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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批评纠正亩产万斤浮夸风
毛泽东在1953年下半年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的问题，"高处不胜寒啊！我也不想当主席了。”就是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央日常工作由处于第一线的政治局常委主持；就是刘少奇和邓小平是主持中央第一线工作也即中央日常工作的两个主要领导人。中央成立“四清”、“五反”运动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毛主席有意培养接班人，让他们树立威信，以便在他逝世后，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发生交接时，能减少震动，有利于国家的安全。除此以外，他实际上还有一个没有说出的考虑，即他在中共八大前后，曾设想过建立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退休制度。这种一线二线的划分，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为建立这种退休制度而设计的。从这种一线二线分工的实际效果看，它具有一定的正面作用。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它在很大程度上培养了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全面领导党和国家工作的才干。但当退居二线的毛泽东发现问题后又及时批评和纠正在中央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亩产万斤浮夸风共产风和要讲真话。
毛泽东致全国二千万六级干部的公开信全文:（1959年4月29日）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年青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植，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年人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供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闲时半干半稀，杂以蕃薯、青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少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进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这三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收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实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高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的。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
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
1958年11月21日 武昌会议 毛泽东的发言：
"现在有的人吹得太大了，我看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现在一吹，吹得那么厉害，想当先锋，这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度量，有相对的规律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说过渡就过渡。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不但要具备有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而且还要有国际条件，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人民公社还是要议一下，总得有那么个决议，或者搞个指示。杜勒斯、蒋介石他们都说，我们不搞人民公社还不会亡，一搞这个东西，就一定会亡。你不要说他没有道理。总有两个可能性，要么亡，要么不亡。我脑子里头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人民公社究竟怎么办才好？经过这次讨论，如果是多数人，比如十个人里头有六、七个人，都说那个办法比较好。
我再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低调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右倾机会主义了。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500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万人。死5000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明年3000万吨钢（北戴河会议决定1959年钢产量为2700—3000万吨——笔者注）。究竟要不要定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危险
恐怕明年2700到3000万吨难于办到，我们是不是可以的，你打我通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打我才能通，你得说我才能服。你们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要做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以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
毛泽东在武昌会议决议中加入以下话：无论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以上是毛泽东发言。然而刘少奇邓小平根本听不进, 先是极左搞共产风, "共产主义就己实现了"等浮夸风。自知行不通就来了极右搞资本主义复辟"三自一包"、"分田到户"、"私有化"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一套。
因毛泽东有意退居二线，最先中共中央是要朱德做国家主席的。朱毛红军嘛，这资格谁也比不了，能够服众。也不知道是朱老总年龄偏大，还是智慧过高，一口回绝。于是刘少奇成了热门人选。可惜的是刘少奇的资历压不住场，于是有了高岗心里痒痒的。也就是说，没有毛泽东退居二线这一说，高岗应该不会心血来潮。
这个时候有意思的是饶漱石。怎么会把饶漱石带上了呢？其实饶漱石从满洲新四军都是刘少奇的部下，完全可以算是刘少奇的人的。但饶漱石又和高岗搞在一起。这里关键就在安子文的身上。这安子文也是老资格的革命者，当时从人事部部长的位置上到组织部当副部长。这个时候，饶漱石孤身一人到组织部当部长。饶漱石这个人，是和谁都搞不来的。当时正赶上毛泽东要退出二线，中央面临从新洗牌的问题。安子文就以组织部的名义拟定了一个名单上报，而这个名单，作为部长的饶漱石不知道。饶漱石也不是省油的灯，这个时候换成谁，大概都不大可能会忍一忍风平浪静的。于是，饶漱石就开始反击。向高岗告密与刘邓派争权。
殊不知，安子文的这个名单，是按照刘邓的意思来的，刘邓派占了大大的便宜。饶漱石这么一闹，刘少奇邓小平就要清理门户了。最后把高岗和饶漱石整到一起整下去了。他们的主要问题是破坏了中央的团结，说他们分裂党也说得过去。对手就是刘邓司令部。毛泽东并不是要把高饶往死里整，而邓小平复辟后的结果是高饶没有了翻身的机会。在当时刘邓自然是高兴了，但毛泽东未必高兴得起来。如果刘邓后来好自为之，配合中央搞好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也许这事情就过去了。而这刘邓，毕竟不是本分之人，闹出了许多乱子。毛泽东后来下决心用文革的方式批判刘邓，主观客观上，是教育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别自私自利争权夺理搞派性。靠自私自利争权夺理搞派性争得的权力是要受到批判的。而这一切，还是毛泽东要退居二线紧密相连的。所以说，一直到文革最后的组织行为，都是退居二线牵引的。
顺便说一句，安子文与胡耀邦结为亲家，也为后来胡耀邦入住组织部开了门。这样，高饶就更没有出头之日了。而胡耀邦又成了邓小平苒次篡权的得力帮手。但邓小平也只当奴才使用, 使用过后很快又被弃之。这就是一个流浪儿童"红小鬼"胡耀邦背判后协助邓小平搞复辟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