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的用人之道---先秦诸子百家系列38

儒家用人讲究德才兼备，墨家尽管反对儒家的那一套，却不反对贤智，法家统统反对，不提倡道德仁义，不用贤人智者。商鞅说“辯慧，亂之贊也；禮樂，淫佚之徵也；慈仁，過之母也。”智慧是祸乱的助手，礼乐是奢靡的表征，慈爱仁义是过错之母。

韩非也劝谏君主用人不必用贤用智，他说：“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于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人主於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孤愤》

这意思是说君主左右大臣不必是高智商的人，君主不要与他们谈论哪个智高哪个智低，若是那样等于是与愚人论智。君主左右大臣也不必贤，君主若是以贤敬重大臣，与他们谈论贤德，这样做是与不肖者论贤。

所以韩非又说道：“今世皆曰‘尊主安国者，必以仁义智能’ ， 而不知卑主危国者之必以仁义智能也。故有道之主，远仁义，去智能，服之以法。”《说疑》

韩非说现在世人都说要使君主尊贵，国家得到大治必用仁义智慧，却不知使君主失尊，使国家处于危机的正是仁义智能。所以有道之主，必须远离仁义，去掉智能，让大臣们都尊法执法就足矣。

韩非主张的正是秦国实行的国策。秦相李斯向秦始皇建议焚烧掉所有儒家等邪说书简，人民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这是让全体国民只是知法，守法，此外什么也不知道，没有任何思想意识，任何主义观念。用人标准就是一个听话守法。这样国家就变得单一了，没有仁义道德等等乱七八糟的思想意识搅乱人民的内心世界，人民就不会胡思乱想，惹事生非了。人民除了吃饱喝足没有其它需求，不需要才智，也不用耍阴谋了。人民思想变纯净了，行为乖巧了，国家容易治理了。所以法制是多么好，又多么简单易行。

这就是韩非的理想国。对此我们只能耻笑，韩非想得倒是挺好，但太简单了，太机械化了。人不是动物，更不是机器，是有思想有欲望的，整天用法律的绳索把人捆绑住束缚住能行得通吗？但不幸的是，韩非的主张确实能行得通，而且还真的实行了。不仅仅是在秦始皇时代，当代中国不也是这样做的吗？当然现在不能焚书，不能禁止你的内心，但各种限制各种监视不都是出于一个目的吗？就是让你老实听话乖乖守法，不要越雷池一步。否则就绳之以法。

看似荒谬的可笑的主张却可大行其道，原因就是统治者手里拥有庞大的国家机器，而人民手里寸铁没有。起作用的并不是法律，而是强大的国家机器。韩非称之为权势。（关于这点后面将会讲到。）

以上是韩非的用人之道，那么商鞅又是怎么说的呐？商鞅的用人之道听起来更是不可思议。商鞅：“以良民治，必亂至削；以姦民治，必治至彊。”

治国用良民，就乱，就弱；用奸民，人民就听话，国家就变强。这是什么混账逻辑？有德有才的人不用，有教养有礼貌的人不用，却用道德败坏不学无术的奸人。这种用人标准实在是太雷人。

不过细想起来似乎还有点道理，从古至今哪个当官的是心地善良诚实本分的良民，如果都是良民当官，就不会有“天下乌鸦一般黑”这个俗语了。中国当今的官场更是如此，那些大小官员看上去人模狗样的，实质就是一群道德败坏不学无术的奸人、贪腐之人。商鞅的用人标准的确很雷人，让人接受不了，但看看事实也的确如此。国家的官吏从古至今都是这个德行，所以老百姓总是盼望清官，盼明君。但两千多年的历史上有多少清官，有几个明君，屈指可数。

商鞅的“直言不讳”也许道出了作为一位官员应该具有的“素质”，当然这个“素质”不是我们能接受的，也不是明文规定的，而且藏在内心的一种阴暗心机，这种暗黑心机现在可以统一归于“厚黑学”。但商鞅较之后来那些故作羞涩，装腔作势的厚黑学黑粉们显得更光明磊落，他可以公开地直白地提议任用奸人，而不象后来者那样想当婊子又要立牌坊。商鞅可以毫不掩饰地说“國以善民治姦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姦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彊。國用詩書禮樂孝弟善修治者，敵至必削國，不至必貧國。”

看看商鞅说的多么直白剔透，用善民去管制奸民，国家必乱；用奸民去治理善民，国家必能治理得强盛。什么是善民，就是整天讲诗书礼乐孝道的那些人。什么是奸民，就是对诗书礼乐孝悌一窍不通的人。

商鞅看透了官场，总结出了用人标准，但他只对了前一半，官员们几乎都是奸民，这个算是他说着了，但后一半“以奸民治，必治至强”，这点却大错特错。用那些道德败坏不学无术的人治理国家怎么能使国家变强变富呐？这个道理就不用多说了。看看当今的中国就知道了，如果得到大治了，称得上所谓的盛世，那么还用得着花巨资维稳吗？

韩非主张用守法者执法者，商鞅公然提出用奸人，那么奸人成为执法者就是酷吏，那些守法者就是循吏。《史记》里有《酷吏传》也有《循吏传》看看就知道什么叫酷吏，什么叫循吏。酷吏是法家的执行者，因其本身就是个奸诈之人，致死陷害了无数人。汉武帝就是喜欢用酷吏，《资治通鉴》在讲到汉武帝时这样说：“上以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而郡、国二千石为治者大抵多为酷暴，吏民益轻犯法；东方盗贼滋起，大群至数千人，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薄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小群以百数掠乡里者不可胜数，道路不通。”酷吏横行致使人民生变，这样的例子历史上不胜枚举。 

商鞅不仅要摒弃良民，善民，还要去掉强民，使一国之人都成为听话的顺从的弱民。他说：

“民弱國彊，民彊國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故曰：「以彊去弱者弱，以弱去彊者彊。”

国民弱，则国家强，国民强，则国家弱。所以有道之国，务在使国民变弱。 

这话伶仃一看理解不了，怎么国民弱了，国家就强了？这是什么道理？好象不符合逻辑。然而当与现实联系起来时你就会明白了。国家统治者希望人民大众都能顺从，听话，不要动不动就怀疑这个，怀疑那个，更不要妄议时政。统治者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犯上作乱，威胁他们的统治地位。为了防止人民造反作乱，统治者必然想方设法削弱人民的力量，使人民变成弱民，顺民。其办法是首先从思想上实行愚民政策，这在前面已经讲了就是统一思想。其次是从身体上消灭强者，把那些身材粗壮，有勇有力的人从肉体上消灭。这后一个办法在现在社会已经不可能做到了，也没有必要这么做了，但在处于冷兵器的商鞅那个年代还真是这么做的。秦国首先把强壮的男子汉都送到战场，这样就消灭了很多强民。后来秦始皇又杀了大量的豪杰，消灭了很多豪强。汉朝建立后也效法秦始皇的做法杀了很多豪杰，又把许多地方豪强迁到首都地区集中起来，防止他们有不轨行为。这些做法就是杀强者而留弱者。

商鞅说“故怯民使之以刑，則勇；勇民使之以賞，則死。怯民勇，勇民死，國無敵者必王”

对胆小怯懦的人用刑罚威胁，他们就会变勇；对那些本来胆大勇猛的人，用行赏奖励他们，他们就会去死。胆小的人变成勇敢了，勇士死掉了，就没有可以对抗国家的人了，国家就安全了。

这就叫“以彊去弱者，弱；以弱去彊者，彊。”

用强人去掉懦弱的人，强人留下，国家会受到威胁而变弱。用懦弱的人杀掉强者，剩下的都是弱民，国家政权不会受到威胁，国家变强了。

现在的中国政府不正是这么做的吗？冷兵器时代已经远去了，人们不可能拿着木棍，刀剑造反了，所以身体上的强人不需要被消灭了，但精神上的强人绝不容许存在。现在中共当局正在消灭精神上的强人。所用的办法正是以弱去强，那些愚昧的、被洗脑的，分不清是非的人就是弱民。中共正利用这些弱民去掉有自由精神独立思考能力的强者。

看看吧，法家思想是多么混账，而这种混账思想竟然被当今所有，真是不可思议。

法家用奸人当政，以奸人治良民，如何让臣民服从？法家不讲道德，不讲贤智，那么不以德服人以什么？不用智慧用什么？这些问题韩非都想到了，韩非认为光靠法是不够，还要有与之相匹配的手段，这些手段可以称之为法外之器。什么是法外之器？如何利用法外之器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