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舞女美国往事：跳遍旧金山华埠夜总会

华裔舞女美国往事：跳遍旧金山华埠夜总会

　　我一生最灿烂的年华是在旧金山(专题)中国城的夜总会度过的，在那里，我们全家筹资买下了紫禁城夜总会，经营了十几年。我从小对舞蹈情有独钟，从俄亥俄州跳到华盛顿，又到旧金山。我们大家庭里，只有父亲选择叶落归根，在中国故乡终老。

　　1926年，我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首府哥伦布，中文名是Yee Kim Kao（笔者注：余金巧），尽管幼时学过中文，但如今我已无法写出这三个汉字。“Ate Hoy Jing” 是父亲教我的第一句中文，那是他位于广东台山的家乡，我不会写，但永远不会忘记它的发音（笔者注：位于今日开平市，村名已变）。

　　父亲中文名的发音是Yee Bo Jeng，大家都称他为Kim。20世纪初，父亲离开家乡，投奔远在美国俄亥俄州的兄弟。那时他在中国已经有两位太太，我的母亲是二房。父亲在俄亥俄州首府哥伦布开了一家杂货店，于是把母亲接来同住，他们相继生了6个孩子。与此同时，他每月会给家乡的正房太太寄钱。他在中国的儿子们用这些钱盖了许多新房。据母亲说，父亲还与几个同姓氏的兄弟筹资在家乡盖了一座学校。

　　1936年的家庭合影。前排：妹妹Junie、弟弟Jackie、我；后排：姐姐Fawn、母亲、姐姐Annie、父亲、同父异母的兄弟Joe。

　　1936年，我的兄弟姐妹合影。前排是妹妹Junie，弟弟Jackie，后排是二姐Fawn，我和大姐Annie。

　　父亲身份证明上的出生地点是旧金山，这其实是个谎言。1906年旧金山发生大地震，许多在美华人(专题)都趁机谎称身份证明丢失，从而获得了在美国出生的“新身份”。

　　中中学时期的我（前排左五）。

　　我的兄弟姐妹都生在俄亥俄州，我是家中老三。父亲在中国的子女们也有来到美国的，他或许还有一些“纸儿子”，但家族里从没把这些事说破过。“纸儿子”，即Paper Son。1882至1943年间，《排华法案》的实施让多数华裔(专题)移民(专题)都不得进入美国。不过，但凡有亲戚已经定居美国的华人，可以在移民局仔细审查甄别后与家人团聚。许多华人在当年通过花钱购买身份文件，以其他人家庭成员的身份进入美国，也就是所谓的“纸儿子” 或者“纸女儿”。

　　就像那时大部分华人移民一样，除了经营杂货店，父亲也开了一家洗衣店，店面背后藏着一个小赌场。我们所在的哥伦布没有几户华人，大家常常聚在一起打麻将。父亲也做翻译，他语⾔能力很好，时常会帮助那些不会讲英语的新移民。

　　小时候，孩⼦们都要给家里的洗衣店和杂货店做帮手。有一次，熨完上百件衣服后，我在⼼底发誓，绝不要一辈子做这种事。6岁时，邻居家的小孩学踢踏舞，每节课学费1.5美元。起初，我在邻居练舞时跟着她学。我实在太爱跳舞了，在洗衣房里跳，在家门口的人行道上跳，父亲总笑话我像个小猴。万幸的是我母亲喜欢粤剧，当她意识到我有跳舞的天赋后，就开始劝说父亲让我去上课，古板的父亲最终同意我学舞。

　　后来，我会跳舞这件事在哥伦布传开了。常常有人对父亲说：“她真的很可爱，可以请她来我们的俱乐部跳舞吗？每次表演我们可以付你5美元。”那个时期，我在形形色色的俱乐部表演过，观众以美国白人为主，他们喜欢看一个可爱的华人小姑娘跳踢踏舞。

　　有一年暑假，我和姐姐Fawn一起去拜访在华盛顿打拼的叔叔，他经营了一家叫 Casino Royal的华人戏院餐厅。餐厅舞台规模很大，有专业乐队和伴舞女孩，人们在音乐声中摇晃身姿。台下的观众中，有华盛顿的大人物。在这里，我真正地迷上了舞台。我问叔叔：“我想成为一名职业舞者，能不能来你这里演出？” 叔叔笑着摇头：“你还太年轻，等你16岁我们再商量吧。”

　　回到哥伦布，我卯足劲练舞，16岁时如约重返华盛顿。经过一番学习后，我开始在叔叔的华人餐厅表演。至今我依然能想起，“Limehouse Blues”是我跳的第一首曲。与此同时，我还被送去舞蹈学校培训。在那里，我学到如何俏皮地晃头、如何性感地摇晃肩膀与臀部。他们说：“如果你想去更大的场子，你必须穿得更性感一点，至少要露出你的肩膀。在拉斯维加斯，收入会是现在的三倍，但你必须迎合观众……”

　　青少年时期跳踢踏舞的我。

　　就这样，我开始构建一套舞蹈风格。人生中第一套职业装是母亲给我做的。那是一身粤剧戏服的改良三件套：最外一层是中式夹克，第二层是摩洛哥式长袍，最里面是一条桑巴裙，可以秀出大腿。我会先用中式舞蹈开场，缓缓褪下夹克后，再来一段美国式的摇摆舞，最后，穿着桑巴裙跳上一曲拉丁——这就是我最初的三幕舞。

　　父亲则为我做了一个便携挂衣架，可折叠放到行李箱中。父亲虽然严肃沉默，却是一个心灵手巧的人，年轻时在中国学过木工。在挂衣架上，他设计了路牌的造型，上面写着42街与百老汇——那是所有表演从业者的梦想之地。

　　我人生中的首张职业照，穿着母亲给做的套装。

　　人们似乎都很喜欢我的新戏服与三幕舞。大约18-19岁时，我遇到一个经纪人，他说：“你很可爱，像个中国娃娃，我想请你来我的舞团，你可以赚更多钱。不过，我们是一个艳舞（Burlesque）舞团。”在看了人生中第一场艳舞表演后，我对他说：“对不起，我做不到，穿这么少，我会感冒的。”

　　1945年，哥伦布本地报纸刊登了一篇关于我去华盛顿成为夜总会舞者的报道。

　　那位经纪人笑着说：“你可以多穿几层漂亮衣服，然后慢慢地脱。” 当他提出高达每周一千美元的酬劳后，我将犹豫抛诸脑后。

　　我（中）和姐姐Fawn在旧金山华埠“成吉思汗”夜总会工作时期的合影。

　　就这样，我从一个爱跳踢踏舞的女孩走上了艳舞者的道路。不过，我从未认为自己仅仅是在跳艳舞，我设计形式各异的衣服，穿很多层，再伴随着舞蹈将它们一一展示。我更愿意把自己的表演视为一场时装秀。

　　我在“成吉思汗”夜总会工作时的照片。

　　姐姐Fawn是家里第一个搬来旧金山的，父亲在这里有个开餐厅的朋友，他照顾姐姐的日常，还给她在企李街（Clay Street）的青年会（YMCA）找了一间房子。不久后，她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我于是很快踏姐姐的后尘搬来旧金山，并自此再未离开过。

　　1947年的全家合影。前排：妹妹Jeanie、姐姐Annie、父亲、母亲、同父异母的兄弟Joe；后排：姐夫Tommy Leong、姐姐Fawn、妹妹Junie、我、弟弟Jackie。

　　旧金山中国城有四五家夜总会，包括“成吉思汗”“大观天台” “上海俱乐部”等。其中最大最有名的当属Charlie Low开的紫禁城夜总会（Forbidden City Nightclub）。上述的华埠夜总会，我几乎在每家都跳过2-3年的舞。

　　在上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夜总会并不被保守的华人群体接受，有些女孩甚至为此被家庭驱逐。万幸的是，我开始跳舞时，人们已经开始慢慢接受了夜总会文化，我没有受到严重的歧视。

　　我和姐姐每个月都给俄亥俄的家人寄钱，不久后，1947年，全家人都搬来了旧金山。

　　搬来旧金山后，父亲到了退休的年纪，他决定圆他一生最大的梦想——带全家人衣锦还乡。然而，我和姐姐并不想去中国，父亲很失望，但也表示理解，于是他带着母亲与其他弟弟妹妹踏上回国的渡轮。那时的父亲并不知道，在那个特殊的时间点，家乡的一切早已物是人非……

　　1949年， 复活节，一家人合影，此时父母和小弟Jackie已回中国。

　　不久后，父亲在家乡去世。几年后，我和姐姐通过联络香港(专题)的远亲，把妈妈和妹妹又接回美国。我的小弟弟Jackie更晚几年才回美国，他在中国读过书，成为家中这代中文最好的人。

　　妈妈和妹妹回到美国时，我和姐姐都已结婚。姐夫是出身名门的牧师，在中国城有很大影响力。

　　我与第一任丈夫Sun Lowe出现在同张海报上。

　　我在“成吉思汗”工作时和我第一任丈夫相识。他的名字是Sun Lowe，人称Sunny，那时，他是 “大观天台”的歌手，人称“华人辛纳屈”（ 辛纳屈是美国著名歌手和演员）。有一天，我下班后，他托人邀我去看他的演出，表演结束后，我们一起去吃了宵夜。后来，我和Sunny开始约会，并时常一起表演。有一年，Jadin Wong组织了一场巡演，最后一站是夏威夷。Jadin建议：“你俩要不要把婚礼安排在我们这里？我们做一场婚礼主题的演出吧！”就这样，我和Sunny在夏威夷夜总会里结了婚。

　　在“成吉思汗”和“大观天台”工作的同时，“紫禁城夜总会”也开始聘用我。这家华埠最大的夜总会老板Charlie Low和我说：“Coby，自从你来了以后，我们生意变得更好了，你带给我生意最兴隆的一次复活节！” 有时，我也会去拉斯维加斯表演几周。

　　1951年10月，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演出现场照。那时候，我已经生下女儿Shari。

　　我与女儿Shari。

　　Shari打小就跟着我上路。我表演时，她就在酒店房间里等我。Shari小时候，我带她上过踢踏舞与芭蕾舞班，然而她对从事这行一点兴趣也没有。如今，她在夏威夷一家餐厅做了多年的财务。

　　1953年的我。

　　几年后，紫禁城夜总会老板Charlie决定退休。他问我要不要买下他的夜总会，我说自己没有那么多积蓄，这话立即被Charlie否决了：“你当然有，那些钱我全都付给你了！现在你可以用上这笔钱了。” “可我不想把这些钱都付回给你。”“要不要问问你兄弟姐妹们的意⻅？”

　　一家人在紫禁城夜总会门口的合影。

　　于是，我们几个兄弟姐妹筹资买下了这家夜总会。我的弟弟Jackie在门口接客，他又高又帅，身穿燕尾服，笑盈盈地将客人们迎到桌前；家里一位亲戚负责弹钢琴；我的妹妹是服务员，姐姐负责打理财务与后厨。孩子们放学后也来帮忙，洗碗、清扫桌面；我自然是负责编舞与跳舞。大姐的儿子Dennis和Daryl此时也长成美少年，他们经常作为我的舞伴同台演出。我们的舞者除了华裔之外，也有日裔、韩裔和菲律宾裔。那一时期，我工作繁忙，晚上经营夜总会，白天排练节目，每六个星期就要更换一场节目，确保不失回头客。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夜总会的生意是相当好的，一晚上有三场秀，分别发生在晚8点、10点与12点。那个时期，旧金山有被称为“灰狗夜总会之旅”的旅游大巴，每晚我们都会迎来三车客人，其中大部分都是来自美国各地的白⼈，他们从未见过华人女孩跳舞。

　　我们的观众中也有许多本地的大人物，比如政府要员、华埠公所的人，或者造访旧金山的名人。美国爵士乐之父路易·阿姆斯特朗的太太看了我的表演后对我说：“亲爱的，你可比吉普赛还要吉普赛！” 。那个时期，我的称号有很多，“华人跳舞娃娃”“华人吉普赛玫瑰”（注：吉普赛玫瑰李Gypsy Rose Lee是当时知名的白人艳舞者）。除了夜总会，我还在中国城经营过一家酒吧。

　　1959年，紫禁城夜总会时期的我（左二）与客人。

　　我（前排中）与紫禁城夜总会其他舞者合影。

　　夜总会的兴旺持续了几年。当旧金山白人舞者Carol Doda解开胸罩，正式掀开夜总会脱衣舞风潮之后，华埠夜总会的生意渐渐衰退了。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我们一家决定关掉紫禁城夜总会。

　　上世纪70年代，我搬离旧金山，在湾区的San Pablo定居，从事服装设计，也会作为一个舞者去各地巡游，拉斯维加斯、夏威夷、加拿大(专题)、新加坡，等等。

　　Shari、我的母亲和我。

　　前文讲过，我的母亲是位粤剧戏迷，有基本的舞台经验，懂得如何做华美的头饰。我无法欣赏母亲在厨房里哼唱过的那些粤曲，但却始终迷恋中式戏服的美。母亲当年给我做的第一套戏服，是我一生中服装设计的灵感来源。她教我如何剪裁旗袍的领口，如何给粤剧头饰选择修饰与花边。我开始做衣服之后，将她的设计风格改良，增加了更多西式美学元素。

　　我与广东的远亲。

　　中国改革开放后，1980年左右，我和姐姐Fawn，Shari一起，第一次来到了父亲的故乡。我们先到香港，再到广东台山。一路上我总在流泪，一方面想到父亲心里难过，另一方面是无法理解广东的亲戚们为何与我们的待遇不同——他们不能上我们的轿车，也无法在同一地点和我们用餐。

　　姐姐Fawn与广东的亲戚们。

　　90年代的家庭合影。前排从左至右依次是我、母亲和Sue Dee；后排从左至右依次为妹妹Jeanie、妹妹Junie、弟弟Jackie、姐姐Fawn、姐姐Annie和另一个同父异母的兄弟Jason。

　　上世纪90年代末，我的第二任丈夫去世，在度过一段难熬的时间后，我开始频繁地去各种社区中⼼跳交谊舞。遇到Stephen是在一个可以跳舞的pizza餐厅，那年我刚满70岁，虽然他比我年轻近 20岁，但我最初对他没什么好印象。

　　我与Stephen初相识的时期。

　　好在Stephen舞跳得好，又有音乐天赋，我们成为了彼此的舞伴。后来Stephen总对别人说我们当年是一见钟情，但那只是他的一面之辞。对我来说，喜欢上他可能是在相识的1-3个月后，有次他来到我家，在临走前认真地帮我洗了茶壶。我忽然意识到这个邋遢鬼其实是个细致的人，这个温暖的细节让我动了情。

　　我与Stephen在家中的自拍照。

　　Stephen没有得体的衣橱，我成了他的造型师，只要一同外出，我们从头到脚都是我做的情侣装。除了对跳舞的热情，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点。然而，和Stephen在一起后，我发觉跳舞变成了一件真正快乐的事，再也不是一份辛苦的工作。我们想什么时候跳就什么时候跳，想去哪就去哪，在游轮上，在各种舞池中。

　　2015年，我第一次受邀在拉斯维加斯的“艳舞名人堂”（Burlesque Hall of Fame）演出。在此之前，我并不愿意谈论自己曾经的艳舞生涯。那次表演之后，我意识到，到了这把年纪，谈论过去或许没什么大不了的。况且⼈们总说，一切都会在拉斯维加斯发生。

　　Stephen、我、杨圆圆、卡罗·那瑟斯于2019年6月在拉斯维加斯的合影。

　　2018年，我在拉斯维加斯遇到了一个名叫杨圆圆的中国纪录片导演。我没料到，这个二十来岁的中国女孩如此执着，竟一路找到我们在San Pablo的家，我被她的真挚与勇气打动，一口气给她讲了几个小时的故事。

　　后来，我与Stephen和旧金山的一群朋友跟着杨圆圆，从美国来到古巴，并在2019年9月来到中国上海，参加了杨圆圆组织的名为“交错剧场”的演出。上次来中国，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和圆圆在一起时，我们常常会忘记彼此的年龄……她正在对20世纪海外粤剧戏台、电影片场与夜总会场景中的华裔女性进行研究，并同时拍摄电影。她与卡罗·那瑟斯（Carlo Nasisse）合导的电影短片《相爱的柯比与史蒂芬》于2019年9月在美国的电影节首映。目前，她另一部关于华裔舞者的长片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