于这个判决我们早有心理准备，所以很轻松，因为很快就能到劳改农场呼吸新鲜空气了。

判决后，要等到全通道300名犯人都判决了再发送到兴凯湖农场，这个农场是北京最大的劳改场，在黑龙江最东部的密山县东南的兴凯湖中，其实就是800平方公里的湖中的一个岛，与外界只有一条公路相通。反右运动后，大批右派就在这里改造，著名留美女高音张权和丈夫，作曲家莫桂新，诗人艾青夫妇和作家丁玲夫妇都在这里改造，我们这个通道的300名犯人原来也按计划送去的，但是在走的前夜在通道里发现了反动标语，结果要甄别所有犯人的字体，错过了这个机会。我想，人的命运实在难说，一句话便改变了300人的去向，命运在这个时刻拐了一个弯，就有了后来的事情。

过了几天，良乡监狱来挑选犯人，对象是老弱病残，我们这300人在通道站好队，看守所的人拿着花名册，对方点到一个，就作一个记号，我虽然只有20多岁，也被选中了，次日，我们坐大轿车到达劳改场---新都电梯厂，是良乡监狱对外的名字，它对内是北京市第八劳改支队。从这个编号可以断定，当时北京至少有8个劳改单位，我知道的除了兴凯湖以外，还有茶淀农场，团河农场，天堂河农场（专门关押资本家），西山农场（专门关押机关干部，），新都机械厂（生产太脱拉卡车）和良乡电梯厂。

良乡监狱这次专挑老弱病残犯人是送到蔬菜队为厂里干活的犯人提供蔬菜。我们下车后排队走过两名检查身体的犯医，检查过程非常特别，就是弯腰掀起衣服看后背，当掀起我的衣服时，那医生叫了哎呀一声，大概是我的样子太可怕了。然后按照检查结果分别送到蔬菜队或病房休养，我被送到病房休养。条件是睡在地板上的稻草垫子上，每天吃大麦粥，在1962年的“自然灾害”期间，能吃这样的囚粮算是高级待遇了，

从此时起，我的劳改生活开始了，良乡监狱是头一段，随后是音河农场，嫩江农场，泰来农场，加上两年调查和预审，共计19年（1960-1979 ）。我将逐一记下这些劳改场的情况。

良乡监狱的设计比较现代化，大门内两侧是三层的红砖楼，每座大约有3000平方米，一座是监舍，另一座是办公室和干部宿舍（家属住在院子外面），有机械厂一座，有200名犯人和劳教人员，包括各工种，在其中工作，另有蔬菜队在大院内的菜地干活。全部面积大约为300X600米，四周有带电网的围墙，岗楼分布在四角，所以，从远处就能判断是监狱。

这所北京第8号监狱虽然规模不大，但有若干特点，首先，管理人员一律是警官学校的毕业生，文化水平比较高，其次，关押在此地的人员有解放军，战犯，某些有地位的人，他们住在干部楼。第三，待遇比较好，就是可以吃饱，没有体罚。

劳改单位的共同特点是重劳动，良乡监狱的机械厂在上世纪60年代是北京市铝制品最主要的生产厂，那时北京根本没有不锈钢或搪瓷制品，厨房用具除了铸铁锅就是铸造铝制品，我们产的铝锅，铝脸盆厚度只有2毫米，质量非常高。而且，这个由劳改和劳教人员运作的工厂也体现了非常高的效率，设计师是毕业于东北工学院的两名劳教人员，技术负责人是一位八级老工人，派工员由我担任，检验员是铁道学院的学生，焊接工来自北京焊接研究所，他可以将厚度为20毫米的钢板焊接后找不到焊缝，另有会计一人，联系业务一人。

这种人员配置比一般企业高明的多，效率自然也高，特别是典狱人员每天只到车间转转，完全不干预生产。

在这里，我认识了许多人，以下就分别叙述。

有一天，管教员告诉我，车间要从菜园队调来一个徒工，要我给他分配轻松的工作。我想，厂里最轻的工作就是铣床，因为一个齿轮毛坯装卡后要很久才能加工完，铣床工在旁边站着就行。所以就分配来人当铣床徒工。新来的徒工大约30岁，高个子，戴眼镜，从谈吐举止可断定是知识份子，铣床师傅告诉他如何装卡工件，他拿着活扳子居然不知所措。

我安排他睡在我旁边，问他为何到车间来学技术，他说，他毕业于天津大学外语系，原来在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后来在英国路透社工作，对英语是内行，对技术完全外行，在菜园队和一帮老头一起干活也习惯了。可是不久前，他父亲的同学，化学工业部部长侯德榜来看望他，管教方面知道了他的这个关系，决定照顾他，不但换了工作，还让他开列书单，叫他的家属送来。按规定，每月接见一次，只有亲属收到接见通知信才能按规定日期探视并送一点食品。侯部长不知这些规章，只想探望同学的儿子，他把汽车停在很远的民居后面，走到监狱大门前，想以普通百姓的身份见见这个名叫王汝强的犯人，门岗盘问这个没有探视通知信的老头为何要见一个现行反革命，部长只得说出姓名和工作单位，于是才有了开头那一段。

慢慢地，我们成了好朋友，他把他的过去告诉了我。他的父亲是留学美国的化学家，解放后不久就去世了，姐姐远嫁美国，姐夫是美国海军军官，在国内只有妈妈和他两人。后来妈妈也要去美国和姐姐团聚了，那时他在上海念高中，本来应该随妈妈去，可是他想留下来，原来他们班上有一个女同学曾患肺病，同学们都不愿意和她同桌学习，他可怜那同学太孤单，便表示愿意和她同桌学习。这姑娘是苏州人，很喜欢文学，共同的爱好使这对年轻人的友谊升华了，他俩相约毕业后都报考外语专业，所以他的妈妈只得孤身远渡重洋，和女儿团聚了。

1952年，他们高中毕业，女孩考取上海外语学院俄语系，他考取天津大学西语系。 四年后，他俩都分配到北京工作，姑娘在外交部当翻译，他在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任实习研究员。于是，北京的户口册上增加了一个清贫而瘟馨的小家庭。按理说，这对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前程远大，王汝强的口语柔美动听，又能写出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的文章，诗也写的好，他的身材魁梧，风度极好，实在是标准的外交人才，可惜的是，在高干子弟成堆的外交系统，一个有海外关系的人即使有天大的才干，也不能有什么发展！真是无独有偶，当年我在钢铁学院时党支部书记的结论不也是如此吗。

他想换一个工作，可是，在那时人的发展是完全由上级决定的，上大学是免费的，代价是一辈子的工作由国家安排，调动，有一个口号非常清楚地说明了那时的生存环境：做党的驯服工具。所以，王汝强虽然在电线杆上贴了找工作的条子，也没有哪个单位能接收。用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人就是铆钉，可以露头但转不了身。

人的命运实在难说，这颗铆钉居然能转身了，英国路透社驻北京记者格林需要一位翻译，外交人员服务局送去11名翻译供格林挑选，这个老头不懂中文但很懂中国，他知道这11名侯选人的来历，所以，他一概不要，他要公开招聘。这个要求我方无法拒绝，见报后，王汝强去应聘，见面一谈，从家庭背景，教育，工作经历到言谈举止，无一不让格林欣喜异常。上班后两人也非常融洽，尤其是每当王的妻子来办公室等丈夫一起回家时，格林都高兴的了不得，感叹要是中国的青年都像这对夫妇这样，中国真的是大有发展呀。

那是大饥荒年代（1958-1962），给外国人工作的王汝强也照样挨饿，格林经常放几只水果在王的桌上，王总是说，我们有，格林的回答是：我知道你没有。他们也谈论中国的情况，有一次，格林问：中国的百姓有多少拥护他们的政府？王回答；大概有80%吧，格林马上反问：有那么多吗？

有一回，他俩参观选举人民代表，在投票站，格林看到工作人员和一个老太太说话，问：老太太说什么？王回答：她告诉工作人员选谁都行。于是，路透社的中国电讯就是，北京的选民说选谁都行。

在一次电器展览会上，格林看到参展的国产黑白电视机，便表示要购买，厂方回答：是参展品，不卖。于是发自北京的路透社电讯便是：中国已能制造电视机，但是只有一台。

在展览会上看到中国制造的红旗轿车，格林要求到车内看看，他出来对厂方人员指出有不少部件是进口的。

有一封信请王汝强到一个地点见面，落款是北京市公安局一个部门，对方十分客气，要求王定时汇报他的工作情况，王当即拒绝了，理由是，我受雇于人，怎能向他人汇报，于是，谈话结束。不久，再次请王谈话，王的回答不变。第三次邀请王到东单一所民宅会面，开门的是一位很有风度的青年女子，谈话内容照旧，王再次拒绝，对方很客气地送到门口。

又过了几天，王上班路过北海公园门前的桥上，一辆黑色轿车停在身边，下来一人问：你是王汝强吗？请上车，不等他问是什么事，对方很熟练地一推就把他推进车厢里了。

接下来就是审讯，问：格林和你前次到上海有何任务？你向格林谈了些什么？最后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和我来到同一个监狱。我们在这里共同劳动了两年，成了好朋友。他给我写了许多诗，还有不少圣经上的话，我记得的有以下的话：我能说六国的方言，却不能没有爱，没有了爱，我就是破的鼓，碎的镲。

到了1965年，文化大革命就要开始了，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下令将全部犯人迁出北京，北京要像水晶那样纯净。良乡监狱将第一批犯人迁往黑龙江，我也在其中，临别时，王汝强哭着要跟我去，那当然是不可能的，只能留下他在上海的通信地址，等我们出监狱时再相会。1975年，我服完15年刑，但被强制留场就业，当“二劳改”，因为还有5年剥夺政治权利。到1978年，农场的中学开设高中课程，从刑满就业人员中抽调14名担任高中课程的教学工作，同时宣布免去“剥夺政治权利”，因为“改造态度良好”。我成了农场中学的教员，于是马上给上海去信，希望知道王汝强的下落。可是，一年过去了，没有回信，也没有退信，到了1979年春天，国家第58号文件公布，承认反右是扩大化了，要给这批蒙冤21年的55万1000个知识分子平反并落实政策，

说来真巧，我在那年4月收到钢铁学院的右派改正通知书，7月收到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反革命改判判决书，承认当年的错判，同时收到三封信，其中一封是王汝强的妻子来的，首先说我的信早在一年多前就到她父亲的工作单位了，但是老人已退休，传达室就放在来信待领的盒子里，她父亲的同事偶然发现了这封等候多时的信，她才知道黑龙江一个农场的张X要和她的丈夫联系，可惜，她的丈夫已不能回信了。信是这样的：张X同志，您要寻找的王汝强已于1970年春天被处决，罪名是反革命。我是他的妻子。。。。

信是从北京发出的，在办完离场手续后，我马上回到北京，找到给我回信的人，要弄明白，王汝强本来就是现行反革命，算起来已服刑期满了，怎么被处决了呢？她告诉我，当时和王汝强同在山西大同09信箱改造的人有一人在北京，可以去了解，我找到这人说明我和王汝强在良乡监狱期间的关系，他同情我，才说出当时的情况。大同09信箱是一个煤矿，他们在井下不见阳光，健康状况非常坏，王汝强那时得肺病已相当严重，妻子已提出离婚，他实在没有活下去的力量了。这时，发生了09信箱的反革命集团案件，一次处决36人，全部是知识份子，王汝强上刑车时神情泰然。说话的人告诉我，他和王汝强也是好朋友，看他去死，实在难过，只能低头流泪。

得知他死的日子，我想起在这期间（1970年春天）恰好我在黑龙江嫩江农场也被列入反革命集团，不同的是，由于爆发了珍宝岛事件，嫩江农场的犯人匆匆迁到泰来县三棵树建新场，所谓的反革命案件也就不了了之，关在小号里的犯人也放了出来。不过，在几乎与大同09信箱处决反革命相同的日子，在黑龙江也一次处决了16人，全部是反革命，我们农场处决一人（原来准备处决的是北京医学院的右派学生，罪名是在服刑期间批驳毛主席的矛盾论，可是，查出此人贫农出身，是少数民族，结果就换了一个历史反革命上了刑场）

以下的情况是王汝强的妻子告诉我的。他被捕后，在美国的妈妈和姐姐得不到他的音信，他的妻子成了反革命家属，从外交部清除出来，最初到小学当代课老师，后来被送到酱菜厂洗萝卜，同时派出所多次找她谈话，要她与王汝强离婚，否则就遣送原籍。即使在这样的景况下，她仍然坚持每个月去探望丈夫，尽可能送去一点食品。

到了1966年春节前夕，良乡监狱第二批犯人发往黑龙江，同时将第三部分送到山西大同和永济。王汝强在大同09信箱，是劳改煤矿。原来我们被遣送到黑龙江时，以为留下的犯人可能会去好一点的地方，结果，恰好相反，第三批是最惨的，我的两个好朋友最后都死在山西。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城市里的五类份子用专列遣送原籍改造（我的父母也在河北石家庄被扫地出门，遣送安徽老家监督劳动），王汝强的妻子按规定要送到苏州老家，不能到父亲身边（她的父亲在上海）。一个年青美貌女子孤身到了乡下会遭到怎样的待遇呢（这句话是她亲自对我说的，不是我的猜想），她只能提出离婚。

王汝强收到离婚通知书以后，马上签字同意，同时将原来寄给他的白床单和碎的眼镜片给妻子寄回来了。他的妻子告诉我，收到这个邮包以后，实在想不明白丈夫的用意，后来明白了，白床单表示，我对你的爱永远纯洁，碎的镜片表示，我们不能破镜重圆。王汝强的那位回到北京的朋友告诉我，从那时起，王就想到死亡，所以，他最后坦然走上刑车。

他死在1970年春天，死后掩埋照例不留标记。我不知道和他同时遇难的那35位大学生的家属在收到处决通知书后会想到什么，但是我知道在大洋彼岸的王汝强的姐姐和姐夫在弟弟忽然失踪后（路透社的格林先生当然不知道他特别喜欢的这个年轻人的最后日子），曾请求加拿大和英国驻华使馆向中国外交部提出要求，寻找美籍华人在中国亲人的下落，当然，这个要求只有在毛泽东去世以后才可能有结果。1981年，王汝强的姐姐给我来信，她收到了我国有关机构的回信，内容是，你的弟弟王汝强已被错误处决，希望你前来认领其遗骇。给我的信中有这样的话：我根本不相信让我领取的就是我弟弟的尸骨，而且我也决不到这个国家。我给她的回信是：被处决的犯人是不留标记的，即使因病死亡的犯人也只在坟头有一块木片，两三年以后就无法查找了。

他和35个大学生在山西大同遇难的日子是1970年春天，这时，我们已从嫩江农场转移到黑龙江泰来农场，也就在这一时期，泰来农场举办了宣判大会，和我在一个队的一个历史反革命被处决，罪名是反革命，同时宣布的处决名单是16人，原来决定处决的是北京医科大学一个右派学生，具体罪名是反对伟大领袖的矛盾论，可是，核查他的家庭出身是贫农，又是少数民族（湖南苗族），就免他一死，由那个历史反革命代替了。

许多年后，我看到一位著名作家在他的一篇文章里谈到他偶然在街上的处决反革命的布告上看到他在西北劳改队里的四个难友的名字，时间是1970年春天。他很奇怪，这四个知识分子原来都是按反革命定罪劳改的，怎么又犯了反革命罪被处决了？这位作家希望知情者告诉他事情的经过，我想到我在嫩江农场被打入反革命集团案件的过程（这件事在后面有详细的记载），其时间与这位作家的四位难友蒙难的时间大致相同，也和王汝强在大同遇难的时间相同，后来打听到作家的电话，便告诉他我大体知道他想知道的情况，这位作家马上说：我很忙，以后联系吧。大概是事过境迁，这位作家的环境改变了，情感也变了，即所谓的存在决定意识吧。

我在良乡监狱的另一个朋友是沙志培。上世纪80年代初，在历史博物馆曾举办周恩来生平事迹展览，大厅的门框上方有周恩来所写的警厅拘留记，记录当年为抗议21条而在北京火烧赵家楼的情景，其中有一句是：沙志培今日过堂受审。在良乡监狱，我们称他沙老，因为他从茶淀农场转到良乡监狱时已满头白发。那是在1964年，车间南边的大沙石堆上经常有一个老人唱外国歌，他总是穿一件蓝灰色呢大衣，高腰翻毛皮靴。有时拿饭盒到铸造车间的熔铝炉上热饭，我那时担任派工员，可以到各车间走动，所以常常遇到他，可以肯定他不是干部，也不是劳改犯，而且也看出他有来历，他走路特别快，从背后看不出是个老年人，从对面看，他已满脸皱纹，满头白发，但一双眼睛很有神。

有一天，我看到他在车间的队长休息室给队长们上英语课，听得出是非常标准的英语，课后，一位队长告诉我，讲课的是美国来的教授。这句话使我对这个老人产生了兴趣，再遇到他时就点头打招呼了，他大概也观察我很久了，认为可以谈话了，于是，有了以下的对话：

问我：他们虐待你们吗？我说，从来不，

他又说：到处是生活。我说：是的。

又过了几天，他问我：可以帮助我吗？我说：什么事？

他说，有一封信，请你设法给我的朋友，同时把这枝派克笔送给他。

那时，在车间工作的有劳教期满的，他们可以每两个星期回家一次。我托一个学哲学的大学生把信和笔带出去了。公休后，送信的回来告诉我，沙老的朋友是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员，收下派克笔和信后，研究员告诉来人，这支笔我收下了，请告诉沙志培，他倒霉了，不要让我也倒霉。

他在美国的妻子曾给他发来一份电报并寄来10元美金，让他回电，但他把美金换成了饭票。

沙老的详细情况，是王汝强告诉我的。有一次，我和王汝强遇到沙老，我点头打招呼，王汝强则摸自己的头，没打招呼，原来这是信号，王汝强在沙老楼下的垃圾管道里放了食品，让沙老去取。食品是他爱人探视时送来的。我问王汝强，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沙老？

于是，我知道了沙老的事情：他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主任，美国共产党党员，中共元老董必武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时，就住在他的家里。时光倒退40多年，他和周总理是天津南开中学的同学，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邀请他回国工作，老同学的邀请当然要考虑，他原来希望利用他的影响促成中美建交，由他担任中国驻美大使，这个方案当然是空想。之后，他希望担任天津市长，因为他是天津人。回国后，给他安排的工作是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翻译，教授待遇，配保姆和住宅一套。

这样的待遇当然和原来答应的条件相去甚远，他要求会见老同学周恩来，但没有下文，最后和领导大闹一场。按照我国规定，与领导闹纠纷便可定为无理取闹，送到茶淀农场劳动教养一年，期满后转良乡监狱软禁。这种软禁是没有期限的，1966年，他随良乡监狱最后一批犯人到山西永济农场。

巧的是，他在国际问题研究所期间，和王汝强是同事，并且成了好朋友，又先后出了问题，后来在良乡监狱相会，1966年文革前夜又一同被送到山西，最后两人都死于非命，而且没有留下遗骸。

对沙老的了解，除了在良乡监狱这一段是我直接和他接触外，之前的信息来自王汝强，到山西以后的情况则来自王汝强的遗孀。

我和沙老还曾谈到当年签定21条后学生运动的情况，他说，他们从天津赶到北京堵在赵家楼门外，要见外交总长陆征祥，可是大门紧闭，这时，周恩来看见围墙下有排水的阴沟，他说，我们可以从阴沟爬进去，沙志培断然反对，我们是为正义而来，怎么可以从阴沟爬进去！周恩来真是小人。

他本来有一个机会回美国与妻子团聚，是第一次对国民党在押战犯特赦，他虽然和国民党不沾边，但有关当局打算趁此机会下台阶打发他回去，算是了结这事。可怜在征求他的意见时，他的回答却是：还是这里好哦。可以看出，即使在自由世界生活多年的人，其精神也终于被环境摧毁了。

他继续留在永济农场，但已解除软禁，可以到北京找亲人了，可是，谁是亲人？他此时唯一能找的就是王汝强的家，这个家也只剩下一个反革命家属了，王的妻子告诉我，沙老到家时穿的是黑棉袄，腰上扎一条草绳，完全是一个山西老农民的摸样，口里只有一句含糊不清的话：给我找工作。这说明他此时已处于神志不清的状态了。王的妻子只能给他买回程的火车票，带一点吃的送他上车。

王汝强的妻子告诉我，沙老在永济农场有一个熟人，此人在1979年平反后在北京工作。他的叙述如下：

我在农场修拖拉机，沙老在农场不干活，只有很少的生活费，每次到我这里其实就是为了能吃一顿饱饭，我们谈话不多，他吃完饭就慢慢往回走，有一回我发现他往相反的方向走，我赶上他，送他回房间，发现他的床上堆了许多大小不等的玻璃瓶子，看样子是拣的。床铺本来就不宽，堆了那么多瓶子，沙老只能弯着身子在床角睡，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可是沙老不许我动他的瓶子。

有一天早上，我刚起床，有两个孩子跑到我跟前大喊：你的那个反革命朋友死了，我赶忙随着他们去看，他在路边的排水沟里躺着，手里拿着一个纱布抄子和我熟悉的铝饭盆。他大概是想到排水沟里捞小鱼，没有力量爬上来。

一个比周恩来更有胆略的人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

在良乡监狱还有几个人值得记下来。

朱沛人，中央日报副总编辑，50年后，我看到了台湾著名记者陆铿的回忆录，他在书中多次提到他当年的领导朱沛人，他当然不知道他的领导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后立刻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送到监狱了。朱沛人是良乡监狱最后一批发配的犯人，他那时已有50多岁，很可能是到山西的农场，

胡静如，经济部专员，抗战胜利后第一批到上海接收新闻日报的高级记者，解放后在香港开公司，做对大陆出口的生意，在“自然灾害”期间，有一回，他在大陆办完事，顺便拜访了老朋友郑洞国和黄棋翔。回到宾馆后就被请到有关部门，询问他此行的任务是什么，他的妻子知道丈夫被扣留在大陆，表示愿意将这次所签合同的货物无偿捐献，只求放回丈夫。胡静如于1964年到我们车间打扫机床。

叶笃庄，生物学家，是我国著名叶氏兄弟的小弟，（叶笃义，气象学家，叶笃章，地球物理学家）叶笃庄是北京辅仁大学的生物学家，而辅仁大学是天主教会办的，解放后撤消了，由于这位生物学家和天主教会说不明白的关系也到了良乡监狱，给我的车床清理切屑。2008年，我看到他的一本生物学专著，但他的名字有黑框。

在良乡监狱还遇到一些人，郁飞，翻译家，著名画家郁风的弟弟；金镇，中将战犯，和一队战犯在良乡监狱住了短时期；邓达章，国民党总参谋长陈诚的秘书；总政治部文工团的一位独唱演员，他告诉我他们的乐器是装在进口武器的箱子里的，所以不上税，

我是随良乡监狱第一批犯人于1965年深秋发往黑龙江的，行前，有两件事让我感叹，其一，车间的一个队长在宣布名单的前夜把我叫到他的房间，告诉我，明天他将送我们到新的地方改造，而且，他看过我的档案，不认为给我的鉴定是正确的。最后告诉我的是：不论到哪里，都要设法多看书。一个管理犯人的警官能对我说出这样的话，的确让我感动。

另一件是，当我临上汽车时，担任检验的交通大学学生朱庆宗给我一个条子，上面是他的家乡地址。他几乎流泪告诉我，他一直睡在我的旁边就是为了监视我，现在要分别了，他认为我是个好人，希望能在将来出狱后成为好朋友，而且，从分别的这一天开始，他戒了烟（因为我不抽烟，在监狱里，抽烟是唯一的享受）。

后来，他在1966年春节后随第二批犯人去了黑龙江，到北安监狱，那是生产拖拉机链轨的机械厂。（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