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反思前苏联

苏联的今天是我们的明天----人民日报
一个民族的落后首先是其精英的落后。而其精英落后最显著的标志就是他们经常指责人民的落后。


烈华

点开黄章晋的博客《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一路阅读，惊心动魄；待痛定思痛，思想却得以升华。
　　黄章晋自称“魔鬼教官、较资深新闻民工、资深网民、长期不明真相围观群众”，但他的围观绝对是高屋建瓴，不但对细节一览无余，而且对事物的来龙去脉一目了然，对历史、现实和未来都有独特的把握。他所揭示的历史真相，老朽闻所未闻，故而震撼人心。
　　黄章晋说：“一个民族的落后首先是其精英的落后。而其精英落后最显著的标志就是他们经常指责人民的落后。”
　　我仅仅读了黄章晋博客中的四篇文章，就初步明白了为什么俄罗斯民众是如此地爱戴普京，甚至想修改宪法以便让他能够顺利担任第三任总统，尽管普京本人拒绝这样做。
　　第一篇文章的题目是《一个国家的自残》。
　　10月30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前往莫科南郊“布托沃射击场”的大清洗纪念地，悼念死于斯大林大清洗的遇难者。普京是对大清洗历史正式表态的第一位国家元首，俄罗斯人为此已经等了整整70年。
　 　在现场感伤得声音颤抖的普京说，大清洗导致几百万人被迫害致死，“他们是有着自己观点的民众，他们并没有害怕说出自己的观点，他们是民族最优秀的人物。 现在终于等到了所有人都认识到这是场民族悲剧的时刻，我们应永远铭记这一历史教训并使之不再重演，这是所有人的责任。”
　　大清洗是一个国家的空前自残，它残酷到足以在道义上动摇苏共政权的合法性。正视这段历史、总结其悲剧原因，需要非凡的道德勇气。
　 　1988年，莫斯科大审判的遇害者在大清洗结束50年后终于开始被平反。同年，苏联所有中小学生的历史期末考试取消，决定称：不能让谎言再继续毒害学 生。官方喉舌《消息报》发出旗帜鲜明的赞同意见：“那些用谎言毒害人们的思想和心灵，欺骗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其罪行是巨大的，罄竹难书。”
　 　大清洗注定要与斯大林划上等号，但大清洗中绝大多数受害者，是基层权力斗争和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的结果，是草菅人命的官僚系统与告密文化合谋的无辜牺牲 品。它首先是一种体制，一种怀疑周围充斥着敌人、鼓励互相告密揭发、纵容人性丑恶的国家恐怖体制。它使得大清洗一旦启动就会自动运行。
　　第二篇文章的题目是《通向大清洗之路》。
　 　从1929年实施工业化和集体化开始，苏联社会就急剧震荡。城市因粮食大量出口和大量减产，恢复了定量配给制。迅猛的工业投资导致巨额的财政赤字，为弥 补赤字只好大量印刷钞票，农村倒退到以货易货的时代，全苏生活水平直线下降，全国都在骚动。虽然大饥荒并没有造成老百姓造反，但党的干部们却无法接受了。
　 　1933年1月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斯大林成为其他同志攻击批评的对象。斯大林希望通过强调阶级斗争转移一下令人尴尬的饥荒问题， 中央委员会书记波留舍夫呛声道：“我们总是喊叫富农、敌对分子、旧官吏、彼得留拉和其它诸如此类的家伙在破坏庄稼收割，或是在征收粮食中捣鬼，但这样是改 变不了现状的。”
　　17大果然是一次反对派的大集合，所有中央委员中，斯大林竟然得票最低，反对票高达270张，而他的亲密战友基洛夫只有3票反对。幸好是等额选举。卡刚诺维奇下令销毁斯大林的反对票，宣布斯大林和基洛夫都只有3票反对。
　　人类在20世纪终于发明了一种可以在和平时期大量消灭人口的制度，它在苏联一共制造了三次大饥荒：1921－1923年的第一次大饥荒、1932－1933年的第二次大饥荒、1946－1947年的第三次大饥荒。
　　1929年，斯大林已成为党内绝对领袖，政治局全部换成了他选拔的人，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境，反对派已没有任何翻盘机会。
　　但是，随着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巨大震荡，反对斯大林的早已不是原来的少数高层反对派，而是来自全国各地。斯大林对付反对派的只剩下另外一种武器。
　　在全国大清洗之前，斯大林已经不断使用KGB这个武器打击一切反对力量。
　　这些年，KGB每年都要粉碎好几个阴谋集团，但是，反对斯大林的声音越来越多，那些政治上的大案要案一点没有震慑住他们。
　　1934年，斯大林等待的只是一根点燃全国大清洗的导火索。
　　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遇刺。
　　大清洗是一个民族的前定，只要它选择或被选择，就选择了通向大饥荒和大清洗的命运。
　　70年后，普京在参加大清洗悼念时总结说：“这样的悲剧在人类历史上曾反复上演，其原因是那些看似吸引人的空洞理想被置于人类的基本价值观——珍视生命、人权和自由之上。”
　　第三篇文章的题目是《为了党的利益建议您诽谤自己》。
　　莫斯科大审判是大清洗中最具代表性的场景，而莫斯科审判最令人瞠目的，是这种只有罪犯口供而无任何物证的审判，居然是公开进行的，而且邀请了西方记者、外交使团和独立观察人士前去旁听。
　　西方人看到了只有社会主义苏联才会出现的不可思议场景：所有被告，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辩护，他们一上庭就主动控诉自己的罪恶，把自己描述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魔鬼，被告们一致要求枪毙自己，最后，他们都用最美好的词汇赞美斯大林同志。
　　前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最后说：“不管对我做出什么样的判决，我都认为判决是公正的。你们不要向后看，要勇往直前，和人民一起跟着斯大林走。”
　　财政部人民委员格林科说：“对于党和人民的信任，我的报答是像黑夜一样卑污的背叛，背叛了党、祖国、斯大林……我敢说，我因我们恶毒的阴谋被揭露而感到高兴”。
　　前政治局委员布哈林说：“我向国家、向党、向全体人民下跪。”
　　前部长会议主席李可夫说：“我希望那些尚未被揭露和被解除武装的人立即和公开地缴械投降。我希望他们通过我的例子相信自己必然会被解除武装……”
　　著名共产国际领导人拉科夫斯基供述：“我从东京回来时，口袋里装着日本特务的委任状”。
　　等等，等等。
　　所有被告人的陈述与检察长的起诉内容一模一样。
　　被邀请的西方旁听者事后大都认为审判是公正的。一位英国律师写道：“我们又一次坚定地认识到控告是正确的，承认是正确的，判决是公正的。”
　　当然，莫斯科审判还不够完美，出现了本可避免小错误：
被告戈尔茨曼供认，他于1932年11月在哥本哈根对“布利斯托里”饭店与托洛茨基的儿子接头，但丹麦报纸声明，该饭店1917年就被拆除；
　　被告皮达科夫供认，1935年12月中旬，他乘飞机在奥斯陆附近某机场着陆，与托洛茨基策划借德国军队夺取政权，挪威《晚邮报》称：“奥斯陆附近的机场在整个12月间没有任何一架外国飞机降落过”。
　　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重述了那个著名笑话：斯大林的烟斗丢了，贝利亚第二天就抓到了10个小偷，他们全都招供了，而斯大林则在自己的沙发下找到了那个烟斗。
　　早在1920年代，同志们就强烈批评“契卡”（KGB前身）工作人员的“异化”：他们已经完全和我们常人不同，他们冰冷无情，好像只对一件事有乐趣，就是欣赏他人被折磨的痛苦，他们身上已经看不到一点布尔什维克的痕迹。
　 　那个时候，他们就已摸索出一套向犯人要口供的经验，毒打虽是一种最简单原始的手段，但要人痛苦得生不如死，离目标就不远了。对犯人精力、精神的无情践踏 和摧毁，令犯人自尊、信心丧失殆尽，便可如愿。譬如乌克兰中央委员会书记柯秀尔很能扛打，但当面强奸他16岁的女儿，他就老实了。
　　今天的解密档案显示，莫斯科审判采用了严酷的非法刑讯和精神摧残手段，很多人是因为顾及妻儿的生命才认罪的。譬如布哈林不招供，他20岁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儿子会立即没命；克列斯廷斯基如果不在审讯记录上签字，他的妻子和女儿就会被枪毙。
布哈林的妻儿很幸运。1956年，在孤儿院长大的儿子尤里打听到自己还有个刚出狱的妈妈，千里跋涉到了西伯利亚。在牢中当了20年“人民公敌妻子”的母亲告诉儿子，你的父亲叫布哈林。
　 　加米涅夫认罪后，没能保住妻子、两个儿子以及兄弟和弟媳的命；图哈切斯基元帅一家更不幸，他的母亲在西伯利亚为图哈切夫斯基夫妇被枪决而痛哭时，还不知 道另外两个儿子、三个女婿也遭枪决。老太太和一个女儿、一个外孙女和图哈切斯基的独生女被送进“古拉格”，她们没有一个活下来。
　　为什么这么多被冤屈的共产党人会配合审判者在法庭上承认自己有罪？毫无疑问，秘密警察很残暴，但要他们在法庭上像排演话剧一样争先要求严惩自己，刑讯并不能完全做到这点。
　　也许莫洛托夫对季诺维也夫的话是另外一种不可或缺的工具：
　 　“您向党撒过多少次谎？您的谎言给党造成了多少次伤害？现在，为了党的利益，建议您诽谤自己。目前，在托洛茨基分裂工人运动和德国人准备进攻我们的时 候，您的谎言无疑能够帮助党。这一点不容拒绝。要讨论什么呢？如果党的利益要求这样做，我们不仅应该献出我们微不足道的名誉，还应该献出生命。不过，客观 上并没有要求您撒任何的谎。”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越是坚定的布尔什维克越难抗拒党的要求。当求生已无希望、精神已经崩溃，能全心配合审判，是惟一一次向党忏悔的机会。
　　托洛茨基说过：“归根到底，党总是对的，因为党是无产阶级完成其根本任务的独一无二的历史工具”。
　　第三篇文章的题目是《红色绞肉机是怎样锻成的》。
　 　它在不同时期有过不同的名字，人们更习惯它在1954至1991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名称的缩写：KGB，它是苏维埃政权独特制度的独特产物，由于其扮 演特殊的角色，某种程度上，它的历史就是苏联的历史，在斯大林的大清洗时代，它像一架红色的绞肉机，不但粉碎了千百万普通人，更粉碎了这架机器中的重要零 件。
　　当年它成立时，列宁选定的13人组成领导班子，除最早的两位领导人捷尔任斯基和缅任斯基有幸自然死亡，其他人全部死于斯大 林时代，并且，他们多数是以邪恶的罪人进入历史的。这11个被红色绞肉机粉碎的零件是：雅戈达、科尔涅夫、克德罗夫、彼得斯、阿瓦涅索夫、克谢诺丰托夫、 曼采夫、梅德韦季、拉齐斯、济明、梅辛格。
　　他们的命运，就是红色绞肉机的锻造历史。
　　1917年10月20日，捷尔任斯基领到一项任务——创建并领导全俄肃反委员会。当年12月，“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设委员会”在彼得格勒的豌豆街２号诞生，人称“契卡”，它就是后来令世人闻之胆寒的KGB前身。
　　苏维埃成立后，布尔什维克与其惟一的政治盟友——代表农民利益的社会革命党，很快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产生激烈冲突。
　　双方最严重的对立，著名电影《列宁在1918》中的一幕即可清晰反映：一位穿着破烂的富农想和列宁辩论，说到一半，列宁激动地打断道：“你们富农存在一天，就得给我们粮食。如果你们用武力对付，我们就消灭你们。这就是我们工人和农民的真理！”
　　而社会革命党人放话：“我们要把你们派去的征粮队和贫农委员会揪着后脖领子从农村扔出去！”
　　1918年8月30日，列宁在莫斯科米海尔松工厂演讲遇刺，著名的女凶手卡普兰被擒，与电影中卡普兰的形象不同，此人实际上是个半瞎，在黑暗中连开四枪，列宁身中三发子弹，枪响人散，只有她在原地不动。
　　捷尔任斯基的反击雷厉风行。三天后，卡普兰被枪毙，尸体塞进一个铁桶里浇上汽油烧掉。彼得格勒抓了1000个反动分子，一半被枪决，一半被扣为人质。
　　《红色报》登出了这500人质的名单，并以《对白色恐怖的回答》为题，发出苏维埃的严厉警告：“要是我们的领袖们哪怕掉一根头发，我们就会把那些在我们手中的反动分子一个不留地都杀掉！”
　　1926年7月20日，49岁的捷尔任斯基及时地累死在工作岗位上。避免了与布哈林一起成为“右派”被打倒——他的观点远比布哈林反动：因为他甚至说过，要想把粮食收上来，就需要回到旧时代，要把地主请回来。
　　1937年，捷尔任斯基的全部亲属都因“波兰间谍”案被捕，并且，“他们全都招供了”，他的秘书则被枪决——“波兰间谍”案共有18000人被捕。
　　明仁斯基接过捷尔任斯基的班。
　　明仁斯基和他的同志们以超人的精力、智慧，在群众互相举报的配合下，不但破获了暗藏在各个战线中的无数个反动集团，还粉碎了这些行业中的若干个并不存在的反革命政党。
　　明仁斯基开创了一个先例：秘密警察维持生产秩序，此传统被一直保持，勃列日涅夫时代，上班时间跑出去喝酒、闲逛、排队的工人不再是阶级敌人，但还得靠KGB把他们赶回工厂。
　　1934年5月10日，60岁的明仁斯基因心脏病死在岗位上，他没有见到一份证明他有同性恋犯罪行为的档案。8年时间，明仁斯基在国内建起了上自政治局下到遥远乡村，只为斯大林负责的国安网络，在国外，建起了一个强大的情报网。
　　苏联人曾说：有种公民权利只有苏联人才拥有，那就是每个公民享有不可剥夺的死后被平反昭雪的权利。而雅戈达、叶若夫是少数例外，因为正是他们的作恶造就了无数冤魂。
　　雅戈达以勤奋，善于敏锐地抓住案件的本质而获不断提升，30岁时进入列宁选定的肃反委员会13人领导班子，几年后就成为捷尔任斯基最重要的助手。
　　他最杰出的工作才能，是利用劳改营数百万无偿人力开发边疆。40岁时他成为中央委员，接下来，他成为明仁斯基的接班人——内务人民委员。一年后，他获得相当于元帅的国家安全总委员官衔。
　　1934年12月1日，斯大林最亲密的兄弟基洛夫在列宁格勒遇刺身亡，悲伤的斯大林听到消息当晚即直奔列宁格勒。此案比苏联任何大案都更离奇，所有知情者很快蹊跷地死去。
　　斯大林要为基洛夫报仇。两周后，斯大林的反对派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因“谋杀基洛夫”而被捕。但雅戈达居然把这个案子办成了刑事案，被迅速枪毙、驱逐、流放、判刑的人不少，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要人一个都没枪决。
　　这个后果很严重。
　　1936年9月25日，斯大林给政治局的同志们一封电报：“我们认为，任命叶若夫同志为内务人民委员是完全必要和紧急的事情。雅戈达显然在揭露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集团的工作中未能出色完成自己的任务。”
　　政治局委员卡冈诺维奇说：“我们的父亲的这一决定毫无疑问是卓越的、英明的。”
　　一天后，雅戈达的职务变成邮电人民委员，四个月后，他变成了预备役人员，再过两个月，雅戈达的继任者叶若夫宣布：“雅戈达是沙皇暗探局的侦探、骗子和盗用公款者。”
　　最后，雅戈达供认了如下罪行：参与托洛茨基集团、德国间谍，杀害高尔基、古比雪夫、明仁斯基，谋害叶若夫、谋杀基洛夫，随即被枪决。
　　雅戈达一家在内战期间为革命贡献了2个孩子，最后，雅戈达的父母、妻子以及其他亲属均因他而死，他身边的一大批同事亦未能幸免。
　 　比雅戈达小4岁的叶若夫有个绰号“血腥的侏儒”。年轻时，一位对他非常器重欣赏的上司经常请他做客吃饭，一直关心照顾他的主妇喜欢怜爱地称叶若夫为“小 麻雀”。这对善良的夫妇大概想不到，不出10年，老上司的案卷到了“小麻雀”手里，他签上“执行逮捕”后，又添上“他的妻子也要逮捕”。这对夫妇均被枪 决，主妇的供词是，受英国情报机关指派，妄图毒死叶若夫。
　　雅戈达办砸了基洛夫遇刺案，叶若夫没有辜负斯大林的期望，半年内，他清除了国安机关25000人中的5000人，现在，这个机构已经没有捷尔任斯基时代留下的骨干了。
　　叶若夫掌舵后，大清洗才真正开始。从1936年底到1937年，叶若夫和同志们一口气逮捕了150万人，枪毙了其中的一半。在叶若夫努力下，斯大林成为有史以来有最多人想暗杀的领导人。
只要斯大林同志微笑着心里将某个同志打上红叉，叶若夫就能很快要此人招供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死罪。斯大林的威望空前高涨，党和军队的领导们每次被召集开会都会发现新空出许多座位。
　　叶若夫因出色表现，获得了“苏联人民最喜爱的人”的称号，有座小城改用他的名字命名。米高扬同志开始这样祝酒：“要向叶若夫同志学习斯大林式的工作作风，就像他过去和现在向斯大林同志学习那样。”
　　现在，叶若夫的名字被斯大林打了红叉。
　　大搜捕转到了内务部系统，叶若夫刚换上的人被统统清洗。
　　11月，叶若夫向斯大林写了长长的忏悔信，半年后，叶若夫招供了自己的罪行：德国间谍、托洛茨基阴谋集团成员、谋杀斯大林。
　　叶若夫有个独特的收藏品：枪决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这两个当年大人物的子弹。1940年2月4日，世界又多了颗枪毙叶若夫的子弹。
第四篇文章的题目是《贝利亚只差一步》。
　　1933年，度假中的斯大林遇袭，在场的贝利亚奋不顾身地用身体掩护了斯大林，杀手当场被打成蜂窝。
　　贝利亚继承叶若夫的遗产时，内务部已是一支拥有几个师和数十万保卫工作者的庞大军队，这个遗产的不完美之处，是叶若夫愚蠢地枪决了大批优秀的驻外特工，对外情报网络破坏殆尽。而贝利亚重建了它。
　　叶若夫基本上消灭了与斯大林同辈的老党员，但托洛茨基流亡在外一直使斯大林夜不能寐，这个任务被贝利亚漂亮地完成了。
　　贝利亚战争爆发后任国家最高权利机关——国防委员会成员，其任务涉及情报收集、外交秘密沟通、组织劳改营的庞大人力修造防御工事、前线监督官兵、工厂后撤组织、武器生产和安全保卫等。莫斯科保卫战期间，贝利亚寸步不离斯大林。
　　战争结束后，抢夺德国专家和科研成果、研发核武器等首要任务，均由贝利亚负责。贝利亚这个外行，因杰出的组织能力和情报搜集成就而被人称为“原子弹之父”。
　　很长一段时间，斯大林对能干的贝利亚器重喜欢的不得了，他私下称之为“我的盖世太保头子”。
　　几年的时间，贝利亚就成了政治局委员、元帅。成为仅次于斯大林的人物，而且，他的同志们像害怕斯大林一样害怕他。
　　贝利亚身后有个空前庞大无所不管的机器，那架红色绞肉机已经碾碎了无数党的高级干部和他们的家人，党的干部已经成为全苏联最有生命危险的职业。
　　斯大林也恐惧贝利亚，一如贝利亚恐惧斯大林。1941年开始，斯大林就不再让贝利亚插手国安事务。贝利亚窃听全部领导人的电话，也知道自己正被斯大林窃听。
　　1952年10月的苏共十九大上，斯大林批评了贝利亚、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按惯例，斯大林小圈子会客厅墙壁上，这些人的画像将很快被摘去，换上一批新人。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贝利亚松了口气。他要大干一场：释放数百万政治犯、立即停止全苏的反犹行动、为莫斯科医生集团案平反、改变对南斯拉夫 政策、终止朝鲜战争、对内乱中的东德不采取武力干涉政策、社会主义市场化，等等，看上去很多是赫鲁晓夫甚至是戈尔巴乔夫将来要做的事。
　　贝利亚失算了，他忘记了自己给人留下的印象，不知道同志们正在万分恐惧他。
　　1953年6月26日，这位党内第二号人物在受政治局谴责后被捕，《真理报》发表了《党、政府、苏联人民牢不可破的团结》的社论。
　　12月24日，贝利亚经审讯后被枪决，罪名是：“被告人贝利亚背叛祖国，为外国资本家卖力，纠集仇视苏维埃国家的叛徒阴谋团伙，妄图夺取国家政权，推翻工农苏维埃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和重建资本家的国家”。
　　贝利亚一家包括年迈的母亲、岳母、妻子、妹妹、儿子在内的20余人被逮捕流放。比起他前任的家人，实在是幸运多了。
　　以上只是对黄章晋的博客《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所作的一个简要介绍，未免挂一漏万。欲知其详，请读者自己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