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婉儿：从“忠心奉上”到“死有余辜”

上官婉儿：从“忠心奉上”到“死有余辜”

　　碑刻墓志是对传世文献极好的补充,《大唐故婕妤上官氏墓志铭并序》的出土备受学界瞩目，它的出土颠覆了学界对上官婉儿的传统认知，让我们看到了上官婉儿另外一种形象，出土墓志与传统史传之间的巨大差异引发了学者的关注。

　　在以《旧唐书》为代表的传统史传中，上官婉儿的形象是反面的，淫乱弄权，死有余辜；在新出土的墓志中上官婉儿的形象则是正面的，忠心奉上，无辜受难。同一个上官婉儿，形象差异何以如此巨大？笔者认为李隆基与太平公主之间激烈的政治斗争对上官婉儿形象塑造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总第20卷》，杨共乐 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8月版。

　　景龙四年

　　（710）

　　，唐中宗李显去世后，韦皇后为控制朝政，与党羽拥立了中宗幼子李重茂为帝，改元唐隆。同年六月，李隆基与太平公主合谋发动了政变，唐睿宗李旦登上了皇位，改元景云，是为唐隆政变。上官婉儿在这场政治斗争中不幸殒命，《旧唐书》本传云：“及韦庶人败，婉儿亦斩于旗下。”《资治通鉴》云：“及隆基入宫，昭容执烛帅宫人迎之，以制草示刘幽求。幽求为之言，隆基不许，斩于旗下。”很显然，上官婉儿是被李隆基有意杀害的。上官婉儿作为中宗朝的权势人物，她的死颇值玩味。

　　曾有学者认为上官婉儿之死是受到了韦皇后的牵连，因为她与韦氏关系密切而被李隆基所杀。然而2013年出土于陕西咸阳的上官婉儿墓志却否定了这一说法，根据出土墓志的记载，上官婉儿与韦皇后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她跟太平公主的关系更为密切。也正是因为与太平公主走得太近，引起李隆基的猜忌，最终导致婉儿被杀。

　　唐隆政变发生在六月二十日，上官婉儿死于这一天，时隔两月，朝廷于八月二十四日，为上官婉儿举办了葬礼，墓志也随之下葬。新出土墓志透露出一些极有价值的信息。

　　首先，记载上官婉儿与韦皇后、安乐公主斗争的事迹，这一史实为传世文献所无，值得特别重视。“神龙元年，册为昭容。以韦氏侮弄国权，摇动皇极。贼臣递构，欲立爱女为储；爱女潜谋，欲以贼臣为党。昭容泣血极谏，扣心竭诚，乞降纶言，将除蔓草。先帝自存宽厚，为掩瑕疵，昭容觉事不行，计无所出。上之，请擿伏而理，言且莫从；中之，请辞位而退，制未之许；次之，请落发而出，卒为挫衂；下之，请饮鸩而死，几至颠坠。先帝惜其才用，慜以坚贞，广求入腠之医，才救悬丝之命，屡移朏魄，始就痊平。表请退为婕妤，再三方许。”李明、耿庆刚解读为“上官昭容极力与韦后、安乐一党划清界限，甚至不惜请饮鸩而死，几至颠坠”，仇鹿鸣将这段史料解读为“上官婉儿以死劝谏中宗除去韦后”。上官婉儿与韦后、安乐公主的激烈斗争令人惊讶，因为这样的记载不见于传世文献，并且颠覆了婉儿与韦后同党的传统认知。

　　这段材料大致可以解读为：中宗上台之后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放任韦后、安乐公主发展各自的势力，婉儿感受到威胁，因而劝谏中宗，希望他能够限制韦后、安乐公主的势力，婉儿的劝谏没有得到中宗的采纳，婉儿被迫饮鸩极谏，差点死去。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婉儿劝谏的诉求应该是限制韦后、安乐公主的势力，并非完全铲除韦后、安乐公主。作为一名资深政治家，婉儿当然明白完全铲除韦后、安乐公主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关于婉儿劝谏的时间，以上两文并没有明确指出。笔者认为，这件事情应该发生在神龙二年

　　（706）

　　李重俊被立为太子以后至李重俊发动景龙政变

　　（707）

　　之前这段时间。神龙二年七月，李重俊被立为皇太子，但因不是韦后所生，颇受猜忌。安乐公主也多次请求中宗废掉李重俊，立自己为皇太女，李重俊感觉太子地位受到威胁，于神龙三年七月发动政变。“以韦氏侮弄国权，摇动皇极。贼臣递构，欲立爱女为储；爱女潜谋，欲以贼臣为党”，应该指的就是这一历史背景。《景龙文馆记》有云：“

　　（婉儿）

　　自通天后，逮景龙前，恒掌宸翰。”则景龙之后，婉儿离开政治中枢。结合墓志的记载，可以推知神龙年间婉儿已经与韦后、安乐公主产生矛盾，结果婉儿在这场政治斗争中失败，最终由昭容降级为婕妤，受此影响婉儿在景龙后淡出政治中枢。墓志对婉儿饮鸩极谏事迹的记载极为重要，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婉儿与韦后集团的关系。韦后、安乐公主是唐隆政变的主要对象，婉儿与她们斗争的事迹自然会被当作重要的功绩加以放大宣扬，墓志详细叙述婉儿饮鸩极谏的惨烈情节，婉儿“忠心奉上”的形象也就呼之欲出。

　　其次，隐讳了上官婉儿的死因。“昭容居危以安，处险而泰。且陪清禁，委运于乾坤之间；遽冒铦锋，亡身于仓卒之际”，墓志虽然明确表示上官婉儿之死实属无辜，但也有意隐讳了上官婉儿被李隆基所杀的史实。

　　最后，记载了朝廷对上官婉儿的礼葬。“皇鉴昭临，圣慈轸悼，爰造制命，礼葬赠官。”上官婉儿死后，朝廷按照礼制进行安葬，哀荣备至。“太平公主哀伤，赙赠绢500匹，遣使吊祭，词旨稠缪。”太平公主对上官婉儿之死极为哀伤，由此也可以看出两人关系极为密切。

　　与旧、新《唐书》上官婉儿传相对比，墓志中上官婉儿的形象截然相反。通读墓志可知，此时官方对上官婉儿评价非常正面，“光前绝后，千载其一”。墓志中上官婉儿的形象很是美好，德才兼备，忠心奉上，无辜受难。墓志对婉儿的评价基本上与中宗朝《起复上官氏为婕妤制》

　　（709）

　　相一致。反观与上官婉儿同一天殒命的韦皇后、安乐公主，她们的境遇就比较悲惨，“枭后及安乐公主首于东市。翌日，敕收后尸，葬以一品之礼，追贬为庶人；安乐公主葬以三品之礼，追贬为悖逆庶人”。在被处死后的第二天，二人就被贬为庶人，降级安葬，由此亦可证明婉儿并非韦后同党。

　　同样都在唐隆政变中被李隆基处死，为何官方态度反差如此之大呢？根本原因在于上官婉儿与李旦、太平公主属于同一阵线，共同反对韦皇后和安乐公主。李旦通过唐隆政变登上皇位之后，并没有忘记这位昔日的政治盟友，朝廷以原官礼葬婉儿并做出了较高评价。

　　郑雅如先生曾指出：“景龙四年

　　（710）

　　六月，中宗突然驾崩，韦后于京城布署重兵，遍布诸韦亲党于要地，企图临朝称制；史书记载婉儿与太平公主合谋，于遗制中引‘相王旦参谋政事’，试图牵制韦后，韦后及党羽不欲相王分权，不惜违反遗诏，此乃婉儿非属韦党最有力的证据。中宗之死出于突然，婉儿却能在紧要关头与太平公主合谋，最合理的解释是，在此之前，彼此早已声气相通。史书所谓婉儿‘归心王室’，可与此事合观，反映中宗朝后期婉儿与相王、太平公主应属于同一阵营，而非韦后一党。”墓志的出土进一步坐实了这一观点，早在神龙年间婉儿就与韦后、安乐产生了矛盾，以贬官收场。婉儿死后，太平哀伤，墓志毫不避讳太平公主与上官婉儿的亲密关系。

　　李明、耿庆刚二位先生认为，太平公主与婉儿同龄，同在宫中长大，具备频繁接触的条件，婉儿曾与武氏过从甚密，而太平公主的第二任驸马武攸暨正是武氏家族成员，太平公主与婉儿有私交和相同政见是完全有可能的。他们进一步推测，上官昭容的安葬，太平公主有游说睿宗的莫大之功。所言甚是，正是因为与太平公主的亲密关系，即使此时的李隆基已经贵为太子，朝廷也没有将婉儿列入逆臣名单，坚持对婉儿葬之以礼。仇鹿鸣先生说：“但从志文的书写及葬事的安排中，仍可看出太平公主与李隆基之间互相角力的痕迹。”婉儿曾与太平公主合谋，于遗制中引“相王旦参谋政事”，立有拥戴之功，婉儿没有因此受到官方的追赠和封赏，这么重要的事迹被墓志有意隐没，显然是官方也顾及了李隆基的立场。总之，墓志中婉儿“忠心奉上”的形象是太平公主与李隆基博弈的结果，双方都可以接受。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既然同属一个阵营，李隆基为什么要有意诛杀上官婉儿呢？郑雅如先生认为，“婉儿之死除了因她曾为武氏一党，也由于她身为女性却掌握权力、左右朝政，故不为李隆基所容”。笔者认为后者是李隆基诛杀上官婉儿的重要原因。上官婉儿如果活着，就会以拥立之功受到李旦重用，这种局面的出现对李隆基极为不利。婉儿身处禁内，政治能力突出，一定会对李旦继续施加强大的影响，更不用说和太平公主联手了。为了减少一个政治上的竞争对手，李隆基对待婉儿的态度肯定是必欲除之而后安，同为女性且久经政治风暴历练的太平公主也一定会洞悉李隆基的心思，对其处死婉儿保持警觉。随着韦武集团覆灭，李旦登上帝位，相王集团与韦武集团的矛盾转化为太平公主与李隆基之间的矛盾，太平公主开始利用婉儿之死大做文章，对李隆基发动攻击。

　　天子良辅：“追复昭容”与上官婉儿形象的进一步美化

　　如前所述，朝廷对上官婉儿的礼葬背后已经反映出太平公主与李隆基的不和。上官婉儿被李隆基有意加害，朝廷却大张旗鼓地礼葬婉儿，将她塑造成忠心奉上、无辜受难的忠臣形象，丝毫不顾及已经贵为皇太子李隆基的感受，这背后显然有太平公主的推波助澜。上官婉儿葬礼之后不久，李隆基与太平公主的斗争逐渐公开，进入白热化阶段。景云二年

　　（711）

　　，二人彻底决裂。“太平公主与益州长史窦怀贞等结为朋党，欲以危太子”，“公主又尝乘辇邀宰相于光范门内，讽以易置东宫，众皆失色，宋璟抗言曰：东宫有大功于天下，真宗庙社稷之主，公主奈何忽有此议！”在两人矛盾彻底公开的情况下，太平公主开始利用上官婉儿话题持续向李隆基施压，通过抬高婉儿的地位、美化婉儿的形象打击李隆基。

　　首先，推动朝廷对上官婉儿进行追赠。上官婉儿最初是以本官婕妤下葬的，故墓志所用标题为“大唐故婕妤上官氏墓志铭并序”，志盖却题为“大唐故昭容上官氏铭”，志盖即官方追赠的产物。“秋，七月，癸巳，追复上官昭容，谥曰惠文。”在上官婉儿葬礼举办近一年后，朝廷又提高了上官婉儿的身份，并追赠了谥号。追复官职、追赠谥号等举措是在政治层面上对上官婉儿功德的进一步肯定。张说《昭容上官氏碑铭》即作于此时，与墓志相比，碑铭更加抬高了上官婉儿的品行：“天降时雨，山川出云。乃生灵媛，祚我圣君。精微其道，焕炳其文。三光错行，昭容纲纪。百揆繁会，昭容条理。外图邦政，内谂天子。忧在进贤，思求多士。”

　　墓志表其忠，碑铭彰其贤，婉儿被进一步塑造成了天子良辅；碑铭还进一步点出上官婉儿之死为无辜受难：“忠孝心感，天焉报之？吉凶有数，邱焉祷之？如彼九日，羿焉暴之？如彼三良，秦焉悼之？”好人没好报，婉儿为忠臣贤臣，却落得个被李隆基处死的下场。不难想象，官方进一步抬高上官婉儿的行为一定是太平公主操纵的结果，抬高婉儿也就是贬低李隆基。通过此举可以讥讽李隆基滥杀忠良，并向其示威。“天子良辅”上官婉儿被李隆基有意杀害，这对李隆基的个人形象是极为不利的。

　　其次，与赠谥“惠文”相表里，推动朝廷为上官婉儿编撰文集。传统说法认为，上官婉儿的文集是由李隆基于开元初下令撰成的，经过陈祖言、郑雅如二位先生考订，上官婉儿的文集正是在太平公主的推动下编撰而成的，时间应该在景云年间。李明、耿庆刚也认为：“《旧唐书》记载：玄宗令收其诗笔，撰成文集二十卷，令张说为之序，《新唐书》系年于开元初。直到陈祖言作《张说年谱》，才认为此说有误，将张说此序写作时间系于景云二年

　　（711)

　　，可谓灼见”。序文末段叙述编纂文集的缘起提到：“镇国太平公主，道高帝妹，才重天人，昔尝共游东壁，同宴北渚，倏来忽往，物在人亡。悯雕管之残言，悲素扇之空曲。上闻天子，求椒掖之故事;有命史臣，叙兰台之新集。由此可知请为上官昭容编纂文集的正是太平公主，上表的对象是其兄唐睿宗，不是后来的唐玄宗这一说法。”

　　开元初，太平公主已被李隆基赐死，张说已被罢相，不可能奉李隆基之命编撰上官婉儿的文集。张说《昭容上官氏碑铭》主要赞扬上官婉儿的品行功德，《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则极力称颂上官婉儿之才华，“明淑挺生，才华绝代；敏识聪听，探微镜理。开卷海纳，宛若前闻；摇笔云飞，咸同宿构”。更让人吃惊的是，序中堂而皇之地记载了上官婉儿“秤量天下”的“趣闻”：“初沛国夫人之方娠也，梦巨人俾之大秤，曰：‘以是秤量天下。’既而昭容生。弥月，夫人弄之曰：‘秤量天下，岂在子乎？’孩遂哑哑应之曰：‘是。’生而能言，盖为灵也。越在襁褓，入于掖庭，天实启之，故毁家而资国；运将兴也，故成德而受任。”本来只是夸张的私家小说，却被郑重其事地记载在官方的文本之中，上官仪、上官庭芝因罪伏诛反倒成全了一段“毁家而资国”的佳话，“秤量天下”的故事使上官婉儿“天子良辅”的形象进一步坐实。

　　太平公主如此美化上官婉儿，其背后的用意很明显，婉儿功德越大、才华越高，李隆基则罪孽越重矣。如此有才华之人却被李隆基杀害，他是多么的嫉贤妒良。太平公主抬高上官婉儿也是抬高自己，重视婉儿也就是爱惜人才。太平公主也可以利用这一动作拉拢婉儿门下的文士集团，壮大自身的势力。

　　总之，因为上官婉儿曾反对过韦皇后和安乐公主，在唐隆政变之前与李旦、太平公主、李隆基属于同一阵营，尽管在唐隆政变中上官婉儿被李隆基有意加害，李旦上台之后从大局出发还是对上官婉儿进行了礼葬，婉儿身后哀荣备至，所以墓志中的形象正面积极。唐隆政变之后，李隆基与太平公主的矛盾很快公开化，太平公主故意利用上官婉儿身后事打击李隆基。婉儿被朝廷追赠昭容，并赠谥“惠文”，婉儿地位被进一步抬高，个人形象也被进一步美化，墓志中“忠心奉上”的婉儿被拔高到“天子良辅”，婉儿“无辜受难”的形象愈加凸显。然而，上官婉儿的正面形象并没有维持太久，随着太平公主在政治上的失败，上官婉儿的形象也随之跌至谷底。

　　死有余辜：“先天政变”与国史对上官婉儿形象的重塑

　　先天二年

　　（713）

　　爆发的“先天政变”，对唐代国史中上官婉儿形象的确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延和元年

　　（712）

　　八月,唐睿宗李旦传位给太子李隆基，自己退为太上皇，改元先天。先天二年

　　（713）

　　七月，太平公主等人图谋政变，“期以其月四日以羽林军作乱”。李隆基与郭元振、王毛仲、高力士等人先发制人，将太平公主党羽诛杀殆尽。太平公主最终被赐死家中，其夫武攸暨坟墓也被毁。随着太平公主在政治上彻底被李隆基打倒，早已死去的上官婉儿也受到牵连，其墓也同时被毁。坟墓被毁意味着官方给予墓主的礼遇被取消，也意味着墓主在政治上被打倒，生前为朝廷所做的贡献被彻底否定，同时也意味着官方对上官婉儿评价的改变。受太平公主所累，国史中的婉儿形象发生了逆转式的改变。

　　先天政变以后，威胁李唐皇权的各种政治势力已悉数瓦解殆尽，唐朝政治进入了相对稳定期。“开元四年

　　（716）

　　十一月十四日，修史官刘子玄、吴兢撰《睿宗实录》二十卷，《则天实录》三十卷，《中宗实录》二十卷，成，以闻。”这次修史活动形成了三朝实录的最终定本，标志着官方对“武周革命”至“先天政变”期间复杂的政治斗争史进行了系统梳理，对这一时期重要的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进行了盖棺定论。《旧唐书》中上官婉儿的形象也是在这次修史活动中最终定格的。上官婉儿死于“唐隆政变”，按照唐代实录的编撰原则，她的官方传记应该附在《睿宗实录》之中，上官婉儿历史形象的塑造、生平事迹的书写以及历史评价自然要掌握在李隆基手中。学界公认《旧唐书》史料主要取自实录、国史，《旧唐书》中上官婉儿形象主要从《睿宗实录》继承而来的。由是观之，《旧唐书·上官婉儿传》虽然成书于五代时期，但其主要文本还是体现着李隆基的意志和唐代官方的立场。

　　与官方墓志中上官婉儿形象相比，唐代国史对她的塑造是颠覆性的。墓志中，上官婉儿忠心奉上，与韦后、安乐公主进行过斗争，而《旧唐书》中的上官婉儿则秽乱宫闱、挟势弄权，与韦武集团沆瀣一气。显而易见，唐代国史故意对婉儿进行了丑化和贬低。

　　首先，虚构婉儿与人私通的事迹，指责其秽乱宫闱。“婉儿既与武三思淫乱，每下制敕，多因事推尊武后而排抑皇家。”上官婉儿为中宗昭容，却与武三思关系混乱，秽乱宫闱。不仅如此，婉儿还与外朝官员私通，“婉儿又通于吏部侍郎崔湜，引知政事。湜尝充使开商山新路，功未半而中宗崩，婉儿草遗制，曲叙其功而加褒赏”。据本传记载，上官婉儿因为与崔湜私通，所以利用职务之便，在中宗遗制中对崔湜进行了褒赏。这件显然是捏造的，《旧唐书·崔湜传》说：“睿宗即位，出为华州刺史，俄又拜太子詹事。初，湜景龙中献策开南山新路，以通商州水陆之运，役徒数万，死者十三四。仍严锢旧道，禁行旅，所开新路以通，竟为夏潦冲突，崩压不通。至是追论湜开山路功，加银青光禄大夫。”据此，追论崔湜开山路功，事在睿宗朝，此时婉儿已死，何来草遗制加褒赏之事？上官婉儿与武三思、崔湜关系密切固然是事实，但是说婉儿与他们淫乱，显然是恶意丑化。在封建时代，对女性形象的贬低莫过于指责其淫乱失贞。

　　其次，有意隐没婉儿与韦后、安乐公主斗争的史实，捏造其与韦武集团同流合污。如前所述，婉儿在节愍太子李重俊发动“景龙政变”之前，就已经公开与韦后、安乐公主进行斗争，其要求中宗限制韦后、安乐公主的诉求是有利于李重俊的。武三思的立场则倾向于韦后和安乐公主，“三思既与韦庶人及上官昭容私通，尝忌节愍太子，又因安乐公主密谋废黜之”。假如朝廷立安乐公主为储，武氏后人有可能继承皇位，对武三思和武崇训是有利的，因而在废李重俊的问题上韦、武是一致的，这也直接导致武三思父子在景龙政变中被杀。上官婉儿与韦武集团在政治立场上有根本的分歧，由此看来，婉儿即便与武三思相熟识，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可能十分亲密。《旧唐书》对他们关系的描述却恰恰相反，“（中宗）受上官昭容邪说，引武三思入宫中，升御床，与后双陆，帝为点筹，以为欢笑，丑声日闻于外”。“婉儿既与武三思淫乱，每下制敕，多因事推尊武后而排抑皇家。”唐代国史指责上官婉儿与武三思关系密切，采取“尊武抑李”的政治立场，显然是为了将婉儿与韦武集团捆绑在一起进行丑化。

　　从墓志所载上官婉儿与韦后、安乐公主斗争的史实，以及上官婉儿与太平公主合谋共立李旦参谋政事的做法来看，“归心王室”恐怕早就是上官婉儿的政治选择，而不是传统上认为的李重俊发动“景龙政变”之后。上官婉儿传说韦后与武三思私通是靠婉儿居中牵线搭桥，这样的记载实属夸张，安乐公主嫁给了武三思的儿子武崇训，武三思与李显本来就是亲家，加之早已形成的李武一体政治格局，两家关系自然亲密，何须婉儿多此一举。武三思与韦后下双陆棋，李显点筹，就两家的亲密关系而言并不是十分出格的事，然而经过史官有意涂抹，亲家之间的普通游戏就被歪曲成秽乱宫闱的丑事了。上官婉儿传有意隐没了上官婉儿“归心王室”的政治立场，污蔑其与韦武同流合污，根本用意还是对上官婉儿进行丑化和贬低。

　　最后，虚构婉儿与李重俊之间的矛盾，将其塑造成引发“景龙政变”的首祸。神龙三年

　　(707)

　　七月，太子李重俊与李多祚、李思冲、李千里等人发动兵变，诛杀武三思、武崇训父子，之后攻打宫城，意图杀死韦皇后、安乐公主等人，被阻于玄武门外，因士卒倒戈而失败。李重俊被部下杀死，是为“景龙政变”。根据《旧唐书·上官婉儿传》的记载，婉儿是引发李重俊政变的首祸。“婉儿既与武三思淫乱，每下制敕，多因事推尊武后而排抑皇家。节愍太子深恶之，及举兵，至肃章门，扣阁索婉儿。婉儿大言曰：‘观其此意，即当次索皇后以及大家。’帝与后遂激怒，并将婉儿登玄武门楼以避兵锋，俄而事定。”按照这种说法，李重俊是因为婉儿“尊武抑李”，才发动兵变，婉儿是李重俊索要的首犯。在婉儿的挑唆下,李显与韦皇后保护婉儿登上玄武门。

　　然而，《旧唐书·李重俊传》对此却有不同的描述：“时武三思得幸中宫，深忌重俊。三思子崇训尚安乐公主，常教公主凌忽重俊，以其非韦氏所生，常呼之为奴。或劝公主请废重俊为王，自立为皇太女，重俊不胜忿恨。三年七月，率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右羽林将军李思冲、李承况、独孤祎之、沙咤忠义等，矫制发左右羽林兵及千骑三百余人，杀三思及崇训于其第，并杀党羽十余人。又令左金吾大将军成王千里分兵守宫城诸门，自率兵趋肃章门，斩关而入，求韦庶人及安乐公主所在。又以昭容上官氏素与三思奸通，扣索之。韦庶人及公主遽拥帝驰赴玄武门楼，召左羽林将军刘仁景等，令率留军飞骑及百余人于楼下列守。”以这条材料来看，李重俊兵变直接矛头是武三思父子和韦后母女，因为他们对李重俊的太子地位形成了直接的威胁，婉儿只是被当作次犯来对待。在这条材料中，登上玄武门楼的是韦皇后和安乐公主，婉儿并没有出现。

　　无论是把上官婉儿当首犯还是当次犯，这样的说法显然都是后来捏造出来的，因为婉儿在安乐公主欲谋储位的问题上是站在李重俊一边的，甚至饮鸩自杀，差点死去，李重俊于情于理都不会将兵变的矛头指向婉儿。官方将婉儿与武三思进行捆绑，编造婉儿与李重俊之间的矛盾，把她塑造成“尊武抑李”、挟势弄权的奸臣，主要目的在于丑化和贬低婉儿，借以证明婉儿被李隆基诛杀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

　　上官婉儿死于唐隆政变

　　(710)

　　，与李隆基发动的先天政变

　　(713)

　　并无直接的关系，李隆基为什么还要如此丑诋她，将之塑造成一个秽乱宫闱、挟势弄权的奸臣形象呢？可以从三方面来分析其原因。首先，为了抹黑对手，打击太平公主集团。婉儿生前与太平关系密切，死后曾被太平公主当作打压李隆基的工具，太平公主通过抬高婉儿来贬斥李隆基不容贤良，滥杀无辜。李隆基在彻底击败太平公主后，掌握了国史书写的话语权，当然会反其道而行之，通过丑化婉儿，暗示其死有余辜。太平公主力捧的人，李隆基一定会打压，先天政变之后婉儿墓被毁也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其次，替自己滥杀上官婉儿回护。

　　如前所述，如果上官婉儿在唐隆政变之前就与太平公主、相王李旦结盟，且形象正面，不管李隆基出于什么动机杀死婉儿，滥杀盟友与忠良的罪名显然是要背负的。只有将婉儿污名化才能证明其死有余辜，替李隆基诛杀婉儿找到合理的借口。正因为如此，本属相王集团的婉儿，被李隆基恶意塑造成韦武集团的同路人。最后，对妇人干政保持警惕，有意对婉儿进行贬低，借以夸大妇人干政的危害。婉儿并非个案，通观《旧唐书》，唐代官方对太平公主、韦皇后、安乐公主等人，甚至包括武则天在内，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贬低与丑化。李隆基亲身经历了韦武之祸，以及与太平公主激烈的政治斗争，他一定能够深刻体会到妇人干政对皇权政治的危害，这样的经验教训也一定会有意或无意地被放大，影响唐代国史的书写。

　　综上所述，受唐代政治斗争的影响，上官婉儿死后其形象经历过官方多次塑造。第一次是在唐隆政变刚刚结束之后

　　（710年）

　　，在李旦和太平公主的支持下，官方以婕妤之礼安葬了婉儿，婉儿身后哀荣备至，墓志中婉儿的形象非常正面，她忠心奉上，无辜受难。第二次是在景云二年

　　（711）

　　，太平公主与李隆基公开决裂之后，在太平公主推动下，婉儿被追复昭容并赠谥，墓葬的规格也相应提高，张说为之作《昭容上官氏碑铭》，朝廷为之编撰文集。这一时期的婉儿形象被进一步拔高，被太平公主当作打击李隆基的工具。婉儿被塑造成“天子良辅”的形象，李隆基则要暗自承受滥杀忠良的舆论压力。

　　第三次是在李隆基发动“先天政变”之后，太平公主在政治上被彻底打败，李隆基掌握国史书写的话语权

　　（716年）

　　，婉儿的正面形象被彻底颠覆，官方最终将其塑造成秽乱宫闱、挟势弄权、死有余辜的奸臣形象。三种形象相比较而言，墓志中的形象更接近婉儿的本来面目，此时太平公主与李隆基之间的政治斗争尚未公开化，墓志的书写受政治斗争的干扰最小。按照太平公主意志塑造的“天子良辅”形象则有过分美化之嫌，按照李隆基意志塑造的“死有余辜”形象则因肆意抹黑，最不可信，离事实最远。总之，中国古代政治斗争深刻地影响着官方历史的书写，政治斗争的胜利者掌握着历史书写的话语权；政治斗争的胜利者总是极力地美化自己，丑化敌人；当政治斗争出现反复时，官方历史书写也会出现改变，唐代政治史的书写概莫能外。从官方墓志到国史盖棺定论，上官婉儿形象的演变过程也是政治斗争影响官方历史书写的一个典型例证。

　　本文选自《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总第20卷》（杨共乐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8月版），原标题为“唐代政治斗争与上官婉儿的形象之演变——从‘忠心奉上’到‘死有余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