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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整风是新文化普遍启蒙实践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立足于1940年代中国抗日救亡的实际，充分吸取“五四”以来革命文艺运动的经验教训，针对延安文艺界存在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普遍的启蒙”的哲学命题，使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转变，开创了一种新的革命的教育哲学，与“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礼乐刑政，其极一也”等古典乐教观念有相通之处。
《讲话》促进了边区广泛的老百姓欢喜的听得懂的“革命民歌”的大量创作，促进了延安边区广大群众性的“新秧歌运动”的发展。使工农兵这些劳动人民成为了《主角》登上了文艺舞台。一改中国几千年来文艺舞台上的《主角》都是帝皇将相才子佳人地主资本家土豪劣坤牛鬼蛇神封建迷信弄神弄鬼的形象。
1942年5月2日至23日，毛泽东邀集延安文艺工作者百余人，召开专题文艺座谈会，深入讨论文艺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讲话全文首刊于1943年10月19日的《解放日报》，是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鸿篇巨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
《讲话》联系“五四”以来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革命文艺运动的基本经验，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系统回应和解答了延安文艺界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强调党的文艺工作者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立场问题、态度问题，指明了革命文艺为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讲话》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革命政党对自身文艺工作首次作出的全面系统论述，提出了诸多重要理论命题，对当时及后来的文艺工作及革命工作，具有持久的指导意义。
音乐是文艺工作的重要内容，自古以来，音乐在情感、道德、伦理、政治诸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教化作用，正所谓“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孝经·广要道章》）。从古典乐教到现代乐教，其内在精神实一脉而相承。
在中国现代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也曾经涌现出大量脍炙人口、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经典音乐作品。这些作品不惟培育时代新人，塑就时代新风，在某些特定时期，还发挥了重要的“战斗”功能，成为革命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讲话》发表的当时，中国正处于抗日救亡的严峻形势，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的总根据地在陕甘宁边区（包括陕西北部、甘肃东部和宁夏部分区域），首府设在延安。1942年《讲话》发表以后，以延安为中心的边区文艺界，面目焕然一新。就音乐领域而言，创生出许多新的音乐形式及音乐作品，文艺工作者的音乐观念和工作作风也发生了重要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推进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讨论《讲话》之后边区乐教的嬗变，其问题意识不仅是文艺思想的，也是政治哲学的。
《讲话》针对延安文艺界出现的诸多争论和问题有一些具体的指导，比如是否还用“鲁迅笔法”、歌颂光明还是刻画黑暗、要不要关注群众墙报及部队农村通讯文学等问题，但更重要的还是指明了文艺工作发展的方向及文艺创作的根本原则，而这一切皆源于其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基础。“普遍的启蒙”一说，便是依循这一逻辑提出的。
《讲话》开门见山，径直提出此次文艺座谈会的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中间的正确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于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协助，借以打倒我们的民族敌人，完成民族解放任务”。
在这里，文艺工作绝不仅仅是“艺术”领域的事情，毛泽东认为，要战胜敌人取得胜利，不仅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而且要依靠一支“文化军队”。在他看来，通过此次会议，“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我们从《讲话》开篇的“邀集”二字，也可以感觉到，这场会议的性质是一场由政党领袖主动召集的革命队伍内部的座谈会。
如何使文艺成为革命机器的组成部分？在5月2日的《讲话》“引言”中，毛泽东提出文艺工作者需要解决的五个问题，即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经过会议代表20余天的激烈争论，到5月23日所作的《讲话》“结论”中，毛泽东又将所讨论的问题归结为一个中心问题，即“一个为群众与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在他看来，只有真正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文艺才能真正成为革命机器的组成部分，才能真正发挥“文化军队”的作用，因为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正确认识“普及”与“提高”的真正含义以及如何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就此提出了“普遍的启蒙”的观点：
普及的文艺与提高的文艺都是加工过的文艺，那末它们还有什么区别呢？有程度上的区别。普及的文艺是指加工较少、较粗糙，因此也较易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的东西，而提高的文艺则是指加工较多、较细致，因此也较难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的东西。现在工农兵面前的问题，是他们正在与敌人作残酷斗争，而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愚昧，无文化，所以他们的迫切要求就是把他们所急需的与所能迅速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向他们作普遍的启蒙运动，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与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使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对于他们，第一步不是“锦上添花”的问题，而是“雪里送炭”的问题。所以对于人民，第一步最严重最中心的任务是普及工作，而不是提高工作，轻视忽视普及工作的态度是错误的。
这里所谓“普遍的启蒙”，其义涵大不同于以“民主、科学”为核心的“五四”启蒙精神。应当说，“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与康德启蒙本义已有区别。而《讲话》发表的当时，中国正经历抵御日本侵略的又一场“救亡”，“政治救亡的主题又一次全面压倒了思想启蒙的主题”，这一背景下提出的“普遍的启蒙”因此具有了新的政治哲学义涵。
就“普遍的启蒙”的对象而言，并不包括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在内的所有人，而主要是以工农兵为核心的人民群众，《讲话》称：“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末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正因为启蒙的对象是严峻抗战形势下“不识字，愚昧，无文化”的工农兵，因此就“普遍的启蒙”的方向而言，“只有用工农兵自己的东西”向他们普及，“只是从工农兵的基础，从工农兵的现有文化水平与萌芽状态的文艺的基础上去提高；也不是把工农兵提高到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高度去，而是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
这一方向的指引，固然由于毛泽东当时坚持把政治放在第一位，因而把文艺看成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其更深刻的考量还是为了避免革命主体在自我实现过程中容易导致的两个危险。其中，“一个最大的危险是自我认同的置换和丧失，比如提高到封建地主阶级、买办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文化里边去，或‘提高’到西洋市民阶级文化的‘高度’里边去。另一个危险则是方向的改变，即失去那种‘中国社会前进的总的方向’”。
在文艺领域何以实践这样一种“普遍的启蒙”？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了“普遍的启蒙”的任务步骤：
一方面，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文艺工作者普及的任务大于提高，第一步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里送炭”；
另一方面，需要切记“在教育工农兵的任务之前，就先有一个学习工农兵的任务”。
他要求“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身心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自然形态的文学和艺术，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加工过程即创作过程”。
“学习工农兵的任务”的提出，尤其是《讲话》发表以后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的文艺创作实践，其意义非同小可，使得“在这个正在展开的‘普遍的启蒙运动’过程中，启蒙者和被启蒙者、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关系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
在此观念下，启蒙运动的展开不再是“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孟子·万章上》）的单向思路，也不再将启蒙者、教育者看成是圣贤或士子的专利。
现今，中国革命进入到“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工农兵和人民大众当权的朝代”，工农大众不再仅是被启蒙和改造的对象，而是已经成为革命主体甚至历史主体，文艺工作者通过向工农大众学习真正成为共产党领导的“文化军队”的重要力量，工农大众也通过接受这一“普遍的启蒙”而实现革命自新，更有力地推进整个革命进程。
如此一来，革命文艺便真正成为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文艺工作真正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从这一意义上说，《讲话》“普遍的启蒙”的提出，开创了一种新的革命的教育哲学。而这一革命教育哲学的思想渊源，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列宁主义。
基于此，“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在文艺上成功而政治上失败，然而在延安文艺运动实践中则在文艺上政治上都取得了极大成功：
“普遍的启蒙运动”无疑是针对五四启蒙运动（甚至西欧市民阶级的启蒙运动）作为一个特殊的、局部的、未完成的启蒙运动而言；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也是针对新民主主义阶段整体而言。五四启蒙的知识分子和文艺家虽然构成一个“文化战线”，却并没有成为“革命机器”内在构造和功能的一部分，既缺乏政治哲学范畴的总体性，也没有涵盖知识阶级以外的各个社会阶层，没有建立社会解放和人民解放的政治组织和军事组织，没有形成人民群众工农为主的主权国家的概念，当然更没有在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以工农为主的政党和建立新的工农当家作主的国家制度空间内推进全民启蒙、全民教育的可能。当时的延安和根据地文艺或许在文艺上仍是粗糙的，但它在政治上却带来了“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它已在观念上内含于“革命机器”的普遍性诉求和自我实现的方式之中。
职是之故，《讲话》不仅是文艺的，也是政治的。以“普遍的启蒙”为基础开创的中国共产党新的政治哲学，对文艺界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指引作用，产生了深远影响。就音乐领域而言，《讲话》促进了边区“革命民歌”的大量创作，促进了边区“新秧歌运动”的蓬勃发展，并使当时如火如荼的“新音乐运动”发生了工作作风的转变。边区的乐教面貌，为之焕然一新。
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之后，在面对千头万绪的困难和难题以及多方面内外敌人的围剿破坏之中，中国共产党的中共中央的头头们不忘给占大多数的工农群众进行扫盲，让这些世世代代不识字的工人农民免费学习认字。然而教工人农民认字的老师都是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在教育过程中传教的几乎都是封建地主资本家的一套。所以在建立了新中国之后不断地进行新文化推广，直到进行文化大革命式的刮骨疗法，然而收效甚微。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后旧文化又全面复辟说明了推广新文化的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