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苦难并快乐的知青生活

初中一年级毕业，下乡，说明还没有长大，说明还没有知识，在靠自己管理的生活中必然如此狼狈。

1969年初，我们搬到小队的队部来住。青年点正在紧锣密鼓的盖着。国家给知识青年拨了建房款，本来能够盖一个挺好的砖瓦结构的房子，可是黑心的小队干部只给我们盖一个里生外熟（就是房子的墙壁外面是砖，里面是坯）的三间房。由于我们男生们闹得很厉害，四名女生不愿意和我们男生出入一个大门，只好女生走北门，男生走南门，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青年点就算交公。

1968年到1969年，我们的粮食由国家调拨。，到清河镇的粮站买粮。1969年以后，我们的粮食就和农民们一样了。

在1970年冬天到1971年夏天，苦难在笼罩着我们。各个青年点由自己管理。都是十七八岁的青年，根本没有管理自己的能力。吃饭没有柴，锅中没有米。冬天的青年点没有温暖，四壁透风。生活是那么艰难。

我们的精神生活还是很丰富的。我在青年点的大墙中央，挂了一幅毛主席画像，两边由我起草并书写着“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为毛主席争气”十六个大字。记得有一次，我们生产队的五七战士刘丽英（我们称之为二姐），见到我写的横幅说：“毛主席为你们撑腰，难道不为贫下中农撑腰”，我回答说：“当然要首先为我们撑腰”。对面门侧墙上，用五线谱写出的“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全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山楂树”都是我们最广泛流传的美好的歌声和音乐。

我们青年点文武全才，两把小提琴，两把吉他，还有口琴若干。当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全体上房，音乐声在寂静的大地上随风飘荡。第二天，有人向大队书记报告，琴声影响了他们睡眠。 青年点门前，我们自己做的单杠和双杆，成为我们体育锻炼的乐园。

1971年初，是我们最为诅丧的时间。抽调的消息来了。各小队的生活陷入了绝境。第一是没有粮食，第二是没有柴火。全大队九个青年点，各个烟囱都不冒烟。一旦青年点的烟囱冒出炊烟，其他青年点的同学们就会蜂拥而至，共同分享快乐的美餐。记得九队我的同学吴一非躺在青年点的炕上，对前来的同学们说“我都三天没有吃饭了”，可见那是我们悲惨的生活。

没有柴，我们的锅盖被烧掉了，房上的房葆被拽下来了。晚上我们就是游击队，跳墙，卧倒，来到大队部前，两个人放哨，两个人去偷大队的柴火。有了柴了，还没有粮食，这时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们几个同学，拿着麻袋到大队的地里去偷苞米，去偷地瓜，在半夜里好美美的去消灭饥饿。

大队党支部书记何文彦是我们十分敬佩的长辈，他六十多岁，身体非常好，以前还当过辽宁省的劳动模范。他的消息十分灵通。第二天，他来到我们青年点，告诉我们，以后不要去大队偷柴了，没有柴就去大队部拿好了。每次想到这里，我都暗自流泪，一种辛酸感觉由此而生。

我们有自己藏的一部分米，不够我们生活的了，无法坚持到新粮食下来。有一次，我们为了自己吃饱，不敢在白天开伙，要等到半夜才能动手。炊烟渺渺的升起，当我们刚刚要享受美餐的时候，一阵急促的脚步，外面已经来了一队人马，来和我们共享晚餐了。

很长时间没有进油水了，我们每个青年都要疯狂了。一天我们四个人去货郎屯买东西，回来的时候，在一望无际的稻田地里我们发现了一群鸭子，真是恶从胆边生，我们决定一个大胆的想法，去偷个鸭子吧，回去为我们解馋吧。我胆子小，大家说你在路边坐着，给我们看找吧。

偷鸭子是一个很有学问的技术，只要把鸭子投一拧，铅笔刀一划，一个口袋装进去，事情就完满的。那时我们第一次偷私人的物品。在30年后回青年点时，据老农们回忆，你们68年青年是所有知识青年最仁义的。以后的知识青年的行为完全超出了农民的忍耐程度。

回去以后三个鸭子，作为我们美餐，我们叫来了隔壁的女生一同来吃。油乎乎的汤，肥肥的鸭肉。我们经历一次最丰盛的晚餐。鸭子毛立即焚烧，就在青年点前地里挖一个坑就消灭了第一证据。

没有不透风的墙。一周以后，大队书记何文彦来找我，（我是好捏的柿子）说：“货郎屯的鸭子是你们偷得吧？”，我脸一红，说没有，书记说，“已经知道了，人家主人知道了你们很苦，不准备告你们了”说完就走了。

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幸运的机会。第九队青年点的两个同学在偷本大队的一只鹅以后，被大队开了批判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