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给洋人》和华人华侨的区别

《卖给洋人》和华人华侨的区别

现代版的《卖给洋人》的，《卖博士》的，和华人华侨是有根本性的区别的。虽然，现代版的《卖给洋人》，《卖博士》的在华人华侨中是少数的，但这些少数的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会讨好洋人谋取高位或接近洋人政客善于伪装有目的进行游说，是专业的有的还有专业团队的进行反中反华的。每每制造一枚炸弹都是核弹级别的，所以威力很大。但现代版的《卖给洋人》的，《卖博士》的，和华人华侨尤其是在美西方《排华法案》实施时期的《华工》们，是和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后改革开放时代的《卖博士》或称是《卖给洋人》的现时代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有根本性的区别的。根本性的区别是什么呢？根本性的区别主要在于华人华侨们是想《认祖归宗》《落叶归根》的。而现代版的《卖给洋人》的，《卖博士》的是彻头彻尾地《不认祖宗》《出卖祖宗》立志生为洋人身死为洋人鬼的。

先说华人华侨们是想《认祖归宗》《落叶归根》的。中国华南地区的中国人出洋讨生活的是最多人的了。例如广东、福建等的地区，建有华侨村、华侨农场等等随处可见。为什么？这些华侨华人华工身在国外打工挣钱，用血汗挣来的钱送回自己的《祖国》中国，建设自己的家乡光宗跃祖。年老时就要《认祖归宗》《落叶归根》的。这些华侨华人华工们不知道中国落后吗？不知道中国及中国人有许多不好的丑陋的存在吗？他们聪明得很，他们很是知道要靠我们每个中国人去改变，而不是责怪攻击和抹黑中国和中国人。

孙中山是美国公民，同时也是美国籍华侨。孙中山己名气很大了不必细说了。孙中山周围的一群华人华侨和支持孙中山的华人华侨，集全世界可称得上千千万万一大群华人，亦称中国人。孙中山的联苏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是为中国人制订的。

华侨领袖陈嘉庚，陈嘉庚（1874年10月21日—1961年8月12日），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集美社（今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 ，祖籍河南固始县  。1913年，陈嘉庚回到家乡集美，先后创办了集美小学、集美中学、集美大学和厦门大学。厦门大学、集美学村各校师生都尊称其为“校主”。1949年，应毛泽东主席的邀请回国参加政协筹备会。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等职。晚年的陈嘉庚，请人在鳌园刻录“台湾省全图”，念念不忘国家统一。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在北京逝世。陈嘉庚一生为辛亥革命、民族教育、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不朽贡献。曾被毛泽东称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早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全方位展开侨务工作，1938年3月，毛泽东、周恩来在延安会见“马来亚华侨抗敌后援会”代表团时，不仅高度赞扬了广大华侨的爱国抗日行动，而且向全体海外华侨发出号召：“全体华侨同志应该好好团结起来，援助祖国，战胜日寇。”《新华日报》也发表文章，赞扬海外千百万侨胞在中华民族革命事业的历史上，建立了不朽的功勋，“给国内同胞以极大的鼓励和奋勉”，指出“这种爱护祖国，积极参加抗战的热情，真值得我们敬佩！”并“向热诚救国，踊跃捐输，和远涉重洋，回国参战之侨胞，致无限的敬意！”1940年7月7日即抗战三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发表毛泽东签发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其中第17条，强调要“加强华侨工作，设法同印度、缅甸、荷印、安南、暹罗、菲律宾的民族独立运动取得联系，尽量给以帮助，使他们的斗争与我们的斗争配合起来。”

新中国”第一届政协会议期间，陈嘉庚、司徒美堂被安排在会议主席团里，陈嘉庚被选为第一届政协常委。他和司徒美堂、蚁美厚等6名华侨代表当选为政协委员。由56名委员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中，有陈嘉庚、司徒美堂两名华侨代表。1946年1月旧政协会议，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竟然不给在八年抗战中为祖国作出重大贡献与牺牲的海外侨胞一个席位，大伤侨心。1949 年新政协会议，“四十五单位代表，海外侨胞居其一，代表名额十五人，证明新政协非常重视海外华侨。”

新加坡华侨女记者黄薇来到延安，毛泽东对她说：“你是唯一的华侨女记者，把自己见到的写出来，向海外报导，这个工作更有意义。”

菲律宾马尼拉华侨学生联合会主席庄焰归国辗转来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毛泽东风趣地称他为“洋包子”。当时庄焰的名字叫“卜一”，毛泽东说：“你的名字三划太简单了，一看就是假的。”提醒他不要自我突出，要通俗化，尤其是在白区工作时更要小心。后来离开延安到东北，他就把名字改了。

在延安青年群众的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会上，毛泽东亲自把“模范青年纪念奖章”颁发给优秀华侨青年和其它青年，并作了题为《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讲演。毛泽东说：“全国各地，远至海外的华侨中间，大批的革命青年都来延安求学。”、“他们在学习革命的理论，研究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方法。……他们真是抗日救国的先锋，因为他们的政治方向是正确的，工作方法也是正确的。所以我说，延安的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

华侨青年在党中央所在地受到重视和重用。如毛泽东的司机是马来亚华侨梁国栋，抗战胜利后他又随军去了前线。1940年陈嘉庚在延安广泛地接触了华侨青年，事后他多次讲在延安参观时华侨青年给他的影响：“这些华侨青年，为了抗日到延安艰苦的地方来，他们有不少是我们新加坡华侨中学和南洋女中的学生。他们没有一个人向我诉苦，而是满怀信心地告诉我，他们相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定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他们的处境和思想，与国统区的归侨完全不同。”

奔赴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华侨，有的成为战斗英雄、劳模和各条战线上的先进人物；有的牺牲在抗日战场上和解放战争中；有的在建国后成为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在政治、军事、外交、教育、侨务等不同的岗位上，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继续立功。应该说，他们的马列主义水平和革命人生观，大多还是抗战时期，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培养教育下打下基础的。

爱国侨领是华侨爱国民主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的言行和政治立场对广大华侨有重大的影响。要做好华侨爱国统一战线的工作，首要的问题就是争取爱国侨领对中国革命和爱国民主运动的支持。毛泽东付出很大的努力，在各个时期作好爱国侨领的统战工作，并且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产生深远的政治影响。

陈嘉庚是爱国华侨的旗帜，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著名的人物。1940年3月，以陈嘉庚、庄西言为正、副总领队的“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简称慰劳团）回国进行慰问考察，毛泽东电邀陈嘉庚访问延安。

在侯西反（南侨总会常委）和李铁民（南侨总会秘书）等人的陪同下，陈嘉庚到延安进行了为时8天的参观访问，受到毛泽东和延安党政军民的热烈欢迎。

毛泽东非常赞赏陈嘉庚的爱国精神，热情地说：“我们的大批中国人在海外，都是我们的同胞，好好宣传爱国主义，大家团结起来救国。”

在一次晚餐上，饭桌上只有白菜、咸萝卜干，外加一碗鸡汤。毛泽东说：“我没有钱买鸡，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特地送来的。母鸡正在下蛋，她的儿子生病还舍不得杀呀!”

陈嘉庚后来说，“这是平生第一次赴这种由重要人物邀请而十分俭朴的宴会，深深感受了毛泽东和陕北军民对海外中华儿女的深情厚意“。

5月7日晚，延安各界举行“欢送陈嘉庚一行晚会。毛泽东、朱德、吴玉章、肖劲光等人，以及各界代表共约1000余人出席会议。朱德代表中共中央致欢送词，讲到国共合作团结抗战时，他说：中国共产党“过去已经为团结而尽最大的努力，取得极大的成绩，现在更要求全国团结，将来也一定能做到坚强的团结，这是可以断言的。在陈嘉庚、侯西反、李铁民三先生回去的时候，我们谨希望把我们的意思，传达给海外侨胞。

陈嘉庚在延安访问期间，毛泽东还多次邀请他到杨家岭窑洞办公处会晤，毛泽东也多次到陈嘉庚下榻处拜访他。他们会晤中所谈的中心议题：一是抗战问题；二是国共合作问题。毛泽东表示：共产党为了抗日救国，十分珍惜国共两党的团结。同时也指出，对国民党顽固派如不经过斗争是达不到团结抗战目的的。

延安之行，陈嘉庚认为毛泽东等“中共领袖们的谈话极为真挚而诚恳”，“他们对消灭摩擦巩固国共长期合作是极具诚意”。他还看到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勤俭诚朴，公忠而苦，以身作则，纪律严明，秩序井然”，“与民众享苦合作，同仇敌忾”的热烈场面。目睹南洋华侨学生与毛泽东、朱德、王明等之间“无敬礼便坐，安然座谈，绝无拘束"。这种“平等无阶级制度”，使陈嘉庚大开眼界，深感新奇和赞叹。

他在重庆和返回侨居地途中，如实地报导毛泽东等中共领袖们和边区的真情实况。陈嘉庚说：“我未往延安时，对中国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已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

从而开始产生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思想。当蒋介石在一部分华侨中策动反对陈嘉庚，企图动摇其华侨领袖地位时，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给陈嘉庚以大力支持，经请示中共中央同意后，以毛泽东、周恩来的名义致电陈嘉庚，给陈以极大的鼓舞。

抗战胜利时，陈嘉庚安全回到新加坡。11月28日，重庆10个社会团体发起举行 “陈嘉庚先生安全庆祝大会”，毛泽东送去条幅，上书：“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周恩来和王若飞送去的祝词是：“为民族解放尽最大努力，为团结抗战受无限苦辛；诽言不能伤；威武不能屈；庆安全健在，再为民请命。”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陈嘉庚的赞赏、信赖和希望之情。

司徒美堂是美洲华侨领袖，在海外“洪门”中享有崇高的威望。1941年1月8日，他和阮本万、吕超然等爱国侨领针对“国共分裂形势严重，祖国将有内战爆发之虞”，乃以美洲洪门总干部监督名义致电毛泽东、蒋介石，呼吁“相忍为国，团结抗战”。

事实上，皖南事变已经发生，他们远在美国尚未得到消息。随即几百侨团发电回国，要求坚持抗战，反对分裂。司徒美堂等的电文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2月20日，延安《新中华报》发表题为《华侨同胞的正义呼声》社论，表示“我们衷心地敬佩侨胞们对祖国命运的关切胸怀，我们诚恳地同意侨胞们坚持抗战、珍惜团结和实行民主政治的正义要求，我们向洪门同志和千百万侨胞们伸出热烈的友谊之手，愿意大家携起手来，共同为实现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华祖国而奋斗”。

3月14日，毛泽东复电司徒美堂、阮本万、吕超然三先生并转告美洲侨胞，对他们 “关怀祖国，呼吁团结，敬佩不已”。复电披露了皖变的真相并阐明了中共的政治立场：“中国今日决不能同时进行既对外又对内之两个战争，必须完全取消国民党当局的反共计划，并驱逐亲日派，团结全力，以与日相博斗，抗战始有胜利可期。自蒋介石下令消灭皖南新四军及于1月17日发表宣告新四军叛变、取消该军番号、及将该军军长叶挺交付法庭审判之反革命命令以后，国共合作，已遇严重之危机。国民党中亲日派与反共派之横行，已直接给予全民抗战以极大之损害。当此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时，亲日派分子如不被驱逐，反共派分子如不放弃其两个战争的计划，一党专政如不取消，民主政治如不实行，三民主义如不兑现，总理遗嘱如不服从，中华民族之前途，必被葬送于此辈之手。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民族利益为重，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迄未稍变。惟对于亲日派及反共派危害抗战之滔天罪行，不得不谋所以制裁之道。业向政府当局提出时局善后办法及临时办法各十二条。尚祈公等一致主张，予以赞助，以期迅速见诸实行。团结幸甚，抗战幸甚。”

1942年春，司徒美堂自香港脱险，秋天辗转到了重庆，受到中共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的热烈欢迎。周恩来口头转达了毛泽东“欢迎美堂先生在方便的时候访问延安”的邀请，并赠送延安生产的羊毛毯子、陕北小米、河南小枣。司徒美堂复函向毛泽东表示了敬意和谢意，只因须赶返美国，未能赴延访问。他晚年居京，对秘书多次谈到：因为陈嘉庚先生去过延安，而他未去，一直引为憾事。

目前海外华侨、华人有3000万人，国内归侨、侨眷也有3000万人，这两个“三千万”是和中国联着血肉的关系的。然而其中一些少数的是在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后改革开放时代的《卖博士》或是《卖给洋人》的《不认祖宗》《出卖祖宗》的就不详说了。因为这些应该属是中国人内部的丑陋的事，不说也罢。或是以后有时间再将故事讲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