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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帆之妻回忆:“潘扬案”中的扬帆一家(图)

京港台:2019-7-17 06:11| 来源:老衲读史2 | 评论( 16 )  | 我来说几句


扬帆之妻回忆:“潘扬案”中的扬帆一家(图)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扬帆,193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经在新四军和华东局中担任重要职务,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市第二任公安局长。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扬帆因所谓“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而蒙冤25年。在这期间,我作为妻子和几个儿女顶着巨大压力,一直在寻找他的踪迹,直到把他拉回亲人的身边。

  年末的最后一天失去自由

  1954年,对于曾经的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扬帆来说,是一个不祥的年份。1953年底,他被免去所有行政职务,整整一年赋闲在家。1954年的最后一天,扬帆和家人在家中团聚小酌,希望来年能够顺利。正在这时,一个电话打到家里。打电话的是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许建国。接过电话后,扬帆很高兴,三口两口吃完饭就往房间里跑。等到再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换了件灰色的罩衫,那是他外出的服装。他来到我身边,轻轻地说:“许建国从北京回来了,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一趟,可能我的问题要解决了。”当时许建国和时任上海公安局常务副局长黄赤波一同去北京开会,开会的具体内容已经被免掉行政职务的扬帆自然无法知晓,但他们一回上海就找扬帆,可见一定是带回了跟扬帆有关的消息。

  

  这天晚上扬帆出门的时候是兴冲冲的,他觉得是好消息,因为他对自己以往的行为有信心,正所谓“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他相信有关他的种种问题都会一一解决。

  走的时候,扬帆和我没有道别,然而这一别就是25年。

  扬帆是带着警卫员坐汽车走的,没想到走了没多久,他的警卫员就回来了。他跑到我的房间里面,非常紧张地说:“李琼同志,首长出事情了。”原来,汽车并没有把扬帆送到许建国家里,而是去了隔壁的岳阳路俱乐部。扬帆从汽车上下来,警卫处的人就对他的警卫员说:“你回去吧,这里没有你的事了。”警卫员看到扬帆被两名警卫处的人架着进去了。

  听了警卫员的描述,我当时非常紧张,但是在警卫员面前,我还是故作镇静。我对警卫员说:“好的,你回去休息吧。”我独自等扬帆的消息。到晚上10点,警卫处长到我家里来,他说:“李琼同志,扬帆要到北京去开会,你准备一些衣服。”还说这次开会可能时间比较长,春夏秋冬的衣服都要带一些。当时听了这个话,我根本不相信扬帆是去开会,我心里明白,扬帆不是被隔离就是被逮捕了。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疑惑没法问出口,只好给扬帆整理了一箱子衣服,让警卫处长带去。

  事实上,扬帆被架进岳阳路俱乐部以后,上了二楼,也的确见到了许建国等人。然而这时的扬帆已经知道等待他的并不是好消息,因为所有人都板着脸,没一点儿笑容。许建国向他宣布:“中央已经来指示,决定要审查你,要我们把你送到北京去。”扬帆听了这个话,心里就明白了。他当时说:“那我回家去准备一下吧。”许建国说:“你不用回去了,叫人到你家里去取东西就行了。”

  这一晚,我是在不安中度过的。第二天上午,也就是1955年的元旦,许建国把我叫到他的家,对我说:“李琼同志,扬帆到北京去开会了,这件事你对任何人都要讲是开会,对家里人也是这样讲。”又说,“你小孩子比较多,你要把孩子好好带好。”虽然许建国并没有告诉我什么情况,但这些话更加证实了我的猜测:扬帆一定遇到了不好的事情。然而同在公安局工作,我知道这些事情如果组织没有明确告诉你,是不能问的。我一个人回到家,冥思苦想,怎么也不明白扬帆究竟有什么问题。回想到几个月前,我曾经问过扬帆这个问题。

  那是1954年9月的一天,当时公安局召开了一个科长以上的干部大会,这个大会实际上是针对扬帆的批判大会。开始是叫扬帆作自我检查,他作完检查以后,就让他回家,不允许他参加之后的会议。会议之后的内容是大家批判揭发扬帆,主要说他对一些反革命分子和特务分子该抓的不抓,该杀的不杀,说他包庇这些人。讲到后来,有的人上纲上线,说扬帆这样做不是国民党的代理人,不是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是无法理解的。我当时在场,听到了这些话很紧张,也无法理解,更无法辩驳。会后,许建国把我叫到后台,对我说:“今天会上的事情,你一句也不许向扬帆传达,你要用党性来保证。同时,你这几天要注意扬帆的活动,如果有不正常的事情,你要立刻打电话告诉我。”我回去后没有同扬帆提会上的事情。然而我一直心神不安,忍不住对扬帆说:“老扬,你是公安局长,你对党的政策比我要懂得多,我只是一般干部。但是,你心里真有话的话,我希望你找个人谈谈,像谭震林这样的同志,沟通沟通。”没想到扬帆听了这话非常生气,他马上跳起来说:“连你也不相信我了?”他说:“我告诉你,我该讲的都讲了,该说的都说了。如果有人认为我还有问题,哪怕十年、二十年,我都奉陪到底。”

  没想到,扬帆这句话一语成谶,他果然付出了25年的时间,才证明自己的清白。

  生离之后是死别

  在扬帆被带走的四个月后,也就是1955年4月,黄赤波来到我家,他带来的消息对于我来说无异于晴空霹雳。他告诉我:“扬帆被逮捕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差点昏过去,原本还抱有的一丝希望完全破灭了。

  在这几个月中,扬帆在头一两个月之内还来过四五封信,都是经过公安局转的。他在信里只字不提自己的问题,只是问问家里老的好吗,小的要当心,再就是问问我身体怎么样。讲到自己,只说组织对他照顾得很好,他具体在什么地方,查他什么问题,一句不提。当时,我的回信也是通过公安局转去的,到了第三个月开始,就杳无音信了。

  扬帆被捕后,我翻来覆去想,扬帆是否有反革命的痕迹和可能,然而我怎么也想不出来。当时也有组织来找过我,叫我到党校去学习。我去了以后才知道,是到党校接受审查,叫我交代扬帆的问题。然而交代来交代去,我也说不出扬帆可能成为反革命的任何事情。

  几乎就在宣布扬帆被捕的同时,“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震动全国,那是1955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我一家人不知所措。祸不单行,刚刚经历了生离,马上又要面对死别。

  扬帆走后,我一直瞒着扬帆的父母,老人家身体不好,受不了这个打击。然而在扬帆走后大概一个月,他父亲有一天忽然对孙女小殷说:“你妈妈说你爸爸去开会了,是骗我们的,他失踪了。”这时老人已经猜到儿子出了意外。到了5月,老人高血压的毛病突然加重,引起脑溢血,我把他送到医院之后两三天就去世了。

  老人走后,我很伤心。两位老人是1950年来到儿子家的,到扬帆的父亲1955年去世,我们差不多一同生活了4年。当时作为公安局长的扬帆,待遇不错,有两部汽车,一部是扬帆坐的,一部是警卫的。虽然有两部车子,但是4年多时间,扬帆从来没有用车子带我们到公园玩过一次,或者带我们到电影院去看看电影。因为扬帆的工作实在太忙了,以至没有时间陪伴父母,这是他对父母永远的愧疚。

  在扬帆的父亲去世后,和我们同住的扬帆的姐姐,在9月因为肝硬化腹水也去世了。第二年,扬帆的母亲也因为丈夫、女儿去世、儿子失踪郁郁而终。一年之内一同生活的3个人去世了。

  然而到了1957年,我面对了扬帆走后最沉重的一次打击。我最小的儿子,扬帆走的时候只有2个月大,当时已经3岁了。一天,儿子突然发烧,我把他送到儿童医院去看,医生说是感冒,如果保险起见,住院几天观察一下。我当时心想,感冒不要紧,自己家里经济拮据,住院花费太大,另外自己上班脱不开身,没法在医院陪孩子。于是要了一点药,就把孩子带回了家。第二天,我还是照常去上班,等到第三天下班回到家,发现儿子还在发烧。到了这时,儿子已经连着3天发高烧,此时我有点儿急了,也顾不上吃晚饭,抱着孩子又到了儿童医院。那天晚上,医生再次建议住院,我同意了,在观察室住了下来。等到第二天,检查结果出来了,儿子得的是小儿麻痹。我听到这个结果心里很难过。而此时孩子神智还清醒,他对我说:“我要吃橘子。”我赶紧答应:“妈妈这就给你去买。”没想到等到橘子买回来,儿子已经死了,我手里的橘子掉落一地。

  艰难的岁月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我一家人顶着“反革命家属”的帽子,日子过得越来越艰难。

  因为是“反革命家属”,我和五个孩子往往需要比身边的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得到同样的回报。然而即便是这样,我们还是经常会遭受突如其来的打击或中伤。

  扬帆被捕之后,我首当其冲遭遇了不公平的对待,进了学习班。从学习班出来以后,我没有回原来的公安系统,而是被分配到卢湾区中心医院工作。因为“反革命家属”是不能在公安系统工作的,我不得已离开为之战斗了几十年的工作岗位。

  这样不公平的待遇,不光体现在我身上,也同样落到了几个孩子身上。对于我们家这样成分的孩子,有几个规定:第一,不许当兵;第二,不许到工厂做工人;第三,初中毕业后不能继续读书。所以,我和扬帆的几个孩子都是插队落户。我们的二女儿扬小舜因为有哮喘病,没法插队落户,初中毕业以后在家里呆了8年没有工作。

  扬小舜是六六届初中生,当时“上山下乡”的口号还没有出来,所以,他们那届毕业生百分之七八十都在上海的各个工矿企业工作,只有一小部分到了黑龙江和市郊农场。当时,小舜看到班里其他同学都拿到《录取通知书》了,只有她一直没有拿到。她就到学校去问,学校告诉她:“你那个档案材料,从这个局扔到那个局,手工业局出来又到纺织局,都不要你,没有人要你。因为你这个情况,人家看了都不肯要你,所以你的材料已经退回街道了。”小舜听了这个话虽然伤心,但是她想就算档案退回街道,街道可能还会给安排工作。于是,她一直等着。没想到从1966年开始等,一直等到1974年底才拿到工作的通知。家里什么人都没有,兄弟姐妹都插队落户了,妈妈又在干校,她不知道还会不会有前途,也不知道“文化大革命”到底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这样的情况并不是扬小舜一个人遭遇到了,她的妹妹扬小朝也经历过许多不公平的对待。扬小朝很早就插队落户了,她知道自己家里的情况,于是更努力地工作,以期证明自己。然而,一次次可以回城工作或念书的机会都与她无关。这还不是最伤害她的事情,让她最痛苦的是,她不知道什么时候伤人的话会从她信任的人口中说出。

  有一年,一同插队的一个知青回上海探亲,这个知青是扬小朝的同学,她们去了同一个农村,两人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这个知青从上海探亲回去后,她们几个人约好去她家聚会。因为那个时候回城的机会不多,有谁从上海回来大家都很开心,都要去问问上海什么情况。那一天,她们就到了朋友那里,这个朋友突然很神秘地跟大家说:“现在上海流传着一个故事,一个非常好听的故事,你们要听吗?”那个时候农村生活很枯燥,大家一听讲故事都很高兴,就聚精会神地听她讲。这个故事是关于潜伏特务的,果然很生动,名字叫《绿色的尸首》。然而到了故事结束、真相大白的时候,这个朋友对着小朝说:“你知道潜伏特务是谁吗?就是公安局长扬帆,就是你爸爸。”小朝当时一下子惊呆了,旁边的其他同学也很吃惊,屋子里鸦雀无声。

  像这样的事情,对于我们一家人来说并不是一次两次,在2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一直持续着。孩子们受了委屈还能对妈妈哭诉,而我又能向谁去诉说自己的痛苦呢?因为孩子小,我周围也没什么可以信任的朋友,我不光没地方诉说,连哭也不能随便哭,怕影响到孩子的情绪,只得在孩子睡觉以后,一个人在被窝里偷偷地哭。哭完了,第二天眼泪一擦,还得高高兴兴地上班去。生个小病也不敢请一天假,怕受批评,小毛病自己都忍着,仍然去上班。在上班的时候,我还要装得很开心、很乐观,唯恐人家说我情绪不好,是对抗组织,这顶帽子我戴不起。

  痛苦的决定

  时光荏苒,距离扬帆被带走已经有10年了,除了开头几个月有过几封信,之后再没能得到他的任何消息。在这10年中,家里经受了许多打击,孩子们也逐渐长大。为了孩子们的前途,我作出了一个决定:和扬帆离婚。

  这一年是1964年,此时几个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差不多到了工作成家的关键时刻。而头顶着“反革命家属”的帽子,对于孩子的前途非常不利。当时我在卢湾区中心医院工作,单位的领导几次找我谈话,希望我和扬帆脱离关系,这样不光对孩子的前途比较好,也对我自己的工作比较有利。当时我的答复是:“我的责任现在就是两条,第一条是做好工作,第二条是把孩子养大。至于扬帆,我随便他是什么问题,我早就不考虑了。但是叫我去离婚,到法院去起诉、开庭,这一套我做不出来。”我委婉地拒绝了组织让我离婚的要求。然而没几天,领导又来找我谈话,还是要求我把离婚手续办了,组织上可以出面请法院的同志上门办理手续。这样,我第一出于对家庭和孩子的考虑,第二迫于一定的压力,同意和扬帆离婚。过了几天,法院果然派来一个女同志到我的单位,给我办理了离婚手续。

  手续办完了以后,我思来想去,一定要把事情跟扬帆说明一下。但是,我已经有许多年没有扬帆的消息了。我要求跟扬帆通信,组织同意了我的要求。于是我写了一个条子,通过组织转给扬帆。我明白,这个条子一定要经过审查才能到扬帆手中,自己的苦衷没法说明白,于是就写下了几行字:“鉴于我们当前的处境,我感觉到我们的关系没有保持下去的必要,五个孩子都由我一个人来抚养。”在纸条中,我写明了一个人抚养五个孩子,就是想告诉扬帆,我虽然办理了和扬帆离婚的手续,但这辈子不会再和别人结婚了。

  写了这个条子之后,组织上转来了扬帆写的一个条子,在这个条子上,他什么都没表示,既不表示同意离婚,也没说不同意,上面只有一句话:“六个孩子怎么只剩五个了呢?”可怜最小的孩子,扬帆走的时候他才两个月,儿子死了扬帆一直不知道。

  事实上,在组织帮我和扬帆办理离婚手续之前,扬帆就有过类似的想法。虽然他一直坚信自己是无辜的,是被冤枉的,总有一天会澄清。然而毕竟一顶“反革命”的帽子,对一个家庭的影响是很大的。我年纪还轻,孩子又小,我们变成“反革命家属”和“反革命子女”,日子很不好过。在被关押近10年之后,扬帆觉得出狱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在左思右想之后,他写了一封信给组织,要求办理离婚手续。他写了这封信之后,没有得到丝毫回音。不久,组织就出面帮我办理了离婚手续。

  特殊的重逢

  虽然我和扬帆办理了离婚手续,但在我心中一刻也没有忘记扬帆。扬帆走了以后,我每年过年的时候都要写一封信给公安部,打听扬帆的消息。在信中我总是问三个问题:第一,扬帆到底犯了什么罪?第二,他现在人在哪里?还活着吗?第三,如果活着,能去看他吗?但是每年写,每年都没有回音。这样,一直到了1974年,距离扬帆被带走已经有近20年。岁月无情,我的满头青丝早已成为白发。就在我将要绝望的时候,忽然传来了一个不太确定的有关扬帆的消息。

  这个消息是我的三女儿扬小朝带来的。小朝的一个中学同学正好从内蒙古调到湖北沙洋农场。有一天,她托另外一个同学来告诉小朝,说她父亲扬帆可能已经到了湖北沙洋农场的果园大队。因为那里来了一个疯老头,每天在那里骂江青,还自称是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小朝得到这个消息后,告诉了我。当时我觉得有可能,但是没法确定。于是,我想了一个办法,叫几个孩子分别写信到中央,打听扬帆的消息。

  当时,扬帆和我的几个孩子听从我的吩咐,分别从各地写信到中央的几个部门,打听父亲的消息。不久,在家赋闲8年、刚刚找到工作的二女儿扬小舜,被领导叫到单位,她写给中央的信有了回音。

  当时,来找小舜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两位同志,他们见到小舜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给中央写信啦?”小舜回答:“是。”两位同志教训了她一顿,说:“信现在已经转到我们这里了,你的信写得很莫名其妙。首先你说这么多年,你不知道你父亲犯了什么罪?判了什么刑?现在在哪里?我们就觉得很奇怪。‘潘扬反革命案’,这么大的案子,全国人民都知道,他的结论不就是‘反革命’、‘大内奸’吗?怎么你会说你们不知道?”小舜只好说:“就算他是‘反革命’、‘内奸’,那他到底犯了什么罪行?可以让我们知道吗?否则我们怎么跟他划清界限呢?”两位同志回答:“扬帆犯的罪由他本人负责,你只要跟他划清界限就行了,不需要去了解他究竟做了什么。”小舜继续问:“那么他人在哪里?让我们子女跟他通通信,让他能早日回到人民的队伍中里来。”公安局同志一口拒绝:“没有必要,扬帆现在接受改造的情绪很稳定,你如果跟他通信,会扰乱他接受改造的情绪。”

  几天之后,我从“五七”干校回来,小舜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我听了很振奋,说:“至少这让我们得到了一个确定的信息,就是你父亲还活着。”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政治环境有所改善,我又开始想办法打听扬帆的消息。然而,一封封寄出去的信还是如石沉大海。一直到了1978年,一个从北京来的朋友为我出了个主意。这个朋友,当时在冶金部工作,她和我以前都是地下党,关系一直很好。那一年,她因为工作到上海来,顺便看望我。她问起扬帆的消息,我说仍然没有消息,各个地方都去打听了,都没有回音,现在到什么地方去了解都不知道了。她给我出了个主意,她说:“我告诉你一个消息,胡耀邦同志调任组织部长以后,我听有人讲出来小道消息,说胡耀邦对他的秘书讲,今后如果写有‘耀邦亲启’的信,你们不要给我处理掉了,至少要读给我听听。”她建议我试试写信给胡耀邦。

  我接受了她的建议,马上写了一封信给胡耀邦,不但写了“耀邦亲启”,还用了双挂号寄去。信寄出后大概20多天,果然有了回音。上海市委组织部的一位副部长来找我,说:“中央组织部回电来了,说你可以到湖北沙洋劳改农场去看望扬帆。”

  漫长的25年时间,终于等来了这一天。1978年的秋天,我和儿子扬忠平一路颠簸,来到扬帆所在的湖北省沙洋农场。25年的分离之后,会有怎样的相见?然而实际情况远远超出我的预料。

  当天到劳改农场的时候,已经是晚上9点钟了,我心急如焚,希望尽快看到扬帆,便连夜赶去扬帆所在的果园大队。当时是农场的指导员带我们母子去的。到了那里,扬帆已经睡了,有个照顾他的李老头起来接待。

  我看到扬帆住的地方是一排小瓦房其中的一间,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两个床,扬帆睡一张,李老头睡一张。除了两张床,称得上家具的,就只有一个台子和一个凳子。这个时候李老头已经把扬帆唤醒了,坐在床上的扬帆和我记忆中的扬帆完全是两个人了,头发白了,瘦了很多,最为可怕的是眼睛已经瞎了。这是在监狱里青光眼发作得不到治疗的后果。

  看到扬帆这个样子,我很心酸,忍着眼泪,叫扬帆的名字,儿子也叫爸爸。但是扬帆都不答应,就连指导员跟他说,你的家属来看你了,他也不答应。他说:“不对,你们都是假的,你们不要来了,走吧。”扬帆这样的反应完全出乎我的预料,我拼命对扬帆说:“我们是真的,我们是从上海来的。”但无论我怎么说,扬帆都不相信。

  由于长期的监狱生活,扬帆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精神受到了严重的创伤,幻听幻觉的毛病一度非常严重。解放前多年的情报工作,使他在绝望中一直幻想有一台万能发报机,能和任何人联系,在他的幻想中,联系最多的是周总理。

  在看望扬帆的路上,我曾设想过种种糟糕的情况,然而我做梦也没想到,扬帆得了精神分裂症,连最亲近的人都不认识了。

  第二天,我们再去的时候,农场的指导员跟我们讲,扬帆一早就到他的房间里来,跟他说:“昨天来的两个人是假的,你不要理他们,我也不接待了。”之后,扬帆一见到我和儿子来,马上就走,一连几次都是如此。

  我和儿子知道扬帆听指导员的话,就请指导员陪同一起去说服。好不容易有机会跟扬帆说上话,讲以前的事情,关于他父亲、母亲的事情,想用家里的情况勾起扬帆的回忆。然而等我讲完了以后,扬帆说:“你们这些人,要了解我的家庭情况还不容易吗?”还是不承认我们。

  当时,有人又给我们出了个主意,拿上海市公安局开的介绍信,以此来说服扬帆。由于扬帆的一只眼睛还有一点微弱的视力,他仔细看了看介绍信,说:“公安局的公文,从来就是用毛笔写的,你这个是打的字,是假的。”他的思维还停留在20多年前用毛笔写公文的时代。

  没有办法跟扬帆讲上话,我和儿子只好通过扬帆的邻居,了解了扬帆这几年在沙洋农场的一些情况。

  我和儿子在沙洋农场待了一个星期,但和扬帆的关系没有丝毫进展。于是,我们决定先回上海,然后再想办法。

  就在我们决定走的时候,扬帆破天荒陪我们吃了一顿饭。吃饭的时候,他对我和儿子说:“今天吃饭是组织上叫我陪你们的,你们两个人我还是不认识。”能这样坐在一起吃饭,相比之前几天,已经是巨大的突破了。

  用亲情唤回扬帆

  离开湖北沙洋农场回到上海之后,我立即通过各种途径,要求把扬帆接回上海治疗。不久,中央同意了我的请求。1979年初,一架从湖北起飞的飞机,载着扬帆回到了阔别25年的上海。

  当扬帆听说接他去上海的时候,他说:“我要去就去北京,我的问题只有北京才能解决。”当时大家没有办法,也不敢强迫他,只好骗他说,就去北京,把他骗上飞机再说。等到上了飞机,快到上海的时候,组织部陪他的一位同志故意问扬帆:“老扬,我们到哪里了?”扬帆立刻回答:“到上海虹桥机场了。”这位同志吃了一惊,说:“你怎么知道?”扬帆说:“刚刚飞机上的报话员不是说了吗?”

  虽然扬帆知道并没有到他想去的北京,但也没有吵闹,几十年的牢狱生涯,让他习惯了逆来顺受,他跟着去接他的人,非常平静地下了飞机。

  刚到上海的时候,除了精神方面,扬帆的身体也非常虚弱,一年之内病危过几次。然而,当他身体稍稍好转的时候,就写了一封信给邓颖超。信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我已经回到上海了,没有什么大病,希望组织上给我安排工作,我希望重新出来工作。这封信并没有寄出,因为他的身体根本没法重新工作。然而家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看了,都很感动。扬帆当时虽然还没有平反,但所有了解他的人都会觉得,这样的人怎么会是坏人?怎么会是反革命呢?

  1979年,扬帆整整一年都住在医院里,依然戴着“反革命”和“内奸”两顶帽子。然而,他回来的消息不胫而走,许多以前的老战友不避嫌疑,纷纷来看望扬帆,这让扬帆感受到了同志之间久违的温暖。

  在华东医院住院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三女儿扬小朝陪着父亲。当时华东医院两个房间当中有一个卫生间,另一个房间的人用完卫生间,把靠近扬帆这边的门也锁住了,一直到天亮都没有打开。扬帆没法用卫生间,于是小朝就去隔壁敲门。结果隔壁门一打开,是一个很朴素的老先生,布衣布鞋。小朝把事情说了,老先生立刻道歉:“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去打个招呼吧。”他就问小朝:“你爸爸叫什么名字?”小朝回答:“我爸爸叫扬帆。”一听到扬帆的名字,老先生就吃了一惊,快步地跑了过去,穿过卫生间,跑到扬帆的房间。见到扬帆,他双手就伸出来了,说:“扬帆同志,我是粟裕啊!”扬帆听了也很吃惊:“啊,粟裕啊!”两人的手握在一起,非常激动。粟裕在扬帆的床边坐下,轻声对他说:“你现在什么都不要管,只要把身体养好,所有的事情都要让历史来说话,历史是公正的。”

  粟裕的一声“同志”让扬帆尤其激动,他已经有整整25年没有听到这个称呼了。老战友的关心,让扬帆的病情进一步稳定。然而对家人,他始终不肯承认。为此,我想出了一个办法,让几个女儿来当护士,三班倒,8小时一班,以此接近扬帆,跟他建立感情。

  一开始的时候,扬帆非常客气,女儿给他削水果,给他做一些生活琐事,他都会很客气地谢个不停。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几姐妹觉得时机差不多了,就开始给他讲一些家里的情况。

  有一次,三女儿扬小朝告诉扬帆:“我这个小朝的名字您知道吗,就是你起的名字啊。当时你想要有个儿子,但是用那个‘招弟’的‘招’呢,觉得蛮土、蛮俗气的。因为你很喜欢一个报纸上的《朝花》版,就给我起了这个‘朝’。”扬帆听了没有作声。小朝就继续讲:“姐姐叫小殷(后改名晓云),这个‘殷’呢,是奶奶的姓。妹妹叫小苏,是你到苏联去的时候生的,也是你起的名字。我们都是你的女儿。”扬帆听了这个话,沉默了很久,最后说:“这样吧,我认你们做干女儿。”

  扬帆先承认了女儿,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肯承认我,这让我伤心了好久。我只能默默照顾着扬帆,希望有一天能够感动他。

  扬帆出院后,回到家里开始由我照顾。房间里两张床,一张扬帆睡,一张我睡。我像保姆一样,在生活上照顾他。然而,扬帆从来不叫我,也不跟我说话。

  有一天,胡立教和陈丕显到上海来看扬帆。当时陈丕显把我们一家人都喊到房间里,声音很大地对扬帆说:“老扬,你爱人李琼为你吃了多少苦,你为什么还不认她?”当时扬帆没有说话。几天之后,他突然说:“李琼,给我倒杯茶好吗?”当时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说:“什么?你叫我什么?”扬帆说:“你啊。”我问:“你不是说我是假的吗?冒充的吗?”当时扬帆回答:“不是我承认你,是北京来电话说,你是真的,不是假的。”

  谁也不知道扬帆这个说法是当时他的幻听幻觉帮了忙,还是他给自己一个台阶下,反正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就承认我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彻底转变过来了。

  我除了好好照顾扬帆,让他安享晚年之外,仅有一个心愿,就是还扬帆一个清白。为此,我几次给中央写信,并终于有回音了。

  1980年的一天,公安部派两位同志来到我们家,宣读扬帆的平反书。平反书说:“反革命分子”跟扬帆无关,应予平反;“内奸”问题,根本没有的事,应予平反;在上海工作期间,在潘汉年领导下,包庇重用了大批“反革命分子”,错误是严重的。

  这样的结论,让我非常不满意,我把想法跟两位同志说了。那两位同志说:“这个问题我们不能答复你,要请示。”他们讲完了以后把扬帆和我的五个孩子都叫来,非常郑重地说:“你们的父亲,在25年班房的压力下面,没有胡说过一句。我们两个人复查的案子非常多,有好多人资历比你们爸爸老,地位比你们爸爸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说了不少违心的话。所以,你们包括我们,都要向你们的父亲很好地学习。”那两位同志的话让孩子们铭记至今。

  1983年,中共中央为扬帆的冤案彻底平反,之前平反时遗留的尾巴,也得到了彻底解决,并肯定了扬帆在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期间的工作成绩。

  正如粟裕所说:所有的事情最终都要让历史来说话,历史是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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