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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那些人》完整展示之五:浮云不共此山奇——王利器

作者：量子在于 2017-9-12 21:26 发表于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作者分类:俚曲乱弹|通用分类:文史杂谈|已有1评论

关键词：张义春

《红学那些人》曾经文化艺术出版社与东方出版社出版，因当时情况复杂，受环境影响已经出版的本子曾被大量删削，对此作者深以为憾。现借本博客陆续完整展示原稿部分章节。
                              ————赵燮雨谨启

王利器是登峰造极的学术大家，但正如张义春先生所言，王利器的本领还不为普通读者所深切认识。
有了张义春先生的这篇文章，王利器的伟大就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了。
张义春先生对王利器的描写让不少人欢欣鼓舞，在这篇文章最先出现在网络上时，就有读者称，王利器是我的太老师，我为王利器而自豪。在2011年《书摘》第九期，王利器女儿王贞一发表回忆父亲的文章，而题目则借用了这一篇的章回名目《浮云不共此山奇——怀念父亲王利器》。
有人以为《红学那些人》是200年红学第一才子书。这个评价也过也不算为过。这篇文章的最后部分是《天授“降龙手”》，张义春先生以武功写文人风流，其气魄之伟劲道之大让人触目惊心。我真诚地相信，王利器的行状中有如此一节，王利器注定要不朽的。
但这样的笔墨却委屈了周汝昌，在王利器与周汝昌的具体较量中，张义春先生的描写与事实出入不大，但放开而论，周汝昌还是有独特的本领与手段。周汝昌败在王利器手下不假，这一点并不说明周汝昌一概不高明。
此篇亦有虚写笔墨。如我们不以所谓实有其实苛责张义春先生，这些笔墨是审美细节描写的绝唱。
                                    ————赵燮雨评论

浮云不共此山奇——王利器

出于川中名宿向宗鲁先生之门，学有本源，根柢深厚，平素勤勉刻苦博闻强记；虽一九五七年一九六六年拂逆横来，人所不堪，仍孜孜以求，手不释卷，所治遍及四部，尤长于笺注古籍。
——中华书局编审刘宗汉所拟王利器之墓志

王利器英雄盖世，独步天下。要把王利器的情况看清楚，应该把他与钱钟书进行比对。王利器的英雄应该不在钱钟书之下。只不过钱钟书作了个小说叫《围城》，这个《围城》让夏志清大捧特捧，所以，多数人知道钱钟书有两把刷子，而王利器的文章都是些干货，不把《康熙字典》背个烂熟很难弄明白他的道理，所以，我孩子那个常常感叹自己作为知识分子待遇差劲的语文老师，竟然不知道王利器是哪个庙的。
钱钟书的学问博大精深应该没有问题，但问题是这博大精深中也包裹着硬伤，这些据说偷着读白话《史记》的博士娃娃就可以发现，但王利器则不同，他的文章却针扎不进，水泼不入，那些把中国传统文化典籍背个乱熟的白胡子们，也对王利器心生敬畏。再说，王利器他自己就是挑别人毛病的行家，如果哪个不小心得罪了他，那绝对有你好看的。
钱钟书做了不少学问，但业内已经有定论，在中国做学问最多的还是王利器。
王利器学究天人，确乎不拔，著述数量之多，涉及面之广，无人可比，全部著作约二千万字，程千帆戏称他为“多宝道人”，海外学界惊呼他为“千万字富翁”。王利器曾出版《新语校注》、《盐铁论校注》（后改《盐铁论校注增订本》再版）、《风俗通义校注》、《颜氏家训集解》、《文心雕龙新书》、《文心雕龙校证》、《文镜秘府论校注》、《葛洪论》、《文笔要诀校笺》、《历代笑话集》、《历代笑话集续编》、《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郑康成年谱》、《宋会要辑补》、《李士桢李煦父子年谱》、《九龠集校订本》、《越缦堂读书简端记校录》、《水浒全传》整理本、《耐雪堂集》、《晓传书斋文史论集》、《王利器论学新著》等。
一、神人风度。
王利器是四川江津人。江津是一方群星璀璨的天空。聂荣臻生于斯，陈独秀逝于斯，“天下第一长联”作者钟云舫、白屋诗人吴芳吉、“中国计算机之母”夏培肃、中国科学院院士周泽昭等，都是地道的江津儿女。
王利器生于1911年，卒于1998年，字藏用，号晓传，书斋名为“善藏其书，所以善待其用”。“利器”二字出自《论语》——“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王利器七岁入家塾，二十岁入江津中学、重庆大学高中部。毕业后在达材中学任教半年，又考取四川大学中文系。王利器大学毕业后被推荐参加国民政府第一届大学生毕业会考，以满分的成绩获“荣誉学生”的称号。再后王利器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历任四川大学、成华大学、西北大学、北京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曾在文学古籍刊行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辑，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
1、一副对联名动家乡。
王利器出生于四川江津一富裕家庭，打小受教育良好。王利器祖父叫王章可，王利器是王章可长孙。王章可性儒雅、喜读书，中举回江津后任育才书院院长。耳濡目染之下，王利器也爱书如命。王利器的启蒙老师叫刘昌文，在刘昌文指导下，王利器先是死记硬背传统典籍，等上了路，就做文章、对对子、做诗、做四六、做律赋……逐渐具备了高过同辈的手段。1934年，王利器考入江津中学，开始接受现代教育。此时十三年的私塾根底已让他的国学基础牢不可摧。王利器刚入江津中学，正碰上一位同学去世，学校举行追悼会。王利器一则心中凄楚，要寄托些哀思；一则是胸中锦绣过多，有些不吐不快，就代表新生送上挽联一副：
逢君却又别君，叹砥砺无缘，红树青山人已去；
见你为何哭你，恨文章憎命，素车白马我方来。
这副挽联文字典丽、对仗整齐，特别是别开生面。当时追悼会上送挽联者不下百余副，多有大人先生之妙作，但相形此联均有不及，王利器因此声名鹊起。
2、侠肝义胆、品行高贵。
1941年11月11日，王利器在北大文科研究所读书，受知于傅斯年。这时忽传来他往日老师向宗鲁逝世，随后师母牟红仪也拍来电报，希望他西上峨眉，送向宗鲁灵柩归乡安葬。王利器立刻向傅斯年请假。到峨眉后，经过交涉，学校补发向宗鲁一月薪水约三百余元，另派一校工陪王利器扶灵去向宗鲁家乡小湾。
隔山隔水，路途遥远，学校补发的薪金仅够峨眉到江津北岸中渡街的费用，而从中渡街到龙凤场小湾，还有好几十公里的旱路，因为要雇用不少挑夫，走这段旱路所需费用将比水路行船更高。没有解决的办法，王利器心一横就上路了。
王利器一行在平羌江畔登船。平羌江又称嘉州小三峡,由犁头峡、背峨峡、平羌峡连贯而成，全长12公里。船入大江，滩多水急，峭壁如削，怪石峥嵘，一叶扁舟在急浪间颠簸，水手的身影成了弧形，终于平安到达目的地宜宾。这时，后面的路费已经全无。为解燃眉之急，王利器将创业银行全部股金抽出作后面的路费（以前写墓志铭获赠的润笔之资），组织起一班三十六人的苦力队伍，或抬灵柩，或挑书箱，浩浩荡荡压地银山一般上路。到了小湾，见过师母、太老师，安放毕灵柩，布置好灵堂，此事才完结。
这段行程历时一个多星期、近五百多公里。时在成都的庞石帚先生听闻此事，曾作寄调《木兰花慢》以记之：
傍青峰望远，乱云外、故人稀。似海燕飘零，荒椽愁寄，残社须。征衣。对花溅泪，梦羌村、何地浣尘缁。眼暗黄垆旧影，鬓添明镜新丝。峨眉。多事买筇枝，山鹤怪眠迟。剩灯床乱帙，礼堂谁写，穗帐空披。凄凄。一棺水驿，费侯芭、双袖万行啼。魂断平羌月冷，夜深来鉴虚帷。
此词凄切动人，以侯芭负土起坟，安葬杨子云事为典故，盛赞王利器“行芳而名高”。
王利器对自己的老师最豪爽最重义最江湖，对晚辈甚至素不相识者也热情如火。据欧阳健介绍，1981年7月，还未知名的他北上京城观书访学，准备拜会王利器。欧阳健本来担心王利器怠慢他。但来到王利器的府上，王利器的热情顿时让他意外。王利器给他滔滔述说自己的丰功伟业，答应给他将要出版的《水浒新议》作序。欧阳健要代同事金燕玉查《世界文学》，王利器不仅告诉他报刊藏于柏林寺分馆，更热心陪他前往，教他如何办理手续--------欧阳健担心太过麻烦别人不好，提出自己按王利器指点去办就是，而王利器却硬是庖代到底。
3、出手大方、喜好藏书。
王利器喜好藏书，经史子集无所不有，孤本善本多多益善，对俗文学的研究功不可没。初到北平时，为得到一本日本影印的《世说新语》，他曾横下心出手一根金条。此书后来成为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出版宋本《世说新语》的底本。这一豪举，使得他名声远播，趁机到手很多精选本。陈老莲装裱成册经折本《水浒叶子》，郑振铎不以为宝，但王利器看中了。后余嘉锡《宋江三十六人考实》之宋江像，就来自该书。他说服郑振铎以公款收购了《八旗艺文编目》全部书目，为初兴的《红楼梦》研究事业打下了良好的资料基础。
文革被抄家后，王利器藏书一部分被人民文学出版社抄走封存，一部分被北京市文物管理处接管，另外一些书则被红卫兵毁坏、散失。落实政策后，只还回不到三分之一——一万余册。这些清查还回来的图书，有些被单位编号，有些盖上公章或藏书章，其中部分有“江青藏书之印”，“康生之章”和“康生”字样。
4、任情任性，不谙世故。
王利器身体瘦削，一天工作十小时，吃粮不够半斤。然豪迈壮阔，激情洋溢，千仞振衣，万里濯足。他八十二岁时自称“年方二八”。每有论文发表，便用所得稿费宴请友好同志。据坊间传说，1958年反右时，为了凑够名额，人民文学出版社党委找他谈话，要分配给他一顶右派帽子，问他有什么意见。他慨然不惧，一拍胸脯说，“服从组织分配”，声称，“兄弟我一介书生，能为我党做些啥？现在党尴尬、没出豁，说不得，快把那帽子拿来”。为此，不仅降了工资,，还被九三学社开除了社籍。
文革中，王利器下放“文化部五七干校”向阳湖烧开水，后到丹江一连，任务是看管桔子树。在他的“桔树管理记录”中有：“现有桔树情况（桔树 85 株；砧木 6 株)”和“72 年 1 月 29 日上午, 羊群由山上沿公路下来, 啃坏路边桔树三四株之多，时上午十时许”的记录。此时, 连里传说个别人向江青写进忠信而调回北京，有人对他说起此事，他很不以为然地说：“我没这个本领”。
二、“大拿”与“降龙手”。　　　
王利器秦汉以下的书不读，简化了的字不写，是中国文化学术研究的大力金刚，在古典小说戏剧研究方面都起到开拓者或先行者的作用。1980年，王利器的《文心雕龙新书》再加增订，易名为《文心雕龙校正》。《人民日报》曾评为“《文心雕龙》从此有了可读之本。”《盐铁论校注》尤有可叙之处。当时郭沫若、杨树达、马非百、王诤佩诸先生同治《盐铁论》，王利器在众多强手中，独造胜境，所获多有他贤所不及。郭沫若曾致书誉之。1953年5月27、28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他的《水浒与农民战争》一文，毛泽东读过大力推广。在学术界，甚至思想文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标志着王利器真正踏上了通俗小说研究这一新兴阵地。其后，有关论文连篇累牍、相继刊布，大有一发不可收拾之势。
不过王利器非专业红学家，红学仅只古典文学研究的一部分，以两点较为突出。一是考据派“大拿”；一是天授“降龙手”。
1、考据派“大拿”。
王利器才不胜今人无以为才，学不胜古人无以为学，论证周密，气识宏深。作为考据派“大拿”，其著作有《〈红楼梦〉研究论文集》、《李士桢李煦父子年谱》。其中发现兴廉《春柳堂诗稿》有四首诗和曹雪芹有关，属其主要红学成就，对研究《红楼梦》作者问题和版本问题起了明显的推动作用。
在有关曹雪芹生平的材料中，《春柳堂诗稿》发现较晚却最受重视。据王利器介绍，北平解放以后，有人要把家藏之《八旗艺文编目》中著录的一批书出让，他听从郑振铎意见，介绍文化艺术局买下，交北京图书馆收藏。在查点这批书时，他发现这部《春柳堂诗稿》中有四首和曹雪芹有关的诗，向未为人所知，便在1955年撰写了《重新考虑曹雪芹的生平》一文，认为根据新发现的材料，可以解决曹雪芹生平研究中的四个重大问题。
（1）确认雪芹“姓曹，名霑，字梦阮，号芹溪居士”，“这不仅证明了曹雪芹号芹溪，暗合甲戌本《红楼梦》第十三回末脂批“因命芹溪删去”之说，也纠正了周汝昌之“溪”字可能是‘悉’字之写误，说明了曹雪芹的字叫做梦阮。
（2）确认“曹家败落后，雪芹是住在北京西郊”，“雪芹的村居，宛然是傍山近水人家，在那里，给雪芹布置了一个‘不如著书黄叶村’幽静而美丽的写作环境。”
（3）暗示“曹雪芹的善画和清宫画苑的关系”，“雪芹‘举家食粥’卖画求生之日”，毅然拒绝“当达官贵人的清客，或画苑的供奉”，决心“从事《红楼梦》的创作，来暴露统治阶级的罪恶”。
（4）确认曹雪芹“年未五旬而卒”，否定了过去红学研究者“由于太死板机械地去看敦诚《挽曹雪芹》的‘四十年华付杳冥’一语”，“算定曹雪芹只活四十岁，而又坚持贾家即曹家之说，于是硬派曹雪芹是过继之子曹頫的儿子”的观点。
发现《春柳堂诗稿》有四首诗和曹雪芹有关而外，王利器另与吴世昌认为脂砚斋是曹雪芹叔父；依据康熙五十四年三月初七日曹頫上康熙皇帝的奏折，又以张宜泉诗题下的小注相佐证，证明曹雪芹乃曹颙的遗腹子，出生于康熙五十四年‘乙未’；与冯其庸、陈毓罴、刘世德主曹雪芹卒在“壬午”（1762），力辨曹雪芹葬于张家湾，墓石是真；1957年曾发表《关于高鹗的一些材料》，拓宽了高鹗研究视野。
王利器说，“自从我发表《重新考虑曹雪芹生平》之后，隔了二十五年，我又写了《马氏遗腹子•曹天祐•曹霑》一文，发表在《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4辑，主要抓住了十三年这一重要线索，去论证马氏遗腹子就是曹天祐，曹天祐就是曹霑。---------我还在1979年写了一篇《大观园在那里》的论文，发表在吉林《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一期，主要指出大观园是曹雪芹精心设计的一幅建筑蓝图，是一个为贾宝玉和金陵十二钗生活而创造的典型环境，既不在南京，也不在北京，就在《红楼梦》里，提出对这些年来‘大观园热’的我见。我认为把恭王府作为大观园纪念馆，我完全赞成；说恭王府就是大观园，我保留我的意见”。
2、天授“降龙手”。
王利器读书过目不忘，写作文不加点，“议论证据古今，出入经史百子”；因为有如此的道行，行为作态免不了跋扈气盛、踔厉风发——顺其心则喜，逆其心则怒；天高两三寸，地厚一鱼鳞，抬头天外觑，天我一般人。解放后红学家中，他是周汝昌的克星，也是让周汝昌望而生畏、甚至闻风丧胆的人物。王利器大周汝昌七岁，开始时，对周汝昌的成就，王利器也予以肯定，曾经说过周汝昌那小子还有些出息，其关于曹雪芹卒年的考证，表现出新一代学者的虎虎生气。
但后来，因为不识高低，周汝昌就让王利器感到不快，于是，王利器就被窝里磨牙——怀恨在心，倚着有些道行，就专门拿他消遣，施展平生绝学要费这小子的武功。那刺耳甚至残酷的批评，特别是抖开文献、引经据典的英雄气，直让作贼心虚的周汝昌老爷子色若死灰，双目茫然无见。要说周汝昌也不是等闲之辈，他有乾坤大挪移的手段，多彩多姿，惊才绝艳，飘如浮云，矫若惊龙，六十年来，在风波诡谲的红学江湖中得心应手，履险如夷，也曾欣欣然不知所以，以为天下之美尽在己。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强中自有强中手，谁料到有王利器这秤杆的准星，周汝昌顿时就现出了“裘千丈”斤两，活生生的一条“龙”竟然蜷曲成小蚯蚓，恶鬼见钟馗——不得不老实。
话说1976年，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又一次修订出版，他继续讨论曹雪芹生年问题，继续鼓吹曹雪芹生在“甲辰”（雍正二年），也是一时胆大，他卖弄长舌，胡夸大口，竟然摸开老虎的屁股，对王利器的“乙未”（康熙五十四年）说进行批评。同时，这重印的《红楼梦新证》，周汝昌不仅失于打点，而且王利器主动索求，他竟然衙门里打电话，官腔官调——我说利器同志呀，这我可得批评你了。俗话说，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个《红楼梦新证》，就在你供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印的嘛，你自己留一册就是了。当然了，我也不是不可以送你一个的，可你应该知道的，我是非常忙的------这样，王利器一则臊了，一则恼那周汝昌目中无人，加之其乃天真烂漫之人，醒来明月，醉后清风，喜怒出于心臆，不比那些饰词掩意者，于是雷嗔电怒起来，拉下脸来以他为法。
和风吹柳绿，细雨点花红。1980年4月21日的北京真他妈够得着一个好日子。这天周汝昌肚里吃的饱，身上穿的新，早饭后就照例迎着旭日打着饱嗝逍遥游。他甩了几回臂，扭了几回腰，看着无边的春色，还笑盈盈的点了几回头。突然，王利器《〈红楼梦新证〉证误》的大文章在《红楼梦研究集刊》第二集发表了（《集刊》本来3月1日出版，这一集因故推迟），王利器拿出通天的手段要试一试这个惬意的周汝昌究竟有多少厚薄。王利器的文章一不客套，二无铺垫，起首就直奔主题，先声足以夺人。他说：“周汝昌同志著《红楼梦新证》，一九五三年九月初版。一九七六年四月又出版《增订本》。经过二十多年加工修改之后，他向读者宣称：‘作者个人今天的见解与能力都已有所提高了。’我把这本有些参考资料的书翻了一遍之后，总觉得‘其貌似新，其质实旧’，爰本责备求全之义，提出一些他山攻错的意见。”
简单交代过情况后，王利器就对周汝昌抽筋剥皮。他说周汝昌《红楼梦新证》有十大类错误——不知妄说、不知妄改、不伦不类、以讹传讹、张冠李戴、辗转稗饭、顾此失彼、道听途说、数典忘宗、前五百年。十大类错误外，王利器还指出周汝昌硬伤四十几处。王利器非常看不起周汝昌，王利器实在弄不明白，伟大的红学队伍中怎么竟然有周汝昌这么一个虚多实少的混混。他不止一次说过，千万不要被周汝昌氏的三脚猫功夫所迷惑，周汝昌氏也就彻头彻尾的纸老虎。他对“历史性资料”的引述，非常粗疏而随意，其《红楼梦新证》“错误极多，几乎每页都有错。在他的书中，元朝人竟能知道八旗，这是怎么搞出来的？真是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我曾有篇文章，文章发表多年，他至今没有答复我，他是没法答复的。”
王利器是超进化的红学家，是红学的西楚霸王。王利器修理周汝昌像狂风吹败叶，似暴雨打残花，如响彻霄汉的一声虎啸。王利器与周汝昌对掌是他一生比较得意的一件事。王利器说以上那些话说的时候，曾经得意地大笑了起来。那笑声如洪钟一般嘹亮而高亢，此时本来就已经蜷曲做一团的周汝昌就如筛糠一样抖个不停。
王利器的英雄气打碎了周汝昌红学大家的形象，让红学世界的朋友们大开了眼界，让周汝昌的论敌们欢欣鼓舞，提起王利器三个字，人们往往会翘起大拇指说一声：“一条好汉，一条好汉。”在上个世纪80年代，王利器也是红学的凶神恶煞，知道他的人都尽可能不去惹他。如果某个红学人物要诅咒另一个红学人物，他所用的语言往往是这样的一句：“让你个王八旦出门就碰上个王利器”。
其实王利器更是登峰造极的人物，武德的观念决定他霸而有道，不会滥杀无辜，不会侍强凌弱——在浩荡的红学世界中，王利器专捡有气力的打，很少揍比自己弱小的。王利器不屑于那种“小萝卜”。
“西风无端起，东边草满地，我离佛千万里，我离佛特别近。”这是冯唐的一首诗。每次读这首诗的时候，我就会散出星星点点的怅然和幻想，我觉得这首诗送给王利器正合适。在多数的情况下，佛性与魔性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本文参考李自强之《两千万富翁王利器》，见2005年《成都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