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们谈论方方的时候,我看的却是80年代作家去哪了

作者:8288  于 2020-4-16 14:02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作者分类:网络文摘|通用分类:文史杂谈|已有6评论


作家对社会的作用,都应该是守住一条良心底线,让社会不至于彻底礼崩乐坏。同时作家也给时代定下一把尺子,来丈量社会的精神高度。因为这把尺子,社会才不至于彻底滑向浅薄麻木。

 

不过这话放在今天,谁还会为这句话鼓掌呢。

"



 方方



01



紫禁城影业放映厅内,导演吕乐手指着银幕,划来划去,不停给几个台长说:

 

这是阿城,这是王朔,这是方方,这是余华……


那是2000年,吕乐把新拍的电影,送到紫禁城影业审核。看片会上,他担心几个电视台台长,不认识画面里的作家。谁出场,他就指着谁报名字。



 

片子放完后,几个台长坐那儿,净抽烟,不说话。吕乐刚想问他们的意见,边上一个电影发行策划人,突然绷不住,冲他大声训道:

 

这什么玩意!就这个能往电影院放吗?

 

吕乐一下子懵了,怎么作家演的电影就不能放了?

 

这部电影,叫《诗意的年代》,里面一直在谈“诗意”。但参演的没一个诗人。除了两个演员,其他全是作家。

 

开拍前,吕乐和制片人从一家空调公司,找来150万预算。然后把80年代红极一时的作家,挨个请了遍。最终出镜的南北作家,多达12位。

 

北方作家有,阿城、王朔、赵玫、丁天、马原。

 

南方作家有,余华、林白、陈村、徐星、须兰、棉棉、方方。

 

这个阵容,相当于搬来了整个当代作家的半壁江山。至今,这都是出场作家最多的一部电影。

 

电影的拍摄地点,在四川郫县。王朔来时先坐飞机,抵达成都。那时候他人红是非多,刚下飞机就被记者围追堵截,从成都一路追到郫县。

 

拍摄前,王朔要喝点酒。等满脸涨红,坐在摄像机前,边抠牙,边大谈什么是诗意。会场不时有个漂亮姑娘入画,替他们续开水,倒烟灰。等电影都快拍完了,他才知道那才是女主角。

 

电影出来后,王朔发现自己声音被掐了不少。每到“他妈的”地方,就被删了。

 

尽管如此,这部电影仍然没有过审,连张盗版碟都没有。直到2007年,吕乐拿着它去参加了威尼斯电影节,才得以重新面世。

 

参演的作家们得知后,激动得说:我得买一张放放,怎么也算我做了回演员。

 

现在我们回头看,《诗意的年代》是80年代作家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银幕里集体出场。而银幕之外,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在时代里集体登场。

 


 电影《诗意的年代》出演的作家

 


02



学者汪兆骞曾说,80 年代是一个作家群星璀璨的时代。

 

那时的80年代,十年浩劫刚过。人们精神上突然得到巨大释放,文学迎来井喷式发展。仅省级以上的文学期刊,就达200多种。国家级的文学期刊,南有《收获》,北有《人民文学》,发行量都高达100多万份。

 

那时候的文学杂志社,也慧眼识珠,发掘了莫言、余华、刘震云、方方、洪峰、王朔、阿城等大批好作家,创造出一个文学盛世。

 

莫言在成为作家之前,还是山东小镇的一名军人。1980年,他由于提干,当上了部队的图书馆管理员。那座图书馆里有3300多本书,他三年读完了1000多本。第四年,他无意读到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读完第一页,不禁感叹:

 

没想到这样的东西,也可以写成小说!这在我们农村不是到处都有吗!

 

那是1984年冬天的一个傍晚,莫言捧着《百年孤独》,被马尔克斯笔下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所激励,在房间兴奋地打转。从那以后,他也开始提笔,将中国的乡村写成魔幻的史诗。第二年,他就发表了《透明的红萝卜》,而从一举成名。

 

他本名叫“管谟业”,将谟字一拆为二,就是笔名:莫言。

 

不久后,中国作协举行了一次文学座谈会,谈的就是莫言的《透明的胡萝卜》。会上汪曾祺等文学前辈,一直在聊莫言的作品。而莫言就坐在旁边,从头到尾一句话没插上。活动结束,评论家许子东说:莫言莫言,果然人如其名。

 

那时和莫言同时出名的代表作家,还有余华。

 

余华曾经是一名牙医,在老家浙江海盐的小镇,白天拔牙,晚上读书。一天他在靠河的小屋里,第一次读到了卡夫卡的小说。仅仅看到开头第一行,他就像触电一般,激动地说: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小说!

 

那是1986年的初春,余华被卡夫卡笔下那《圣经》般的庄严、神话般的荒诞,瞬间打开了眼界和野心。从那晚开始,余华也立志写下中国的荒诞。为了表现这些的荒诞,他在小说里写下了大量的暴力和死亡。

 

后来由于长期这样手术刀般冷酷的写作,余华常被噩梦缠身。他总是梦见自己被人追杀,被人执行死刑。直到后来,他减少了血腥的描写,用隐忍的笔调写出了《活着》,这些噩梦才随之消失。

 

80年代中期,整个文学创作,都在学习西方形式,这也让大众产生审美疲劳。西方热之后,所有作家聚在一起,都会谈论一个人的写作,这个人是阿城。他的写作,与西方小说泾渭分明,是用纯粹的汉语语法,写中国的传统文化。

 

阿城是北京人,成名之前,他有天和几个编辑,聚在一桌涮羊肉。他吃完羊肉,点燃烟斗,为给大家助兴,讲了个下棋的故事。一讲完,大家都说故事精彩,可以写成小说,铁定好看。

 

阿城听了建议,回家一气呵成写成《棋王》。后来小说发表到《上海文学》,瞬间引爆全国。从那以后,他住到那两间小东屋,每天都来几拨编辑求稿。最后来人太多,阿城外出,门都不锁,就放几把挂面,访客自己煮面。

 

那一代的好作家,都从不同角度解剖中国、书写中国。有人寄情乡土,有人寻根传统,有人记录历史,有人讽刺时代。他们当中最优秀的这批人,其实在当时都很年轻。就是这群平均年龄不超过30岁的年轻人,都无一例外用笔参与了时代。

 


 阿城

 


03



马原曾说:80年代只能算作家的白银时代,到90年代,才是真正的黄金时代。

 

1992年,王朔出版了四卷一套的《王朔文集》。这套文集,破了两个记录。一是此前从没有在世的作家能出文集,王朔给开了先河。二是此前作家从来只拿固定稿费,王朔首次改革为版税制。

 

结果这改革成功,从这之后,版税制沿袭下来,还帮所有中国作家涨了钱。

 

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国影视也迅速崛起。作家们随着作品被电影改编,都进入鼎盛时期。王朔光在88年一年,就有四部改编电影同时上映。以至于他都感觉没法谦虚了,跟哥们叶京说:中国电影,哥们儿现在平趟!

 

进入90年代后,史铁生、刘震云、方方等,几乎所有成名作家的作品,都被搬上了银幕,走向国际。那十年作家的小说改编权极为抢手,哪个导演能抢到好小说,就意味着电影就先成功了一半。

 

阿城的《三王》,仅三个中篇小说,版权都被抢得死去活来。他到台湾时,侯孝贤找他要《孩子王》的改编权,以为很容易,结果阿城说:早就被陈凯歌下手了。侯孝贤又问,那《棋王》《树王》呢,阿城说:早被徐克、田壮壮抢走了。

 

导演里抢小说改编权最狠的,还是张艺谋。他专抢作家的代表作,先抢了莫言的《红高粱》,又抢了苏童的《妻妾成群》,接着还要抢余华的《活着》。他怕余华不出手,先开出天价改编费。结果快签合同时,又派副导演找余华商量价格。余华以为他要反悔,很不高兴。结果张艺谋那头说:

 

我的意思,是给你再翻一倍。

 

90年代是作家们最好的年代,也是他们最重情的年代。

 

那时史铁生久居北京,有一阵余华和莫言也在北京暂住。史铁生虽然瘫痪,但常摇着轮椅去看他们。摇车到了门口一喊,余华就跑出去背他进去。几人光着膀子,通宵聊文学,累了就铺席一睡。

 

他们附近有一片农田,到了天黑,余华和莫言就到摸进去偷黄瓜。回来的走道里有水缸,余华将偷来的黄瓜在水缸里一洗,给史铁生送去。史铁生咬一口,哎呦,一辈子没吃到这么新鲜的黄瓜。余华得意地说:

 

要知道,这黄瓜从我们摘下来到进你嘴里,还不到10分钟。

 

后来沈阳有个活动,邀请史铁生参加。史铁生瘫痪后从没出过远门,舍不得这个机会。余华、莫言、刘震云三人,为了成全他,一起把他扛到了火车上。下车时,刘震云负责背他,余华、莫言负责给他抬轮椅。

 

到了沈阳,作家们还举行了一场足球赛。史铁生因为瘫痪,只能坐在轮椅上做拉拉队员。但余华知道史铁生是个体育迷,做梦都想上球场。他不顾对方球员的反对,把史铁生推到守门员的位置,说:铁生,守球门的重任,就交给你了。

 

结果那场比赛,对方球员怕踢伤史铁生,没人敢进攻,但史铁生比所有人都开心。

 

1998年,莫言、余华、苏童、王朔四人,受邀参加远东文学会。上飞机前,王朔去商店买了一副扑克。四个人将扑克一路打到意大利,在意大利从北打到那不列斯,再打到罗马,然后打回北京。


那是他们那代作家最好的时代,可以凭着一支笔参与时代,也可以穿越大半个地球去演讲,一副扑克从北京打到罗马。那时候所有人也满怀期待,眼看中国作家再上一个台阶,就能冲击巅峰。但谁知此后,却意外迎来了漫长的大滑坡。

 


前排为史铁生,后排左一刘震云、左二莫言、左三余华


04



教授谢有顺说:2000年以后,文学的断裂是一个事实。

 

80年代时,《收获》的主编巴金,看到杂志销量百万,满大街都是。他害怕文学承载不起社会责任,担忧地说:这很可怕,100万份太高,宁可少印一些。

 

而短短十几年后,曾经发行100多万册的《收获》,销量锐减了近百分之九十。

 

2000年后,是80年代作家最不适应中国的时候。所有人都被商业主义所裹挟,以前他们演讲的地方,现在站满了商人。新的文学市场,也被卫慧、木子美这些“用下身体写作”的网络小说所占领,年轻人的写作也都变成了选秀活动。

 

2006年,一个文青创办出“中国作家富豪榜”。所有作家无论写什么,都以挣钱能力排位。没想到榜单大火,事实证明,比起作家的使命,人们更关心作家的资产。后来阿城接受采访,记者称他为作家,他开玩笑说:

 

畅销作家和作家不同。畅销作家是有钱人的概念,作家是要饭的概念。

 

谁能听不出来,他讽刺的不是作家,而是时代。不得不承认,在物质主义面前,作家都渐渐失去了尊严。80年代,文学是年轻人的匕首。但到了2000年,如果单纯当一个作家,别说捅死人,可能连自己都养不活。

 

2009年,刘震云出版了《故乡面和花朵》。这部大长篇,他呕心沥血写了八年,修改无数次,最终写成两百万字。但出版后在市场如同哑炮,完全卖不出去。即便在文学青年聚集的豆瓣读书,它的评论人数也只有24人。

 

莫言、余华、王朔、史铁生等作家的书,也都集体遭遇滑铁卢。80年代被誉为“先锋五虎”之首的马原,对同行说:属于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几年后的春节期间,余华走在街上,瞥见报纸上一则新闻,标题是“作家被打”。

 

他一看,发现被打的作家,是他80年代的老朋友洪峰。事情的经过,是洪峰在08年后退出文坛,回到云南隐居。而在云南乡下的第4年,当地村支和他结上了私怨,除夕那天带着七八个人上门,将他暴打了一顿。

 

余华跑到云南去看洪峰,见面就来了一个拥抱,而洪峰疼得直咧嘴。余华一问才知道,他被打断了三根肋骨。但洪峰被打伤的,不只是肋骨,更是他的内心。他伤心的说:

 

作为一个作家,我写了那么多东西,试图改变这个国家一些人的想法。但发现很扯,人们几十年前什么样,今天还是什么样。

 

因为精神上经历了绝对的失望,他反倒从失望中打开了任督二脉。从那以后,洪峰不再隐居,开始转行做电商。他开了家网店,和当地的农民合作,卖手工品、猪肉、鲜花饼等等。经过几年的经营,生意越来越好。到16年,他仅手工品的销售额,一年就达6000万。当地的农民也在他的产业链里富裕起来,每年能收入大几十万。

 

这时候,洪峰面对自己人生360度急拐弯,他不知道是时代错了,还是自己错了,他荒诞地说:当了那么多年作家,感觉自己没有用。现在,我终于感觉自己有点用了,至少能让农民手里有俩钱儿。

 

80年代的时候,所有作家都因为文学,从不同的道路汇聚到同一条路上。莫言本来是军人,余华本来是牙医,王朔本来是业务员,洪峰本来是搬砖工,但他们都因为用笔参与时代,结伴同行。

 

二十多年过去,时代的变迁,又让他们从同一条道路,走向了不同的人生岔口。



 余华(中)、洪峰(右)



05



2012年的12月,中国文坛突然空前热闹起来,所有人都在谈一个话题:

 

中国终于有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这个作家,就是莫言。

 

其实在此之前,年轻的读者并不知道莫言是谁,也从未读过他的书。他们关心的只是这个奖,而不是莫言。网络突然涌出无数赞美莫言,也冒出很多批评莫言的人,但实际上,他们连一本莫言的书都没有读过。

 

事实上,莫言几乎是中国最直面社会的作家,他的小说里讲述了中国最残忍的历史。但在新的时代,他却被从未读过他书的人骂为“五毛”。而他虽然有能力去辩护,但也知道那没有用,只能是默默承受这些误解。

 

诺奖颁布后,莫言再也没有发表新作。他说,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写了。

 

我们不得不承认,即便是莫言这样,最能代表当代文学的作家,也已经对当下的社会束手无策了。当他书写60到80年代的中国时,笔下展现了巨大力量。但到2010年后,中国的复杂程度,完全超出了他用笔所能的触及范围。

 

实际上,在与时代旷日持久的对抗里,其实中国作家早就输了,输的很彻底,阵地早就没了。在两种境遇中,曲曲折折试图找平衡,等平衡找到了,自己也就扭曲了。

 

不知道啥时候开始,一个深刻的作家说话,可能还不如一个廉价五毛大V拥趸众多。更多时候,一个严肃的作家,也不敢再轻易说话,因为一说话就会成为喷子的靶心,淹没在义正言辞的讨伐之中。

 

而大部分作家呢,为了保证下次还有说话的机会,只好谨慎说话。慢慢有些话说不痛快,也就索性不说了。

 

到2007年左右,80年代的作家,基本都觉索然无趣,鸣金收兵了,只有王朔还可一战。但结果他也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十多年里,王朔也彻底不再出面,蜗居在家养猫,连最后一张照片都是徐静蕾拍的。

 

作家们偶尔出书,似乎都变成了最后的仪式感。有一年,编辑杨葵找阿城,想出版他的旧作,问有什么要求,指望不指望畅销,阿城叼着烟斗,想了半天,就说了句:把书脊弄笔直就行。

 

10年之后整个市场的新书,绝大部分的风格,是书名吓唬人,封面花花绿绿,腰封密密麻麻,书脊歪歪斜斜。一个作家想出本体面的书,都成了奢求。在过去,几乎每个作家的理想,都是想自己的书能传世。但到了今天,最好的作家都想着,能把书脊弄笔直就不错了,能稍微体面一点,就行了。



 王朔



06



2020年,疫情到来后,有位武汉的作家,退休在家的她意外发现自己火了。

 

这个作家,就是靠写武汉日记大火的方方。其实她早在80年代,就已经大红大紫过。但今天大部分人,都是第一次听说她。

 

80年代,方方是以写长篇小说为主的作家。到了今天,她的小说几乎已经没多少人读了。但谁也没想到,她最终靠写日记又火了。一个写小说的严肃作家,却靠日记被大众关注起来。她在网上的任何一则短短2000字的日记,都比她写过的几百万字的小说要火得多。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讽刺?

 

当日记这种最私人的题材,变成了最公众的话题。不知道,这又算不算一种讽刺?

 

更不知道,前几天赞美她的人,然后过几天就加入铺天盖地的谩骂队伍,这又算不算一种时代讽刺?

 

20年前,和方方一起拍《诗意的年代》的作家们,在电影里留下了最后的集体影像,此后再也没有集体发声。方方在最后一篇武汉日记中,写道: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这像是她代表作家群体,再次向大众道别。因为大众对作家,从来是用完即忘。赞美方方的和谩骂方方的,想必很快都会遗忘方方,连同遗忘一切遭遇一样。

 

1988年,霍达出版了小说《穆斯林的葬礼》后,一次活动上,记者问她:一个作家对于社会来说,是什么呢?

 

霍达笑了笑,朗声说道:作家,就是社会的良心。

 

意为作家对社会的作用,都应该是守住一条良心底线,让社会不至于彻底礼崩乐坏。同时作家也给时代定下一把尺子,来丈量社会的精神高度。因为这把尺子,社会才不至于彻底滑向浅薄麻木。

 

不过这话放在今天,谁还会为这句话鼓掌呢。

 

80年代的作家们,各自都怀着不同的伤心,以不同的方式远去。王朔离群索居,阿城写下几百万字,放在抽屉里,不再给众人看,方方一战“成名”,终会退场。

 

80年代的这些作家群像,集体如灯塔出现,又集体如灯塔消失。作家是一个社会的良心,但这个良心所剩无多。

 

据统计,10年后中国的大熊猫还有1000多只,但那时的中国职业作家,可能还没有熊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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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评论 评论 (6 个评论)

4 回复 sousuo 2020-4-16 20:22
时代
5 回复 tea2011 2020-4-16 23:04
无语。
4 回复 嫑孬甭歪 2020-4-17 08:23
習總也不呼籲一下,嘁,好歹也是「知青」呢...
^_^。
5 回复 vector 2020-4-18 03:05
80年代那批作家,生活在中国和西方的生活水平差距巨大的年代,几乎集体成为了斯德哥尔摩症病患,就和极端穆斯林分子一样,西方就是他们的信仰上帝,崇美媚美惧美深深的刻入了他她们的骨髓里,见不得任何说中国好,西方坏的事例,和现在的中国80后,90后,00后完全脱节,终被时代所抛弃。
他们的文字,再也难以唤起年轻人的注意,再无法在市场中得到回应,只能靠着中共的专业作家系统豢养。
很多80年代的作家,像穆斯林原教旨主义分子一样,不能适应时代变化,心里更加失落,变得越加的变态,极端,方方和倍可亲上的这些50,60后就是例子,可以称之为西方原教旨主义极端分子,或者美国原教旨主义极端分子。
西方,美国就是他们的信仰上帝,就是他们的神祖牌位。
5 回复 8288 2020-4-18 03:37
vector: 80年代那批作家,生活在中国和西方的生活水平差距巨大的年代,几乎集体成为了斯德哥尔摩症病患和极端穆斯林分子一样,西方就是他们的信仰上帝,崇美媚美惧美深深
那里抄来的?
4 回复 vector 2020-4-18 05:01
8288: 那里抄来的?
自己这些年和这些50后, 60后老年西方原教旨主义分子论战总结出来的,
精准,精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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