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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女肋骨折断心脏被挖 北平神秘谋杀(图)

京港台:2019-4-24 06:27| 来源:新京报 | 评论( 1 )  | 我来说几句


少女肋骨折断心脏被挖 北平神秘谋杀(图)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1937年初,在北平城墙东南方向的角楼下,人们发现了一具残败破损的尸体。气管破裂,肋骨折断,连心脏也被挖去,手段残忍之极......受害者是一位不到二十岁的少女,她是前英国驻华领事倭讷(E.T.C.WERNER)的女儿帕梅拉。

  一位上流社会的外国人在北平竟遭到如此虐杀,一时之间北平居民人人自危,就连大洋彼岸的《纽约(专题)时报》也报道了这起惨案。在后来的许多文学、影视作品里,都能看到这起发生在民国年间的北平奇案的影子。从《侠隐》到《邪不压正》,从《施剑翘传》到《一代宗师》,后世的人们免不了去一次次回想、猜测,那一场神秘谋杀案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而对于英国作家保罗·法兰奇来说,这场神秘的谋杀案不仅是一次意外,也不只是一层神秘的面纱,更是一个入口,让他带领读者一起,探究一个或许被遮蔽与被忽视的近代中国。

  

  保罗·法兰奇为《新京报书评周刊》读者录制的视频

  自《让子弹飞》开始,姜文的电影总是充满着历史性的隐喻。在最新的电影《邪不压正》中,姜文从隐喻性的历史阐释走向了直接挪用民国历史的现实梗儿。尽管这部电影宣称改编自张北海的《侠隐》,但更像是民国历史桥段的挪用和拼接。在整个故事中,从“美国爸爸”让“中国儿子”去美国留学到协和医院的“梁启超的肾”,从“吾师庄士敦”到“老西儿,小诸葛”,从“潜龙在渊”到“凤仪天下”,从“指望张将军抗日”到讽刺“蒋介石写日记”……当然,最大的两只梗儿都出自于真实的民国案件:施剑翘复仇案和帕梅拉惨案。

  誓报父仇的施剑翘卧薪尝胆十年之久,成功刺杀孙传芳后在社会上激起轩然大波,引起了“知识分子的内战”:女权主义者们认为她是“现代侠女”,引为“挽救世风的道德典范”;左翼精英们认为她是“封建愚孝”,私人复仇将引发暗杀之风。由于法庭中的煽情陈述和报纸上的舆论导向,获得中华民国政府的特赦释放,晚年还担任北京政协特邀委员。围绕民国时期的这场施剑翘复仇案,美国汉学家林郁沁(Eugenia Lean)将之撰写成了《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在王家卫指导的影片《一代宗师》中,章子怡饰演的宫二,原型就是施剑翘。

  

  《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美】 林郁沁(Eugenia Lean) 著,陈湘静 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年4月版。

  施剑翘在天津监狱被特赦之时,事后被掏空了身体器官的女学生就在天津读书。当施剑翘离开天津之后,在天津就读的那位女学生一回到北京,就遭遇神秘谋杀,支离破碎的尸体被抛尸在古老城墙的狐狸塔下。由于死者帕梅拉的父亲曾是英国驻华领事,这场神秘谋杀在鬼魅的民间传说和微妙的国际外交中,引发了诸多的悬疑和莫名的猜忌。在混乱的北京城内,不仅笼罩着惊魂的神秘,还弥散着紧张的外交。尽管有着跨国之间的联合调查,彼此都因深谙个中微妙而心怀鬼胎。惨案发生的“午夜北平一九三七”,侵华战争的硝烟正逐渐逼近,卢沟桥的炮声中断了这场神秘谋杀的跨国调查,砸锅卖铁也要调查真相的帕梅拉父亲,最终也被日本(专题)人送往了山东的集中营。就此,北平神秘谋杀案在战争与革命的号角中逐渐地被遗忘了……

  

  《一代宗师》(2013)中,章子怡扮演的宫二,据说原型为施剑翘。

  七十五年后,英国作家保罗·法兰奇从蒙尘的档案中爬梳出历史的真相,这场真相不明的世纪悬案终于大白于天下。再后来,姜文读到了这本用阿加莎·克里斯蒂手法写成的历史著作《午夜北平:民国奇案1937》。经法兰奇同意,姜文将这场神秘谋杀挪用到《邪不压正》中去了。在电影中,朱潜龙对李天然讲述的帕梅拉惨案比较明显。此外,在电影里,唐凤仪第二次去打针时,李天然问她父亲去哪了;唐凤仪回答说:“去参加派对,你爸爸在外面乱搞女人,他们参加的派对叫’香山天体营’你说恶心不恶心。”这也是《午夜北平》这本书中不断提及的民国神秘往事。

  很有意思的是,姜文似乎对这两个民国案件甚是有心。近些年,姜文放话说他正在筹拍《施剑翘传》,由他的现任妻子周韵出演施剑翘;保罗·法兰奇则透露,《午夜北平》也将由Netflix拍成美剧,姜文则出演书中的中国警长韩世清。

  

  《邪不压正》(2018)电影剧照。

  当你翻开《午夜北平:民国奇案1937》时,不仅会被扣人心弦的悬疑氛围所吸引,还会对法兰奇笔下的老北京生活细节所惊诧。在整场案件的来龙去脉中,法兰奇不仅对老北京各个角落的地理方位如数家珍,甚至在书写民国时代的居民生活方式时,如同他自己曾经在那个年代生活过,很可能中国人自己也没法写出这么地道而又细致的老北京生活场景。他像是一位地道的老北京人,以导游的身份向读者娓娓道来每一个案件现场的生活细节。

  在现实生活中,保罗·法兰奇谈起中国的城市,尤其是北京和上海,无论是近代恶土还是现代都市,他都能滔滔不绝地道出那些城市的生活细节和生活习性,甚至这座城市从近代史一路走来的种种变迁,他都了然于胸。他的写作,集中于发掘近代中国的租界与“恶土”,探索那个混乱而又冒险的民国时代,以及生活在那个年代的外国侨民们。他已经撰写了九本关于中国的历史著作,去年他出版了一本关于旧上海外国侨民黑帮史的《魔都》(City of Devils : The Two Men Who Ruled the Underworld of Old Shanghai),今年在香港(专题)又出版了一本关于一群外国侨民上海冒险史的《到上海去》(Destination Shanghai),在饭局中他还透露即将写作《到北平去》(Destination Peking)。

  

  《午夜北平》,【英】保罗·法兰奇 著,蓝莹 译,企鹅图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年3月版。

  这本今年三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推出的《午夜北平:民国奇案1937》,还特别附录了一册《“恶土”北平的堕落乐园》,讲述的正是《民国奇案1937》中出场的妓女老鸨、舞女毒贩以及暗中控制整个堕落乐园的“恶土之王”的真实历史故事。由于他对这场民国案件的细致梳理,企鹅图书还曾与他一起合作,带领外国读者一起重返“午夜北平”现场,在经过反复拆毁建筑的北京城内,为外国读者讲述民国老北京的案发现场及其往事。今年三月底,保罗·法兰奇与止庵等人再度重临现场,重温早已被北京人遗忘的世纪悬案。

  之所以他对中国及其近代史这么熟悉,除去他的祖父曾在上海当过海军的家族缘故之外,他自己也已经与中国接触了近三十年之久。

  在中英双方经过两年多达22轮的谈判之后,1984年12月19日正式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英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把香港地区交还中国政府。对于长期闭关锁国的中国来说,当时的英国人对中国及其文化、语言等方面感到十分陌生,政府希望培养一些能够懂中文的人才,由政府出资送往中国留学。保罗·法兰奇回忆说,当年学校给出了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两个选项,但二者他都未曾听闻,索性就随便选了后者。从此,开启了他与中国的“亲密接触”。就着祖父与中国的历史因缘,他从复旦毕业后,一方面撰写关于中国文化和历史方面的文章,另一方面还与朋友共同创办了专注于中国消费市场调研的咨询公司AccessAsia。2011年,该公司被伦敦的大公司Mintel收购,让他大赚了一笔。

  在2009年的时候,他为香港大学出版社撰写了一本《镜里看中国:从鸦片战争到毛泽东时代的驻华外国记者》(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China Foreign Journalists FromOpium War to Mao)。在写作这本记者群英谱的过程中,当他写到《西行漫记》作者埃德加·斯诺时,发现他的传记中有一处脚注。它讲述的正是《午夜北平》里的那场神秘谋杀案,抛尸的现场是斯诺妻子海伦晚上骑车独自回家的必经之路。身为左翼记者的斯诺夫妇,一直就担心国民党的蓝衣社对他们进行暗杀行动。帕梅拉惨案所引发的种种社会谣言和大众恐惧,让她提心吊胆。当警察前来找斯诺夫妇问话之时,海伦还对被调遣来查案的天津英租界总督察谭礼士声称,这件谋杀案或许是戴笠下令的:“他们追杀的是我,不是帕梅拉。”在她看来,蓝衣社特务们意欲干掉斯诺,借此干掉《西行漫记》的写作与出版……

  这小小的脚注,在他脑海里萦绕不去……

  

  保罗·法兰奇(Paul French),1966年8月27日生于英国伦敦,英国作家。毕业于复旦大学、格拉斯哥大学,曾获爱伦坡奖。他擅长撰写有关中国近代史和当代中国社会的书籍,代表作品包括《午夜北平》《镜里看中国》《恶土》等。

  “中国何以成为中国”

  新京报:你这次重走《午夜北平》中的谋杀现场及相关的线索地带,有什么感触吗?

  法兰奇:每次在这条路线上行走时,我就意识到这是一个多么小的世界。东便门、船板胡同、后沟胡同、东郊民巷……我每次走过这些地方,我就想到帕梅拉(谋杀案受害者)从法国大使馆走出来,经过牙医诊所,走到“恶土”。故事发生在这么小的一个世界里,这对于我的写作也很有帮助。因为你需要的是一个可以被理解的世界。

  

  遇害者帕梅拉·倭讷

  同样,这次行走也提醒我,这个故事恰好包括了北京的各种元素,比如胡同是北京的标志,角楼和城墙说明北京也曾是一座战争城市,东郊民巷暗示着外国人入侵中国的历史,以及被人遗忘的“恶土”。对我而言,这里融合了中国元素的方方面面。当我们谈论北京的时候,我们通常指的是一个巨大的城市。但帕梅拉时代的北京,是一个非常紧凑的小城市。尽管当时北京也有300万人口,是世界上排名第十或第十二的大城市。但较之现在这个超过2000万人口的超大都市,20世纪30年代的北京相对而言是一个小世界。

  新京报:是否看过张北海的《侠隐》或姜文的电影《邪不压正》?姜文还借用了民国那场谋杀案……

  法兰奇:我看过这部电影,也知道张北海的小说。据说这本书本打算扩展为一个系列,可惜作者去世了(注:此处为法兰奇口误,张北海先生健在)。但我想,姜文应该获得了小说人物的版权,所以他可以把这些人物放入他的故事里。他把《侠隐》作为故事背景,然后他也想到了我的《午夜北平》,他的电影把两者结合在了一起。他有自己的创作团队,也有独特的幽默感,所以最后呈现的故事完全不同了。

  他的每一部电影都留下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如果你不喜欢姜文,你也不会喜欢他的任何作品。

  

  《侠隐》,张北海 著,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7月版。

  新京报:据说你的曾祖父在上海待了很长时间,你对他的历史有过研究吗?

  法兰奇:是的,我有一些相关的海军档案书籍,上面记录了他当时服役时每个月拿多少钱之类的事情。我手上戴的这枚戒指,原本就属于我的曾祖父。现在我们都说18K金,但在那个时代曾祖父就有一枚22K金的戒指。你可以发现他的体型非常魁梧,因为像我这样身材的人(法兰奇自称身高195cm),只能把这枚婚戒戴在中指上。我父亲在生前一直戴着这枚戒指,但他需要垫上一些东西才不会让戒指滑落。

  我对他身上的文身很着迷,因为在那个时代的英国,只有军人和水手才有文身。对于他的所作所为,我知道的虽然并不是很多,但至少也足够让我写一个短故事。其中一件趣事就是,他经常和人打拳。那时他们会和美国海军进行拳击比赛,看看哪个国家的军人才是最厉害的拳击手。我有很多曾祖父的照片,以及他在“一战”中所获得的奖章。

  新京报:为何对中国历史如此情有独钟?是什么引发了你对中国历史的兴趣呢?

  法兰奇:我想要知道中国何以成为如今的中国,以及了解中国以前的模样。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如此庞大的统一国家,但历史的发展完全可能变成另外一种情况。我记得以前的历史老师说过,在上世纪 20年代,中国随时可能分裂成50多个国家。张学良可能在满洲独立,这个国家如果真的存在的话,会比法国还大。新疆和内蒙古的军阀也可能独立出来。中国曾有袁世凯这样的人物,也有轮流统治的北京军阀,同时还有孙中山在广东的南方政府。如今,我们忘记了中国曾经同时存在过两个政府,而且这两个政府运行得都不是很好。然后,蒋介石在1926年发动了北伐战争。我知道当时的人不怎么喜欢蒋介石,但他试图结束军阀乱世。等到北伐战争结束,他又要面对侵略中国的日本军队。蒋介石的一生都贯穿着战争。

  同时,外国人一直在瓜分中国的领土,拿走了澳门和香港,占领了上海,日本控制了满洲,甚至在一战时期日本也占据过山东。俄罗斯人垂涎于新疆,同时蒙古人也想南下建立蒙古国。这么多的内忧外患都发生在这段时期内,中国能否从这场近代浩劫中存活下来,重新创造一个统一的国家,现在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但对当时而言,形势一点都不明朗。你知道那些展示中国领土演变过程的动态地图吗?你可以看到中国的疆域在不停地变动,这就是中国历史吸引我的地方。

  新京报:在《午夜北平》这本书中,你对北京生活细节的描述如此细致,或许很多中国人都没法写出这般鲜活的生活气息,你是怎么做到的?

  法兰奇:我读了很多的回忆录和自传,包括中国的和外国的。他们会透露出各种各样的细节。同样,我还阅读那个时代的新闻报纸。除了新闻报道以外,广告也能提供很多信息,告诉你那个年代里的衣食住行等生活细节。我也阅读老舍等作家的小说。关于北京,还有很多老照片(专题),比如当时的外国人拍下的北京城墙、骆驼等。位于徐家汇的上海图书馆有非常多的资料,北京的国家图书馆也很棒。香港大学保存了很多老报纸和老杂志,英国和美国也有很多关于中国的文献资料。

  如何看待彼时的中国?

  新京报:如何评价斯诺夫妇的前半生和后半生的政治行为,及其人生起伏?

  法兰奇:斯诺向西方世界介绍了毛泽东,所以他的《西行漫记》总是畅销不衰。埃德加·斯诺先来到了中国,遇见了海伦,之后他们在上海成婚。当时正值美国大萧条时期,很多人找不到工作,埃德加和海伦就来到中国成为了记者。两人都是左翼人士,现在我们会称他们为社会主义人士。斯诺受邀会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经历至今仍是一个传奇故事。在当时,很多西方记者都没有这样的机会。斯诺发现,刚刚经历长征而后住在窑洞中的这群人,非常自信自己将会领导中国,斯诺对此也很认同。

  

  《西行漫记》,【美】埃德加·斯诺 著,董乐山 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

  当时西方对斯诺的报道反响热烈,直到二战后美国开始了反共产主义运动,斯诺才开始遇到麻烦。美国人虽然知道蒋介石是自己一边的,但他们也很讨厌蒋介石只会开口要钱,而且其中大多数都进了宋家人的口袋。国共内战时,美国本可以给蒋介石更多的援助,但他们当时也没想到斯诺报道中的这群中国人最终取得了胜利。

  新京报:北平的“恶土”似乎也意味着冒险家的“乐土”?

  法兰奇:我们来看看现在中国面临哪些问题:特朗普(专题)、贸易战、金融负债、户籍问题等等,但相比于中国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所面临的问题,或者更早一点的太平天国、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等,这些根本算不了什么。

  对于生活在北洋时代的北京居民来说,他们每天醒来后,就会发现北京又换了一位统治者。一会儿是曹锟,之后是直系或奉系军阀。我想在这么混乱的时代,没有人理解政治,大家每天醒来后就是照常去工作。

  新京报:谈到汪精卫,在西方,战后是如何处理通敌者这种现象的呢?

  法兰奇:对于英国来说,汪精卫是叛国者,英国的盟友是蒋介石的重庆政府。英国会吊死或者枪毙这些通敌者。如果汪精卫没有在日本病死,我想蒋介石也会枪毙他的吧。很多跟随汪精卫的人都被处决了,他们没有太多地方可以去。不能待在中国大陆,也不能逃到台湾(专题);如果他们跑到香港,也会遭到逮捕。

  另外,汪精卫在中国被叫做“汉奸”。有趣的是,汉奸的字面意思是“对汉族的背叛”,而英文中的通敌者——Traitor——一般是指背叛所在国家的政府。

  新京报:那你是怎么看待袁世凯的呢?

  法兰奇:袁世凯一开始也是共和运动的支持者,但他后来想成为总统,再后来他又说想成为皇帝。但另一方面,每个人都害怕孙中山,尽管他有能力团聚人心,但他看上去和苏联靠得太近了。实际上,袁世凯在山东问题上和日本人做交易,而广东的孙中山也在和苏联交涉。

  如果你回看一战时期的中国,不仅是日本占据了山东,法国也在天津扩大了租借地,英国还在不断介入云南这片土地。而且很多人还忘记了,在一战时期,英国还要求中国让渡一部分西藏的主权。每一方都在寻找自己的机会,各种因素都在影响着中国的走向。

  

  《佩拉宫的午夜:现代伊斯坦布尔的诞生》,【美】 查尔斯·金 著,宋非 译,甲骨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3月版。

  新京报:《午夜北平》里的北平城,让我想起查尔斯·金的《佩拉宫的午夜:现代伊斯坦布尔的诞生》。在那个年代里,北京与伊斯坦布尔之间,是否具备某种相似性?

  法兰奇:我认为相比起北京,那个年代的上海和伊斯坦布尔有更多相似之处。查尔斯·金提道,伊斯坦布尔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都市,俄罗斯人、土耳其人、希腊人和犹太人都居住在那里。伊斯坦布尔还是一个港口城市。港口城市总是世界上最迷人的城市,那里不仅有世界各地的货物,也是不同的人群和想法的汇聚地。马赛、伦敦、洛杉矶(专题)、新加波、上海,这些都是文化交融之地。伊斯坦布尔也是黑海和地中海地区最重要的港口城市,和上海放在一起进行类比会更加有趣。

  当然,北京和伊斯坦布尔都有着被异族统治的历史。北京经历过元朝和清朝,你可以看到蒙古人和满洲人对北京的影响。伊斯坦布尔先被罗马帝国统治,再后来则是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在历史的变迁中,北京和伊斯坦布尔这两座城市都受到了外来族群和文化的影响。

  一场谋杀案里的中国研究

  新京报:在《午夜北平》里,那场谋杀案发生之后,社会恐惧所导致的紧张关系,很像是一个谣言的社会学样板,尤其显得像是一场小心翼翼的外交事件……

  法兰奇:英国人的确是这么看待的。英国人如果能证明谋杀英国女孩的是一个中国人,这会坚定他们的信念,认为当时的中国是未开化之野蛮国度。但如果谋杀犯是一个英国人或美国人,这对他们而言就会是一个大麻烦,他们不想在中国人面前丢了面子。

  另外,当时的中国政府在南京,他们对此事没有任何回应。北京警方则从头到尾地参与了案件的调查过程。《午夜北平》中的英国政府是很糟糕的,书里的中国人则没有做错任何事。

  新京报:在书中,我注意到你把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称之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但一般大家都把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作为“二战”的开端。能否说说你这么划分的历史观?

  法兰奇:我认为,1937年日军入侵北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标志。虽然日本在1931年之后占据了中国的东三省,但他们没有继续南下进行侵略。但当他们发动对北京、天津以及1个月后对上海、南京的侵略时,日本已经不满足于占领满洲,他们想要统治整个中国。在中国政府撤到重庆之后,日军继续南下直到香港,这样就挑起了英国与日本的冲突;他们抵达云南和印度(专题)边境,这样就面临和法国的冲突;日本控制了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接下来日本直接面对的就是美国了。

  当然,大多数英国人会把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作为“二战”开端,因此从那时起英国就开始向德国宣战。还有,大多数美国人则把“二战”的开端认为是在1941年12月,因为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后美国正式介入二战。美国人能够理解英国人口中的“二战”,他们通过观看电影知道丘吉尔之类的人物。但是,大多数西方人并不知道中国战场的存在。

  不得不承认的是,中国人在这场战争中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西方人需要知道,如果没有中国的抵抗,美国和英国想要赢得“二战”,会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新京报:我在你的博客上,看到很多你阅读过的关于海外研究中国方面的图书。在你看来,海外对中国的研究,从你来到中国的八十年代到现在的21世纪,在研究议题上有着怎样的变化?

  法兰奇:过去一些年里有很多关于中国和“二战”的研究,因为当时正值“二战”周年纪念。还有一些是关于“一战”时期的中国劳工研究。很少有人知道,“一战”时大概有十万中国人前往支援欧洲,大多数人来自于山东威海等地。现在有很多中国的研究大多聚焦在历史和文化层面,因为今年是“五四运动”百年纪念。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我估计这可能会是未来几年海外中国研究的主题。

  

  《Betrayal in Paris:How the Treaty of Versailles Led to China's Long Revolution》,Paul French,Penguin Books China2016年4月。

  新京报:你写过一本关于凡尔赛与中国历史之间的书Betrayal in Paris:How the Treaty of Versailles Led to China's Long Revolution,在你看来,凡尔赛条约如何引爆了中国革命?

  法兰奇:我写的这本书,讲述了中国的外交家在“一战”后千里迢迢地赶赴巴黎和会,只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要收回山东半岛。在巴黎和会上,这些中国外交家遭到了英国和美国的背叛,所以最后中国成为了唯一一个没有签署《凡尔赛条约》的战胜国。当消息从巴黎传到中国时,学生和工人开始了游行示威,这也是中国现代意识的崛起时刻。

  新京报:随后,就发生了一百年前的“五四运动”。今年恰好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是否对外媒如何报道中国的“五四运动”有过关注呢?当时的外媒是如何看待“五四运动”的?

  法兰奇:我不清楚当时外媒是如何报道的,我可能需要去查查资料。我也想知道,100年后的中国会怎样评价“五四运动”。

  现在世界各地都在进行关于“五四运动”的研讨会,汉学家把这段时期称为“中国的漫长革命”

  (China’s long revolution)

  。中国在1949年的剧变,始于1911年的“五四运动”。谁将领导中国?在这场运动中,年轻学生形成了自己的民主意识。

  对英国文学而言,“五四运动”非常有趣,因为突然之间那时的中国人开始阅读并翻译弗吉尼亚·伍尔夫

  (Virginia Woolf)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

  (Katherine Mansfield)

  和英国“布卢姆茨伯里派”

  (Bloomsbury)

  文学团体的作品。当时武汉大学的作家

  (凌淑华)

  还和朱利·安贝尔

  (Julian Bell)

  等人通信。

  从近代到当代

  新京报:你撰写过介绍19世纪20年代到1949年之间在中国的外国记者的书《镜里看中国》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China's Foreign Journalists from OpiumWars to Mao)

  ,在这一段时间里,谁是你最喜欢的记者呢?

  法兰奇:那个年代有很多记者让人印象深刻。我最喜欢的可能是一位名叫John Powell的美国人,他当时在上海创立了一份杂志《中国评论周刊》

  (China Weekly Review)

  。如果你有幸看到复印件,这份杂志会告诉你关于当时中国的一切。当时还有很多优秀的记者,他们的报道会刊登在《纽约时报》上,试图向西方人解释发生在中国的故事。有时候这种工作是非常困难的,就像我向西方读者介绍北洋军阀的时候一样。

  

  《City of Devil》,Paul French,Picador 2018年7月。

  新京报:还有,你最近在香港出版的City of Devil一书,涉及了中国近代史中的黑帮文化和夜总会文化,能否谈谈这两个话题?

  法兰奇:谈到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很多历史书忽略了一件事。在1937年的8月,杜月笙和上海青帮离开了上海。在此之前,杜月笙控制了上海下层社会的方方面面。等他离开后,外国流氓和恶棍接管了杜月笙离开后的上海。另外,上海一直是一座派对型城市,上海的花花公子们和西方人一样喜欢跳舞、爵士乐和夜店。在那个战争岁月,没有人知道能不能活到明天,所以不如及时行乐。

  西方人不能理解 “孤岛时期”的上海租界是如何免于日本人的统治的。1939年以后,上海的警察越来越少,维持租界治安的英国警察纷纷回国抵御德军。当时投靠日军的汪精卫,也愿意和盘踞在上海的外国恶棍合作。汪精卫的傀儡政府没有太多收入来源,维护上海租界中的赌博和吸毒等犯罪活动,可以为他提供大量的税收。

  新京报:说到上海,我知道你对卫慧的小说《上海宝贝》这本书很喜欢,能否谈谈为什么?

  法兰奇:我不知道中国人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我认为这本书写得很好。很多来过中国的“老外”认为这本书就是垃圾,但他们根本没有在90年代的上海生活过。我不认识卫慧,但我认识她书中的很多人。

  在90年代的上海,淮海路上遍地都是夜店和迪斯科舞厅,很多人在那里待到早上五点才离开。《上海宝贝》描绘的,正是上海在那个年代里的疯狂。在90年代中期,一位上海女孩和外国人约会被视作一种“自我解放”,这完全是新兴事物。这本小说不是那么“政治正确”,卫慧也不喜欢中国人,她和德国人上床,通宵醉饮,等等。你可能会不喜欢,但那就是当时的上海。

  另一位女作家棉棉写的《糖》,是关于90年代的北京。当时的北京和上海大相径庭,没有大型夜店,很多人在朋友家中吸食大麻。

  

  《上海宝贝》(1999)和《糖》(2009)

  新京报:你在上海曾创办过公司,着重于中国消费环境的分析。你怎么看待中国当下的经济形势呢?

  法兰奇:我很幸运,经历过做生意的黄金时期。当时,外国人在中国做生意非常容易,我们不用交很多税,汇率对我们也很有利。当我在中国从事市场调查的时候,中国还没有人会做这类工作。在那个年代,很多外资企业和我们合作,比如家乐福、COAST咖啡等等。现在外国人到中国做生意,较之以前有了更多的限制。中国人也越来越聪明了,大量中国学生在哈佛牛津等高校留学,他们什么都知道。

  对于当下的中美贸易战来说,没有人会在贸易战中获胜。这当然对中国不利,但对美国也没有好处。我很庆幸欧盟、英国和澳大利亚没有介入,因为贸易战不会给美国或中国创造任何的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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