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进中国30年 台商经历“镀金”到”撤退”三时期

西进中国30年 台商经历“镀金”到”撤退”三时期

　　台北 —

　　台商自1990年代西进中国以来，已经在中国经商长达30年，他们现在是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共同富裕”了? 还是面对黯然撤出中国的终局呢？长期钻研两岸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台湾学者林宗弘提出他的分析，而两位在中国经商近二十年的台商也对中国市场的起伏有着第一手、但却各异的观察。

　　位于台北的中研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林宗弘于10月13日在一场研讨会上，将台商在中国的经商历程分为三个时期，一是1992年到2007年间的“镀金时期”，其次是2008年亚洲金融海啸到2014年台湾太阳花学运间的“巨浪时期”，最后则是自2015年以来，台资出现明显外移中国或衰退的“退潮时期”。

　　西进成了台湾低薪元凶？

　　林宗弘说，首波西进中国“镀金”的台商受惠于中国便宜的劳工和充足的原物料，获利大增、也壮大了中国的经济，但却将苦果留给台湾，间接造成台湾青年的低薪跟贫穷人口的增加。

　　以1976年之后出生的“崩世代”为例，他们约在1999年进入劳动市场，但当时正值1999年至2001间台湾资本外移中国的“大西进时期”，台湾就业市场因此萎缩，再加上通膨，让好几个世代青年的薪资和购买力都远低于他们的前辈。而且他说，台湾越对中国开放，就越贫穷，而西进台商也不思升级，停留在产业价值链的底端。

　　林宗弘说：“(台湾)工资停滞十几二十年，到了最近三年才开始成长，然后呢？也没有办法吸引外资进来，开放贸易越是对中国大陆开放，本地的贫穷人口越多。厂商呢，宁可追求低工资也不去创新、不去升级，反而是留在台湾的人，我们看到台积电、它接受台湾相对比较高的工资，没有跑到中国大陆去，它现在升级的状况看起来还比较好。”

　　与此同时，中国热也颠覆了“有了外资就会更民主”的政治思维，因为当中国于2004年左右吸收到全世界最多的外资后，体制却未相对应地更开放。于是，政经学者圈兴起了“中国例外论”的论述。林宗弘说：“就有一个新的理论说，中国就是个例外，中国是最大的外资吸收国，可是其实外资是不会管你民不民主化，外资就是偏好、(中国)稳定的威权主义，好过不稳定的民主。”这里所谓不稳定的民主，指的就是台湾。

　　金融海啸后的“巨浪期”

　　接着是第二时期，2008年亚洲爆发金融风暴，这段时期的台商不仅面临商业环境和市场的挑战和转型，还有两岸政治上的剧变。当时，台湾总统马英九一上任后，就积极推动两岸开放大三通与签订ECFA。林宗弘说，两岸交流此时看似升温，但中共却暗中加大以商逼政的力道，利用政商关系来干预两岸政策的走向与台湾选情，形成威权国家反向利用台商的贸易依赖、投资依赖，来绑架外资和台湾。

　　林宗弘说：“台商被中国大陆用来利用，支持九二共识，在2012年的总统选举，台商联署，各省分的台协都出来签。说我们支持九二共识，要安定，要开放两岸关系，变成是反向利用台商来进行政治操作。”

　　不过，好景不常，中国的经济或许持续快速增长，但包含工资在内的经商条件却越来越不理想，而北京当局对台工作一度兴起“青年一代、基层一线”，所谓一代一线的新焦点后，因此排挤到给台商的租税优惠。再加上，2015年后，林宗弘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益集权、北京当局操作的民族主义也导致对外关系日益恶化，尤其美中贸易战开打，两岸关系也随着民进党上台而大逆转，此一阶段的台商逐渐选择撤出中国，回流台湾或往东南亚移转。

　　台资撤退期

　　林宗弘说：“习近平上台以来，一代一线同等待遇，特别是太阳花(学运)之后，就是要照顾青年，那进到中国大陆的台商就同等待遇，它不会再给你这些优惠，税收本地跟外地是一样，已经没有对外资有租税的减免，所以关税跟中国的税收加重，环境条件提高，土地取得困难，优惠产业跟这个程度缩减，内需市场竞争惨烈。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过去有进入内需的部分(台商)，其实也都在撤退。”

　　展望未来，林宗弘说，美中交恶的前提下，习近平还高举监管大刀，一一整顿电商、娱乐业、教育服务业和金融业等产业，导致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土地财政恶化，近日的限电更影响到民企的营运，不少台商也受到冲击。他警告，中国经济前景不佳，而习近平为了转移施政压力，近期变相提高台湾的国安风险，引发台海局势更加紧张，这是台商要谨慎因应之处。

　　在中国经商三十年的兴衰起伏，其实台商的感受最为直接，虽然他们对中国市场的观感不尽相同。

　　一位因议题敏感而不愿透露姓名的陈女士是在中国从事传产家具业的台商。现年65岁的她告诉美国之音，她与丈夫于2002年到广东东莞创业，至今仍在当地设厂。

　　中国基本工资飙涨

　　对于当年台商西进的盛况，陈女士说，她记忆犹新。她说，她与身边的亲朋好友抱持着“淘金梦”，先后来到中国，当时台湾缺乏的高贵木材，例如红木、红豆杉等，但看到中国不仅原料充足又便宜，为了扩大获利空间，她毅然决然前进中国。

　　不过，几年后，中国劳工工资涨幅惊人，让台商都大感吃不消。根据中国人力资源外包网数据显示，中国各省工资从 2009 年到 2011 年间的涨幅高达三成，在工资和原料成本双涨的前提下，陈女士说，她位于东莞家具街的门店因此被迫关门，改为专做接单生产。

　　陈女士说，回想当年，她确实在中国赚进大笔获利，也对中国的人治体制毫无戒心。但这几年，她感受到了“虎口拔牙“之痛，因为她的公司几度因环评问题遭到稽查，她告诉美国之音：“被说家具喷的漆有害水质，动不动就被威胁勒令停工，一次次的打通关节，让我们疲于应付。”

　　西进三十年，许多台商都明白，中国政治对商人的牵制，因此，人还在东莞的陈女士说，这么多年来，她早已学会不在政治上表态、夹缝求生的生存之道。她说，她会参加台商“忠诚爱祖国”的活动，以服从中共的政令宣导，但多年在中国经商的经验告诉她，中国朝令夕改，毫无诚信，表面上对外资的欢迎，实质上是利字当头，她也目睹不少台商从风光变落魄，因为中国合伙人把台湾人技术学走，再一脚踢开台湾人的事时有所闻。

　　两岸关系紧张影响台商

　　陈女士还说，习近平越来越专制，对台商影响更大。她说，以前台商聚会还会开中国玩笑，但现在大家完全不敢乱说话。陈女士说：“(香港)反送中事件之后，中共变成可以光明正大的侵门踏户到你家抓人，把单纯的反对、拉高到‘国安层级’，那可一点都不好玩了。”

　　另一名年仅30多岁、位在厦门的青年台商王先生则对中国的整体环境较为乐观。但一样因为议题敏感而不愿透漏姓名的他说，他是接手家族企业，于2002年立足厦门，经营酵素原料工厂，现在公司客户遍布全球。

　　王先生回忆父亲告诉他初到中国所看到的景象。他说：“那时候很像70年代的台湾，对于我父辈来说的话是属于有努力，就会有机会，那是一个机会很好的年代。”

　　王先生说，他不同意“台商(在中国)被限缩”的看法，相反地，他说，中国的经济崛起，对台商有益。王先生说：“因为中国大陆这边消费水平提高，整体的成本也提高的情况之下，对于台商来说就会很限缩。但是如果你的立基点在于说，这边的市场人比较多，你的销售范围是比较广泛的话，包含说这个市场大的话，那可能整个中国经济崛起，它的消费力也提升了。对于你的经营确实是有帮助的。”

　　王先生还分享家族企业的成功之道。他认为，台商到中国要入境随俗，了解当地政策，也要持续精进技术，这样才不会被市场淘汰。王先生说：“90年西进的时候，其实台商有很多的不同选择，(我)会选择中国大陆，也是因为有同样的语言、相似的文化。其实中国大陆一直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所以我会希望两岸在比较和平的基础之下去做沟通，会对于我们一般的平民，或者是商人、从事一些文化教育的人，比较有一个安定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