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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真的懂宋朝吗?一个被国家竞争“倒逼”的时代

京港台:2021-3-3 06:46| 来源:南风窗NFC | 评论( 13 )  | 我来说几句


你真的懂宋朝吗?一个被国家竞争“倒逼”的时代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南风窗官方微信公众号:南风窗(SouthReviews)

  从孔子开始,中国帝制社会的精英从来都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者,而是有严重的机会主义倾向。与忠于某个王朝相比,他们更愿意忠于自己的才华。

  

  国家强大了,但很多人发现这还不够。比如,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认为,我们在宋朝就世界第一了,并远远超过当时的欧洲。

  如果不说武功,而只说文治,那么宋朝可以说是中国帝制社会的文明高峰。

  英国大史学家汤因比曾说,“如果我能选择,那么我希望生活在中国的宋朝。”我国大学者陈寅恪也称赞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从技术水平、城市化程度等维度来看,宋朝的确是一个高峰。按照历史学家的统计,宋朝单位人力的粮食产量比唐朝高出30%以上。中国小农业态的农业技术基本上在宋朝就达到了顶峰。之后的元明清,农业技术再也没有跨越性的进步。

  此外,在唐朝的鼎盛时期,中国人口不过5000万左右,在宋朝,多达1亿。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唐朝不过10多座,而宋朝超过50座。

  那么,为何宋朝可以取得这样的成就呢?

  

  宋《清明上河图》局部

  给“夷狄”当官

  最常见的观点是,赵氏皇族世世代代都尊重读书人,不杀大臣。先有人权,再有产权,宽松的治理氛围起到了保护产权的作用。所以,社会各阶层都努力创造财富,把经济和社会双双推向了帝制时代新的高度。

  以上这种说法占据主流,但它是结果,而不是根源。宋朝皇帝尊重人权(主要是上流社会的人权),从更宏观的视野来看,根源是国家之间的竞争,倒逼着皇帝必须约束自己的权力,要给社会以更大的自由空间

  不像汉高祖、明太祖,宋太祖不杀拥兵的

  大将,“杯酒释兵权”传为千古美谈。为什么?因为,当时的宋朝只占据中原,还没有统一南方,皇帝有竞争压力。如果过度残暴,士大夫和农夫都会往南迁徙。那个时代的南方割据政权,很多都明君,他们一直都在鼓励人口归附。

  宋朝统一南方之后,国家竞争更加白热化,对手比宋太祖时代更有竞争力。我们看宋朝的地图,总会发现在这个朝代(北宋和南宋)的绝大部分时间,中原王朝不过是三分天下的一方。辽国、西夏和北宋,金国、西夏和南宋并存。无论辽国、金国和西夏,文明程度都不低,它们都已经进入农耕社会,并且在努力学习汉文化和重用汉族知识分子。

  三分天下,中国人一般会想到三国。但魏蜀吴的并列时间不过60余年,而宋朝的三分天下持续了几乎300年,各个政权多数时间都在友好通商和人才互通。比如,在北宋与辽国的澶渊之盟之后,两国边境竟然出现了很多自由贸易的特区,人民流动并不稀奇,而且很多中原的知识分子还热衷于去给少数民族政权当官。

  

  1004年,辽军大举南征,逼近东京,北宋宰相寇准坚决主张抵抗,并力劝宋真宗亲征。1005年初,宋辽订立和议:双方约为兄弟之国,各守边界,史称澶渊之盟。

  去给“夷狄”当官的汉族知识分子,在这将近300年的时间内犹如过江之鲫,有的幸运儿还执掌了少数民族政权的国柄。韩德让就是这样一位奇人。

  他出生于941年,比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小14岁。韩德让祖居河北,到了祖父一代,被契丹人俘虏,北上辽国为奴。但韩家的基因非常不错,几代人都长得魁梧雄壮,而且天资聪颖,懂兵法、能打仗,所以经过三代人的奋斗,终于实现阶层晋级。

  韩德让成为了萧太后的情人,后来又成辽国“摄政王”。作为一个汉人,他在辽国的宫廷之中获得了超然的权力,他和萧太后同案而食,大被同眠,契丹贵族和朝臣竟然没有人敢表示不满。韩德让是人生的大赢家,也是汉家男儿的骄傲。

  韩德让也是有功劳的。辽国得以胁迫北宋签订澶渊之盟,赢得巨大的经济利益,便有他的筹划。他还在辽国确立科举制度,契丹和汉人官员一视同仁,唯才是举。在他与萧太后一起执政的时代,他为契丹这个游牧民族的政府治理带来了一次彻底革命,这符合契丹民族的长期利益。因此,他的风流和霸道,只是小瑕疵。

  韩德让的传奇只是汉人服侍“夷狄之君”的千万个故事中的一个。这一时期,国家竞争三足鼎立的形态,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官员需求市场,确保了汉族知识分子的稀缺性,所以任何一个国家的国君都必须学会尊重他们。因为,人才是可以自由流动的。

  

  契丹族 剧照

  女真人靠什么赢了朱家?

  和宋朝截然相反的是明朝。

  如果说宋朝是最尊重知识分子的朝代,那么明朝可能是另外一个极端。

  你可能要说元朝,但元朝的问题是它的时间实在太短,所有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都没有什么存在感。因此,他们到底是怎么对待知识分子,也缺乏后人关注。

  明朝很不同,它的存在感太强了。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异常残暴(但不少“皇帝爱好者”最喜欢他),胡惟庸和蓝玉两案,很大程度不过是权力洗牌,并非镇压农民起义,但皇帝却动辄屠杀上万人。这种对人权的蔑视程度,在中国的帝制王朝中也属罕见。秦始皇焚书坑儒,坑杀的儒生也不过数百人

  为什么明太祖敢这样做?因为他不怕国家竞争,通过海禁,明朝有效阻隔了中国和世界的交流,以及人民的合法流动。

  

  《朱元璋》剧照

  建国不久,明太祖即下令“寸板不许下海”。胡惟庸和蓝玉两案爆发之前,明太祖还做了一件大事,撤销自唐朝以来存在了数百年,负责海外贸易的广州、泉州和明州三处市舶司,中国和世界的正常经贸往来被斩断。从此,明清两代统治者不再有国家竞争的危机感,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

  除了向南、向东的海禁,还有向北、向西的陆地边境封锁。明朝的长城是秦朝之后最蔚为壮观的长城,比汉长城的规模还要大,中国现存长城,绝大多数都是明代修建。明朝修长城,前期主要是为了抵御蒙古,后期则抵御女真(满洲)。但不要忘记,长城对边境的封锁是双向的

  在电影《新龙门客栈》中,禁军教头周淮安要护送兵部尚书杨宇轩的家眷出关,就需要官方的文书。出关去哪里?关外是大漠,也是蒙古。这个去向,影片并没有详细交代,但可以看出,明朝对国民出境的管制堪称严酷。闭关锁国,除了海洋,还有陆地。

  实际上,灭亡中原,大规模屠杀汉人,并不符合蒙古和女真的最大利益,他们更希望和中原汉人进行贸易,互通有无。但除了部分时段在少数城市进行官方特许的贸易之外,明朝长期都实行陆上封锁。在这种情况下,人才、货物根本无法自由流动,很多冲突即是这种封锁导致。

  

  《新龙门客栈》剧照

  到了明朝末期,国家已经失去了对边境线进行有效管理的能力。

  如果我们不考虑李自成的农民战争,从更大的历史视野看,那么明朝末年女真民族在辽东的入侵,等于第一次大规模摧毁了洪武皇帝构建的封闭国境线,国家之间开始形成竞争态势,乱世亟需的要素——治国之才以及顶级的战将(洪承畴、吴三桂等)开始自由流动。他们离开了皇帝成天猜忌、胡乱杀人的朱家政权,流向了可以凸显自身价值的少数民族君主。

  在崇祯时代,明朝在辽东的大将只有两种命运,一是被崇祯杀掉,二是投降女真。至于战死,并非流行的选择。到了南明,崇祯王朝的满朝文武大多数都投降了清军,而不是选择和继承朱家大统的南明政权一起在长江流域打游击。事实上,由于汉人降将太多、太强,清朝初年还搞了分封制,专门为他们将设置了三藩。

  明清交替之际,中华民族经历了一场深重的灾难,这是历史的悲剧。但朱家王朝的确是国家竞争彻底的失败者,这一点没有疑问,“明粉”不要拍砖。

  

  卓歇图卷(局部)。全卷画女真贵族邀宋朝使团首领狩猎,途中歇息时宴饮的情景。

  机会主义的读书人

  从表面上讲,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知识分子和读书人似乎都非常歧视少数民族。读书人按照地理方位,将少数民族分为四种:东方的叫夷、南方的叫蛮,西方的叫戎,北方的叫狄。这些名称中有“虫”,有反犬旁,一眼就能看出歧视的味道。

  此外,“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话也不断深入人心,凸显了汉人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与心理鸿沟,永远都无法逾越。

  还有,大圣人孔子在评价管仲时,也说过这样的话:“微管仲,吾披发左衽已!”汉人的衣服是“右衽”,而少数民族是“左衽”。因此,孔子意思是,如果不是管仲做了宰相,辅佐齐国称霸,号令天下诸侯,一起抵御少数民族入侵,形成国防的规模效应,那么中土之人早已全部“披发左衽”,文化大倒退了。

  其实,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只是表面,中国王朝历史上的汉族读书人从来就没有真正有过民族主义。比如,“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话其实出自于《左传》,意思是说楚国和鲁国的国君不同姓,因此必然貌合神离,无法一心,而不是说戎狄民族和中土人士的隔阂

  此外,孔子也并没有真正歧视过少数民族。《论语》里有这样的描述: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这段文字的意思是:孔子想去东方夷人群居的地方居住。有人说:“那里文化落后,为什么要去?”孔子说:“既然有君子去居住,那么就不能说落后了。”显然,孔子认为教化足以弥补少数民族和中原的鸿沟,孺子可教。

  实际上,在《论语》里,孔子还表达过对少数民族的称赞,以及对中原民族的失望。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这句话的解释是,夷狄都知道尊崇君王,而中原(诸夏)却根本没有这种意识。孔子表达了对春秋末期礼乐崩坏,大臣僭乱的不满之情。

  不过,对这句话还有另一种解释,即孔子认为:夷狄终究是落后的,即便有君主,也不如中原没有的好。两种解释到底是哪一种?这几乎成为千古之谜,为中国的古文教授留下了重要的研究课题。

  但我们应该相信,孔子这样的大圣人,应该更加倾向于前一种解释。他并不是一位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而是一位世界主义者,为了贯彻他的“仁”的理念,他可以奔走四方,永不停歇

  到了两宋时代,我们可以想象,有多少汉族的读书人于乱世之中,想来是一边默念着这句“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一边快步往北,穿越草原和大漠,奔赴“夷狄之君”的帷帐,要在那里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

  

  某种意义上讲,数千年以来,中国帝制社会的精英从来都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者,他们是机会主义人士。在缺乏严格的宗教约束和种族观念的前提下,他们最高的理想并不是家与国,而是人尽其才。无论是配置个人才华,还是配置巨额资产,他们都可能悄悄地在故土之外,给自己设置一个替代选项,且不为人知。

  在国家竞争日趋白热化,交通与通讯技术日益发达的时代,更是如此。难道不是吗?

  宋朝是中国帝制王朝中唯一没有大规模、成建制地修建长城的一个,这正是它的伟大与卓越之处。它留给中国人的,不只是风花雪月的情调,以及关于中华文明的骄傲,还有更值得后人审视的启示。

  国家竞争会是个好东西,它会对统治者形成强大的外部约束,让他们更加富有“道德感”,而读书人则获得“尊严感”。这是宋朝留给后世的最大启示。明白这一点,你才真的懂宋朝。

  作者 | 南风窗常务副主编 谭保罗 tdb@nfcmag.com

  排版 | GI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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