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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逸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讲师
如何有效认知中国的网络空间，包括如何识别网络空间的舆论生态，如何理解对网络空间的管理政策，如何评估网络空间的发展态势，如何在短期热点与长期走向之间取得比较准确的均衡，对所有相关的行为体，无论是学者、评论者、观察者、决策者，既是一项艰巨的挑战，也是一个巨大的机遇。
前不久，哈佛大学加里金教授等三人组成的研究团队，试图研究中国网络空间的审查制度：以长期持续跟踪的定量与定性分析，来展示有关中国网络管理政策复杂性的最新图景，其结果分别发表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以及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的网站上。这个研究成果中，引人关注的内容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系统使用了比较科学的数据分析方法，对中国网络论坛、博客、微博等社交媒体进行持续半年以上的系统研究；其次是注意第一手材料的获得，比如，根据研究者的描述，邀请“熟练使用中文/以中文为母语的人”在中国网络空间发表特定内容的帖子，并观察后续效果；第三，相比其他被意识形态或者说刻板印象支配，进而通过“研究”寻找材料证明既有观点的文章，比如《外交政策》杂志上那篇名为“谣言共和国”的文章，加里金教授研究团队遵循实验发现不同结果，即中国政府的网络管理政策并不是无差别地禁止发表任何涉及批评政府的信息，主要成为被管理对象的是试图号召采取行动的信息。
这个研究结果，如果换个说法，基本等同于有学者通过调查发现，在推特或者其他美国的社交媒体上，可以公开发表对美国政府进行批评的文章，但不能发表号召采取特定行动，比如，说什么“去占领美国”，或者“买个炸药把白宫炸了”，又或者，“把谁干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在一个不受到意识形态或者政治类刻板印象高度扭曲的世界里，这样的研究成果大概没有什么出奇的，甚至，至少其结论没有太多新意。但是，显然今天的世界仍然还不是一个能够摆脱这种刻板印象的世界，于是，这样的研究，比起纯粹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的研究来说，还是有其积极意义。
对比“谣言共和国”一文，这篇文章在整个舆论空间出发的反应，非常类似典型的辟谣信息。某谣言和相关辟谣信息的传播次数比，大概是50:1的样子。同样的，相比大量引发广泛关注的，类似“谣言共和国”这样的文章，加里金教授相对比较科学严谨，结论又不那么吻合西方学界对中国网络政策想象的研究，面临某种微妙乃至尴尬的集体沉默应对，就不足为奇了。
显然，加里金教授的研究成果距离全面科学地认识中国网络空间的复杂性，仍然有继续努力的空间。但这样的研究成果应成为中外研究者、观察者都努力达成的对象，也应为决策者提供足够的思考：任何与网络相关的管理政策，显然都应该为这类科学、严谨的研究，创造良好的条件；任何具体的管理行动、政策或者整体的战略取向，都应该努力在科学研究与现实需要之间达成必要的平衡。毕竟，网络空间的均质性与线下世界的异质性，正在进一步强化中国网络空间舆论生态以及网络管理政策的复杂性。而这种复杂性的挑战，是全面而深刻的，不能等闲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