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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年前邓小平伸出一根手指 世界震惊 (组图)

京港台:2018-10-6 12:53| 来源:瞭望智库 | 评论( 21 )  | 我来说几句


33年前邓小平伸出一根手指 世界震惊 (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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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年6月的一天,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伸出一根指头,做出庄严承诺:中国人民解放军将裁减100万人!他说:“我们下这样大的决心,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员额减少100万,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它表明,拥有10亿人口的中华人(专题)民共和国,愿意并且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做出贡献。减少100万,实际上并没有削弱军队的战斗力,而是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即使国际形势恶化,这个裁减也是必要的,而且更加必要。”

  当时,许多中外媒体对此用了一个形象的描述:邓小平轻轻伸出的一根手指头震惊了世界。

  文 | 黄金生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国家人文历史”,原文首发于2018年10月4日,原标题为《那一年,邓小平伸出的一根手指震惊世界:百万大裁军开启精兵强军之路》,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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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队要“消肿”

  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被选为中央军委主席。这年9月,他观看了人民解放军在华北某地举行的军事演习。检阅完部队后,邓小平发表讲话提出“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实现军队现代化,就要走精兵之路。通过体制改革,精简编制,实行“消肿”以节省开支用于现代化装备。

  “为什么要消肿”,邓小平忧心忡忡地说:“我们在战火中生活几十年,打仗靠指挥灵便,现在有什么灵便啊?这么臃肿的机构,真正打起仗来,不要说指挥作战,就是疏散也不容易。”

  裁军“消肿”,也是邓小平很早的心愿。据不完全统计,邓小平从1975年到1984年的10年间,对于“消肿”问题,谈了多达数十次。在此期间,虽进行过4次精简整编,但“消肿”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很好解决,甚至陷入“精简——增编——再精简——再增编”的怪圈,出现了增编大于减员的反常现象。至1985年,人民解放军军费只有191亿元人民币(专题),仅占同年美军军费的2%,不及苏联军费的零头,而人民解放军的员额却是美军的两倍,与苏军持平。

  通过广泛征求意见,形成了裁军30万、50万、70万的三种方案,方案的编制者大都认为50万的规划最为合适。然而这个方案经由杨尚昆送到邓小平手中得到的回应是:裁军力度仍然太小。

  1984年10月25日,中央军委在北京京西宾馆组织座谈会,出席者包括大军区、军兵种、三总部等部队各大单位的最高军政首长。这一年的国庆节,刚刚在天安门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会议进行到最后一天时,即11月1日,邓小平来到会场,在会上做了近90分钟的讲话。正是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提出裁军100万。

  100万是什么概念?当时中国军队规模是400万,也就是说,邓小平的决心意味着,1/4的军队员额将被砍掉。尽管当时中国军队有400万,但连队并不充实,臃肿的是各级机关。各级机关副职过多,每个军区有十几名甚至几十名领导,甚至还有“团职保密员”“营级打字员”。在会议上,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不是“肿”在作战部队,而是在各级领导机关。因此,与其说是“精兵”,不如说是“精官”。

  对裁军,邓小平作了一个生动、风趣的比喻:虚胖子能打仗?大力士、拳击运动员身体很重,但是不虚,虚就不能进行拳击。军队要多节省开支,改善武器装备,更要提高军政素质,这就必须减少数量,同时保留下来的人员足以应付意外事件。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邓小平充满信心地指出:“再减100万,一是必要,二是没有风险。好处多得很!”

  

  华北大(专题)阅兵中的坦克方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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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把矛盾留给新的军委主席”

  邓小平在谈到裁军百万的必要性时说:“一个从节省开支看,一个从军队本身提高素质看,都必须‘消肿’。就是战争比较早地到来,也得‘消肿’。不‘消肿’就不能应付战争。真打起仗来,也不在乎我们是300万,或400万、500万。因为那个时候更多地节省开支,人头开支节约下来,改善我们的装备,更重要的是提高军队素质。战争不来是这样,战争快来也是这样,都要提高军队素质。”他坦率地说:“这是个得罪人的事情!我来得罪吧!不把这个矛盾留给新的军委主席。”

  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何正文,分管军务和部队编制体制,自始至终组织并参与了军队的精简整编工作。早在酝酿大裁军预案时,邓小平就多次对何正文谈道:“前几次精简整编,只是减了人,但体制变动不大,这好像光拔鸡毛不杀鸡,结果拔得哇哇大叫,精简整编方案的实质却落实不了⋯⋯ ”

  作为百万裁军的“主刀大夫”,何正文回忆,裁军过程中,许多有着悠久历史、战功显赫的部队面临番号撤销的局面。

  一天,何正文接到一位在外地休养的老首长打来的电话,他想知道有一支在红军时期组建的老部队是否保留。这支部队也在撤并之列,但在方案未公布之前何正文不能说,所以他只能答应老首长去了解一下。次日凌晨,这位老首长又来电话,力陈这支部队的光荣历史,历数出了多少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部队的将军,言下之意还是要保留。看来这位老首长为此事整夜未睡,其实,何正文同样也是彻夜难眠。

  时任13军某师政委的柴家信回忆:“有一个连队的所有人在走之前,都给领导跪下了,战友之情,情深似海,特别是经过战争以后,感情更深厚。战士走的时候,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带走,就是一点儿被子,自己的军装,其他没有了。这些人,真是无私奉献啊⋯⋯”

  至1985年,全军陆军部队的建制撤销了1/4。—些有着几十年光荣传统、辉煌历史、显赫战功的“王牌”部队,一下子被撤掉了番号,确实让人于心不忍。有一支被撤销的部队,为了向军旗作最后的告别,干部战士全都含着眼泪,认真正规地举行了最后一次分列式⋯⋯

  

  1985年6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裁军1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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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明入成都”

  百万大裁军中,何正文遇到的一个更棘手的问题是,要把原来的11个大军区合并成7个军区,这意味着有4个军区将被撤销。每一个军区都是一部历史。这些大军区,都有各自精心设计、建造的战备机构,有那些具有光荣历史的部队番号、代号和名称,更还有在数十年建设中与地方、地域共生共长的具有鲜明特色的军队文化内涵和精神风貌,这都是成千上万人花了几代人的心血才建设和形成的,一旦被撤销,无论从工作、生活和情感上讲,并不比战争年代的“残酷”逊色多少。

  无论情况多么复杂,何正文自有他的16个字:“出以公心,胸怀全局,坚持原则,不徇私情。”何正文曾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在进行军区合并裁撤决定之时,大家最初的基本倾向是成都合并到昆明军区,方案也的确是这么报的。但是,在后来上上下下反复论证中,认为昆明合并到成都更为合适的意见逐渐占了上风,这其中最大的一个因素就是因为成都军区距离西藏最近、最便利,几十年来一直承担着保卫西藏、作为西藏战略后方的重任。而且成都又是西南地区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历代军事重地,交通发达,人口众多,物产丰富。而军区指挥机关如果设在昆明,战略纵深比较短,一旦有情况,不利于部队的机动和调动。而昆明又处于中国南部边境,最终决定改为“昆明入成都”。

  认识是统一了,可在向军委提出这个修改建议前,何正文反倒犹豫不决了,因为他是从成都军区出来的人。他思忖再三, 即使有些同志有看法、有意见、有疑惑,最终还是决定从大局着眼,从国家的安全、军队的利益考虑,他下决心向军委领导提出这个建议,建议很快被军委采纳了。

  裁军进行中,福州军区面临撤销,很多干部要求福州军区司令员江拥辉找中央军委首长说情,江拥辉语重心长地劝大家:“百万大裁军是党中央、中央军委做出的英明决策,我们必须无条件服从。至于撤销哪个军区,要等军委决定,我们谁也没有权力去干扰军委决策。我自己不能去找门子,也不准你们去拉关系。”在江拥辉和福州军区其他领导的共同努力下,福州军区撤销后的移交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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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万干部被列为“编外”

  一夜之间,人民军队有60万干部被列为“编外”。在精简整编中,面对体制编制和人员的重大变动,全军广大指战员坚决服从中央军委的命令,无论对单位的撤、并、降、交、改,还是个人的进、退、去、留,都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当时,广州军区某坦克训练团政治处主任蒋崇道是1963年入伍的老同志,在部队兢兢业业工作了22年,已年满45岁了,在团里是“元老”,他的家属也已随军7年。按照广州市政府当时的规定,家属随军8年,即可转业进广州市安置。原先他盘算,再“熬”一年,自己够转业进广州市安置的条件时就主动要求转业。可是,在部队精简整编中,蒋主任被确定为当年转业的对象。

  消息传来,在蒋崇道的家庭里泛起了层层涟漪。妻子和女儿都很希望他“熬”够格进广州市时再转业,免得又要回到家乡那偏僻的山沟里。一些战友也劝他:“能不能转业进大城市,这可关系到你们全家后半辈子和下一代的生活前途!再说,你过了大半辈子的戎马生活,最后要求组织留在部队再多干一年,等够条件进广州市时再转来,也不过分。”

  那段时间,蒋崇道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心里反复琢磨:从个人愿望来讲,能转业进大城市当然好。但作为一名党员,如果在这次精简整编中大家都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又怎么能保证精简整编的顺利进行呢?最后,他向领导表示:“精简整编是军队建设的大局,个人愿望再合情合理,也要服从这个大局,我是一名党员干部,要坚决服从党的安排,进不了大城市,就进大山沟,不给组织出难题。”

  时任某师副团长的翟耀娃一直清晰地记得接到转业通知时的情景:“当时重大的军事演习、比武活动,我都是领兵在先,冲锋在前。那天星期六,我正领着我们团参加司令部比赛,全师机关干部手枪比武,我打了全师第一名。星期天我打算把这个比武总结写写,准备参加表彰。没想到,星期一组织上通知我转业,就这么突然。”

  14岁就入伍的翟耀娃一直是部队的重点培养对象,以他当时的军事素养,再干几年,就能顺理成章地走上团长、师长的岗位。但按照当时邓小平提出的作战部队“团职干部30岁左右,师职干部40岁左右,军职干部50岁左右”的方案,已年近40岁的翟耀娃,显然超过了规定的年龄。和他一样,当时很多有着优秀素养的军人干部,在人到中年时,却突然面临离开熟悉的军营,重新开始今后的人生。

  这60万干部要在三年之内退出现役,在地方得到适当安置,这不仅需要军队自身的努力,更离不开地方的理解和支持。由于当时地方上的工作岗位也比较紧张,同样面临精简机构的问题,部队不得不做出规定,按照降低职级的原则对军转干部进行安置。

  

  1985年,中央军委作出百万大裁军决策。面对精简整编,广大官兵服从大局,听从指挥,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合格答卷

  据统计,1985年至1987年间,全国共设立军转干部培训中心60多个,举办军转干部培训班1万余次,大部分转业干部得到了妥善安置。

  1987年4月4日,在全国人大六届五次全会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徐信自豪地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精简整编的任务已基本完成!裁减员额100万后,军队的总定额为300万。”

  到这一年,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和国防科工委机关及其直属单位,撤并机构,人员编制精简近一半;将原来的11个军区合并为7个大军区;减少军级以上单位31个;撤销师、团级单位4050个;机关、部队的76种职务由军官改为士兵担任;官兵比例降低到1:3.3⋯⋯

  百万大裁军成为时代的分水岭。中国军队实现了战略性的转变,开启了中国特色的精兵强军之路。大裁军后,实现了军队结构战略性大调整,宣告了“大陆军时代”的终结,从陆军“一军独大”到海、陆、空、二炮科学搭配;从单一兵种到合成兵种,到诞生陆军航空兵、海军陆战队等新型兵种;从各自为战到体系作战,各军兵种比例结构进一步趋向均衡合理。它改变了以数量衡量战斗力的传统思维定式,打破了以军队规模效应满足国家防卫的传统建设模式,在重塑均衡协调的军力结构方面进行了深入且带有革命性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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