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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以曹汝霖回忆录为例谈谈如何读史（三）

作者：light12  于 2012-10-12 21:05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通用分类:网络文摘

时间: 10 11 2012 03:04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

6）张之洞与袁世凯提议赎回路权

众所周知，铁路在中国的引入无比艰难。早在郭嵩焘、刘锡鸿等人出使英国之际，就有大批的洋人川流不息地前来劝说中国修建铁路。据郭嵩焘日记，就连主持建造印度铁路的斯蒂文森（不是发明火车的那位，只是同姓）都曾亲自登门拜访，自报奋勇承担中国的铁路修建工程，向他们出示了自己绘制的铁路干线图，还报出了初步预算。刘锡鸿的英国译员博郎更是反复劝说他，两人的讨论被刘记录在《英轺私记》中。

这刘锡鸿并非白痴，自己就坐过火车，深知火车的便利与经济效益。但他仍然认为铁路虽好，只是不符中国国情，举出了一系列修建铁路的弊病。博郎一一加以解释，但仍未消除他的顾虑。其中真正的难题，就是中国没有那财力。

（刘问）“创造伊始，中国奚能有此巨款？”

博曰：“可借诸外国也。外国罔不借债，中国何惧而不为？借之既多，则债主护惜中国，不肯加兵扰乱之，以自失本利，亦维系交谊之一道也。”

余曰：“本利不偿，则兴兵勒取奈何？”

博曰：“讨债以兵，外洋所无。土耳其负欠最巨，各国咸宽假之，且代筹其国生财之方，即此可知其概。”（芦按：我还从未想到过这点。的确，鬼子不兴武力讨债。北韩赖掉了巨额外债，债权国还不是只有干瞪眼）

余曰：“此皆非治国正轨，恐未可恃。”

当时的满清大吏如同后来的土共，无一人懂经济学。出于自给自足的小农心态，当然无法接受“借债投资能发财”的怪论，刘锡鸿就认为这如同挖肉补疮：“洋人医足疾，辄断其筋而续以他物。如此灭裂办法，其何能久！”也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得出的这个医学发现。此公明明参观过西医院，而且观察力一流，立论何以灭裂如此？如今医学虽发达，也不知道发明了能代替韧带肌腱的合成材料没有。

但以中国之穷，不修铁路则已，要修，就只有靠借外债。关键不在于借不借，而在于不能丧失主权。我已在旧作中举出了滇越铁路与中东铁路作对比，指出前者是单纯的商业投资，不存在丧失主权问题，而后者则完全是强占殖民地的侵略行为。

晚清大员后来也悟出了这一点，张之洞袁世凯建议收回路权就是有大功于国家民族的举措。曹汝霖在其回忆录中讲到这一事实，惜乎不详。

据曹说，京奉铁路（如今叫“京沈线”）与京汉铁路都是借款修成的。前者由英国人出钱，后者由法国人出钱。京汉铁路一开头是“芦汉铁路”，因为朝廷不准火车入京城，只能修到卢沟桥。拳乱之后，才把城墙拆开，让铁路进了内城。

这些线路都是洋人投资建造的，洋人自然享有全路的行政权与管辖权。张之洞与袁世凯觉得这有碍于中国的主权，于是建议“借款造路不应有全路行政权，并请重订合同，只管会计，不管行政”。朝廷采纳了他们的建议，设立了邮传部，专管路电邮政。首任尚书为陈璧，为交通部之前身；又设铁路总局，以梁士诒为局长，叶恭绰为秘书长，“与各借款国磋商重订合同，厘定权限，借款国只管会计，行车人事，均由路局局长管理。借款分年归还，还清路归国有”。

这样就把洋人投资建造的铁路的路权完全收回来了。虽然留下了个“借款国只管会计”的尾巴，但我认为那非但无损于中国主权，而且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盖当时的官场太贪污（当然可能比现在清廉吧），若不让鬼子管会计，则铁路收入必然被贪污中饱得一干二净，非常无法归还贷款，只怕还要债上加债。

各借款国竟然如此通情达理，同意与中国重订合同，交还路权，令人印象深刻。也不知道梁士诒等人是如何谈判的，可惜曹汝霖没有详细介绍。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谈判对手是野蛮帝国主义如沙俄与日本，那就万万不会作此让步。日俄霸占的南北满铁路别说路权，就连其特有的“铁路附属地”都未能收回。直到俄国爆发革命，北洋才趁机收回了北满铁路的“附属地”，但行车、人事等权仍由苏俄霸占。日本战败后，苏联竟然强占了他们早就丢掉或卖出的中长铁路。中国虽然收回了南满铁路附属地，旅顺却仍然被苏联霸占。

苏俄烂污帝国主义此举，与日本人一般无二。山东的胶济铁路（青岛到济南）本是德国人投资修建的。在一次大战时被日本人攻占。中国也是一战战胜国，业已没收了德国在华的一切财产，胶济铁路理应在内，但日本却竟然占为己有。为收回此路，在1922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团与日本反复谈判。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才作了让步，同意吐出赃物，但中国仍需“借款赎路”，以5340.6141万金马克赎回胶济铁路及其支线。中国政府用国库券支付赎金，在国库券偿清前，中国任用一日本人为车务长，一日本人为会计长。

这是日本人在近现代外交中作出让步的唯一一次，也是北洋外交的重大成就之一（由陆征祥建立起来的北洋外交部，是迄今为止中国有过的最出色、最专业化的外交部） ，而这奇迹之所以发生，虽然颜惠庆、顾维钧等外交家立功厥伟，但也靠机缘凑巧，一是老美主持公道，二是当时日本正在推行温和的“币原外交”。仅此一端，就足以昭示“文明帝国主义”与“野蛮帝国主义”的区别。

过去国共两党奉行“斗争史学”、“革命史学”，为此掩盖、歪曲甚至捏造历史，致使大众认定“只有靠革命斗争才能争回国家利权”。这对于野蛮帝国主义来说或许成立，他们才真是“凡是野蛮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但对文明帝国主义则未必如此。上述路权的和平收回就是明证。由于国共两党的干扰破坏，近现代史上留下了大量的空白，铁路路权的赎回就是值得现代人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据曹汝霖说，在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梁士诒与叶恭绰都精明干练，铁路总局“初只辖京汉、沪宁、道清、正太、汴洛五路。故人称为五路财神。后又逐渐加入各路，归局管辖又定会计年度，改用阳历，会计独立，办得很得当。后又奏设交通银行，铁路收入均归其经理，于是人事愈繁，势力愈大，形成为交通系，遭人指摘。然梁氏对于赎回铁路其功不可泯也。”

这就是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北洋“交通系”的由来。曹汝霖本人就是交通系的一分子，当然说话必有感情倾向。但他说的这些事，官方历史教科书从未说过。如果所说是真，则张之洞、袁世凯等人为国家民族立功厥伟，而经办的梁士诒、叶恭綽等人也功不可没。记述历史，必须有一是一，有二说二，该臧者臧，该否者否，不能因为这些人干过错事或坏事就全盘否定。

五路财神财源滚滚，民间看得眼红，也要来分一杯羹了，这就是“保路运动”那千古笑柄的由来，曹汝霖在回忆录中也提到此事：

“后来民间创议民营沪杭甬铁路，久而无成，仍出之外债一途，津浦沪宁两路莫不如是。迨盛杏荪（宣怀）任邮传大臣，主张干路应归国有，短线可由民营，此亦正当办法。惜那时各省争自治权，民族性已发动，对于政府设施，诸多不满。川粤汉路之川汉一段，在光绪时曾准民营，但集款未成，政府拟收归国营，川人即起而反抗，闹成风潮。”

所以，上海—杭州—宁波的铁路，津浦线、沪宁线，统统都是商办不成，改为借债筑路。有此正面例子与商办的川汉铁路、粤汉铁路的反面例子，盛宣怀提​​出来将拟建的铁路干线收归国有，由国家举债建造，当然就是天经地义的。然而由于国共两党的“革命史观”，“保路运动”这见不得人的丑事竟然成了民族的丰功伟业，实在让人啼笑皆非。

曹汝霖也讲了詹天佑修筑京张铁路的事儿：

“后来开办京张铁路（北京到张家口），不借外资，不用外人，由袁项城保举詹天佑君办理。詹君留学美国，与美国工程师金达从事铁路有年，资历很深，由袁项城委为京张铁路总工程师。詹君悉心筹划，初次测量路线，由北京经昌平直达张家口，地平费省。清廷以有碍西陵风水，令改路线，遂由居庸关八达岭前进，开山越岭，以八达岭长城下之隧道工程最为艰巨，而詹君措之裕如，惟工款则加了不少，至今青龙桥矗立之铜像即詹天佑先生也。可知中国早有修造铁路之人才，惜政府未尝留意及之耳。”

这段历史为国人家喻户晓，所不知者，第一，詹天佑是袁世凯发现并保举的。第二，原来选的路线经过昌平，道路较平坦，工程量要小得多，是慈禧命令改走后来那条路的（经沙平、南口出居庸关），于是工程特别艰险。听曹汝霖的意思，若按原线，好像根本就不需打隧道。我刚才在谷歌地图上看了一下，现在的京张高速公路走的实际上就是詹天佑原来选的那条线。只是卫星地图上看不出地形来，是否需要打隧道无从看清，还有待地图专家老稀使用他最拿手并酷爱的Google Earth去查明。

詹天佑的伟大，也就是时代衬托出来的，盖他领导了中国自己设计建造的第一条铁路。然而历史书忘记交代，他也曾任商办粤汉铁路总理兼总工程师，而商办粤汉铁路总计花了大约1000万元，只铺设了40公里的铁路，创下造价最昂贵的铁路的世界纪录，而那段铁路不过是从长沙到株洲，并不通过什么险恶地域。所以，晚期的詹天佑，未必还是当初那个雄心勃勃建造京张铁路的人。如梁启超所说，北京就是个大染缸，不管什么样的人掉进去都会给染得乌烟瘴气。

北洋政府还是搞了点基础建设的，修完京绥铁路（即现今京包线）就是一例。清廷在修成京张铁路后，准备延展入内蒙。 1911年11月通车至阳高，因武昌起义爆发而停工。 1914年展修至大同。 1921年通车至绥远。 1923年1月通车至包头。

对这工程曹汝霖也有贡献。他在1916年至1919年任交通总长，任命丁士源为京绥铁路局长。据他说，丁就任后提出，已有铁路营运所得利润，只向部里报数而不上交，留作延伸线路用。曹素知丁非常清廉（丁曾在前清受肃亲王委托管理过崇文门税务，据称铁面无私，清廉如水），就不顾次长叶恭绰的反对，破格予以批准。 “后果在两年间，将余款展长到平地泉（芦注：为今日集宁市的一个镇）以北，虽是平原，亦华里千里以上，没有请过部款，亦没有借过外债，成绩独优。又购飞机四架，卡车两辆，以为铁路运货之用。岂知皖直之战，征为军用，因之得祸。”

为和平建设修起来的铁路成了内战利器，当然可叹，但并非曹某初衷。他该负的罪责，还是为帮段祺瑞打内战，向虎狼之国日本大量举债。

历史的嘲弄在于，大清原来怕负债，后来总算学会了“借钱发财”的伪经济学常识，在华北华东初步建起了铁道干线。孰料到了民国，因为革命闹得国家财政破产，袁世凯不得不向国外举债维持政府运作。此后便借钱上瘾，从“借钱发财”变成了“借钱消费”，早着吾家小芦之先鞭。到了段祺瑞手上便堕为“借钱打内战”。这堕落之急速，不能不令人慨叹。

不过说句公道话，老段这一手，还是从孙大炮那儿学来的。早在孙文当上临时大总统后，他为了维持一文不名、随时要垮台的南京临时政府并发动北伐，就不惜提出与日本合办汉冶萍公司，换取日本借款，只是遭到日本拒绝，媒体群起抨击，这卖国计划才未得逞。后来他收买议员南下“护法”，分裂中国，靠的就是德国人给的两百万银元。此后又全靠俄饷俄械才建起了党军。老芦无知，不知道孙大炮除了借钱干革命外，还搞过什么基本建设？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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