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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开三轮带俩女儿流浪:拒帮助 有50个相亲对象

京港台:2021-10-8 11:02| 来源:北青深一度 | 评论( 8 )  | 我来说几句


女子开三轮带俩女儿流浪:拒帮助 有50个相亲对象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余晓芳带着两个女儿在街头,引路人围观

  那辆三轮车就像一个绿色的铁皮盒。它会突然出现在城市中某个繁华角落,等待并接受着人们的围观与“救助”,然后消失不见,直到某一天,又出现在另一个地方。

  掌控着“铁皮盒”的,是一个叫余晓芳的女人。没人知道她真正的目的地是哪里,唯一确定的是,从选择流浪的那一刻起,她和在“铁皮盒”出生、长大的两个女儿的命运,就始终和陌生人相关。围观中的打量、猜测和质疑当然存在,但最后,她们总会无一例外地收获陌生人的关切和馈赠。

  作为一个施与被施的故事,到此就该稀松平常地结束了。 但当有人对这两个“衣不蔽体”、“失语”的孩子产生道德或是情感上的牵动,并试图进一步将她们从“铁皮盒”里拉回到正常生活中时,他们却发现,“铁皮盒”开始关闭,它的主人带着它又一次消失了。

  

  移动的“铁皮盒”

  

  这里是珠江东岸住宅区,也是广州塔的“后花园”。 2020年8月一个寻常的周五,一个31岁的女人选择来到这里。

  她驾着一辆机动三轮车,车后的铁皮车厢是定制款,长2米,宽1.5米,右侧一整面掀开,能看到车厢内的全部景象:三分之一的空间被大大小小的生活用品挤占,塞着衣服、被子、尿不湿和米面粮油,还有一个12L的塑料水瓶,紧靠着电磁炉和发电机。

  车头单杠挂着一个红花搪瓷尿罐,顶上扣着的婴儿车和儿童浴盆,随着车晃动,叮当当作响,向外宣示着车上生活的还是幼齿小儿。

  从出生到现在,小女儿已经在车上过活了八个月。她小名叫嘟嘟,平时能吃能睡, 三轮车的空间关不住她。 娃娃肥胖的短肢极其灵活地四处爬行,碰壁了就转换方向——“扑通”,她从母亲头顶的空隙一钻,掉到地上。

  余晓芳被哭声吵醒,一个反手把她从地上拎回车厢。

  不远处独自玩耍的六岁女孩是姐姐。她头发乱蓬蓬地打着结,发量稀疏,下体赤裸,只套件发紧的洋红色T恤,在日头下光脚打转。

  没过多久,车上的女婴又绕过母亲的遮挡,爬到驾驶座,撞开了没锁的车门。她像个小西瓜滚下车,脑袋咚地撞地,炸开一声嚎哭。

  “我叫余晓芳,嘟嘟的爸爸不见了,我要找到他。”

  余晓芳通常以这句话开启自己的一天。

  “你报警了吗?”

  “走到哪里都会报警,警察回复只靠身份证查不到他最近一年的行踪。”

  “家是哪里?父母呢?不帮你吗?”

  “江西。我早跟他们断绝关系了。”

  “这样带着孩子生活在车上也不是办法。她们太苦了。”

  “我知道。我不会一直过这种生活。再找一个月,就找份工作让老大上学。”

  三两个人走到车跟前,打听余晓芳的需求,戳戳嘟嘟的小肚子,嘟嘟见到人就咯咯发笑,格外惹人喜欢。

  身穿碎花裙的年轻妈妈看不得这个,转身上楼,带着原本给自己儿子准备的没拆封的奶粉和尿不湿,把它们统统堆到车厢。

  头发花白的遛狗老人路过,从口袋里掏出五十块钱送到余晓芳手里,牵着的那只秋田犬对着大女儿赤裸的脚丫嗅了又嗅。

  一对租住在对面楼上的乌克兰(专题)夫妻走过来,丈夫从钱包里抽出两张红色人民币(专题),塞到三轮车席子下,并将这一刻记录在iPad里——

  “I’ll show this to my friends. I see Chinese people are helping each other.”(我要把这个给我的朋友们看。我看到中国人在相互帮助。)

  也有其他的声音。保安告诉余晓芳,再往地上乱扔果皮垃圾就只能请她们离开。

  一个女人,在路对面抱臂观察许久,突然走过来对着捐赠东西的人怒目:“这样有用吗!你们觉得这样有用吗?”之后扭头走开。

  

  不管跑多远,那个叫帆帆的大女儿总能被车上一根无形的线拉扯着,最终回到“铁皮盒”的家。

  从街这头跑到对面那头,她把自己逗出一串大笑,笑到打嗝,笑到咳嗽——

  “别笑了!跟傻子一样,丑死了。”余晓芳不喜欢这个笑声。

  这是她冒着单身生育罚款的风险生下的女娃,和嘟嘟同母异父,父亲依旧不详。

  有时候她会跟我说起帆帆的父亲是相亲认识的网友,有时候又说是分手后消失了的男友。唯一不变的是她说起这个男人时满意的神情——生孩子,一定要挑个颜值不错的男人。帅男人基因好,懂吗?你看他的孩子就长得很不错。

  除了长相不错,她看不太到这个孩子身上还有什么优点。帆帆掠过车厢,胳膊肘无意将热水壶碰翻在席子上,余晓芳一脚跳下车,用江西话朝她大喊:“就是个祸害!祸害啊!”

  骑车载着小孙子的阿婆路过,注意到了这个跟孙子年龄相仿的半裸女孩。

  “你好小姑娘。”

  “呜啦啦啊!”帆帆回应道。很快,阿婆意识到,眼前的女孩竟然不会讲话。

  “跟我一起说,这是裤子。裤子。裤子。你要穿裤子。女孩都要穿裤子。”

  “阿依啦啦哇哇啊。”帆帆对她“说”。

  “拜拜,你说,拜——拜。”阿婆边说边挥手,试图用动作加深她对词语的理解。

  “bie——”在重复了几十遍之后,女孩终于开始发出类似的声音。

  “对了宝贝!拜拜,拜拜,是拜——拜!”

  最终,帆帆学会了一边挥手一边“拜拜”。阿婆对着眼前挥手的女孩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她找到余晓芳,告诉她,她的大女儿学会了说“拜拜”。

  “为什么她不会说话呢?”

  “我不知道。可能她太笨了。她从小就不爱讲话。”余晓芳撇撇嘴。

  “给她找件裤子穿上吧!小女孩光着屁股像什么样子!”

  

  路过的阿婆教帆帆说“拜拜”

  天黑下来, 帆帆从当 天收获的食物堆里捡起一包棉花糖,递到母亲面前,发出“哼哼”的声音。 余晓芳把包装撕开,袋子丢到她怀里。 熟练的投喂是一天中母女少有的互动时刻 。

  塔下观光的游客举目远眺,将摄像头对准珠江夜行的游船,或是陪衬以黄色柔光的高楼。

  余晓芳的焦点与他们不同。她注视着车子对面的下水道,大叫一声:

  “快看!老鼠!住在下水道里的老鼠。真搞笑。老鼠都有家。”

  “我如果也能有个家就好了。”

  

  母女三人坐在地上吃路人送的快餐

  

  

  

  搬进出租屋,余晓芳立刻给杨蓉发了条微信,“这个房子有点小,放不下一个写字台。”

  2020年8月下旬,杨蓉像往常一样经过珠江新城地铁站,一眼看到了那个在地铁口爬行的小娃娃。

  “好想有个家。”余晓芳在人前说。

  得为她重建一个“家”。杨蓉想。

  回到家,跟爱人王永杰商量过后,杨蓉为余晓芳在朋友圈发起了租房众筹——有了遮风挡雨的住处,孩子们才能上学,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是吧?

  余晓芳接受了他们的安排。在她的判断里,杨蓉是“做美容整形的一个女的,看朋友圈特别有钱”。

  筹款结束后,杨蓉最终租到嘉禾望岗的一间二十平米的自建房,为余晓芳付好了三个月的房租。房间里一张1.5米宽的木板床占据了她和孩子大部分的活动场所,与在车上的生活相比,多了一个洗手台和一间厕所。

  

  三人的出租屋在城中村一角

  嘉禾望岗位于广州郊区,入夜以后,便民车跟“摩的”贴身疾行,三人一排的座位总是挤着五个人。司机使劲按着喇叭,催促上车的乘客扫码缴费。路边摊挤占着本就不宽的楼间道路,烤生蚝的汁液滋滋作响,溅到过路的行人的身上,味道随之充满村中各个角落。

  “这里的人都很凶,没有素质。”她怀念市中心友善的白领、宝妈和安静的社区。

  很快,她便向杨蓉倾诉这里天气太热、蚊子太多,房间里还缺少风扇和衣架。杨蓉在几天后采购了生活物资去看她,发现“家里像垃圾堆一样”,衣服在地上堆做一团,中间挤着尿盆,床上滚着几个半腐烂的苹果,嘟嘟捡起来,本能地塞到嘴巴里。

  为什么不收拾房间?她责问余晓芳。对方回她,看孩子太累了,没有时间整理。

  过了几天,余晓芳又告诉杨蓉,自己需要一台笔记本电脑,为帆帆学习用。杨蓉犹豫再三,还是把家里一台联想笔记本电脑拿了出来。她一会儿体谅她,单身母亲带着两个孩子的不易,“救急不救穷嘛”。一会儿又反感她,“一味索取,连句谢谢都没有。”

  余晓芳偶尔也会心血来潮地想想未来:

  “捡废品太赚了。我也想过捡废品。看见那个老太太了吗?附近的废品都是她收的,我没法再跟她抢这个地盘。”

  “摆摊也不错。我喜欢吃玉米,那我就去卖玉米,一天卖上两百根应该没问题。但帆帆得先去上学我才有时间摆摊呀。”

  “反正我不能去工厂!重复劳动一天枯燥得让人想死,何况我还要带宝宝。”

  设想被她一个个推翻。

  王永杰跟妻子杨蓉为余晓芳的事吵了架。

  “怎么对待孩子那是她自己的事。她就算把孩子卖了,和你有关系吗?”王永杰说。

  杨蓉说不清楚。她回忆自己初来广州创业,住的房子比余晓芳现在的出租屋还要简陋。女人少妇,来到她这里“千锤百炼”地变美,或因为生活,或因为工作。时代助推再加上个人努力,她创业成功,变成了有专人拎包的总经理。为了给余晓芳找合适的房子——最好离幼儿园近一些,还要方便余晓芳的三轮车停靠,杨蓉在城中村脚踩高跟鞋,冒着太阳找了七八家出租屋,最终才敲定这一家。

  

  这是帆帆面试的第四家幼儿园。

  “你叫什么名字?”

  沉默。幼儿园老师拉住帆帆的手,“你,名字,你的名字叫什么?”

  帆帆不断退后,试图甩开老师的手,嘴里嘟哝着模糊的“妈,妈妈”,看向窗外寻找余晓芳的身影。

  在场的老师摇摇头,如果不能有基本的沟通能力,是不能入园的。

  多次被拒后,我随她们来到一家离家较远的私立幼儿园。

  “如果宝宝没有受过普通话训练的话,老师会多花些时间教她。”园长彭佳妍向余晓芳保证。

  走了长时间的路,余晓芳有些疲惫,她只想尽快把这事搞定。园长说需要交户口本登记,她摊手,“户口本在我前夫那里。为了不跟我离婚,他把户口本扣下了。”

  她的确有过一个丈夫。帆帆即将出生前,为了逃避那笔单身生育罚款,她找到了与她同村的初中同学。这男人缺个老婆,她的结婚证上缺个男人。婚后不久,她又带着帆帆离开家乡,回归了流浪生活。

  彭佳妍只以为余晓芳是“带孩子从婚姻中出逃的女人”。她为余晓芳放宽限制,愿意等她下学期拿到原件再登记。

  

  老师给帆帆套上黄色的校服上衣,帆帆表现得安静,顺从,好奇地打量着幼儿园里的一切

  入园第一天,在教室里,这个六岁的女孩又脱掉了裤子,光着脚到处乱跑——帆帆的班主任多次向彭佳妍反映这个新生管教困难。

  帆帆并不知道厕所和衣服意味着什么,街头长大的她,想要排泄就直接蹲下,任何裤子形式的存在对她来说都是种负担。

  她尚未学会如何与人表达亲近。男同学睡着,她猛地把头撞在那个盖着被子的小身躯上,对着他露齿嬉笑。

  “班里是不是来了个不正常的小孩?”消息传开,最终有家长找上幼儿园。

  彭佳妍意识到这个女孩的教育远没有当初想的那样简单。她找余晓芳谈心,希望她能每天中午把孩子接回家,先教孩子一些基本的普通话。

  余晓芳干脆如实告诉她,自己在家不怎么跟帆帆讲话。

  “如果孩子觉得饿了想吃饭怎么办呢?”

  “也没饿着她,该吃饭就吃啊。”

  入园的第四天,帆帆在老师的训练下,学会了吃完饭将餐具归还给老师。上厕所的时候,被老师带领到厕所后,她也可以像其他小朋友一样蹲下如厕。

  放学后,班主任激动地把帆帆的进步告诉余晓芳。她试图让这位家长重建对孩子的信心——只要多加训练,帆帆回到正常孩子的行列,是完全有可能的。

  入园第五天,余晓芳突然给彭佳妍发微信,“我这个孩子连笔都没有学会拿,你们这个学校有用吗?根本学不到东西。”同样的话也多次发给了我和杨蓉,她想给帆帆退园。我试图暗示余晓芳,如果孩子一直不会说话,不上学,长大了怎么工作,又如何养活自己?

  她立刻回复我,“不会没有工作的!可以跟我一起卖废品,再不济可以给人代孕。”

  入园第六天,余晓芳要求幼儿园退费。她对我说,幼儿园想骗她的钱,于是她决定让帆帆退学,自己教。

  

  余晓芳带着帆帆退园

  “就像她(余晓芳)害怕孩子会变好,拒绝让她长大一样。”

  相识一周的时间,彭佳妍为这个六岁女童与自己短暂的交汇感到遗憾。后来,她听同事说有天在街头偶遇了这一家人,她们又重新回到了三轮车上,那个叫帆帆的女孩正坐在车内发呆。彭佳妍更关心的,是帆帆“后来有没有再上学”?

  退学一个月后,她的书包被局促地夹在车厢的米面袋中间。唯一被她捧在手里的,是一支尚新的蓝色铅笔盒,里面一排排铅笔列队似的排得整整齐齐,她每天“检阅”躺在盒子里的这些宝贝,珍惜着它们——即便这些笔或将永远躺在这里,失去原本的功用。

  

  黄埔大道正在沿着地铁站建设新的大楼。白天,推土机和铲车来往穿梭,到了夜晚,疲惫的建设工人陆续从里面爬出来,终于等来了休息的时间。

  这是一批被工程队雇佣的散工,王元浩便是其中一员。今年他已经五十岁了,还仍然是光棍一条。八岁时他被母亲抛弃,他变成了贵州一带的流浪儿,刚成年就因为贩毒吃了二十几年的牢饭。狱中劳改,他被落下来的山石砸了腿,走起路来一瘸一拐。

  晚上,王元浩和代班的工友一起吃馆子,临走前,他吆喝老板娘再来三道小菜和两碗汤,打包带走。他拎着打包的晚餐来到公园,为了给三轮车上的母女送饭。

  王元浩跟余晓芳聊自己之前坐牢的故事,她聊自己的婚恋往事。接着,他勤快地回到工地打了一桶热水,希望余晓芳给嘟嘟洗个热水澡,劝她给帆帆穿个衣服。

  “你看看你,都没有爸爸呀。”给帆帆换衣服时,余晓芳嗔怪地对她说出这句话。帆帆不解,黑亮的小眼睛直勾勾盯着今日格外温柔的母亲。

  

  晚上,三人在车上点了盏台灯

  回到工地,王元浩恳求老板给余晓芳找份差事。老板体谅她带着两个孩子,答应王元浩可以带她来工地扫地,一月三千,包住管饭。

  第二天,他告诉余晓芳这个工作机会,被拒绝。他提出带她们去吃早餐,余晓芳也拒绝了,让他直接在微信转账。

  “我要去相亲网上找有钱的老公了。”余晓芳告诉他,自己有更大的计划。

  “就你哟,跟个猪头一样,还有钱的老公?”

  王元浩决定不再花精力理会她,只在后几天悄悄记挂两个孩子。“我也曾经是流浪小孩嘛。”

  他见过一些女孩。刚流浪的时候,一些十二三岁的小女孩跟他一起从收容所出来,在稻草房挤着过冬。年纪大的流浪汉,晚上起身贴到女孩们的身上,随之传来一阵阵撕扯和叫喊声。

  后来因为贩毒赚了大钱,回到老家便有一个贵州女孩,被家里人送到他的土胚房给他做老婆。直到他被抓。

  “我就算打一辈子光棍,也不会娶(余晓芳)这种女人。”

  他把烟一扔,用脚在烟蒂上磨搓,打开手机,在微信上拉黑了一个头像,扭头朝工地走去。

  

  除了现实中的王元浩,余晓芳手机里有至少三个相亲群,微信里有至少五十个被她列入相亲对象的男人。

  这些相亲对象是余晓芳在街头求助之外的另一重选择。她总在想,或许有天有个真命王老五,能把自己带离这种乞讨的生活?

  眼前能领到他们发来的一些几十、几百块红包也不错。晚上有男人打微信视频过来,他们或是“远在索马里服兵役”,或是“失去了双腿但有两套房产”。

  她的生存之道从来不是委曲求全。兴致高时,她会承认,嘟嘟的生父并非失踪,而是她主动抛弃了他——一个流浪汉好吃懒做还要用她的钱,她觉得吃亏极了,必须扔下他。

  “找不到合适的伞,宁可淋雨。”余晓芳在微信签名打下这行字。

  她并非完全不在意形象。形象决定了她在相亲市场中的价值,百无聊赖,她对着后视镜拿着各种渠道搞来的口红试色,好看的就去淘宝搜一搜同款,找便宜的下单。提起杨蓉,这个已经在她生命中差不多消失的过客,她还会记得这个人的医美职业——因为自己也做过隆鼻。

  “这鼻子花了两万块。塌鼻梁克夫,不隆鼻没人娶我。”

  

  停在路边的“铁皮盒”

  车上的母亲大部分时间在网聊或者玩“消消乐”,车下帆帆学着自己照顾自己。一个铅笔盒、一个化妆袋,她紧紧攥着这些得来的小玩意,不愿分享给别人。嘟嘟爱学人,看到姐姐的玩具,也一定要抓一抓。

  帆帆不懂为什么这个小东西总要夺走她的玩具,便抓着铅笔盒不放,二人同时放声大哭。专心“消消乐”的余晓芳顾不得回应,只得一把夺过帆帆的铅笔盒,塞到嘟嘟手里,制止这场哭声。

  “这个世界不会因为你哭就对你格外宽容知道吗?”她对帆帆说,又好像在自言自语。

  失去了铅笔盒的帆帆,默默走到车轱辘附近撒了泡尿。嘟嘟也迅速地爬向姐姐,肚皮被尿液浸湿。

  小解结束后,帆帆使劲在裆部挠抓。不卫生的环境让她经常发痒,不穿内裤直接套裤子更加剧了这种症状。屁股痒的同时,她长了针眼的眼睛也突然开始刺痒起来。

  “后天性失语”不仅让她过去的经历永远沉寂,无法被打捞,也让她失去了连接世界、消解恐惧的出口。因为一次肉丝塞到牙缝里怎么都抠不出来的经历——她见到肉便敬而远之,再也没吃过。

  然而这一次,身体的不适还是超出了她的理解和承受范围。她开始无助地哭喊起来。

  帆帆哭着爬上了车,爬到母亲身边,不断扭动着身体,用屁股蹭着床垫,手蹭着眼睛,这哭声很快变成凄厉的尖叫,和她母亲手机里传来的“消消乐”的声音融为一体。

  二十分钟后,她哭累了,迷迷糊糊中又摸了几下眼睛,便一头倒在车里堆积的碎布衫中,沉沉睡去。

  

  “我也没想到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我生她那时候才初为人母嘛。现在又成人母的时候,肯定又不一样了。” 余晓芳偶尔也会解释起帆帆没有社会能力的原因。

  她也会说起自己在江西宜春隍城镇一个小村庄的成长经历,讲述那些难以求证真伪的“原生之罪”——

  你知道江西吗?我家是开养牛棚的,大部分时间住在郊区养牛棚里。我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弟弟是个聋哑人。他都残废了我妈还是对他格外亲,格外好。

  我从小就是他的玩具,他取乐的方式特别变态,就是打我。我当然不能任他打啊,我就打回他,我就反抗。然后他就哭,把我妈引过来,我妈就会拿藤条鞭子抽我。

  她一抽我,我弟就开心了,不哭了,笑得特别灿烂。我妈还会让我来安慰他,摸他头,甚至让我舔掉我弟弟脸上的眼泪。

  她让我像一个妈一样去爱我的弟弟。泪水在他脸上,她让我吃下去。我真的很恶心。我就给他一巴掌,我去你妈X的恶心死了。

  我觉得我父母不配为人。他们尊重我弟弟,不尊重我。我曾经无数次跟他们沟通,每天都哭,活在一种要自杀的状态下。我似乎从出生开始就在做这种事情,一直做到十六岁。

  如果不是我父母不负责任的话,我不会渴望这个世界来拯救我。我不能够自力更生,不懂得生活,单凭我自己的本事去捡废品,一年攒不到五百块钱。

  乞丐只是别的人留下的后路罢了,不至于这个世界有人饿死。如果有人饿死这是个什么世界?一条后路都不留给别人。于是我就来做乞丐。

  至于生孩子,我生她们是为了养老,而且我没有朋友。我找不到朋友,我觉得我应该生个孩子才行。

  2019年底,刚生完嘟嘟一个月,在车上坐月子的余晓芳被安徽当地记者发现,她的三轮车生活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

  电视新闻曝光后,村委会不得不亲自到她家调解,劝说父母把在外流浪的她接回家。

  小女儿的户口问题如何解决,余晓芳的那段婚姻是结束还是存续,没人能给出确切的回复,推动这件事情的一点点进展——记者给她结婚证上的男人致电,但对方电话一直“正在通话中”。

  在那条早间电视新闻里,乡野摇晃的野草和杨树对着镜头招手。从余晓芳家里的牛棚看出去,一条通向村里的土路望不到头。

  余晓芳的母亲否认了虐待。从16岁起,余晓芳便辍学跟随其夫妻二人到佛山工厂打工。打工期间,余晓芳开始频繁出走。这种出走一直持续到跟初中同学结婚后。

  母亲在镜头前保证,可以帮女儿养她生下的两个女儿。

  “我愿意帮她带孩子,谢谢政府,帮助一点就好了。”

  镜头前头戴一顶红色毛绒帽,揣着手略显拘束的老太,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脸上浮现了一丝笑容。

  余晓芳的生活没有像报道中期许的那样发展。全国疫情解封后的第一天,余晓芳就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了老家,朝着广州,她最喜欢的南粤城市,一路南下。

  

  余晓芳一家三口所到之处常有群众报警,警察来了她便诉说自己的困难,熟练地被他们登记在案。

  她自知不讲卫生,但所到之处还是扔满了垃圾和孩子们已经染上污垢的衣服——反正日后还会收到源源不断的赠与衣服。城管来了她驾车而逃,逃不动,便拿起扫帚在注视下把垃圾打扫干净,直至他们无奈离开。

  江西救助站站长说她是常救对象,广州社区志愿者评价她“一句话十有八九是夸大”。与这些人打交道时,余晓芳始终保持着求助距离——平时尽量避免与他们打照面,只有需要社工帮忙买回乡的火车票或者换一床过冬的棉被时,她才会主动扣门,让他们找到她。

  冬天,为了乞讨方便,余晓芳不再开着车四处走,而是把车停到地道桥下面,带着两个女儿走上街头。她铺一张棉被在街边,又盖一层在身上,以地为床。两个女孩的脸颊被冷风吹硬,红血丝藏在被尘泥包了浆的小脸下面。她们生了冻疮。

  白色塑料盒放在被子前面,里面零散放着几张一元、五元的钞票,和一张收款二维码。盒子下面压着一张A4纸,上面写着两个大字:“求助”。

  

  为了方便乞讨,余晓芳带着孩子睡在街头

  “你以后不要来找我了,现在我要专心赚钱,攒点回家的路费。”余晓芳要求我减少跟访的次数。相处四个月之久,她不断向我证明自己行为的正当性,也感受到我对她不够信任。

  “为什么会觉得我不相信你?”我问她。

  “你觉得我在外面乞讨是错的。”

  2020年底,社工何世钧在广州火车站发现了她们母女三人。

  在他的救助生涯中,曾见过把婴儿从精神分裂症母亲身边送到福利院的案例。此刻,抛去职业素养,他倒希望余晓芳得个什么病,这样社工就有正当理由把孩子从她身边领走。

  “她没什么可以控制的,只能通过控制孩子来控制社会。”

  他们想过很多方案。比如试图寻找基金会负担帆帆就读特殊学校,或是劝说余晓芳将孩子送养。但余晓芳不断变化着流浪地点,短期救助无法对她进行长期跟踪。救助方也难以信任她——就算是基金会,也担心她们是个无底洞。况且,让孩子离开母亲,找到生父或者第二监护人,这一切就会好起来吗?没人敢做保证。

  最后,社工何世钧只能在火车站附近找一家宾馆,带余晓芳和孩子们进去住一晚,躲避即将到来的寒潮。

  

  2018年,四岁的帆帆坐在街头(图片由社工提供)

  

  

  2021年1月,余晓芳在街头冻感冒,嘟嘟得了中耳炎,她主动找到了附近的社工,被带到最近的妇幼医院住院吊水。医院为她们安排了靠近厕所的隔间,一日三餐免费供应。

  护士一遍遍把针头扎到嘟嘟黑乎乎的小脚背上。在街头长大的第一年,也是她来到世界的第一个年头。她变得不再像夏天那样见人就笑,把手伸到她眼前摇晃时,眼睛也不再好奇地追着跑。

  帆帆的嘴唇裂成了四瓣。她在妈妈和妹妹的病床前垂着脑袋,眼皮耷拉着,显得没有精神。测量体温后,医生发现帆帆在发烧。她们提出帆帆需要挂号抽血才能拿药。余晓芳抬头四顾,想到周六的晚上,社工不上班。

  “社工不在谁带她去挂号?谁来报销?医院挂号抽血化验都是为了骗人钱。我没有钱。”

  

  “我现在不赚钱了,在干别的事情。”

  五个月后,我突然收到了余晓芳开车赶往北京的消息。她告诉我,她要来北京相亲了。

  她与贺延庆在相亲群里认识,不止一次收到他超过一千元的红包,她断定这是个来自北京的有钱人。

  这个“有钱人”满足了她很多幻想——因患小儿麻痹症身体残疾,家里人不需要四十岁的他传宗接代;他承诺跟她结婚,孩子们也会有北京户口;贺延庆的父亲前几个月刚去世,如果有一天母亲也去世,她或许还能占有一份房产。

  余晓芳不知道“京户”对她们母女三人的具体概念。她只能猜测,或许有更多的补助款,更便利的医保,还有永远留在大都市的生活,不用再像在广州那样,欲望被无限放大,她却只能反问“世界上有钱人那么多,为什么不能分我一个?”

  在余晓芳连夜赶往贺延庆家的路上,我见到了余晓芳和两个孩子。

  时隔半年,帆帆长高了一头,已经七岁了,到了义务教育的年龄。常常梳不开的打结长发被剪去,她的裤子还是褪到屁股以下,走起路来因为裤腰勒在大腿间,像个摇摇摆摆的企鹅。

  她的身体在“长大”,但思想和意识还与最初我认识她时无异,甚至更陌生,她不再试图与人亲近。

  “会好起来的。等孩子大点她就会知道自己不正常。”余晓芳说。

  嘟嘟已经学会了走路。一只狗经过,她会跟着走;有人拿着零食走过,她也会被吸引过去,跑到马路中间,引发车流堵塞,又被路人抱回。嘟嘟现在一岁零八个月,杨蓉家的小女儿与她相差一周,已经能通过说话来表达需求,但眼前的嘟嘟仍旧无声。

  

  嘟嘟学会走路后,常走到路中间引发车流堵塞

  午夜两点,余晓芳根据手机导航到了贺延庆的家。村子被一片玉米地包围,路灯昏暗。走到贺延庆家的平房院落,余晓芳看到客厅的大花被单和旧的家具物件——她已经确定自己不属于,也不该属于这里。

  “真垃圾。”“太偏僻了,落后。”“什么都没有。”

  第二天,她问贺延庆,是不是像他说的那样,成婚三年内能拿到北京户口?得到的回答是,政策已经变了,现在得需要十年。

  她的被欺骗感更重了。

  贺家人也无意挽留她。养育过行动不便儿子的贺母怎么也想不明白,怎么会有人把自己的孩子养成这样?“那么大个女孩儿,就在这拉屎。”她指着茶几旁边的垃圾桶,“不是正常孩子。谁敢要啊。”

  当天下午,余晓芳便带两个女儿准备离开贺家。

  “北京很残酷。我相亲很失败。”

  “你能不能帮我筹款让帆帆上个学?这样我就不用结婚了。”

  她左手抱着嘟嘟,衣角被帆帆乖乖握住,向停在门口的三轮车走去。这突然让我想起一年前帮她们搬到出租屋的那天,三人也是以同样的姿态从车上下来,似乎像是要走向另一种生活。

  但时间并不是凝固的。

  夕阳下,那个叫帆帆的女孩正在脱离稚嫩,向上生长。而余晓芳怀抱的娃娃也不再是襁褓中的婴儿。

  余晓芳将钥匙插进车头,发动三轮车,朝着太阳落山的方向,驶过村口,越过公路两旁的苞米地,头也不回地向西驶去。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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