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积累与亚洲金融危机

资本主义的二重循环

八、资本积累与亚洲金融危机

目前无论西方还是东方的主流经济学都是从正面意义上来定义经济全球化的。例如，维基百科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商品、技术、信息、服务、资金、人员等生产要素的跨国、跨地区的流动；这种流动把全世界连接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各国在这一大市场中发挥自己的优势，从而实现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化配置。然而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经济全球化加速以来，首先在全球化的主要地区东南亚，南美和俄国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甚至使以前因地缘政治的需要而被西方有意扶植起来的新兴亚洲国家陷入了长期的经济衰退或停滞的境地。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自1997年下半年开始到翌年年底为止的亚洲金融危机实际上是上世纪西方国家通过掠夺性投资和投机压垮远东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一掠夺过程从八十年代全球化加速时就已开始。最早受到伤害和损失最严重的国家恰恰是全球化之前就开始加速发展的国家。从利益最大化的目的来看，东亚发达最早的国家和最大的经济体日本有着最大的油水，因此理所当然地成了全球化在亚洲掠夺的第一个主要目标和第一个牺牲品。而在全球化中起步较晚的国家反而因贫得福累及不大。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日本因为地处中苏交界地区，非但没有因其战争罪行受到限制，反而因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阵营发动冷战的需要而获得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大力扶持。在西方国家对其开放资金、技术、原材料和市场的优越条件下，日本战后经济迅速恢复。除了受1973年全球第一次石油危機影响的几年里，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日本国内总产值的平均增长率获得近两位数的高速发展。日本的GDP早在1968年就超過西德稳定地维持着世界老二的地位。在太平洋的另一边，于热战中连连失败的美国因与苏联进行制度和军备竞赛而渐渐进入了利润危机的境地。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出现外贸和经常帐赤字后，美国已无力支撑黄金美元体系。成为纸币的美元通过大肆贬值转嫁危机使美国经济避免了崩溃般的灾难。随后的美国经济越来越依赖于产业的外迁和外包，使美国进入了制造业萧条的后资本主义时代。

伴随着产业外迁和外包的全球化过程，金融投机和资本掠夺也来到了东亚国家。首先被美国瞄准的待宰羔羊就是已经养肥了的日本。1985年9月，陷入经济泥潭的美国为了摆脱愈来愈大的贸易赤字在纽约的广场饭店与日本、西德、英国和法国达成“广场协议”，发表共同声明宣布介入汇率市场。此后，日元相对于美元的汇率迅速上升，仅一年就提高了30%以上。这时以美国国债和外汇构成的日本资产发生账面亏损，从而允许大量的美元纸币涌进日本填补亏损。大量的资本同时冲向日本的企业、股市、房市和汇市，导致股票价格和地产价格大幅攀升，汇率也继续上杨。据说当时东京23个区的地价总和可以购买整个美国的国土。地价上升也使得土地所有者的账面财产增加，刺激了消费欲望，从而导致了国内消费需求增长，进一步刺激了经济发展，形成了日本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半叶的泡沫经济。那时的日本富得令人羡慕。暴富的日本人买下了包括美国洛克菲勒中心在内的许多外国资产。

只是好景不长。急于模仿欧美生活方式的日本很快在经济泡沫中步欧美后尘走到了利润危机的边缘。但是被热钱和投资鼓涨起来的经济泡沫冲昏了日本人的头脑，而对西方的迷信也使人放松了对资本投机的警惕性。正当人们忙着数钱并急于为繁荣盛世寻找命名以便青史留名的时候，赚足了的外资便开始悄悄撤离日本。从1990起，日本的資産價格急劇下跌，大量家庭的房地产从财富变成了债务。日本經濟从此長期低迷因而被说成是“失去的十年”。曾被日本三菱集團于1989年以2200億日圓的天價買下的洛克菲勒中心在仅隔几年后的1995年就因營運公司破產而遭到贱卖。在接下来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日本经济又受到进一步打击，使不景气的日本经济一直延续到今天。

日本的悲剧使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尝到了全球化的巨大甜头，更加快了它们全球化的步伐。同时亚洲其他国家因为日本的浮动汇率容易被炒家和政治压力抬高的教训变得谨慎起来。不少国家在开放市场的同时实行联系汇率，将本国的货币与主要的国际货币美元挂钩，以防富可敌国的外国抄家们利用汇率波动获取金融暴利。然而无孔不入的合法大盗们这时便反其道而行之，利用固定汇率不能连续变化的特征，在金融开放但外汇储备不足的国家大肆卖空该国的货币。由于缺乏足够的外汇储备，受害国不得不在最后一刻使本国的货币大幅度贬值。这时等待着收割的江洋大盗们两眼放光开闸放水，廉价买回所欠该国的货币，使该国损失惨重。这就是1997年索罗斯的量子基金阻击泰国货币泰铢大发横财的手法。在泰铢遭到量子基金不断估空的情况下泰国的外汇储存难以支撑，终于在1997年7月2日被迫放弃固定汇率。当天，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就下降了17%，外汇及其他金融市场顿时鸡飞狗跳哀鸿遍野。

泰銖崩溃后，国际金融大鳄又接着转战菲律賓比索、印尼盾、馬來西亚令吉等。其冲击波迅速影响到新加坡、老挝和台湾。1997年10月，得意忘形的國際炒家挑战國際金融中心香港。香港恒生指數于23日一天中大跌1211點。28日又下跌1622點，跌破9000點大關。由于大陆政府及时抢救向香港股市大量注资，使恒生指數重上萬點大關。11月始，宏觀對沖基金在匯市、股市和期市全方位發動對港元长达十个月惊心动魄的立體攻擊。即重演在泰国的故伎大量沽空港元換取美元，并賣空期貨拋空港股。由于大量借贷港元来抛售会导致利率急升和股市下跌，炒家们便希望在股市和期市平仓獲利。为了切断炒家的港币来源从而保住汇市，香港特區政府把息率大幅調高，隔夜拆息一度高達300%；同时動用15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購入港股托平股市，在香港特區政府的抵抗下，索罗斯的几次進攻均未摧毀港元，反而在香港战场直接损失超过20亿美元，间接损失高达150亿美元。

然而東亞的韓國就没有这么幸运。当年11月17日，韓元對美元的匯率跌至历史最低点的1008比1。于是韓國政府不得不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求援控制危機。但不到一个月，韓元對美元的匯率又降至1737比1。金融危机使韩国排名居前的20家企业集团中的4家破产。韓元危機又波及在韓國有大量投資的日本金融業，使包括山一证券在内的一系列日本銀行和證券公司相繼破產倒闭。从1997年7月到1998年3月。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股市缩水三分之一以上，其货币对美元的汇率暴跌10%~70%。受打击最大的泰铢、韩圆、印尼盾和新元分别贬值39%、36%、72%和61%。泰国发生危机一年后，破产停业公司和企业超过万家，270万人口失业。印尼的失业人数更高达2000万。泰国和印尼分别关闭了56家和17家金融机构。在金融危机冲击下，泰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四国经济增长速度从危机前的8%左右下降到1997年的3.9%。1998年上述四国和香港、韩国和日本经济都呈负增长。由于亚洲新兴国家对金融强盗没有真正的防备，那些表面上合法的投机行为实际上是赤裸裸的掠夺。没有抵抗的掠夺甚至称不上是货币战争。

这些掠夺通常不是国家和政府所为，而是不受约束的私人行为。这生动地说明自由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实质：弱肉强食和市场暴力的自由。因此自由市场从来就是强者的口号，用以解除弱者的团结和自卫，任其自由地为所欲为。上面的例子揭示了国际货币发行国发动货币战争和金融突袭最常用的两种模式：泰国模式和日本模式。中国以前实行联系汇率时，由于有大量外汇储存使国际炒家无法使用泰国模式对中国的汇市下手。大量的热钱只能流向中国的股市和房市。于是西方国家不断向中国施加压力，迫使中国实行浮动汇率。当中国放弃了联系汇率后，又迫不及待地压迫中国提高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当人民币升值后，美国又不断要求中国加速人民币升值，甚至在国内通过法案用制裁手段威胁中国。所有这一切不过是要对中国使用当年的日本模式进行掠夺。

全球化的资本掠夺是名符其实的。新兴国家在发展早期，国内资产通常处在快速增值的阶段。这就为资本投机造成可乘之机。国际抄家在搞垮日本后乘胜追击东征西讨，企图用类似的手法在新发展的墨西哥再造日本奇迹，结果得不偿失大傷元氣。 八十年代末每年流入墨西哥的间接投资净额为50亿美元左右期待着新兴国家的资产升值。到1993年这种外资的净流入量已近300亿美元。不幸的是由于墨西哥缺乏坚实的产业创造财富，大量的投机外资不能像在日本那样引起墨西哥资产的迅速升值，反而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 墨西哥政府为了抑制通胀，用比索钉住美元。结果不断的通胀造成的实际贬值使比索的汇率被高估，外贸赤字迅速扩大。1994 年12月19日，国库逐渐亏空的墨西哥政府为了防止外资撤离，突然宣布比索贬值15%。大失所望的外国投资者争相抛售比索抢购美元，使比索汇率急剧下跌。由于投资者大量撤走资金，墨西哥外汇储备在20日至21日的两天里锐减近40亿美元。从20日至22日短短的三天时间中，墨西哥比索兑美元的汇率暴跌42%。这在现代金融史上是罕见的。

在欧洲，國際炒家同样以日本模式对实行浮动汇率的俄羅斯卢布进行了一次失败的进攻。当大量投机外资流于俄国后，俄羅斯中央銀行不得不痛下狠心设置陷阱套住恶狼，于1998年8月17日宣佈將盧布与美元的汇率浮动幅度擴大到6.0～9.5比1，並推遲償還外債及暫停國債券交易。与在墨西哥的情形相仿，9月2日盧布大肆貶值70%，俄羅斯股市和匯市的急劇下挫引發了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但却使在俄羅斯股市和汇市投下巨額赌注的國際炒家折戟而归。东半球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还波及到西半球国家，帶動了美歐國家股市的匯市的劇烈波動，以及巴西资金大量外逃和哥伦比亚货币大幅贬值。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国家的全球掠夺在最西化的国家取得了最大的成功，但在两个曾经实现过计划经济的中国和俄国惨遭失败。这个结果难道是偶然的吗？为了掠夺的成功，西方国家又怎能不痛恨别国的政府干预和国家计划呢？

如果把西方国家眼花缭乱本末倒置的唯心主义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扔到一边，老老实实地按照经济发展的实际规律来审视两百多年来的资本主义过程，就不难理解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全球化的运动并不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上简单的国际分工，它是各种各样的奴役冒险、金融投机和资产掠夺的综合产物。资本家不会错过每一个机会不择手段地牟取暴利。因此全球化不是按某种公正的理念规划的，而是同一切资本主义过程一样按照投资者利益的最大化设计的。在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秩序中，人们对全球化所期待的正面效应和文明价值同样乞灵于一只所谓“看不见的手”。

于是从本质上来说，全球化不过是把西方国家几百年来孜孜以求的殖民经济从炮舰下解放出来，在新的时代以协约的形式从被征服的少数国家推向全球罢了。它的进步意义和时代价值仅仅体现在“从炮舰下解放出来”这几个字中。这一“解放”有顺应潮流的主动因素，也有力量对比下的无可奈何。之所以能够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签订协约，是因为全球化可以为它们提供一个双赢的机会。然而机会不等于现实。这种双赢，不能单靠签署的协约和合同来保障，更不能靠那只“看不见的手”来施舍，而要靠额外的智慧和勇气来争取。缺乏这样的智慧和勇气，就可能成为全球化中的牺牲品。上世纪九十年代在亚洲和南美洲金融风暴中倒下的新兴国家就是这样的冤大头。亚洲金融危机前后大量外国资本的流进和流出证实了资本掠夺的罪恶。据不完全估计，不包括日本在内的印尼、马来西亚、韩国、泰国和菲律宾五国的私人资本由1996年的净流入938亿美元转为1998年的净流出246亿美元，逆转超过1000亿美元。

当可怜的日本和后来更多的亚洲国家一起在危机中挣扎的时候，太平洋彼岸却“风景这边独好” 。从亚洲市场获得的巨额投资利润使美国的资本家有大量的资金投入到本国的高科技领域中。于是克林顿时代的美国掀起了一场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为主的科技大跃进。然而历史证明了科技发展的过程很难像资本投机那样使投资者一夜成功。美国的科技大跃进没能创造出新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力，只是制造出一个巨大的科技泡沫，因此不能扭转美国经济衰落的长期趋势。只是在新旧千年交替的那段时期因全世界计算机的改时换代促进了计算机硬软件的生产，美国的经常帐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反跳。

这个反跳是后资本主义时代的美国企图通过资本的再次积累振兴本国新科技工业的第一次尝试。它的迅速翻转记录了二十世纪末美国科技大跃进的失败。这次失败的影响和意义是深远的。它使美国变本加厉地重回资本的再次积累，导致了美国的房市泡沫和战争冒险，并进一步引发了2008年的房贷危机。新的金融危机使美国进一步抛弃幻想，在思想界和经济学界提出了再工业化的主张。这个再工业化不再是发展新技术产业的幻想，而是老老实实地在较低劳动报酬的起点上回到传统的工业生产规模，也就是说退回到过去的某个阶段。当然，随着时间的进展，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或多或少地有所更新，因此这不是简单地重复历史。但总的来说，通过这次循环，新兴国家有机会缩短与发达国家的距离甚至赶上一些发达国家。在最后的十年里，中国的生产总值先后超过德国和日本就是一个例子。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