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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第三次南巡 政改不动经改动,敢问路在何方

京港台:2020-10-16 08:42| 来源:VOA | 评论( 13 )  | 我来说几句


习近平第三次南巡 政改不动经改动,敢问路在何方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专题:习近平最新动态 追踪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专题)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献花仪式中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2020年9月30日)

  华盛顿 —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任期内第三次南巡在被称为改革开放“排头兵”和“先行区”的深圳等地强调说,中共的领导让深圳等经济特区在4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创造了他所说的伟大奇迹,并提出在新的历史关头要全面深化改革,赋予深圳更多自主权。但是,政治观察人士指出,中国虽然具备推动政改的物质基础,但中共党领导一切,政治高度控制的制度已把改革之路堵死。

  习近平的三次南巡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10月12日到深圳等地南巡,并于14日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这是他近8年前接任中共总书记以来第三次南巡视察。

  习近平第一次南巡深圳等地是在2012年11月15日他在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总书记不到一个月后。12月7日至11日,习近平首次南巡考察深圳等地,强调中共十八大发出的深化改革开放新的宣言书和动员令。他效仿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因此此次视察深圳等地被称为“新南巡”。

  习近平第二次南巡到深圳等地是在2018年,当时恰逢中国启动改革开放40周年。10月22至25日,习近平来到广东的深圳、珠海等地考察。面对美中贸易战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习近平提出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把改革开放不断推向深入。

  分析人士指出,中共领导人一般会利用南巡向外界传递一些重要信号。这种做法始于已故中共领导人邓小平。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已经退休的邓小平对深圳、珠海、广州、上海等地巡视。其间,针对1989年“六四事件”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接近于停滞,经济体制改革陷入停滞,甚至局部倒退,以及对外开放的举步维艰,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发展才是硬道理”,“不搞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等理论主张。

  是传递信号,还是管控危机?

  纽约(专题)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政治问题专家夏明认为,1980年代,邓小平提出建立经济特区,开启了整个中国政治经济转型的序幕,为中国走出毛泽东的文革(专题)时代和华国锋的“洋冒进”时代找到了一条出路,也为面临崩溃边缘的中国经济“杀出了一条血路”。夏明说,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为1989年中国政府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后中国走出国际国内面临的困境,以及江泽民李鹏在改革开放上的裹足不前,提出了革命性和突破性的理论。

  但是,夏明指出,与38年前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经济发展开启的新篇章相比,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此次南巡没有任何的突破性和革命性。

  他说:“中国当下的政治经济危机,习近平没有找到有一个前瞻意识的(指导方针),能够在前进过程中改变大家的困境。另外,他利用深圳,不是在提倡深圳的拓荒精神,相反是一种危机处理,危机管控。他到深圳是在非常被动地应付危机,而这种应付里带有忽悠。”

  夏明表示,中国现在的经济政治处于非常危机之中,局势并非中共吹嘘和宣传的那么好。全球新冠疫情没有让中国的发展更好,反而是遭遇更大,因为中国的经济非常依赖国际市场、国际资本以及各种外向型经济。他说,相对于过去40年的经济发展,今天中国政府面临最大的危机,比1980年、1992年以及2008年的危机都严重得多,因为所有的恶劣条件都汇集在一起(电视剧),国内的各种危机,国际关系的恶化,全部都叠加在一起。因此,他认为习近平在竭尽全力穷于应付各种危机。

  此外,夏明说,习近平去深圳等地南巡的目的,还想要挽救香港(专题)。他在力图搞活深圳政策,提出新的目标同时,给香港增加一些希望,因为西方国家已经不承认香港的特殊地位。 他说:“我觉得,从长远来看,习近平是要利用深圳这个政治符号,来强化他的合法性。其实他就是想要稳定一下,尤其是对中共党内改革对他施加的压力,进行某种让步。”

  专家:缓解同改革派的矛盾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说,在重大的政治纪念日,中国领导人要做政治表态,是中国的一种政治文化。习近平之前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和胡锦涛,都曾分别在主政期间利用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20周年和30周年的庆祝大会之际南巡,为继续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背书。他说,习近平选择在十九大五中全会之前南巡深圳,是要释放出某种政治信息,告诉中央委员在五中全会上“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

  他说:“习近平在这个时候南巡,因为在前一段时间他要搞掉私营企业家,但是他在大的局势前面要让步。在深圳40周年的纪念日,可以表明他继续改革,做个姿态。这不需要做实质性的措施,布局,但是做出一个姿态来缓解一下他和改革派的矛盾。”

  旅美的政治评论员、“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聿文说,作为中共总书记的习近平,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活动,并发表讲话,是中共领导人的惯例,并非是要刻意传递什么特殊的信号。

  他说:“这并不表示要释放出特殊的信号。中国官媒所说的什么新的改革开放了,只是一种宣传的语言,并不表示习近平要在南下时做出什么重大的宣示。”

  政治体制改革期望甚微

  10月14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庆祝深圳等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大会上说,过去40年,深圳从一个落后的边陲小镇,发展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大都市,生产总值从1980年的2.7亿元增加到2.7万亿元,2019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25万元,比1985年增长31.6倍。习近平说,坚持党对经济特区建设的领导,让深圳取得了这些成就。

  习近平还誓言,要与时俱进全面深化改革,在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上不亚于40年前的新的历史关头,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相结合,深化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

  独立分析人士邓聿文表示,习近平宣布的一些经济领域的改革,并不涉及中共统治的改革,而且外部所期待的一些改革开放举措,也是绝不会有的。

  他说:“第一信息的自由流通问题。我说的信息流通,并不是说在全国开放互联网。比如说,在海南自贸区,也没有开放互联网。还有一个经济领域的改革,就是所谓的货币自由兑换的问题,也是不会有的。如果不是隶属于这种性质的改革,仅仅是着眼于具体问题,并不是说没有意义,但是其意义不是像官媒所夸大的,或者外界期待的那么大。”

  在习近平第三次南巡之前,中共当局10月11日下发了2020-2025年《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该方案赋予深圳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更多自主权,支持深圳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改革开放,到2025年,为整个中国制度建设作出重要示范。

  旅美的中国政治问题专家夏明教授说,该实施方案中有关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改革举措,是深圳过去40年来一直想改革,却一直没有能改革成的议题,包括土地管理制度,劳动力流动制度,户籍制度改革,资本市场等。夏明指出,深圳发展的一个瓶颈是,“深圳经济特区”中的“经济”,限制了特区更大的发展。但是,如果拿掉“经济”的帽子,或在“经济”前加上“政治”,或改成“综合特区”,将有利于深圳行政制度上的改革,加快深圳整体的快速发展。

  厉有为的“路在何方”?

  在习近平10月12 开启的第三次南巡之前,现年82的深圳前市委书记厉有为9月21和22日在香港文汇报发表文章,就目前中国改革未来的发展方向发问:“路在何方”?

  文章中说,全国改革开放40周年后的今天,生产力得到解放,民营企业得到大力发展,占国民经济半壁江山,其中税收50%,GDP60%,就业人口80%,企业数量90%以上。“由计划经济时代的几乎百分之百的国有,发展到这么大比例的民有,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他说,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三条路:第一条路是改革上层建筑,来适应现实的已经变化了的经济基础;第二条路是改变现在的经济基础,往回走,来适应上层建筑;第三条路是谁都不改变,维持现状,实行双轨制运行。我们现在正站在三叉路口。”

  厉有为没有解释什么是他所说的上层建筑,通常来说,上层建筑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各种制度、设施和意识形态的综合。这就触及到政治体制的问题。

  厉有为在文章中连问13次“路在何方?”并9次重复“我们仍然站在十字路口”,以此展示出他对改革的担忧:包括以“市场为主配置资源”,还是“以行政手段为主配置资源”;“承认不承认民营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可不可以民有的私人财产和公共财产一样,都神圣不可侵犯”等。

  政改被现有政治制度封死

  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说,厉有为提出的“路在何方?”的忧虑表明,中国未来的改革现在还没有共识,没有找到方向,或者说,习近平指引的改革方向,是一条死路。夏明认为,中国未来改革的路应该继续沿着40年前邓小平指引的道路向前。

  他说:“邓小平在深圳改革时有两步走的规划,先发展经济,最后再进行政治改革。邓小平说的很清楚,政治改革,就是要进行选举。习近平把邓小平的思想都阉割掉了。未来要怎么走,我认为,邓小平当时有局限,但他的历史愿景当下是可以推动的。毕竟当时邓小平接手时,中国人均只有800美元的收入,今天的中国人均收入已经达到1万美元。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邓小平看到的话,他也会认为,我们已经具备推动政治改革的物质基础,所以我觉得,这是中国的改革之路。”

  中国政治问题专家王军涛博士说,虽然在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60条改革举措,其中包括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及“土地、金融等要素市场化改革”。但是,王军涛说,中共在此后的改革过程中,非但没有大力支持和发展私营企业,反而强化国营大中型企业的作用,强调“党政结合”,“政企结合”,“政经结合”。王军涛说,这些与中共在80年代“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的改革是背道而驰的。

  王军涛认为,前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对中国未来改革之路怎么走的发问表明,习近平的倒行逆施已经让中国的改革走不了回头路了。

  他说:“习近平想再回到改革上,中国得需要一个大的政治上的改革变局。我觉得,蔡霞,任志强等,他们都是前几年改革开放中的支持者,即使发生89年的事件之后,他们寄希望于共产党搞改革的信念,依然没有变化,而且在这个架构中做了很多工作。现在他们对中共的改革都感到绝望了,觉得在党内不可能再回天了。”

  独立学者邓聿文说,中国未来的改革,在微观的具体措施方面还有发展的空间,如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资本市场的改革等。但是在更宏观层次上的改革已经不可能,因为已经被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框死”。

  他说:“习近平现有的党领导一切的制度,政治高度控制的制度,这种意识形态,已经把改革之路封死了。不打破这一点,就别谈改革。所以说,具体领域还有改革空间,但是要想我们所期待的政治改革呀,或者深层次的经济改革呀,基本上是不大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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