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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餐馆的窗户打开,依窗外望,班贝克雷格尼茨河对岸的州立图书馆,曾经是拿破仑的行宫。
1807 年,37岁的黑格尔是《班贝克日报》的总编辑,他亲眼看到了雷格尼茨河边的拿破仑。那时的拿破仑皇帝正率领他那支不可一世的法国军队与普鲁士征战,然而奇怪的是,黑格尔却似乎对这位“敌人”充满崇敬之情。有一天,身材矮小的拿破仑骑着高头大马,趾高气扬地从黑格尔以及其他班贝克市民面前经过时,站在街边角落里的黑格尔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我看见拿破仑,这个世界精神,在巡视全城。当我看见这样一个伟大人物时,真令我发生一种奇异的感觉。他骑在马背上,他在这里,集中在这一点上他要达到全世界、统治全世界。”
黑格尔这句感叹变成了传世名言。
黑格尔还有一句名言:“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Was vernuenftig ist, das ist wirklich; und was wirklich ist,das ist vernuenftig.)。此句出自《权利的哲学纲要》一书(《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1820》。
我尝试把这句话重新翻译一下:理性就是现实,现实需要理智。
我之所以这样翻译,主要是考虑到当时的德国历史现实和黑格尔当时的现实生活。
当年的黑格尔生活潦倒,得到歌德的关照,在耶拿找到一门教书的差事,不过月薪才100塔勒(当时德国的货币)。拿破仑大军压城,士兵到处烧杀无数,黑格尔为了抢救自己的作品,带着未完成的《精神现象学》手稿逃亡,后来谢林帮助他找到《班贝克日报》任总编辑的肥差事。但是,黑格尔由于不满巴伐利亚的独裁统治,更加不满巴伐利亚的新闻检查制度,当《班贝克日报》总编辑一年后就辞职不干了。谢林再给他找到纽伦堡文理中学校长一职。
黑格尔在班贝克完成了他的《精神现象学》,但是,他的生活仍然拮据,这时他和家庭庸人的私生子出生,他还是尽职抚养自己的儿子,但后来儿子仍然认为黑格尔这个父亲“无情”,最后父子决裂。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年8月27日-1831年11月14日)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在西方社会中引入真正的自由。但正因为是绝对的初次,它也是绝对激进的。因为在革命消灭了它的对立面后,革命所唤起的暴力高潮无法自我平抑,结局是无路可去的革命最终自食其果,得之不易的自由自毁于残暴的恐怖统治。
所以,黑格尔又说:“历史往往会惊人的重现,只不过第一次是正史,第二次是闹剧。”
历史总是在对过失的自我学习中前行的:正是这种经验,也只能在有了这样的经验之后,一个由自由公民组成的既能行使理性政府的职责,又能实现自由、平等的革命理想的宪政政府才有可能得以出现。
黑格尔被后人利用,历史学家将黑格尔学派分为两个阵营,黑格尔右派和左派。右派追随者拥护福音正统的宗教观念,拥护后拿破仑时代的政治保守主义。
现代德国的黑格尔哲学基本上是右派黑格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邦德国政府、班贝克市政府和班贝克大学每年六七月份都举行“黑格尔周”,每次一个主题,全球黑格尔学家蜂拥而来,研讨黑格尔和社会现实。
黑格尔左派,有时也被称为“青年黑格尔派”,他们继承黑格尔学说中的革命成分,在宗教方面主张无神论,在政治领域主张自由民主,其中包括费尔巴哈和年轻时代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30年代和1840年代,这些年轻的黑格尔信徒经常在柏林的希贝尔酒吧聚会、争论,这里的氛围造就了对以后150年有很大影响的思想家们,形成了无神论、人文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利己主义的基本观念。
奇怪的是,没有一位黑格尔左派(包括马克思)宣称自己是黑格尔的追随者,反而是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者。
乔治·卢卡奇对黑格尔有一个发现,他将黑格尔的理论带到马克思经典中去。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1920年)中论述“阶级意识”。根据卢卡奇的阐述,每个阶级都有一个确定的阶级意识。自由主义哲学的意识基于个人主义与社会契约,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意识则不同,它不是起源而是目标,它是必须透过阶级斗争去赢得的。
国内科技部的代表团来班贝克,由我陪同,他们个个都是厅局级干部,我带他们从大教堂一路走来,到达黑格尔故居。“噢,这就是黑格尔,他对马克思影响很大,来来,来来,我们照个相。”
“进去里面看一看嘛,黑格尔和家庭庸人的私生子就是在这里出生的。”
“那有什么了不起,陈良宇还有十六个情妇呢。不用了,没有时间。”厅局级干部继续谈论他们的“北京帮”“上海帮”,陈希同、黄菊、陈良宇。 站在黑格尔面前, 他们根本不顾黑格尔的存在。
写于2008年1月2日, 德国班贝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