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状态下中国疫情三级管理架构 习李如何分工

战时状态下中国疫情三级管理架构 习李如何分工

　　北京时间2020年2月13日，湖北政坛“临阵换将”，上海市长应勇、山东省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分别接替蒋超良、马国忠担任湖北省委书记、武汉市委书记。另有消息称后续湖北省委常委班子也将进行大规模易人。从时间点上来看，这显然是2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议结果，更是因应了民众关切，中国民间对于湖北发生重大疫情以来湖北官场自上而下的无能十分不满，这次“临阵换将”也表达了中央要全面整顿湖北吏治的决心。

　　对于目前从武汉、到湖北以及整个中国的疫情防控机制，有必要进行一个梳理。总体而言，目前中国防疫领导机构主要有三个机构，自上而下构成“防疫金字塔”，分别是以习近平(专题)为核心的中共政治局，以李克强为组长的“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以及以湖北省委为主的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其中，习近平统筹全局；领导小组组长李克强主要负责党政各部门联防联控，保证抗疫同时稳步复工复产；领导小组成员，负责科教文卫的副总理孙春兰率领“中央指导组”在湖北前线督战；抗疫主战场湖北、武汉的防控主要由“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负责。

　　最高指挥习近平——“亲自部署，亲自指挥”

　　如果说今天中国已经进入“战时状态”，那以上三套“战时机构”实际是一环套一环的分别在不同战场领导抗疫。

　　首先，此次疫情最高指挥人毋庸置疑是中共习近平本人，正如习近平本人亲口所说以及中国官媒报道所称——此次防疫是习近平“亲自部署、亲自指挥”。

　　自NCP疫情爆发以来，中共七常委已在短短20天内举行三次党内最高级别的会议。1月25日，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决定成立中央级别的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并向湖北派出指导组。2月3日，第二次会议上，习近平强调，此次疫情是对本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就具体工作而言，2月12日会议要求，提高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亡率；加大药物和疫苗科研攻关力度；强化医疗物资等的供应保障等。就湖北、武汉而言，会议要求解决床位和医务人员不足问题，改造扩容定点医院，全力以赴救治感染患者。

　　在整个疫情中，“应收尽收，不漏一人，刻不容缓”的策略，对于疫情是一场“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的定性，“既是一次大战，也是一次大考”的表述都是来自于习近平的定调。“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也是直接向政治局进行汇报。因此，习近平和中央政治局是这次中国抗疫的总指挥部，统筹党政军、31省（市）以及内外全局。

　　此处要强调的是，军队是直接听令于军委主席习近平的。今天武汉尚未是军管状态，只有火神山、雷神山移交军队管理，也是2003年SARS疫情时北京小汤山医院由当时军队总后勤部管理的惯例。此外军队仍然只是负责帮助运输等职能，在前线管理上仍然是以党政系统负责而非军管。

　　领导与办事机构——李克强中央领导小组与中央指导组

　　然后，在中共政治局之下，就是兼具宏观指导、协调职能和具体办事职能的“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

　　1月25日，习近平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1月26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当时这次会议确定了中央向湖北派出指导组，各地要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党政主要负责人要亲自挂帅等重要要求。

　　目前该小组成员分别是组长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副组长王沪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成员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孙春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黄坤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王毅（国务委员、外交部部长）、肖捷（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赵克志（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

　　从目前历次会议来看，这个领导小组主要职能是协调各部门、各省份进行防疫，同时统筹全国有序恢复生产。组长李克强在小组成立之初亲临武汉后，便开始频繁视察各种类型企业、科研机构。

　　这个领导小组之下有一个“指导组”，组长为孙春兰，副组长陈一新、王贺胜。如果说领导小组是统筹全局事务的，那指导组就是十分明确的对湖北疫情进行指导的中央办事机构。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导组，简称中央指导组，是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

　　中央指导组设置下列机构，前方工作组，专家组，督查组。可以说，这个“指导组”是真正亲临一线的中央机构。湖北及武汉官场的种种无能之举，指导组成员也都会看在眼中，直接反馈给中央提出换人建议。

　　例如，2月10日晚，中央赴湖北指导组对武汉疫情防控工作中暴露出的突出问题开展紧急约谈。主要针对武汉市在应收尽收工作中暴露的问题，包括：1、对确诊还未住院的新冠肺炎重症患者进行集中收治过程中，工作滞后、衔接无序、组织混乱。不仅转运车辆条件差，街道和社区工作人员也没有跟车服务，导致重症病人长时间等待继而情绪失控，做法十分恶劣。2、应收尽收工作不到位。在中国媒体报道中，在2月10日中央赴湖北指导组约谈会上，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办公厅督察室主任高雨直接质问武汉官员——“应收尽收是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要把好事办好，怎么能把好事办坏？这些负责转运危重和重症病人的党员干部为什么不跟车？现在的武汉就是战时状态，这些人的行为十分恶劣。”

　　争议最多的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

　　聚焦到湖北，湖北疫情的防控主要由以湖北省委班子成员为主组成的“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在湖北省之下，实际上还有武汉市指挥部。

　　这种指挥部并非湖北个例，实际上中国各省市基本都已成立指挥部。但是作为疫情的发源地和主战场，以及在整个防疫过程中暴露出的种种混乱之举，湖北省及武汉市指挥部一直被推入舆论的风口浪尖。

　　例如此前武汉市就发生多起防疫物资分配不及时，不均的情况。在大陆媒体的采访中，一些工作人员都表示他们是听从“指挥部”的安排。2月1日更是发生了有人在一线医疗物资紧张情况下，武汉红十字会临时仓库提出一箱3M口罩放入一辆汽车后备箱中。该汽车车牌为#鄂A0260W#，系武汉市政府办公厅公务用车，该车司机称领取的物资是给领导配的。从而引起舆情巨大愤怒，对湖北和武汉疫情指挥部产生巨大不满。

　　当然，在省以下，还有市、区各级指挥部。中国党政机构冗杂，利益不同，官员能力不一，这种临时性领导机构的建立能够在特殊情况下，协调各部门，是中国的制度优势。但是现代化的体系建立是无法弥补官员现代化能力不足的窘境的，也是这次疫情给中国敲响的最大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