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抗疫：强者为所欲为，弱者逆来顺受？

美国抗疫：强者为所欲为，弱者逆来顺受？

　　郝志东：一场疫情凸显出各个国家中不同阶级生存境况的迥异，而在美国，阶级差异表现得尤其显著，将其带有浓厚新自由主义色彩的资本主义的弊端表露无疑。

　　最近这些年来，在中美关系问题上，对“修昔底德陷阱”的想像甚嚣尘上。不过修昔底德的一句名言知道的人可能不多，即“The strong do what they can; the weak suffer what they must”，也即“强者为所欲为，弱者逆来顺受”。也有人将其译作“强者恣意而行，弱者自需受苦”。当然，修昔底德是在讲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的争斗关系。不过，是否可以用这句话，来描述这次抗疫过程中同一社会中不同阶级的境遇？

　　以我在整个疫情期间所居住的美国来说，不同阶级的人群在疫情间处境迥然不同。哈佛大学的伦理学教授桑德尔在接受采访时曾说，在抗疫刚开始时，大家都说“We are all in this together”，也就是说大家不分阶级、不分男女、不分种族，都在一条船上，需要同舟共济。但这句话听起来有点言不由衷，因为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中的一些人居家工作，在电脑上开视频会议，另外一些人则没有选择，需要冒着被感染的危险，将食物或者其他物品送到我们家门口，使得我们可以不必冒险出门。而且，那些做着“必不可少”的工作的人（essential workers），往往不是工资最高或者最受尊敬的人。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并不赞同这种现实主义的、强权即公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弱肉强食现象。相反，我认为这是非常不公的现象，是一个文明国家需要认真反省、竭力克服的问题。

　　“强者为所欲为”？

　　这里讨论的“强者”包括政府官员、企业老板，他们有决策权；还包括其他中上层阶级的人群，他们通常有能力自保，在控制自己染疫风险的同时，还能获取足够收入，保障生活不受严重影响。下面我们来看一些具体的例子。

　　美国总统特朗普应当是“为所欲为”第一人。鲍勃•伍德华(Bob Woodward)的新书《愤怒》揭示，特朗普早在2月份就知道了新冠病毒的传染性与严重性，但是他一直向美国人民说，新冠肺炎就是个感冒，天气一暖和就会消失。在特朗普和拜登(专题)的第一次总统候选人辩论会上，特朗普及家庭成员不服从举办者的规定和劝告，在坐下以后拒绝再戴口罩。特朗普染疫住院期间，置特勤和司机的安危于不顾，乘车“检阅川家军”。无论在住院期间还是回到白宫后，他都有十几个人组成的专门医疗团队照顾，所用药物也是别人无法轻易能够得到或买得起的。三天出院后，他还在患病期间却摘除口罩作秀。他让人们不要害怕新冠病毒，不要“被它主宰”。须知与此同时，北达科他州的疫情正处在高峰，人们要排长队等待检测，医院人满为患，有人得病住不了院，或者需要长途跋涉，甚至到其他州去治疗，能不怕吗？

　　特朗普领导的政府官员也是“为所欲为”，或者“为所不欲为”。除了在统筹检测手段与标准上的连连失误之外（到9月下旬，也即新冠发生后的半年多之后，在美国，多数人仍然不能在24小时内拿到检测结果），他们对企业防疫也缺乏监管。劳工部下属的职业安全与健康署，在疫情爆发以来，为了执行特朗普保证复工复产的要求，只发出了一个灵活的指引，没有严格的处罚措施，结果导致很多仓库、蔬菜市场、肉类加工厂爆发疫情。

　　在整个疫情中，这个署收到成千上万个来自各行各业的投诉，但是他们基本置之不理，或者只是给出少得可怜的罚款。被中国企业在2013年收购的史密斯菲尔德（Smithfield Foods）是全球最大的猪肉养殖、生产、加工商。他们在南达科他州有一家工厂，由于只顾生产不顾安全，导致1300人感染，4人死亡。联邦职业安全与健康署对其罚款13494美元，而该公司去年一年的销售额是132亿美元。在另一家位于科罗拉多州的肉类加工厂JBS USA，8位员工染疫死亡，对这家价值520亿美元企业，罚款是区区15615美元。

　　根据《华盛顿邮报》9月13日一篇文章的报道，史密斯菲尔德早在3月和四4月就要求联邦职业安全与健康署到其工厂视察并提供防疫指导，但是后者一直不予理睬。

　　共和党籍的美国参议院议长还坚持在立法时加上一条员工不能因为染疫而对公司提起诉讼的条款，否则不让法案通过。

　　快餐连锁麦当劳在游说政府后，规定只有直营店的员工在染疫之后可以带薪休假，而这部分员工只占全部员工人数的20%。密苏里州堪萨斯市一家麦当劳的经理说，95%的麦当劳餐厅是加盟店，其工人（这类工人占所有员工的80%，约50万人）无法享受这些福利。另外一些快餐公司如汉堡王、赛百味、温蒂汉堡（Wendy’s）情况也都类似。结果，工人们为了生计，有的只能带病上班，于己于顾客都没有好处。美国疾控中心的调查发现，20%食品业工人在有呕吐或腹泻的情况下还是会继续上班。可见执政党和企业在抗疫问题上几乎少有顾忌，反对党的制约手段和普通劳工的抗议空间有限。

　　在医疗检测上，美国有钱人和穷人能得到的服务区别一向很大。纽约(专题)有一家叫做Sollis的实验室，如果你一年交5000美元的会费，实验室会派人到你家里给你拍X光片，检测结果24到48小时即可拿到。还有的实验室是收取150到600美元的月费，会员也可以在一两天内拿到结果。也有自己花150到200美元，也能尽快拿到结果的。没有钱的人，可以免费检测（即政府或保险公司付费），但除了要排长队等待之外，结果也要一周左右才能看到。这一现象在疫情严重地方尤其显著。

　　在疫情严重时，有钱人可以到自己的乡下别墅去避疫，无论欧美情况都类似。美国媒体报道，有人坐飞机到怀俄明州风景优美的Teton县（该县人均年收入25万美元，全美最高）去度假避疫，还有一个人带着自己的呼吸器以防万一。没有钱的人即使比较幸运没有失业，也需要冒着染疫的风险坚守岗位，否则工作丢掉了，健康保险也没有了，房租也不起了，就有可能无家可归。

　　富人对穷人的难处也常常缺乏体谅。有些家庭有过新冠病人，需要消毒，他们会请清洁工来做，却不屑于告诉清洁工需要如何做好防护。《纽约时报》9月18日一篇报导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教授夫妇和孩子都得了新冠肺炎，请了之前一直在他家搞清洁的Maria来消毒，却没有告诉她实情，等Maria上门时，家里甚至没有人，是一个邻居发现她后才告诉她。幸好Maria一直戴口罩，没被感染，只是当天回家后吓得要死，采取了一切善后措施，还是担心哪一天新冠发作。

　　大中小学因为疫情而网上授课，也凸显出富人和穷人境遇上的巨大差别。富人通常可以在家工作，家里也有宽带网络，孩子有电脑，也有学习的空间。但是低收入的父母通常在外工作，就面临如何既照顾孩子又要上班的问题。而且很多人家里没有网络、没有电脑。媒体报道了费城附近的哈弗福德学院（Haverford College）的两个同学——Isabel Canning和Tatiana Lathion——的不同境遇。前者回到自家在缅因州的别墅，而后者则必须回到佛罗里达州的家，帮助父母经营一个卖波多黎各食物的流动卡车，有时候会因为外出跑食材而不能按时上网课。

　　“弱者逆来顺受”？

　　这个“逆来顺受”有受难与牺牲的内涵，而且比较惨烈。首先是大量底层人群的失业问题。《华盛顿邮报》9月底的一篇研究报告指出，这次疫情对中上层阶级来说，负面影响轻微，但是对底层民众来说却是大萧条级别的打击。到9月底时，仍然有2600万人在领并不能完全维生的失业救济。9月2日到14日的全国普查发现，8个家庭中有1个家庭的孩子们没有足够的食物可以吃饱肚子，不少人需要靠教会或者食品银行提供的免费食物来补充不足。但是国会仍然没有能够出台第二个赈灾计划——民主党要加大救济力度，共和党认为力度太大。在我写作这篇文章时，两党仍然没有达成共识。

　　失业的工人多数原来从事酒店、餐馆、旅游、运输、服装、家政等较为底层的服务行业，且以非洲裔、亚裔、拉丁裔、无大学学历、家里有小孩需要照顾的妇女为主（8月份非洲裔失业率13%，亚裔10.7%，拉丁裔10.5%，欧洲裔白人为7.3%）。美国有220万个家庭佣工（包括清洁工、保姆、家庭护理等），在疫情期间，很多人失业，很少人有医保、正式合同、失业保障。其中很多人是无证移民(专题)，所以也没有任何政府救济。

　　其次，底层阶级患病后死亡率较中上层阶级更高。7月28日The American Prospect上一个对纽约疫情造成的死亡情况的研究报告指出，尽管造成死亡的因素很多，包括年龄（比如65岁以上的比较危险）、族群（非洲裔和拉丁裔更危险）、居住条件（平均1.5人以上居住一个房间）等，但是收入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生活在贫穷社区的人染病后的死亡率是生活在富裕社区人死亡率的2.5倍，年均家庭收入在2.5万美元之下的人，每10万人中有约222人死亡，而年均家庭收入超过24万美元的人，每10万人中有约86人死亡。

　　这和底层阶级通常都在做所谓“必不可少”的工作有很大关系，比如他们中很多是医护人员、社会服务人员、超市售货员、送货员、公共交通服务人员如司机等等。如前所述，这些人又多数是少数族裔。在纽约就有100万这样的一线工人。截至5月底，纽约大都会公车和地铁公司已经有132位员工因为新冠去世，该系统的74000位员工中有10000人被隔离。到9月中，有177名公车司机因为劝乘客戴口罩而被骚扰甚至肢体攻击。电商巨头亚马逊统计了其在全美137万一线工人，发现截至10月1日，有19816人染疫或疑似染疫，尽管这个比例低于全美人口染疫的比例。

　　尽管美国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也是在医疗保护上面花钱最多的国家，但今年4月的纽约，疫情严重，个人保护设备缺乏，很多医院的护士要么没有口罩可戴，要么一只口罩需要戴好几天。有的用雨衣代替防护服。很多医生和护士生病甚至命悬一线。布鲁克林医院中心有三分之一的医生和护士染疫在家养病。2020年8月11日KHN（凯撒健康信息网）发布了和The Guardian的联合调查，发现到8月为止，他们已经追踪统计到全国922位医护人员（包括医生、护士、医护助理人员、医院保安、行政人员、疗养院护理等）因新冠病毒死亡，多数是少数族裔、新移民，原因多是缺乏保护装备、检测手段、医院以及政府的疏忽等。

　　纽约各个医院的警卫、厨师、接待员、清洁员等染疫死亡也大有人在。《纽约时报》5月4日的一篇文章报导了几个人的故事，包括Edward Becote（非洲裔黑人，51岁）。他在布鲁克林医院中心工作了二十多年，负责用担架床或者轮椅在不同部门之间运送病人，年薪45000美元，由于乐于助人，被誉为该中心的“市长”。他是纽约市因新冠死亡的32个非医务工作者之一。他们得到的保护措施远远少于医务工作者，比如不给配置N95口罩及防护袍，尽管他们面临的危险是一样的。

　　美国的疗养院/老人院是新冠的一个重灾区。老人需要照顾，但是护理人员短缺，工资微薄，工作量大，一人需要照顾多人，且缺乏保护设备。这在平时已是问题，在疫情期间就更加严重。9月16日《纽约时报》一篇文章中的统计显示，各类护理机构在疫情中死亡共77000人（包括护理人员等工人）。9月27日美国政府网站公布的疗养院/养老院被护理者的死亡数据是58481。换句话说，上述77000人中有将近2万人是工人或者其他护理人员。两者共占全美死亡人数的40%。

　　缺少防护的问题在食品类企业更加严重，因为食品是生活必需品，这些工厂不能停工。很多肉类加工厂缺乏必要的防疫措施，比如在一分钟处理140只鸡的车间里，工人根本无法维持社交距离。到7月中，全国最大的肉类加工公司之一Tyson Foods已经有7000人染疫。到9月中，在全美494个肉类加工厂中，42543个工人染疫，至少203位工人染病身亡。

　　染疫之后得不到及时的治疗，也是美国死亡率高的原因之一，尤其是在疫情严重的时候。底特律媒体在4月报道的一家人中，56岁的Gary Fowler在呼吸困难的时候辗转去了底特律的三个城市医院，都被拒绝，结果在家里去世。Gary的父亲David几个小时前因新冠在医院去世。底特律的人口以黑人为主，而黑人中有其他各种慢性病的机率较其他族群为高。社会地位也影响到他们得到检测与住院的机会。Gary就是在医院探望父亲后染疫不给检测、不给住院的，医院说他的发烧可能只是支气管炎，告知他回家自我隔离。Gary去世之后，他的妻子Cheryl也发生各种新冠症状，辗转了两个医院才被接受治疗。在这之前，Cheryl的表（姐）妹、州议会议员Karen Whitsett通过自己的关系，安排了Chryl全家的检测。Cheryl最后痊癒。家里还有另外两人也染疫，还好没有向严重程度发展。

　　美国社会不公背后的制度原因

　　我之前曾经撰文讨论过美国抗疫不力背后的文化问题。那么，因疫情而凸显的美国社会存在的巨大不公，背后的制度原因又是什么？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兹(Joseph Stiglitz）在2012年出版的《不平等的代价》一书中，就曾指出有钱阶层在美国社会中享有的特殊地位。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立法和行政权力，以使自己在市场上获得更多的利益，并且承担尽可能少的税负。而在这一点上，美国两党都负有责任。比如，特朗普在第一场总统候选人辩论中说，如果说自己交的所得税看上去少得过分（根据《纽约时报》，他在2016年和2017年分别缴纳了750美元的个人所得税），那也是因为民主党政府以前所制订的法律使得他可以这样做。而我的一个朋友去年收入6万美元，却交税2000多美元。这显然非常不公平。

　　著名的批判理论家亨利•吉鲁(Henry A. Giroux) 认为，美国这种带有强烈新自由主义色彩的资本主义，不仅造成了收入、医疗与种族方面的巨大不公，而且在造就一个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威权体制，这个体制将底层阶级的问题归咎于个人不够努力，而不是政府的失败。

　　在特朗普时代，这位总统容忍甚至鼓吹对政敌施行暴力，无视人权，歌颂民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个人崇拜、裙带主义，要求军队和安全部门对自己绝对忠诚，认为自由媒体是“人民公敌”，公然蔑视知识分子，宣扬反智主义，甚至压制投票……这种种行为使得美国政治体制更加滑向威权主义甚至纳粹主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7月1日的《Why Do the Rich Have So Much Power?》一文中就指出，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的民主制度在退步，而寡头统治在抬头。

　　出路在哪里？亨利•吉鲁认为美国的出路是北欧式的民主社会主义。然而，“社会主义”在美国是个贬义词，这是为什么在今年的民主党初选中，“民主社会主义”阵营虽然得到不少年轻选民的青睐，但其代表人物桑德斯还是没有能够出线。特朗普也一直在攻击拜登是社会主义的代表。但是，随着美国目前这种威权式、掠夺性的资本主义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它不应该是美国的未来，而北欧式民主社会主义（或者社会民主主义）则正在成为一个更可行的路径。

　　网络调查公司SurveyMonkey 2019年为《纽约时报》所做的一项调查发现，约五分之三的美国人支持全民健保（Medicare for all）；五分之三强的被访者支持两年到四年制的大学免学费；三分之二的被访者支持对资产超过5000万美元的家庭每年征收2%的“财富税”。可见，多数美国人尽管不喜欢“社会主义”这个词，但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这些举措还是比较支持的，只是不要叫“社会主义”就好。

　　当然，美国现有的民主制度框架中，也有确保强者不能永远“为所欲为”的制度安排。美国的定期大选就是一个自我纠错机制，也是一个寻找、重铸“美国魂”的机会。另外弱者也不都是“逆来顺受”，美国宪法保障他们通过罢工、示威、诉诸法律等手段，迫使雇主和政府采取适当措施保护员工利益。

　　正如前引桑德尔教授所说，这次疫情给了美国人一个重新审视美国经济与政治制度所存在的各种不公、并采取措施解决问题的机会。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的确是几十年来美国人面对的最重要的表态与纠错机会。亨利•吉鲁曾说，历史是开放的，未来在众人手中。祝愿美国人民能抓住这次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