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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回复 yongbing1993
- 吴宓是自杀而死的吗?
http://www.***/content/08/1004/19/62503_1709670.shtml#:~:text=%E4%B8%8D%E5%B7%A7%E7%9A%84%E6%98%AF%EF%BC%8C%E5%90%B4,%E6%AF%94%E9%99%84%E6%98%BE%E7%84%B6%E6%98%AF%E5%A4%A7%E8%B0%AC%E3%80%82
- 2 回复 yongbing1993
- 真正的专家们，在各行各业绝对起重大作用的，那些在国防科技，航天，航空，卫星系统，攻克医学难关，黙黙无闻的奉献，辛辛苦苦攻关的专家们大有人在。
所以要用一分为二眼光去评论专家及《砖家》们，像，钱三强，钱学森等，为国家做出特出貢献的一大批两弹一星的专家们，永远让人敬仰！那些为祖国出新成果的专家，院士们一样受到国人尊敬！那些救死护伤的白衣天使，敬岗守业的毕竟是大多数，千万不能一概而论！
- 2 回复 yongbing1993
- 文革中的干部去五七干校是带着各自的工资去的!根据各部门的工作情况轮流下去,根据各部门的工作需要各人的时问有长有短!有群众捡举犯错的个别干部会被群众抓去戴高帽游街!
- 2 回复 yongbing1993
- 看看改革开放后的干部忙善三公消费吃吃喝喝楼楼抱抱,白天忙着搞钱,晚上忙着搞小三小四.....这样的干部群众让他们戴个高帽游个街不应该吗? 今天,有一些这样的干部以及他们的后代说文革这不好那不好叫冤叫屈! 戴高帽游街比一比现在的坐牢枪毙或是满世界逃亡的滋味那个好受些!
- 3 回复 浮平
- 这些都是等级观政治与道德不分的混乱领域，八卦市场。
yongbing1993: 吴宓的婚恋却如同一枚坚涩的青果，令后人不敢恭维。有人说，他是一个地道的“好色之徒”，话虽偏激，却折射出了他在婚恋上不安分的一面。不顾有妇之夫的身份，向
国家领导人的隐私是国家机密，严格被保护起来了。普通人的就被拿来挖祖坟，搞隐私，作为政治斗争的把柄，没有半点的基本平等人权保障（现在在某些隐私权方面有所改变）。所以不需要去讨论这些毫无公正意义的事情了，没有可比性。自己心里明白，良知明白就够了。相当于你去讨论皇帝有几个妃子，去和老百姓对比道德标准，有意义吗。
所以，后来全都被揭露暴露了，人就是人，装圣人是装不了的，也装不久。超越人的基本需求层次满足的递进规律去拔高道德，都是 ----- 瞎扯。不是被忽悠的搞一阵子就是被强迫。
多少人被冤枉整死惨死，家人几代还得承受一切，忍气吞声，默默承受。每个阶段都有这样大量的弱者受压迫受欺负。
- 2 回复 yongbing1993
- 否定批判控诉文革命的走资派特色社会里翻读贪腐案例，情妇二字频率极高。凡落马贪官十之八九会曝出一串甚或一堆情妇，形成了反腐中一道无以言状的“风景线”。改革开放之后对贪官们玩弄的女人称为“小蜜”“二奶”“小三”，如今則统称为情妇。称呼的变更皆因贪官身边的女人迅速增多之故。毋庸讳言，有的贪官包养女人的数量堪与封建皇帝的三宫六院“媲美”！倘以“二奶”“三奶”或“小三”“小四”类推下去实在麻烦费劲，用“情妇”概而括之，确实简便了许多。综览贪官中的情妇，人数众多，情形各异。毁坏家庭，败坏社会风气。贪官污吏与情妇们的寡廉鲜耻，对社会风气败坏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官员包养情人、二奶，表面上看是个人的生活作风问题，实质是一个官德缺失的问题。包养情妇不仅伤害婚姻家庭，败坏社会风气，情节严重还构成重婚罪。这种丑恶现象为何在贪官群体中十分普遍?内在原因是贪官群体道德品质滑坡，违背对婚姻和家庭的忠诚，受纵欲享乐等腐朽思想的影响。外在原因是权力缺少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有些重要部门和关键岗位的领导干部，权力集中而监督失灵，给权力寻租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同时，随着道德观念和社会风气改变，一些人对婚外情的容忍度变大，对“包养情妇、小三”的行为见怪不怪。
近年来，各种各样的反腐模式新招不断，如今的贪官“十个贪官九个色”，大多数贪官的落马都从情妇被发现开始，或因家中结发妻子不满在外包二奶，进而发帖举报，或因情妇为了圈住其在身边，威胁不成就公告天下，被情妇拉下马的官员比比皆是。不可否认，小三举报为防腐工作提供了重要线索，使许多贪官最终原形毕露，但是，小三举报只是获取线索的一种形式，具有偶然性、选择性。对于被美色和贪欲所击倒的“问题官员”的监督，依靠自律或空有规定还不够，还要有纪检监察部门便于操作执行的惩戒措施形成一条不得逾越的“红线”，官员任何时候一经查实有问题就应引咎辞职或予以免职。
- 2 回复 yongbing1993
- 知识分子中的流氓知识分子
近四十多年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中只要一出现有那个人在公开场合出面反共产党反毛泽东反中国政府反文革反上山下乡运动的演讲、视频、言论、文章、出书、电影、电视剧等等时, 总有一群嗡嗡叫的苍蝇蚊子哄起来捧场支持。比如在这次新冠病毒流行期间许多借着砖家叫曽等的名头发表各种言论, 只要符合某些媒体和利益团体利益时就大加吹捧。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后的特色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私有化后各行各行产生的"企业家"实质就是资本家、导演、名星、砖家、叫兽、作家和先富的知识分子们, 这些人都是经过大学教育后而能成功的企业家都是知识分子加流氓；而没经过大学的企业家是流氓加知识分子。这也验证了北大一个教授的说法, 现在中国重点大学里又或是所有大中小学校里都在培养极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这里说的流氓不是指社会上真的传统意义上的小混混调戏一下小姑娘而已, 民间百姓有言:不怕耍流氓，就怕流氓有文化! 而是指有知识有文化中的一群人。这一群人的起源是被毛泽东时代关进了笼子里的地富反坏右派分子, 后又被走资派邓小平胡乱邦放出来后, 这帮人又传带教育培养了新的一帮人, 其中又有被邓小平走资派们送出去培训、派出去留学等方法到美国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学习后, 以及又传帮带下再一代又一代孵化起来的一群人。这一群人中有许多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更是历万端事的巨兽！能得很! 必须承认，这群学术流氓们的骗术的确很高，如果不是把他们的观点与他们的具体行为相联系，则非上当受骗不可。那些大牌学者的文章，在理论上要想轻易地打到是不可能的，因为那些学舌有关建立西方民主社会的构想，的确很有说服力和感召力。而问题的关键是，那些大牌学者，随便拎出一个来，其家族财富都不少于几千万，数亿甚至几十亿的也大有人在。当人们面对他们的财富，岂能不探问他们推销民主的动机吗，换句话说，他们推销的民主体制与他们的财富是否有内在的联系。换句话说他们反共产党反毛泽东和他们推销的民主体制与他们的财富是否有内在的联系。
在胡润富豪榜上说，中国有130个亿万富翁，其中三分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员。那人们就想知道了，这些亿万身价的中国共产党员都在那里藏着呢？如果把那些名人的资料从百度里调出来一阅。那些大彻大悟的理论家，以其流氓理论为依据，全家总动员席卷天下财富。多数人倾向于认为，中国社会的最大问题是官员腐败，这其实就是个表象，改革开放后的官员提拔学历是第一位的, 那个高官头上不戴个博士名头。不是当了官就腐败了, 而是未当上官之前就想着当官有权有机会能先富。为什么年青学生们都懂得当官会先富? 因为深层的原因是知识分子道德低下所致。高屋建瓴的打量一下，当下中国社会最有资格腐败的、最善于腐败的、鼓吹腐败有理的、最反对打黑除恶的，既非工人，也非农民，而是改革开放后连续培养的几代知识分子，具体地说最先开始的是50后出生的知识分子占据着省部级领导岗位，60后出生的知识分子占据着厅局级领导岗位。翻开那段被抓的腐败官员和没有被抓的, 留学定居国外的, 退休出国享受晚年的, 几乎都是先富的这群知识分子。
这群先富的知识分子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 复辟高考后努力复习数理化参加高考, 争取考上大学来为自己或自家改变命运, 走出农村走出工厂不参加苦力争做有文化先富的人上人。改革开放初期的那个时候中国的各行各业以及机关学校科研单位几乎都是大大小小的走资派掌权, 因为邓小平将文革中毛泽东的红卫兵和造走资派反的人统统杀的杀、关的关、剩下的一个不留地下放到农村山沟去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机关和国运工厂和农村人民公社的主要领导人领头人都是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及右派分子。这群从复辟高考四年之后不断放出来的毕业生, 在争取先富和改变命运的激励下, 紧跟走资派的身后高举控诉否定反对文革反对上山下乡反对毛泽东反对社会主大锅饭运动中表现突出, 然而得到走资派重用又或是得到右派分子们的重点培养, 一个又一个被提升到领导岗位上, 或是培养某项科研项目和工程项目的领头人、或是某大学和科研所的负责人、或是公派公费送出国留学, 或是政府出资办企业公司当老板资本家等等, 这群人在官位上或成才后就可以大把地捞钱先富后, 就开始找二奶小三小四玩男女性关系。
到了改革开放十多二十年时中国的政界、商界、教育界、学术界、新闻界也是这个现象，50后知识分子是大哥，60后知识分子是老弟，在酒桌上他们就是这么称呼的。在社会分工中，50后出生的知识分子主要负责制定游戏规则，60后出生的知识分子主要负责操作规则，两者同流合污，正好构成了中国社会向流氓社会演化的卷轴全景。
这两代知识分子中的流氓知识分子基本上属于废品。50后流氓知识分子成为废品的原因，跟他们信仰破灭有关，当革命理想面对上山下乡的严酷社会现实，他们迅速抛弃了马列主义，转而以实用主义哲学指导自己的人生。这实际上说明，文革中他们当初所谓的革命，只是为了革别人的命，造别人的反，因此当革命革到自己头上的时候，就从革命变成了不革命，进而努力反革命。
50后知识分子群体内部有个说法，——青春期是没法挽回的，但青春期的损失是可以挽回的。怎么挽回呢？一是拼命捞钱，二是努力玩女人。正因此中纪委才有了这样的发现，95%的贪官都有情妇。其实不单单贪官们有情妇，50后学者、50后商人、50后教授、50后编辑、50后导演、演员、50后专家……都有情妇。唯让他们感到遗憾的是，60岁的肉体，无论玩多么娇小玲珑的身材，也找到不到20——30岁时候的那种感觉了。
这真是让人感慨良多，正如世间没有回头的河流，有些东西都是时间现象，一但失去了，就永不再来。但实事求是的看，命运对50后知识分子中的流氓知识分子也算不薄了，虽然年少的时候遭受一些损失，没能放开手脚谈情做爱，但夕阳下、晚风中也占尽了天时地利。歌中唱得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更何况黄花白发相牵挽，甭管黄花是奔着钱去的还是奔着权力去的，至少肉体的滋味是不错的。如果，生命就这样慢慢的释放，直到死去，难道还有什么值得抱怨的吗？50后，你行了！
60后知识分子堕落与50后知识分子堕落的原因有别，50后是信仰破灭，60后是本能回归。60后知识分子所以堕落，跟泛滥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自由主义思潮有关，这一时期，正是60后一代价值观和世界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受这股来自美国的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60后大学生普遍认同《现象学》原理，——事物的本质是孤立的现象，社会是个体的物理组合，他们相信，只要绝对完整的个体权利有保障，社会群体权利自然就有保障。
实际上这是胡塞尔痴人说梦、痴心妄想，不要说是人类社会，即便是动物社会，彼此孤立的个体也是不存在的。事实上美国社会并不相信胡塞尔，真实的美国社会比中国还强调协作精神，只有好莱坞大片才喜欢制造独往独来的个人英雄主义。但可悲的是，精神极度空虚的中国60后一代饥不择食，竟然把垃圾当成美味。后来也可能是吃习惯了，肌体适应了垃圾，遂把垃圾当成了主食。
人的悲哀，不在于心灵痛苦，而在于心灵麻木。心灵麻木，就无法打开通往精神世界的大门，只能机械的屈从于物质的摆布，催老肉体、消弭生命，直到有一天，灯干油尽，归入生命的轮回。这样的生命等同于影子，来的悄然，去的寂静，有或没有并无任何不同。用两句话形象的概括：他的出现，只是世间又多了一双筷子；他的消失，只是世间又多了一筐农家肥。
60后知识分子其实非常可悲，50后知识分子虽然堕落了，终究心灵深处会有痛感，偶或夜深人静品味人生，少不得会因放弃高尚而徒生几缕烦恼。但60后知识分子没有这种体会，因为他们从人格上被自由主义彻底的扭曲了，把无耻当美谈，把本能当高尚，把物质当精神。苍蝇吃粪便而自以为香甜可口，猪狗乱性与众目睽睽而自以为能力。这正应了老百姓那句话：“一口咬个砂锅子，只知道脆生不知道牙碜。”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做一个粗略的统计，中国大概拥有人类社会最庞大的学者团队，在公开场合基本上都要冠以著名的标志，即便很少有人知道他们到底是卖葱的还是卖蒜的。知识分子号称是社会的良知，知识分子的良知是什么，就是学问扎实、说话公正。老百姓掏钱养活这帮人就是让做学问的，这是工作，做好是本分，做不好或不好好做就没良心。而现实是这邦人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浪费公帑，不也小人乎。至于“为民立命”，为老百姓发言，保持公平公正，也是知识分子的天职。怎么可以满纸仁义道德，私下里却蝇营狗苟，帮着少数人掏空大伙的腰包，自己也赚得脑满肠肥。现在写几句歪诗、抄几篇论文就可以了，天理何在！至于那些被称为鬼才的，就更让人匪夷所思，就算是才，做鬼有什么可得意的，做人不行吗，就算是不成才！他们相互吹捧为天才鬼才，却没有勇气承认自己是个人才。
中国现在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专家教授，这还不包括那些括弧相当于教授或研究员的。满街都是专家教授虽然有点夸张，但规模确实不小。 问题是这么多专家教授，到底有多成果呢。中国的知识分子到底对人类的思想创新、科学发展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说出来大家都害臊吧！改革开放之初，知识分子个个自号先锋，主张砸破社会主义的铁饭碗，让工厂倒闭私有化、让工人下岗后就能提高生产率。看着几千万工人丢了饭碗，就义正严词地讲，这是国家进步必须付出的成本，工人们应该光荣地做出牺牲。可到了全私有化后让他们付出成本，光荣一回的时候，就死活不干了。改革开放40多年来，改革效果最差的就是知识界，时至今日大锅饭依然吃得不亦乐乎！原来他们所主张的改革，不过是为了砸掉别人的饭碗，真是情何以堪！正面宣讲，逆向操作，这就是当下伪知识界的真实嘴脸。
到今天都没搞明白，国学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因为没法给国学一个确切的定义，所以阿猫阿狗都可以给自己戴个国学大师的帽子。大家上网看看，中国到底有多少国学大师，大学里就有很多吧。现在会胡诌几句古文、翻过几页四书五经黄帝内经的，不管是养猪的、耍猴的、玩蛐蛐的、给女人看手相的，都满嘴的天人合一、阴阳五行，就可以堂而皇之给自己戴上国学大师的帽子。 比如说在各个机场书店的电视上，总有些所谓的国学大师在大讲所谓国学、成功学，根本就是胡说八道，骗子而已。可悲的是这种人竟然吃得开，总有人捧场，以为碰见了孔夫子。最火的一个，据说连自己读的《论语》都要加上拼音，否则不识字，也就是小学三年级的水平。就这种货色，竟然自命是应用国学大师，应用个屁。难道这也算是中国特色？如果说国学的含义就是中国的学术，可那些东西又算是中国的学术呢。比如被中国引进的学术思想，哪些算国学，哪些又不算呢。国学就是个伪概念。满大街的国学大师、国学院、国学班，不过是生意而已。
千百年来，知识分子自命是人类心灵的守护者，所谓“为天地立心”者。李敖先生跑到北京来，大发感慨，说现在是“形势大好，人心大坏”，似乎跟“礼崩乐毁”差不多了。跟李天王持同样观点的人，为数不少。看来中华民族的心灵的确出了问题。为收拾世道人心，各种心灵大厨也就应运而生，制作出各种口味的所谓心灵鸡汤。说是鸡汤，实际上就是把孔孟等先贤的朽骨随意扔进锅里，加上各种佐料、色素、激素熬成汤给人们喝。不过从临床上看，心灵鸡汤的治疗效果实在有限。为何？因为心灵鸡汤和心灵大橱们尽管弄得色彩缤纷，但却少了一种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灵魂。原来心灵厨子们做的只是生意，拿鸡汤、驴汤、蚂蚁汤赚大家的银子，至于到底有没有营养，那不是他们真正关心的问题。
当下的知识界总是主张要思想解放，而且要大解放，人人争做思想解放的先锋。可除了一堆莫名其妙的概念，到底又解放了什么呢，连有点新意的想法都少之又少。动不动就是什么后现代、后国际化、后婚姻、后主义等等。只是抄袭一些别人的概念，硬套在中国的头上，就觉着自己是思想先锋，自命不凡、洋洋得意。这帮流氓知识分子不学无术，对自己研究的问题根本搞不清楚，所以用一些空洞的概念来瞒天过海、欺世盗名, 为了赶潮流显得自己多么高明，多么时髦，多么现代，多么与众不同。一些知识分子的确已经沦为时代的悲哀，他们的目的就是为官僚资本主义站台吹号，就是反党反人民的流氓文痞，不具有人格性和大众性的下流物种。所谓的的衣冠禽兽就是这种人还把社会污染成禽兽社会误导国家政策走向其心必诛。
- 2 回复 浮平
- 专制集权制度用知识分子这个名词基本失去了意义。在人文领域，scholars or politicians 的社会作用基本在同一层次。所以基本都是在表达自身的政治观点。
yongbing1993: 知识分子中的流氓知识分子
近四十多年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中只要一出现有那个人在公开场合出面反共产党反毛泽东反中国政府反文革反上山下乡运动的演讲、视
执政党，各级官员和干部，包括公务员，谁不是知识分子？而且还多是高级知识分子，个个都有一顶博帽。
因此，表达政治观点基本属于各说自话，我对你错，我好你坏，不骂起来打起来算是好的。你是什么派，他是什么派不重要，共识度本来就低的范畴。无论以什么名义去笼统的批也失去了意义，以人民的名义，道德的名义，主义的名义，正义的名义，利益的名义，阶级的名义。。。都是空话。因为他同样可以举出一大堆例子来说明你派更坏，更虚伪，更残暴。
所以呢，西方民主制度解决了这类与自身需求相关的，共识度低的政治观点表达，分别反应在人事权和决策的方法上。于是就有可能区别 scholar and politician。前者是以事实和共识价值观为基础的论证和应用上的共识，后者则是包括了各自所代表的利益层面。
scholar 知识分子通过 education 提高了表达观点的知识和能力，不带入个人的政治偏见和情绪，而用事实和基本价值观（哲学层面已经共识的伦理道德观）来分析社会现象和解决方法，进一步得到应用层面的共识。实现了”实事求是“的口号，和验证了”事实胜于雄辩“的基本规律。
实事 ---- 可以加入事实这层涵义，有些是自身经历和实干过程，有些是他人的实践。加在一起就是事实。如何将事实呈现出来，将依据呈现出来。
求是 ----- 这是什么意思呢，求，是争取而不是强势的意思，是呢，加在一起就是 verification and consensus。 不是权力权威领导说了算的思维。所以 scholars or politicians 的社会作用不同，但找到解决问题方法的目标是一致的，而不是对立的。
如果事实被 cover up 了，facts and opinions 也就不可分了，更不存在雄辩了，也就不存在公正性，理性和共识了。事实胜于雄辩就被架空了。那么，无论是统治阶级内部或者社会层面，就只剩下无共识度的派性斗争。极化到一定程度就是通过手段升级来决定输赢，只是迟早的事情。
所以，可以明显看出，你的这段话是以道德的名义和知识份子的名义划分人群来攻击另一派的政治观点。毛派 vs 邓派，或是以维护集权制度而攻击个人（群体）的因果层次错乱偏见。
毛派的群众本来就站在你这边，邓派的群众本来就反对你，没有什么一边比另一边的道德更高尚一些，更大公无私一些，那些都属于自己感觉有营养的心灵鸡汤。所以，派性政宣文的理性说服力不够，但煽动力难以估计，取决于独立思维的人数和程度。
- 1 回复 SAGFS
- SAGFS 2022-4-20 05:55
" 民国时期有这样一位大师，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被誉为“清华的一个精神力量”；他一生赤忱，得意门生钱钟书评价他“为人诚悫，胸无城府”。然而，生逢山河易色，一个去留选择，注定了他晚景悲凉。 ......
乐于助人 不求回报
在别人眼中，吴宓还是个非常注重仪表的人。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共同组成西南联合大学，由于战事吃紧，校址几次搬迁。西南联大学生刘兆吉在《我所知道的吴宓先生》一文中说，即使在这样的战乱中，“无论在长沙、南岳还是蒙自、昆明，吴先生都是西服革履，脸上的络腮胡刮得光光的。”但是，注重仪表整洁不等于在生活上花大钱。相反，吴宓节俭自律，不吸烟不喝酒，平常粗茶淡饭；一顶蚊帐从1938年一直用到“文革”，用了将近40年。 ......
另外，翻译家孙法理回忆说，西南联大时期，吴宓的那些讲义，就是个“百衲本”，有的是信封、购物的包装纸，也有连史纸或毛边纸裁下的边角料。这样的吴宓，同时非常愿意帮助别人。
他曾经说，“宓就是乐于助人，并无其它目地，亦不望人报答。”20世纪30年代，一名学生要去美国留学，可是费用不够，无法成行。吴宓知道后，慷慨解囊，资助300元，还再三说明这是赞助，不用偿还。
1957年“反右”期间，吴宓因评论简体字的不当与不便，被打成右派。文革时更是因此被批斗，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封建走狗、蒋介石文化打手、美帝国主义帮凶”等帽子。他被下放到四川梁平县劳动改造，三个女儿也和他断绝了关系。
还有一种是“开小灶”，就是在大礼堂单独批判吴宓。李永晖说，尽管场内弥漫着浓浓的“火药味”，先生总是埋着头、眯着眼，一声不吭。一位“小将”见先生如此“顽固”，就气急败坏地冲上台，挥起皮带朝他头上一阵猛抽。吴宓痛苦地用双手捂住头顶说，“同学，别打了，已经流血了。”
到1974年“批林批孔”时，饱经政治迫害的吴宓坚持不肯批孔子。他说，“如果没有孔子，中国仍在混沌之中”，并说“宁愿杀头也不批孔”。结果，他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1977年，83岁的吴宓生活已经不能自理，堂妹吴须曼在“请示上级”后，把他接回陕西泾阳老家照料。1978年，吴宓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弥留之际，这位著名的老教授不断地低声喊着，“我是吴宓教授，给我水喝！……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
一个率真正直的学者，就这样在自己深深眷恋的国家被扼杀了。去世后，他的弟子赵瑞蕻，用一百多年前左拉的名言“我控诉！”来为吴宓招魂。如果地下有知，吴宓究竟会控诉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