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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漂泊,两段婚姻,94岁的她惊艳了时光

京港台:2019-7-18 20:21| 来源:IT高管会 | 评论( 2 )  | 我来说几句


一生漂泊,两段婚姻,94岁的她惊艳了时光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在聂华苓名为“安寓”的宅子里,暖黄色的光笼罩着整个客厅,木地板铺上一层厚厚的地毯,米色沙发椅围绕着长桌随意摆放,窗外是郁郁葱葱的橡树叶随风摇摆,偶尔还能看到几只迷失的鹿。

  世外桃源也不过如此。几十年来,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这里一成不变。“我就是不要变嘛”,精神矍铄的老太太嘟囔着。

  一草一木都在见证历史。包括白先勇、余光中、汪曾祺、王安忆、北岛在内,全世界600多个诗人与作家,曾围坐在这个不大的客厅里,他们谈论关于文学、理想与爱情,有时欢笑喝酒,有时争吵砸闹。

  这项“国际写作计划”比起冷冰冰的项目,更像是个文学大家庭,不同国家与文化背景的作家们坐在一起,摒弃政治局势与种族偏见,开始将自己拓宽成一个“人”的存在。

  创造出这些的聂华苓,为近代中国作家走向世界舞台打开了一扇窗,又一定程度消除了种族敌视与隔阂。她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此奖项被提名者中,她是唯一一个来自中国的女作家。

  早年经历曲折,一生波澜壮阔有过杰出贡献,然而令后辈蒋勋最难忘的却是她的笑容:

  “华苓的大笑让我觉得是了不起的,因为她一生所经历的遭遇,可以用笑声淡掉。”

  

  异乡人

  我是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专题),枝叶在爱荷华。

  1986年,聂华苓与弟弟华桐一同返乡,从重庆坐船沿江而下,寻找曾在抗战期间流落过的家。世事变迁,往日小镇变作空荡荡的河坝,曾经的家成了颓垣断壁,无论是哪里,都与记忆中的模样大相径庭。

  “异乡”感在此刻尤为浓烈。倒也没错,她的确是异乡人,自始至终都是。

  后来她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与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交流中,才发现,在大环境下,“异乡流浪”不仅是她人生的主题,更是二十世纪整个世界的主题。

  1925年,聂华苓在湖北出生,因父亲职务,住在武汉汉口旧俄租界处,成了自己土地上的外乡人。沉闷的大家族里,对于童年,她印象最深刻的是母亲斜倚在珠罗纱帐镂花铜床上,为她细声吟读《再生缘》,为皇甫少华与孟丽君的故事唏嘘感叹。

  小小的聂华苓一脸稚气,“姆妈你不像孟丽君,你是孙太太,爹还有一个张太太,又都姓聂。我们住汉口,他们住武昌。”

  父母的婚姻源自一场骗局,母亲发现父亲早有妻儿时,聂华苓已经七八个月,母亲恼怒之下,甚至想过吞金自尽,可年幼的女儿向她伸出手需要人抱,又默默放下了。

  多年后母亲叹气,婚姻自由?当年宜昌那样闭塞的地方你根本不晓得自由不自由。

  

  母亲是矛盾的,秉持着新式女子的作风,又告诉她在大家族中生存法则“既须巧又须忍”,聂华苓的性格与写作风格也因此埋下伏笔。

  战乱时代,父亲在外地逝去,只留一大家子孤儿寡母,聂华苓不喜读书,喜欢玩闹与爬山。一家人被迫迁至宜昌三斗坪,聂华苓痛快玩了半年,聂母下定决心,即使时代动乱,孩子也必须接受教育。

  我不走!

  你非走不可,你一定要读书的。

  你走我就走。

  我走到哪里呀?没有钱,一家人都活不了命。

  天才蒙蒙亮,母亲便送她去镇上上船,两人都流着泪,聂华苓才十四岁,母亲一再叮嘱:冷暖小心,不要挂念家,专心读书。

  后来,聂华苓在回忆录写道:

  当年我十四岁,就在那儿,母亲流着泪,看我搭上小火轮去巴东。连连招手的母亲孤立河岸上,在我泪水中,越来越模糊了。从此我就流浪下去了。 

  抗战时期,日子过得苦。吃的是炸黄豆和硬得被称作“炸弹”的馒头,稀粥用大桶装,勺子刮饭桶底的声音都清清楚楚。

  比起物质的短缺,精神上更是陷入混乱。

  同学们分成不同意见的阵营,有人在舞会结束时突然关灯,令全场陷入黑暗。没人能看见谁是谁,一派抓着另一派踢踹,只听被打的人哀嚎:你不要打我,我们是同寝室的朋友啊。

  眼皮底下的一切显得荒谬可笑,又带着几分可悲。

  对文学有兴趣,对人产生好奇,愿意琢磨语言。在聂华苓看来,这便是一个创作者的必要条件。她的心里仿佛有什么要流淌出来,立即拿起笔在纸上写出第一个短篇小说《变形虫》,“一切都乱糟糟的,所有东西都在变。”

  在心理与物理都无所依靠下,她选择与同学王正路投身进入婚姻围城,遗落在北方的大家族里。

  

  混乱中,聂华苓一路从湖北辗转至重庆、北平、台湾,就连结婚以后,她与对方之间仍隔着一层距离。在纪录片《三生三世聂华苓》里,白先勇笑了出来,作家总是在外的,距离之外,也是时代之外。

  必须在外,才能看到里面去。

  

  生活不易

  从曹雪芹写《红楼梦》,到张爱玲未完成的《小团圆》,仿佛隔着一层薄透的纱帐,后人格外感兴趣作家们的真实经历。

  然则,虚虚实实之间,旁人是捉摸不透的。

  在聂华苓的小说中,主人公始终在逃离,与她的人生主线相吻合,带着浓厚的自传色彩,第一部长篇小说中主角的名字便是“苓子”。

  后来,聂华苓极负盛名的那部《桑青与桃红》里,主角桑青逃离生活未果,压力与负担下,无处可逃的她分裂出另一个人格桃红,桑青是受传统观念压迫下不得已而逃亡,桃红则是满怀期冀寻找新的生活。

  

  始终漂泊的聂华苓在想些什么,或许可以从桃红的独白中窥得一二。

  “我有时搭旅行人的车子,有时搭灰狗车。到了一站又一站,没有一定的地方,我永远在路上。路上有遇不尽的人,有看不完的风景。”

  1948年,怀有身孕的聂华苓举家迁至台湾,一家人窝在小小的房子里,有时碰上台风刮过,薄板房子会震得咯吱响,像是随时会裂开。

  生活贫瘠,母亲年事已高,又有幼弟与孩子要养,聂华苓必须得想办法找工作来养家,当时《自由中国》杂志正在招编辑,聂华苓此时已经写过几篇文章,朋友推荐她去试一试。

  《自由中国》是本批评时政,在台湾白色恐怖时期讲民主的杂志。

  主编雷震在书房写稿,聂华苓有些怯生生地走了进去,雷震只抬头看了一眼,便点点头,你明天来吧。

  聂华苓在这里待了十一年,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梁实秋的散文与余光中的诗句都曾经经她之手,与最一流的写作头脑共事,她是其中最年轻且唯一的女性。

  正是在这里,她被前辈的嶙峋风骨所感染,创作兴趣也得以发挥。

  那段时间非常辛苦,为了养家,聂华苓需要同时兼任两份工作,白天在杂志社当编辑,晚上要去英文补习班教课,她怀着身孕每天在山坡上费力地踩自行车上下班。

  身体上的辛劳或可承受,此时,她接到大弟汉仲在飞行失事中发生意外的消息,情感上,也与丈夫的关系也愈加水火不容,常常说着说着便争执起来。

  祸不单行,台湾的“白色恐怖”在这时候蔓延到聂华苓身边,突然有一天,社长雷震与三个同事均被捕,杂志也被当局禁止发行。这种恐惧发生在自己身边,朝不保夕的印象难以磨灭。

  抱着“下一个就是我(被捕)”的恐惧,聂华苓在好几年里都惶惶不可终日。

  

  无人求助,不敢拖累朋友,在这里,她是个外省人,“所以我真是非常非常地孤独。”聂华苓回忆起这段时间总结道。她只能将那些想说又说不出口的话写进自己的小说里。

  这令聂华苓的作品中,总有一种“生存之痛”,与包含经历的沧桑感。

  熟识她多年的好友感叹,那段时间,对她一生有很大影响,台湾当局暗暗打压她,回去也再无故乡。这也是她之所以没有停留在华人(专题)世界,转而去了美国的原因。

  老友叹气,她一直陷在那个“结”里。

  

  喜相逢

  聂华苓年轻时的一段婚姻,丈夫是同学王正路,出自北方规矩森严的大家庭。到了晚年,她很少再提他,偶尔提时,只一再重复是很好的人,却是真的不合适。

  聂华苓家风算是开明,在《自由中国》那段日子更是为她的民主思想奠定了基础,王正路在大家庭倾轧下思想偏向传统,连聂华苓坐下来陪同客人聊天时,也被视作不守家规。

  知女莫若母。聂母去世前,曾把她叫到身边:华苓,你的心情你以为我不晓得?你们结婚十三年,只有五年在一起,在一起就天天怄气,如今正路去了美国,也有五年了,你还快活一些。

  最难熬的日子里,聂华苓机缘巧合结识了美国人保罗·安格尔。

  保罗恰好去台湾进行文化交流,两人由一次觥筹交错的晚宴相识,她站在保罗身后,裹着旗袍与高跟鞋,身姿袅娜。两人争辩了几句,倒令保罗印象尤为深刻。起初,聂华苓的态度是抗拒的。

  

  保罗结结巴巴地提出邀约,在回忆录中细数当时场景:

  明天我很忙,要见很多人,也许我们在哪儿见一下面。

  我也很忙,我得送孩子上学,我得去大学教课,我得写作,我的时间全满了。

  ……

  你工作很辛苦,养母亲养孩子也不抱怨。

  抱怨有什么用?

  她站起身,那优美的亭亭背影告诉我:别跟上来。

  令保罗·安格尔着迷的是:那一刻,我能感觉到她挺立的娇美身子闪烁的张力。

  爱情是两份孤独,相护,相抚,喜相逢。

  有所突破是在与余光中一起的晚宴中,保罗用筷子拣起滑溜溜的鸽蛋,拿筷子的姿势看上去多少有些滑稽,这副模样逗乐了聂华苓。晚饭后,保罗借机约她散步。

  两人在寂静的小巷里一直走,抬眼便是漫天繁星,保罗指着天空,在美国遇到这样的星星是要许愿的,你有什么愿望吗?聂华苓摇头,“好久没有愿望了,你呢?”

  保罗停下来,湛蓝的眸子只看着她:我想一直、一直、一直、一直见到你。

  此时,两人已到中年,经历过世事浮沉,也都有过一段婚姻。聂华苓的态度何时松动,或许她自己都不清楚,了解她的朋友说:“聂华苓是一个很坚强的女人,只有像保罗·安格尔这样的人,才能让她变得小鸟依人。”

  

  ▲ 聂华苓与保罗·安格尔

  他们住在爱荷华的一栋红楼里,闲暇时间会开车到海边,保罗游泳,聂华苓便在一旁看书,“那时我们真的是很开心。”又携手去蓝白色的圣托里尼,拥有沉重历史的奥斯维辛,去匈牙利,去以色列,近乎环游整个世界。

  我和Paul一起走过20世纪的人景——欢乐,灾难,死亡,生存。

  直到1991年,聂华苓和保罗获得波兰文化部颁发的“国际文化奖”,他们在芝加哥(专题)转机,保罗说是要买份报纸,可聂华苓怎么等也没等到他回来,去找他时,只看到保罗躺在地上,

  画面似乎静止,巨大的痛苦显得迟缓而安静。聂华苓记得很清楚,自己坐末班机回来的那天,爱荷华正下着雨。

  

  文化伊甸园

  至于聂华苓成就中最闪耀的“国际写作计划”实属偶然。

  1967年,某日她与保罗划船时,看着波光粼粼的爱荷华河,突然萌生出一个念头,爱荷华如此美丽,为什么不在保罗的写作工作坊外,扩大视角,创办一个“国际写作计划”呢?

  说着她眉梢带笑,声音陡然高了几度:邀请不同国家的作家们一起来这里写作,不同文化与成见,每个人的角度都不同,一定会碰撞出更多有意思的事情。

  “你疯啦?”保罗起初是反对的,这需要数不清的资金与层层落实的琐碎事务,可聂华苓坚持,笑着说“let’s try!”

  心血来潮,感情用事,居然成事。

  这是汪曾祺对“国际写作计划”的评价,迄今为止已有来自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400多名作家与诗人参与过这个项目,主办人聂华苓和保罗·安格尔因此被多个国家联名推荐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作家季季更是打趣,聂华苓的家就是小型联合国。

  无论作家与诗人们处在什么境地,只要接受邀请,便可前往美国爱荷华,过一段食宿无忧的日子。他们可以写作,也可以不写,可以聊天、参加舞会……聂华苓甚至打趣,就算是跳河也没关系。

  比起莫大的荣耀,她更在意的是这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与生长环境的创作者之间,碰撞出真正动人的那部分。

  当初埃及与以色列开战,那一批作家中就有两人,一位来自埃及,一位来自以色列。两位作家在桌子上时便怒目相对,直接将酒杯仍向对方,气氛剑拔弩张。

  可相处了三个月后,机场告别时,这两位作家竟抱头痛哭。同样参加这个写作计划的蒋勋觉得不可思议,这是一种什么感觉?“你们是最大的敌人,也痛骂过对方,最后却抱头痛哭。”

  他归结于这是聂华苓和保罗的原因,他们给人真正的爱与关心。

  1979年中美建交,内地作家也可以参与这个写作计划,这令聂华苓无比兴奋,丁玲成了前几批去美国的作家,此时丁玲已经老了,饱受苦难,看上去倒像是再普通不过的乡下老太太,繁华落尽,丁玲只笑着说,一切都过去了。

  聂华苓安排年轻作家蒋勋带她四处游玩,迷离的夜色中,有穿着貂皮大衣的女人走过,蒋勋观察丁玲是否会慌张,只见丁玲笑着讲年轻时在上海的时光。前者无法将如今的她与那时的风情万种相关联。

  丁玲此时年事已高,担心她摔跤,蒋勋回去后在浴室贴心地准备了一条牢靠的垫子。

  当时两岸关系称得上严峻,聂华苓得知后开始思考,创作者是否该不断扩大自己的边界,到最后,只是一个纯粹的人。

  八十年代,王安忆也来过这里,骄傲又青涩,聂华苓特意为王安忆安排了爱荷华大学的写作课与一些游玩活动,让她做喜欢的事情,原因是“这个孩子年轻,要多开开眼界”。

  王安忆后来对去采访的记者说,那时她才发现,原来世界是可以这样自由的,我开始摸索自己到底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年老作家回忆过往,年轻作家逐渐成熟,对手也能握手言和,现代性在这世界一隅里全面上演。

  曾经的参与者作家迟子建曾说,聂华苓最早为新时期中国文学最活跃的作家们打开了看世界的窗口。她挑选作家的基准始终未变——那些国内外都有影响的,过去或者将来能立得住的作家们。

  早年接触过她的作家回忆,她会细心观察每个人的需求,每周带作家们去费用不菲的餐厅,谁都会说她慷慨。

  然而,自己用了多年已经迟缓卡顿的旧电脑,却始终舍不得更换。

  这位作家不解,每次吃饭都快一百美金,当时最好的电脑也不过四五百美金,少吃几顿饭不就能解决吗?

  

  聂华苓有自己的坚持,朋友不懂,女儿也不懂。

  在保罗去世后,两个女儿曾提议接她到身边生活,她一直没答应。至今仍住在那个和保罗同住的红房子里,从不打算离开,有人拜访时,会发现连房屋的设施都不曾更改。

  其中一面墙中挂满面具,这隐喻着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种族,这也是他们的生活背景。如今爱人已去,房子里的过客来来往往。

  面具仍在,却逐渐陈旧,而她仍守着。

  如今她已经94岁了,宣布从国际写作计划退休后,仍在为这个组织担任顾问,也仍在关注着世界文坛的发展。

  刚过耄耋之年时,聂华苓曾接受过一个采访,回顾自己这一生,她对着镜头坦然地笑:

  无恨无悔无怨。时间到了,随风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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