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革命”交出70年存款 骗倒我姥姥的迷人诈骗犯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北京——去年冬天的一天，妈妈在微信上给我发了一条奇怪的消息。“姥姥今天跟你说了什么奇怪的话吗？”她问道。
我立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妈妈是那种典型的中国家长，总觉得要把坏消息瞒着我，直到瞒不住为止。她为什么担心我姥姥？
我回想起上一次去姥姥住的破旧公寓看她时的情形。她刚过了88岁生日，除了一贯的老年健忘和对时下孩子的抱怨外，她跟平时没什么两样。
妈妈的下一条信息让我更紧张了。“她脑子还清楚吗？”
“快告诉我出什么事了，”我回复道。
妈妈以罕见的坦白告诉我，姥姥向我父母要银行账户密码，还让妈妈相信她，不要多问。慌乱中，妈妈把PIN密码交出去了。
我抑制住了责备她的冲动，在网上搜寻和发誓保密有关的银行诈骗信息。满屏的搜索结果描述的情况和我们遇到的事一模一样，我的心不禁沉了下去。我当时在出差，人还在机场，于是给姥姥的办公室助理发了短信，要她冻结姥姥所有的银行账户。但结果是，除非姥姥自己要求，否则银行什么也做不了。
到这个时候，我家所有人都动员起来了，但是姥姥却在阻挠我。她只是说：“这里的水比你们想的要深多了。”
姥姥（这是中国北方对外祖母的称呼）是个非常骄傲的女人。40年代，她只有十几岁，就当成为了地下党，反对国民党的统治，我是听着她的各种丰功伟绩长大的。她是单身母亲，在北京当公务员，经历了几十年的政治动荡。她一生都在与各种艰难困苦作斗争。
所以，当60多岁的她以年轻了好几十岁的精力开始第二职业——破产重组时，我感到惊奇，但也不是完全惊讶。中文里有一个词叫“服老”（“屈服于衰老”），意思是接受改变，承认失败。姥姥还不服。她把衰老当作另一个微不足道的障碍，而不是让她低声下气的东西。
但这也正是她的弱点所在。诈骗犯们让姥姥相信，他们是一个试图打击国际犯罪集团的政府精英特遣部队，他们需要她的帮助。这个精心设计的骗局包括秘密会议、每天的专用电话通话、通信呼号和至少一个秘密情报传递点。
“我不想推断什么，但你的姥姥最近几周一直在打奇怪的电话，”她的助理告诉我。
我试着再给姥姥打电话。试了几次她都没接，我开始往最坏的方面想。我想那些诈骗犯知道我们发现了真相，他们拿走了她的钱并杀了她。我抖抖索索地报了警。
当接线员接听电话时，我已经在哭了。她平静地问我姥姥的地址，然后把我转接到她家附近的派出所。我强迫自己开口。“我的外祖母是电话诈骗的受害者，现在我联系不上她了，”我说。“我担心她有生命危险——”
“一小时前我们已经接到她了，”一位警察告诉我。“她在约90分钟前告诉我们，她卷入了一起电话诈骗案，所以我们把她带到了派所处。现在她正在做笔录。”
过了一会儿，姥姥接了电话，听起来好像是在讲世界上最平常不过的事情。
“姥姥没事儿，”她告诉我。“我只是把事情经过写下来交给警察。我没事儿。”
“我要飞过来陪你。”
“不用。我没事儿。”
等我第二天早上来到她的公寓，警察通知我她的银行账户一分钱没剩下。她失去了悉心存了70多年的几乎所有积蓄。我以为迎接我的会是一个心烦意乱、衣冠不整的老妇人，但姥姥看上去和往常一样。在解释发生的事情时，她的眉毛还是画得整整齐齐，脸部表情很放松，甚至称得上平和。
基本情况可算经典：有人打电话告诉她，她的身份被泄露了。她卷入了一起数亿规模的洗钱案，她很快就会被逮捕。同样的骗局也困扰着美国各地的中国移民(专题)，以及中国大陆、台湾(专题)、日本(专题)和其他地方的人。我总是嘲笑那些在电话里信任陌生人的受害者。谁会这么容易上当呢？但这些骗子对自己的目标了如指掌，且非常善于诱捕猎物。
在引起姥姥的注意后，一名操纵者冒充政府官员，请求她与自己的团队合作，为她洗脱罪名。他能言善辩，使她相信祖国得依靠她去做他要求的事，并同意严格保密，这实际上孤立了她。
在他的悉心指导下，姥姥买了部一次性手机，并以“雄鹰”为呼号与他进行沟通。经过两周的不断接触，姥姥被带到一家偏远的酒店，在那里她被要求交出银行信息，以便特遣部队追踪罪犯的行动。姥姥告诉我她有些疑虑，但还是照办了。
我一度怀疑，这种判断失误是不是她脑子开始不正常的迹象。我从未见过她在没有绝对把握的情况下做决定。但我错过了她真正的脆弱。
“那个骗子真让我印象深刻，”姥姥告诉我。“他是个很能干的人。很会说话，很自然，听起来又是如此关心国家利益，而这是我一生都致力于的事业。我们就像一见如故的老朋友，他完全理解我，每天都非常贴心地问候我的健康。”
我们——尤其是姥姥——都不愿意面对的事实是，她觉得自己与家人和其他人之间是多么格格不入。她曾经是一个掌控一切的女人，为中国奉献了一辈子。她经历了土地改革、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作为政府官员，她帮助制定了国家政策，有一段时间，她还参与了每一项重要的家庭决策。
但她身陷一个她不再认识的国度。她抱怨报摊不再收现金，出租车不理她，智能手机对她不再灵活的手指没有反应。姥姥抱怨旧的生活方式被一扫而空，而我们——她的家人，除了帮她支付手机账单，什么也做不了。我们不能让时间倒流，让她回到那个她能理解的世界。
而那些迷人的诈骗犯就成了最完美的解药。他们编织了一个难以抗拒的幻象：一桩重大的爱国使命，她的行动和承诺很重要，一个神秘的、谈吐得体的男人让她觉得自己是有用的、有控制权的。“如果他被抓住，我想再和他谈谈，”她告诉我。“他那么有才，可以改过自新做些好事。”
在她去派出所几天后，我注意到她的公寓大楼贴了很多警示牌：“不参与诈骗，不把私人信息透露给陌生人。”这似乎就是任何人能做或是愿意做的极限了。
姥姥的不幸遭遇已经过去了几个月，她回到了工作岗位，恢复了有秩序的、节俭的生活。但时不时地，当她抱怨年轻人如何让她失望时，她仍会想起以前那位上线，他们的谈话是多么自然流畅，他又是多么专心地倾听。“我知道他只是想赢得我的信任骗我的钱，但如果他不选择这种生活，他可以为我们国家做很多好事。”姥姥告诉我，“如果他们抓到他，我愿意和他交朋友。”
她以一种扭曲的方式思念着他。对我来说，这让我们清醒地意识到，作为家庭和社会，没能帮她化解孤独。在中国，我们乐于相信自己敬老。我们用高档果篮、进口食品和其他宽纵作为礼物宠着他们。
但这种关于衰老的肤浅观点把老年人当成小儿对待，忽视了维护他们的尊严。俗话说，老人“吃过的盐比我们吃过的饭还多”。他们本应得到更好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