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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疫情笼罩中国,如何考验中共执政能力?

京港台:2020-1-25 06:26| 来源:VOA | 评论( 3 )  | 我来说几句


焦点:疫情笼罩中国,如何考验中共执政能力?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华盛顿 — 

  武汉肺炎的疫情爆发,是习近平(专题)上任以来面临的最大的公共卫生危机,也被认为是对中共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许多分析人士认为,和2003年的非典相比,中国政府这次的反应在某些方面有所改善,但在一些方面却出现倒退。接下来我们就讨论一下,武汉肺炎疫情,对执政者带来什么挑战?当局应对得如何?

  嘉宾:台湾(专题)大学感染科主治医师李秉颖医生; 北京协和医院感染科退休教授方国栋;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独立时评人横河

  有人说,连封多城,包括一千多万人的大城市,这样大规模的控制举措,只有中国这种高度集权的国家才做得到。在疫情爆发时候,高度控制的社会体现的是优势还是劣势?

  陈破空说这次新型冠状病毒大规模爆发恰恰是高度集权制度的失败。

  在正常的公民社会里,民间有自救能力,地方政府有自治能力。这次疫情爆发都是通过民间小道消息的传播,政府是最后告诉人们真相的。

  民间本来有自救能力,如果信息公开、互联网开放,危机在民间就可解决。地方政府也完全采取自己的措施,但是一旦有外国记者询问,他们都把答案转送中国卫生部,有什么决定和结果都要等中央政府。这中间各种隐瞒,等到中央政府有批示的时候,一个多月已经过去了。

  香港(专题)病毒专家管轶刚从武汉回来,有不少第一手的观察。他在接受财新网采访时表示,直到这个星期中央最高层都发话了,武汉都还没有采取足够的控制和隔离措施。你的看法?是否表明地方政府的防疫意识不够?

  横河说地方当局长期来主要精力在维稳,不管是什么事情,地方当局都是用维稳方式来及解决。疾病防御方面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方面是如何动用社会资源来进行运作,这个社会资源在中国大陆只能运用在维稳方面,而不会用在对疾病的防御方面。

  地方当局想做也不知道怎么做。所以说对执政当局是个考验,一级一级只对上负责,没有自主能力。在中国大陆,所有的社会资源都被压着,直到某个人发话了。

  方国栋说因为美国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因为军团菌的爆发导致老年退伍军人中肺炎爆发的时候,美国国家疾控中心主导,召集国内在呼吸系统方面的专家和单位在很短时间里研究和治疗。

  以后军团菌都有发病,2020年也有发病,但是没有大爆发。至于埃博拉在美国没有爆发。中国已经有了SARS的经验,科研也大幅度进步,这么短的时间里就把病毒分离,并已经开始研制疫苗。但是控制传播方面,政府就要粉饰太平,尤其在两会期间,回避讨论疫情。没有引起对疫情的重视。

  不过种种迹象显示,当局仍然在严格控制信息。《南方都市报》前记者于平就表示,“有关方面无不在传递一个信号,那就是事关疫情,只有官方可以说话,其他人一律闭嘴。”你认为这种信息垄断如何影响民众对当局的信任度?民众的信任度,又如何影响疫情控制?

  陈破空说从一种隐瞒到另一种隐瞒,控制信息控制透露信息的人。现在说透明和公开,也是政府规定之下的透明和公开,所以还是一种垄断,完全扼杀了社会和人民之间的人力,人们不能判断中央政府的决定是不是真实的,这对人民来说是二次伤害。

  中国疫情引发全球恐慌,但是在中国官媒上似乎感受不到外界的紧张情绪。央视等官媒的主题是习近平给百姓拜年一类的新闻,而总理立刻请视察疫情,却跑到一个病例都没有的青海省。与此同时,民间对武汉封城的紧张和关切完全得不到反应。这种官媒和民意的脱节说明了什么?

  横河说很难责怪媒体,在中国大陆,媒体被控制得很严格,他们也没有办法去报道。如果允许,中国媒体人很多也是愿意去报道的。

  现在中国只有三家媒体被允许可以报道,这也是为了营造信息透明的假象。这就是官意和民意的区别,而不是媒体和民意的区别。官位不是透露真实信息就可以保住的,整个中共就是靠谎言起家的。这种情况下,与民意脱节很正常。

  和2003年的萨斯疫情相比,中国今天的国际化程度高了很多。例如,今天的中国出国人数比当年要多很多倍,这也是许多国家对这次疫情高度警觉的原因。《纽约(专题)时报》的分析文章认为,习近平寻求扩大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因此必须显示北京能像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那样应对公共卫生危机。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为中国政府带来了什么压力?

  陈破空说习近平做的和国际社会期待的相反,这次事件还是外国的压力传进中国。外界都是民主社会、正常社会,才让中国无法隐瞒。

  时间过去17年,国际化程度、医学水平、从美国盗版的技术和药品都进步了,但是比当年做得更差。

  2003年起码胡温还身临前线视察,说SARS让人揪心。现在李克强(专题)去了青海,习近平去了云南,都是病情不严重的地方,习近平还是访问越南回来顺路去的。他们和人民已经脱节。

  《纽约时报》的报道认为,自从2003年的非典疫情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了八倍,医疗和社会服务也有很大改善,但是政府几乎完全消灭了公民社会和民间组织。在发达国家,民间组织和公民社会在灾难和疫情爆发时都发挥相当大的作用。中国公民社会被压缩,为应对武汉肺炎这样的灾难带来了什么额外的挑战?

  

  湖北省武汉市为收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病人而建造新医院,多辆卡车给医院工地运送建筑材料。(2020年1月24日)

  横河说技术科学进步对诊断有帮助,但是政治打压了医学技术,1月2日拿到样品,五天之内完成测序,疫情到了1月20日才公布。专业部门没有发布权,完全靠中央政权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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