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航370失联七年，他不信阴谋论从不放弃搜寻

马航370失联七年，他不信阴谋论从不放弃搜寻

　　如果没有新冠疫情，布莱恩·吉布森现在应该在马达加斯加的海滩上。过去七年，这位50多岁的西雅图(专题)律师时常以船长杰克·琼斯般的打扮出现在印度(专题)洋沿岸，召集当地渔民寻找可疑的飞机残骸碎片。

　　2014年3月8日，搭载227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的马来西亚航空MH370航班波音777客机从吉隆坡国际机场起飞，两个多小时后失联，最终下落及失联原因至今不明。

　　2018年7月，马来西亚政府发布被坊间称为“最终报告”的MH370调查报告。报告称，经过层层调查比对，已经确认32件在印度洋沿岸发现的飞机残骸碎片来自或很可能来自MH370客机。这其中，吉布森贡献了17件。一些航空专家根据来自飞机不同位置的碎片确认了客机的最后姿态，海洋学家则依据碎片发现的坐标及所附藤壶情况，比对印度洋洋流数据，确认了水下搜寻的大致范围。

　　2021年MH370失联七周年之际，吉布森表示，自己将在疫情结束后第一时间回到马达加斯加继续搜寻。“我不想强调自己的困难，我的困难和失联乘客家属们的困难相比是小巫见大巫。”吉布森说，“我总可以选择做或不做，而家属没有选择余地。他们不想卷入这一切，他们失去了所爱之人。我只希望尽其所能帮助他们，接近真相。”

　　“每块碎片都会为家属带来一部分答案”

　　被疫情困在美国，吉布森度过了难得的平静一年。2016年2月在莫桑比克发现第一件后来被确认来自MH370的碎片后，人身攻击和死亡威胁就向他涌来。受攻击最多的时候，就是发现很多碎片的时候。

　　“现在官方搜寻暂停，我也没找到新的碎片，攻击和威胁就少了。”吉布森回忆道，“这对我而言很有压力，因为我只是普通人。但确实，我们每次发现碎片，就会证明有些人的理论和逻辑是错误的，他们会感到不安。”

　　2014年3月8日在吉隆坡起飞两个小时后，MH370的应答器被关闭，客机消失在民用雷达屏幕上。应答器突遭关闭的原因依然不明，但MH370的卫星数据单元（SDU）此后七小时仍在自动应答卫星信号。一些专家据此计算出信号发出者与卫星之间的距离，并将之投影到地球上。

　　其中，表明最后一次应答发出地点的弧线被称为“第七弧”。结合军用雷达数据和对飞机可能轨迹的推算，官方调查组将搜寻范围锁定在“第七弧”南印度洋区域。从那时起至今，澳大利亚交通安全局（ATSB）专家组和独立专家组多次调整和细化可能的坠机范围，但飞机入水时的大致方位已成为业界共识。

　　然而，由于主残骸尚未找到，专业人士仍不能对MH370的失联原因及归宿做出完全肯定的结论，这种谨慎给了阴谋论者活跃的空间。近年，有澳大利亚工程师宣称发现陆上飞机残骸的卫星图像，还有英国记者推测飞机可能往北飞向中亚。最近的理论则来自法国记者佛洛伦斯·德·尚日。在2021年出版的新书中，她宣称客机在南海被击落。

　　“尚日认为，美国、英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越南以及中国政府一起合作掩盖了这件事。但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吉布森指出，“如果客机真是在泰国湾或者南海上空被击落，那么从越南到柬埔寨的整个海岸都会有零零散散的碎片，但现实是那里一件碎片都没有被发现。”

　　2014年MH370失联之初，吉布森就对官方公布的雷达和卫星数据有所怀疑，曾在柬埔寨、泰国、缅甸的海岸上寻访目击者和碎片，但一无所获。2014年夏，多国联合搜寻移师南印度洋，吉布森则去了马尔代夫，因为当地有目击者宣称在3月初曾看到一架大型喷气式客机。

　　如今，吉布森依然相信目击者确实看到了一架客机。但在马尔代夫搜寻一番后，除了一架无人机残骸，他和当地渔民都没有发现来自飞机的碎片。后来吉布森得知，当天有另一架波音777客机正常飞过马尔代夫上空。

　　自封“冒险家”的吉布森有数十年探险和寻找古文明的经验，但那些都和现代人的生活无关。寻找MH370让他找到了现实价值，因为“每块碎片都会为家属带来一部分答案”。吉布森和MH370乘客家属组队，寻访ATSB划界负责人大卫·格里芬、海洋学家查理塔等专家认为可能存在碎片的国家。

　　每到一地，吉布森筛选可能的海滩，家属们则利用地方媒体请求民众参与搜寻。没有人比当地渔民和船民更知道应该去哪儿找、如何找漂流物。吉布森将这些依靠“海洋馈赠”生存的人召集起来，拿出碎片的示例图片，询问他们是否见过可疑物品，告诉他们找到类似的东西能获得经济奖励。“第二天，你会看到所有孩子都在海滩上四处找东西。”

　　每天都有十件左右形形色色的金属残片交到吉布森手里。见得多了，他一眼就能判断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船只碎片。偶尔初步确认是飞机残骸，拿给专业调查员一看：“哦，这是更古老的一架失事波音客机！”

　　对于有趣的碎片，即使与MH370无关，吉布森也会给当地人一些金钱奖励。奖金的总金额已不可考。其最终结果是：目前官方确认的32件碎片中，吉布森提供了17件，6件由他自己在海滩上找到，其余11件则征集自当地人。

　　另外15件碎片则来自多个渠道。三件有MH370所配零件序列号的襟翼及襟副翼碎片，一件在坦桑尼亚被渔民发现，一件被留尼汪的海滩清洁队找到，还有一件是两位法国游客在毛里求斯的意外收获。

　　洋流分析表明，这些碎片源于同一片海域：“第七弧”南印度洋区域。“卫星和雷达数据显示MH370坠毁在南印度洋某处，但我强调的是碎片本身的证据。”吉布森说。

　　马来西亚的调查“已经不怎么运作了”

　　既然很早就确定了飞机失事的大致方位，政府和搜寻机构进行了多轮水面和水下搜寻，为什么至今还是没有找到MH370的主残骸？

　　从飞机失联开始，多国联合搜寻的困境就初现端倪。2014年3月，正在东南亚进行环球冒险之旅的吉布森关注到当时搜救活动的漏洞：如果客机在既定航线上于南海近海坠毁，沿岸各国政府应当组织海岸搜寻，寻找可能的残骸漂流物。吉布森正是因此而投身搜寻MH370的事业。而在他找到第一件碎片前，马达加斯加政府也提议应组织海岸搜寻，但没有得到其他国家响应。

　　2015年7月MH370襟翼碎片被意外发现后，留尼汪和毛里求斯政府对海岸线进行了官方搜寻，但错过了最佳时机。吉布森此前曾自费前往这两个国家搜寻，因为力量有限而一无所获。后来的搜寻结果证明，MH370碎片早已漂到了这里。

　　吉布森的遭遇只是搜寻MH370困难的缩影。“空难调查史上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架飞机的碎片遍布至少六个国家海岸的情况。”MH370失联七周年之际，他回忆称，“政府没有准备过应对这种情况。”

　　从MH370失联时胡志明空管区与吉隆坡空管区的沟通混乱，到马来西亚、印尼军方未能及时分享雷达数据，再到水下搜寻工作屡发探测器事故与信息不透明质疑，与MH370事件相关的十多个大小国家投入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耗资最多的空难搜救，但也暴露了国际协调的一系列问题。

　　一些关键证据因此未能得到充分调查。2017年，马来西亚驻马达加斯加名誉领事扎西德因谋杀身亡。当时，扎西德正负责向吉隆坡移交一块吉布森发现的疑似碎片。调查员已经依据图片推断该碎片可能来自MH370引擎整流罩，重要性不亚于此前发现的襟翼、机尾碎片。扎西德遇难两年后，马达加斯加警方将碎片视为涉案物品扣留。吉布森多方奔走并说服马来西亚政府承担运费后，这块重要碎片才在2019年9月抵达吉隆坡。

　　此后，外界再也没有看到关于该碎片的消息。当碎片被扣在马达加斯加时，马来西亚在2018年发生了61年来首次政党轮替，此后政局多次动荡，负责领导MH370调查的时任交通部长廖中莱在2018年搜寻工作尚未结束时去职，随之交通部内部人事变动频繁。

　　中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三国联合搜寻已在2017年结束，根据当时签订的协议，此后的官方调查移交马来西亚交通部负责。MH370的“东家”马来西亚航空公司也在2018年11月宣布解散自己的MH370调查小组，所有工作移交政府。但是，在“最终报告”发布前，马来西亚交通部方面的调查“就已经不怎么运作了”。

　　“如果这件碎片来自MH370，它可以证明飞机是如何撞击水面的，”今天，吉布森依然难以释怀，“他们（马来西亚政府调查组）应该调查并给出结论……”

　　2018年3月到6月的搜寻工作结束后，家属和业界人士都曾向负责调查的马来西亚政府提出新的搜寻建议，后者沉默以对。虽然马来西亚的官方调查组继续接收新证据，但再也没有公开自己的调查进度。

　　2020年底，有人在南非海滩上发现一件可疑碎片，南非民航局调查认为来自波音777客机的右翼。截至2021年3月，该碎片仍由南非民航局保管，尚未交接给马方。

　　为了极微弱的可能

　　吉布森的生活越来越拮据。他没有结婚，没有孩子，在西雅图有一间不大的公寓，没有买车。被疫情限制出行后，他重回律师职业，为本地企业提供商业咨询服务。

　　吉布森的父亲是著名法学家菲尔·吉布森，曾长期担任加州(专题)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这位富家子弟如今已习惯了艰苦生活，每次搜寻碎片都住经济舱和廉价旅馆。即便如此，七年间他还是“花掉了能花的所有钱”，卖掉已故父母在加州的大别墅。

　　像吉布森一样还在搜寻MH370的人有很多。由工程师及专业人士组成的MH370独立专家组曾在2018年为最近一次大规模水下搜寻划定搜寻区域。2020年，他们发布了一份全新的搜寻区域建议报告，并在今年1月进行了最新一次数据更新。

　　独立专家组负责人、美国科学家维克多·伊内诺介绍，独立专家组是一个松散的专业人士群体，通过线上方式联络彼此，为马来西亚政府和搜寻公司提供搜寻水域的参考。

　　相比此前ATSB和独立专家组进行的测算，最新报告纳入了更全面的变量和模型分析。一个突出的区别是，此前专家们仅以正常巡航燃油消耗计算MH370到达“第七弧”时的航程，而最新报告则纳入了一个分析燃油变化可能性的模型，模拟了波音777客机在不同可能性下的燃油消耗，以确定客机最远能到达的距离。

　　测算了3600种可能航迹，基于卫星雷达数据、燃油模型、此前搜寻数据、漂流物测算等五种变量分别独立计算客机最终位置的概率后，最新报告将MH370最有可能的入海位置锁定在“第七弧”南纬34.4度附近海域。

　　著名海洋学家、西澳大学教授查里塔·帕蒂亚拉奇则在2020年提出了最新的碎片漂流物洋流分析结果，部分推翻了ATSB和独立专家组此前进行的漂流物测算，认为碎片最可能源自“第七弧”南纬32度到34度海域。

　　不论是南纬32度还是34度，都在前两次水下搜寻的划界之内。但独立专家组指出，此前的水下搜寻对“第七弧”左右划定的搜索区域太窄，无法覆盖所有可能性。事实上，最新报告划出的建议搜寻范围中，只有10%不到的区域曾被搜索过。

　　维克多·伊内诺还指出，由于该片海底区域沟壑纵横，水下探测器采集的数据质量有很大差异，建议彻底检查之前的声呐数据。吉布森则建议，应该使用2018年搜寻采用的先进技术重新检查一遍此前被三国联合搜寻排除的海域。

　　ATSB曾在报告中承认，三国联合搜寻使用的有缆探测器最大的缺陷是无机动性。由于必须固定在水下某个高度，有缆探测器无法适应复杂多变的深海环境。搜寻MH370过程中，多次出现探测器撞上海底火山的事故。

　　而2018年搜寻使用的无缆探测器更为灵活，搜索效率也更高。第二次搜寻的实践证明，一艘搜寻船、8艘AUV，一百天就可以搜索完三国联合搜寻耗费两年多时间搜索的12万平方公里区域。

　　“我非常希望官方能在疫情之后重新开始水下搜寻。如果马来西亚政府没有能力，我也希望其他国家政府能够介入帮助。”吉布森说。对以他为代表的独立搜寻者而言，未来的困难在于投入与收获越来越不成比例。

　　在未能找到主体残骸的情况下，碎片的意义在于了解飞机最终姿态及确定主残骸位置。因为洋流原因，2016年之前发现的碎片才能帮助海洋学家确定MH370最终位置；而除了机翼、引擎、尾翼等关键部件的碎片外，目前发现的大多数碎片并不能为空难调查员提供更新的信息。

　　吉布森承认，疫情后重返马达加斯加，取得新收获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觉得有些早已被冲上岸的碎片“可能被当地人用做了围墙或者屋顶”。但是，2020年底在南非发现的右翼碎片给了他一点信心。那件碎片“可以告诉我们客机是如何解体的，以及是以什么姿态撞击水面的。”

　　“这样的碎片，只要还有可能找到，搜寻就是有意义的。”吉布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