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京路上发烧,我在火车站被120带走,还好一场虚惊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这是一个让所有中国人始料未及的春节，武汉人感受尤为深刻。因一场疫情而起的紧张、无措、悲伤、奋斗、驰援和奉献，雕刻了光阴。我们此刻所有的经历和记录，都将成为中国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一位北漂青年向我们讲述了他的还乡和返程经历，整个假期他去了三次医院，甚至曾在火车站被120拉走，好在最后都是虚惊一场。以下是他的自述。
回老家的头一天，我看着车窗外的夕阳，感慨着北京的冬天真美。
1月21日，是我年前回老家的日子。我一早起来便准备好行李带到了公司，想着下班后直接去高铁站。因为这段时间身体不好，之前得了急性荨麻疹，后来又感冒，我出门时特地带上了体温计，上班期间也一直戴着口罩。
当天公司要求员工填写个人身体状况的调查，我拿到表格，看到“是否接触过武汉来京人员”这一项，突然想起10天前刚刚见过一位武汉来的朋友。我们久未碰面，聊得很愉快，我记得那天是农历腊月十六，月亮又大又圆。
我赶紧量了一下体温：37.5度。那一刻，我慌了。
摄影/蒋磊磊 编辑/王漠沙
我询问了那位武汉的好友，他表示身体一切安好。我稍微安下了心，但还是保持了警惕。下班后，我没有乘坐公共交通，打车到了高铁站，也一直戴着口罩。
高铁车厢里满满当当，只有极少数的乘客戴着口罩。有位中年男子一直在咳嗽，没戴口罩也没有遮挡，这着实让我有些困扰。我走过去送了他一个口罩，他一直戴着直到下车。
我爸妈在西安开餐馆。晚上10点，我在西安站下车，和爸妈汇合，计划着一起回汉中老家。见面后，我特地让他们与我保持距离，减少交谈。他们觉得我有些小题大做了。
夜里，我联系了一位在西安的医生朋友，他建议我第二天一早去医院做个排查。第二天一早，我谢绝了母亲的陪同，一个人去了医院。那位医生朋友根据当时下发的新冠肺炎治疗方案中的要求，给我做了检查。抽血化验和胸部透视都未见异常，这下我才真的放了心。
我第一时间通知了父母和几个同事。虽然前一天在公司里，他们都很友善地保持着克制，但我还是感受到了大家的忧虑。我的同事们大多上有老下有小，面对疫情，不得不再三谨慎小心。
夜里，我联系了一位在西安的医生朋友，他建议我第二天一早去医院做个排查。第二天一早，我谢绝了母亲的陪同，一个人去了医院。那位医生朋友根据当时下发的新冠肺炎治疗方案中的要求，给我做了检查。抽血化验和胸部透视都未见异常，这下我才真的放了心。
我第一时间通知了父母和几个同事。虽然前一天在公司里，他们都很友善地保持着克制，但我还是感受到了大家的忧虑。我的同事们大多上有老下有小，面对疫情，不得不再三谨慎小心。
从北京、西安到汉中城区再到乡镇，人们对疫情的警惕滑坡式的衰弱。面对老家不愿意戴口罩还要到处串门的长辈们，我有些无所适从。我和几个同辈每天都疯狂往家族群里甩疫情相关的链接，但作用并不大。
每年除夕夜，家里人都要给财神爷烧纸，我们家有个说法，烧的纸灰飘的越高、越多，来年就会越旺。
大年三十整个晚上我一直在围着火炉吃火锅，这是我第一次在除夕夜没有看一眼春晚。我的心思除了过年，还有一大半仍然在关注着疫情，尤其是我还有一位好朋友在武汉。我的心情在过年和为疫情焦虑之间来回切换。
第二天，如往年一样，我被迎神的鞭炮惊醒。每年的大年初一，我们一家人都要去庙里祈福，这次去的庙在深山里，结构奇特，进入主殿之前要钻过一个溶洞。
我们的车开到山脚下，剩下的路只能徒步。父亲和姐姐、姐夫走在前面，母亲在山路上走走停停，我没想到爬这样的山对她来说已经开始有些吃力了，岁月真的不饶人。
过年来庙里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为家里的每个人求“一条红”。上大学的时候，每次年后返校，母亲都会给我塞包里，我觉得很难看、丢人。这几年工作了，很少有机会和家人在一起，这才慢慢明白，这条红里寄托了家人的美好祝福和思念。所以这几年，我对这件事，也多了些敬畏和理解。
大年初二，附近市县的疫情传闻开始在家族群中传开。村里的人渐渐开始意识到了疫情的严重性，当天本该是姑姑们回娘家看望我爷爷的日子，但是出于安全考虑，决定等疫情过后再回来。
每天吃过午饭，我便带着外甥女和几个同辈去田里跑步。两个外甥女在乡下玩得很开心，姐姐一直说如果留在市区哪也不能去，两个小孩一定会憋坏了。一到晚上，孩子们开始放烟花、吹泡泡，母亲也跟着她们一起玩起来，开心地像个孩子。
后面几天，家里的零食都吃光了，姐姐开车带我去街上买东西。我才发现各个乡镇都已经在路口设置了检测点，外地车主体温正常才能出入，街上也开始变得萧条了。
我回京的前一天下午，母亲接到舅妈打来的电话，虽然没听清对方说什么，但是看到母亲的神色，我感觉到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了。原来前两天还好好的二姥姥突然摔了一跤突发脑溢血昏迷了，被拉去了县医院，县医院收治不了，接着又转院去了是市区的三甲医院。而这两家医院都已经被规划为汉中市收治新冠肺炎病人的定点医院。
当天二姥姥家的晚辈们十几个人全都去了医院，在担心二姥姥安危的同时，对于疫情的恐惧也涌了上来。
回老家的第二天，我拍下了二姥姥家院子里晒的鱼头。当时她问我，拍鱼头干什么，我笑了笑，不知道怎么回答。
二姥姥出事后，本来全都在医院里的亲戚考虑到不能把二姥爷独自留在家里，于是便让一拨人回到了家里。而另一拨留在医院的人一时半会也不能出来，因为医院当时已经收治了确诊的新冠肺炎病人，留在医院的人要隔离一周才可以离开。
二姥姥的情况很不乐观，医生叮嘱家属要准备好后事。父亲从医院回来后，和村里二十多个人开始在地里修墓，母亲在厨房帮忙做饭，而我也只能干着急，在担心二姥姥病情的同时，也不停地叮嘱父母要做好防护。
返程那天，爷爷站在路边与我道别。
正月初五，我回京的路上，明显感觉到了各处都加强了对疫情的防控，高铁进站口防疫人员全副武装，体温正常才可以进站。高铁上也几乎没什么人。
汉中站。
一路上昏昏沉沉，我除了玩手机就是睡觉。傍晚六点左右，我在睡梦中突然听到列车员的声音：“你们是从湖北来的吗？”我一下惊醒了，本能地竖起耳朵听着列车员询问坐在我前面两排的一家三口。原来那家的男主人籍贯在湖北，但是户口在北京，他们过年是去了女方河南老家。
列车员走后我听到那个女子趴在男人耳边笑着说，“刚才一听说你是武汉的，后面的人全都醒了”，听到这里，我突然有点害臊。
列车员为湖北一家人量体温。
到了晚上八点半，列车员开始给所有乘客量体温，填个人信息。到我前面五排的时候，一个女乘客体温37.5，车厢里的人都紧张了起来。列车员又给她量了一次，还是37.5，只好给上级通报。而到我的时候，体温枪响起了哔的一声——
列车员疑惑地看着我说：“你怎么回事？”
我也愣了：“我怎么了？”
接着列车员对着传呼机说：“这又一个发烧的，37.6！”
列车员留下还在发愣的我，继续给后面的乘客测量，到最后一排的时候，列车员大叫：“这节车厢怎么回事，又一个发烧的，37.3！”
信息登记表和我自己量的体温，当时我自己测量只有37度。
后来列车员反复给我们三个确认体温情况，态度也很好，边量边说，“我希望你们都没事，一切正常，不然会很麻烦”。最后，另外两个人都被排除了，只剩我一个人还在发烧，列车员便把我这节车厢的其他乘客全部疏散到了隔壁车厢，只剩下我一个人。
有点慌，有点愣，有点孤立无援。我开始胡思乱想，我会被隔离吗？会确诊吗？会把我拉到哪家医院？要不要通知家人？什么时候通知呢？
信息登记表和我自己量的体温，当时我自己测量只有37度。
后来列车员反复给我们三个确认体温情况，态度也很好，边量边说，“我希望你们都没事，一切正常，不然会很麻烦”。最后，另外两个人都被排除了，只剩我一个人还在发烧，列车员便把我这节车厢的其他乘客全部疏散到了隔壁车厢，只剩下我一个人。
有点慌，有点愣，有点孤立无援。我开始胡思乱想，我会被隔离吗？会确诊吗？会把我拉到哪家医院？要不要通知家人？什么时候通知呢？
车厢被清空。
还没等我想出答案，刚才量体温的列车员便穿着防护服，全副武装地来到我旁边。
北京西站工作人员前来交接。
九点半，到达北京西站后，列车员联系了车站的工作人员，把我带到了隔离点。在工作人员的对话中，我隐约听到他们正在叫120，要等一会才能到。
这一等，就到了十一点多。期间母亲还给我打了个电话，当时心情很差，很不耐烦地聊了两句我就挂了，说自己已经到家，准备休息。我没有告诉他们发热的事情，免得他们担心干着急。
我在隔离点，不敢坐椅子上，就在这里站了一个多小时。
11点多，终于有了动静，西站工作人员带着我往站外走，一直走到一辆120旁。这是我第一次坐救护车，除了紧张，还有点好奇和激动。
救护车内部。
下车后我问带路的工作人员：“隔离的地方是单间吗？我怕交叉感染。”
去发热门诊的路上。
到了医院，拐来拐去终于到了发热门诊，还有几个病人在问诊。工作人员等在门外，并让门诊的人都先出来，接着我才拖着行李进去。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有了一种回到人间的感觉，心突然平静了下来。
挂完号，医生询问了我的身体状况，给我做了几项检查。不到半个小时结果就出来了，医生表示我什么事都没有。
医生问我：“120掏钱了吗？”我说：“没有”，他回道：“那挺好的。”
第二天睡醒后，我把那一夜的经历告诉了姐姐，并叮嘱她不要跟爸妈讲。她说，汉中从市区到乡镇的防疫工作都升级了，很多地方没有通行证不能通过，我们村口也设起了路障。她有一种要逃难，但是又无路可逃的感觉。
这段时间我仍然在家中隔离，每天量体温。北京西站、北京铁路局、石家庄铁路局的工作人员轮番给我打电话，不断确认我返京那天的过程，并问我有没有每天量体温，体温是多少。
正月十五那天，我收到家里的最新消息，二姥姥的病情好转，已经可以活动了。
傍晚，窗外有人放起来了烟火，夜幕下格外好看。看着这景色，回想着这个年发生的一切，我突然释然了。无论如何，生活还要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