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独立评论》网友谈“文革”（2）
武振荣
10、有两个“文革”吗？
就本文5来看，时间上只有一个“文革”，但是“文革”后就已经产生了不同叙述“文革”的不同“本子”，因此，“两个文革说”是“文革”研究的正常现象，所有感觉到它奇怪的人都是对“文革”作了一个错误的理解。“文革”作为一个政治运动，其意义首先是由毛泽东“个人”表述的，人民只是“做”运动，而不是“说”运动——这就问题的关键。结果就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范围内形成了一种印象：好象文化大革命这个由毛泽东最先“说”的运动本身就是毛的运动。在这里，毛对运动的“专利权”是“说”而非“做”，而所有主张两个“文革”的人，都认为不应当把“说的”当成“做的”——事情就这些简单。但是，在我们这个中国，往往许多最简单的事情结果被弄得非常复杂，而本身很复杂的事情，又却被人弄得异常简单。
11、“文革”只有一个，叙述它的“版本”却有多个，可以这样说吗？
可以。在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前，我先讲一个故事，此故事的内容是：一个去耶利哥城的人在路上遭怯，死于非命——就这一件具体的事情，但是却有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叙述版本：一个版本说这个人亵渎了以色列的神，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被钉死在丑陋的木头了；另一个版本就是“福音”，说上帝的独生子为救赎人类，自觉自愿地死在了十字架上。但是，我们都知道，同样的“福音书”却存在着4个版本——这是中国文化大革命运动发生前1966年的故事啊！因此，我说对1966年后“7亿”中国人造反的故事，有着多个叙述的版本，这就什么奇怪的呢？
中国有一句成语，说“君子动口，小人动手”——“文革”的情况就是这样，毛泽东在“说”，人民在“做”，在过去，当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还是朋友们所说的“单线”的时候，大家就认为人民“做”的和毛泽东“说”的一样，可是，我们那个“单线”思维模式一旦被摆脱后，人们为什么还要维持“单线思维时代”的“产物”的价值呢？认为只要毛泽东定义过了的“文革”就变成了铁板上钉钉的事情了，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改变，持这样观点的人如果是搞“专制”的，那没有什么奇怪的，专制主义中的人都是“单面人”，可是，一个叫刘自立的反对共产党的“民主人士”却也主张这样的观点，就令我百思不得其解。他在驳刘国凯君那非常杰出的〈〈论人民“文革”〉〉的文章时，说了连毛也批评过的“形而上学”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专指特称，它的制作者是毛泽东，他是这个名称的专利权拥有者，”言下之意，“我们争取”这“不光荣的称谓的‘专利’”不但是不道德的，而有法律上犯禁之嫌疑……你看，这老兄就糊涂到了这个地步上了，他还以为刘国凯是“错误”的。刘国凯是文化大革命中“过来”的人，是那时的“人民”这“一元”中的一员，他感觉到他所在的人民“一元”中存在着文化大革命的独立的不同于毛的意义，把它整理出来，起一个“人民文革”的名字（这个名字怎么样，我下面再分析它）给以发表——这有什么错误呢？我——武振荣一点都看不出来啊！我认为这不但不是国凯君的错误，恰恰是他的功劳。我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国凯、希哲、郑义等民运人士都劳苦功高，他们在说民主的时候，没有拿西方的本子，拿了我们中国人民的“66本子”，并且说得有条有理，头头是道，不象那几个“知识分子”“吃西餐，放洋屁”（岳武语）！有人说外国人越来越看不起民运人士，如果民运人士在民主上只会照着西方的“本子”鹦鹉学舌，人家凭什么看得起我们呢？
在这里，我不是要故意地批评刘自立先生，而是对他在“文革”研究上的那一种形而上学的研究方式，使用逻辑定义推导“文革”意义表示遗憾，“文革”是我们中国人民生活中活生生的事实，可是他却要把它夹在已经死了的毛的“收藏夹”里，认为是老毛的“遗产”——这不是“四人帮”的做法是什么呢？你查一查，所有把毛的一个“文革”看成是“正版文革”的人都是写什么人呢？
既然在“文革”研究上不应该义气弄事，而应该实事求是，那么，刘自立先生的错误又在哪里呢？他把社会生活中的事实，也就是说人文科学上的事实，当成了古典物理学上的事实，认为一个事实的“真”的另一面寓设着“假”，也就是说一个事实只可能出现一种解释，一个解释如果是“真”，其它解释必然“假”，由此去分析，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若是“真”，怎么还是可以出一个刘国凯的“人民文革”呢？他没有注意到我上面所说的一个故事，多个叙述版本的问题。这样的看待问题的方式，不止是刘自立，几乎所有“反对文革”的人都是这样。
12、郑义的《两个文化大革命刍议》怎样？
不错，很不错！就“文革”的整个历史来讲，只有一个“文革”，那就是中国共产党这个“政党”的“文革”，连毛泽东个人的“文革”都是被排除的，况且“人民文革”（宋永毅的“中共集体智慧结晶论”很好），但是后来，当毛泽东的“66大炮”把中共中央“打了个稀巴烂”（这是毛学习红卫兵的结果）后，共产党的“文革版”就变成了毛泽东“个人”的了，刘少奇、邓小平这些“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发动人”就给从名单中销除了。于是一个“共产党的文革”就变成了“毛泽东文革”。因此，所有主张“两个文革”的人不管他们的出世背景多么不同，文化差异有多大，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都在批评毛的“一个文革”中发现了另一个“文革”，因此这个道理如果可以反过来说的话，那就是只有对毛的“一个文革”（这个版本是世界上最“霸道”的，在10年代谁要是反对，就杀谁的头）做出了最好的批评、批判的人才有可能发现“另外一个”“文革”。
这本书写于10年前，是一篇“文革”研究史上的重要文献之一，写得很好。你若问我：它好在什么地方呢？我回答：它给我们中国人研究“文革”提供了方法，因此，文章内容本身是一个价值，而被这更有价值的是文章提供的“方法”。法国有一个学者在研究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提出了一个“眼睛向下看或向上看”的“原则”问题，他启发了我，使我感觉到要研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更应当掌握它，就如我以前的文章所说，如果你“眼睛向上”，那么你看见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在挥动“巨手”，林彪摇着《语录》本，周恩来左右逢源，……但是你若“眼睛向下”，朋友，你就看见了人民“趁机造反”的“人民文革”了。因此，我说《刍议》是一篇“眼睛向下看”的经典文章。
经典文章要有“经典思想”，郑义的“经典思想”就是：1966年人民有“反抗中共暴政”的权利，“文革的兴起”就是人民权利的实现。这样以来，文化大革命图象映入人的眼帘的就是普通人造反的图像了。《刍议》解读图像意义是：“中共建政以来，这是人民17年第一次名正言顺地获得了反抗共产党专政的机会。过去，对现实不满都是罪行，……现在天翻地覆……人民可以起来造反！”这样以来，郑义用“权利的观点”建立了一个“人民反抗中共暴政”的民主的文本。
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在民运人士的“文革”研究中发现这种方法被广泛运用着就不足为奇，民主实践相当丰富理论知识水准相当高的陈泱潮先生在今年发表的《简论“文革”的历史定性》中，就运用了这种方法把刘自立说的铁板一块的“毛泽东文革”分成了四个：“夺取文革”、“浩劫文革”、“人民文革”和“中国民主革命序幕”的“文革”，陈先生的这种划分法我双手赞成。在《博讯》网上刚刚读到它时，我就写了个支持的帖子。
13、“两个文革论”到底是一种理论的抽象，你不能不运用它做一个你自己的演绎，也叫那些非专业的“文革”爱好者读懂？
在问题3中，我已经说了，就时间而言可以把“10年文革”分成四段，每一段都有一个不同与前面的意义，因此你只要是一个“研究者”而不是“宣传员”，那么你在每一段“文革”上做一个圈点，就可以构成一个研究的单位，这样你的研究工作就用不着打“开花弹”了。就依照这样的思路，你在把“文革”分成为性质不同的“共产党文革”和“人民文革”两大类的时候，你就可以比较轻松地进入“共产党文革”这比较窄的研究领域，从而发现“共产党文革”还可以分成为“共产党集体文革”和“毛泽东个人文革”两类；如果你又进入了“毛泽东文革”领域进行研究，那么你就有可能发现它又可以分成为至少四个不同的阶段：1、毛泽东作为共产党集体领导时的阶段（这个阶段在1966年8月5日，被毛错误地命名为“资产阶级反对路线的阶段”，可怜的刘少奇、邓小平就成了这个阶段的替罪羊）；2、毛、林合作阶段（这个时候毛林携手的结果是要“北京”变成为“世界革命的首都”，他俩联合支持人民造反）；3、毛个人阶段（可怜的“林副主席”在“自我爆炸”之后，毛要消除文化大革命中的林彪的“流毒”，消来消去，消到了“孔老夫子”的头上了）4、死毛后的阶段。其中每一阶段都有一个不同的意义，而这些不同意义的阶段都和66运动有着不同的复杂关系和联系，因此任何把“文革”看成是“简单现象”的人都站在“文革”研究的大门之外，连门都进不了，何谈登堂入室？
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现象——你从外观上看，它可能套着人类运动史上少有的主观上最简单的图像，但是它的内容却是迄今为止人类运动史上最复杂、最深奥、最奇妙、最绝妙的运动，就此你去理解费正清的“世世代代研究下去”的话，原本是异常深刻的。我搞了30多年的“文革”研究，也可以说是“资质”不短，但是有人要问我：“什么是文革学？”我却回答不上来。因此我能够做的工作是在1966年我们中国人民伟大政治运动的“宝库”中去寻找我们中国人民因为过去运用过、所以现在可以熟练运用之武器。因此这个“文革学”我还得留给我的后代去研究，但是我的儿子他已经长大成人了，他对政治学一窍不通，对于我热心的66运动他连半点兴趣都没有，一心要变成虚拟世界中的“英雄”，所以，我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小外孙身上，这个小家伙看起机灵，是不是我们陕西人所说的“看起利着哩，吹起迷着哩”的人，就不得而知了（未完待续）。
2006-5-21（首发于《独立评论》）
武振荣
10、有两个“文革”吗？
就本文5来看，时间上只有一个“文革”，但是“文革”后就已经产生了不同叙述“文革”的不同“本子”，因此，“两个文革说”是“文革”研究的正常现象，所有感觉到它奇怪的人都是对“文革”作了一个错误的理解。“文革”作为一个政治运动，其意义首先是由毛泽东“个人”表述的，人民只是“做”运动，而不是“说”运动——这就问题的关键。结果就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范围内形成了一种印象：好象文化大革命这个由毛泽东最先“说”的运动本身就是毛的运动。在这里，毛对运动的“专利权”是“说”而非“做”，而所有主张两个“文革”的人，都认为不应当把“说的”当成“做的”——事情就这些简单。但是，在我们这个中国，往往许多最简单的事情结果被弄得非常复杂，而本身很复杂的事情，又却被人弄得异常简单。
11、“文革”只有一个，叙述它的“版本”却有多个，可以这样说吗？
可以。在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前，我先讲一个故事，此故事的内容是：一个去耶利哥城的人在路上遭怯，死于非命——就这一件具体的事情，但是却有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叙述版本：一个版本说这个人亵渎了以色列的神，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被钉死在丑陋的木头了；另一个版本就是“福音”，说上帝的独生子为救赎人类，自觉自愿地死在了十字架上。但是，我们都知道，同样的“福音书”却存在着4个版本——这是中国文化大革命运动发生前1966年的故事啊！因此，我说对1966年后“7亿”中国人造反的故事，有着多个叙述的版本，这就什么奇怪的呢？
中国有一句成语，说“君子动口，小人动手”——“文革”的情况就是这样，毛泽东在“说”，人民在“做”，在过去，当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还是朋友们所说的“单线”的时候，大家就认为人民“做”的和毛泽东“说”的一样，可是，我们那个“单线”思维模式一旦被摆脱后，人们为什么还要维持“单线思维时代”的“产物”的价值呢？认为只要毛泽东定义过了的“文革”就变成了铁板上钉钉的事情了，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改变，持这样观点的人如果是搞“专制”的，那没有什么奇怪的，专制主义中的人都是“单面人”，可是，一个叫刘自立的反对共产党的“民主人士”却也主张这样的观点，就令我百思不得其解。他在驳刘国凯君那非常杰出的〈〈论人民“文革”〉〉的文章时，说了连毛也批评过的“形而上学”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专指特称，它的制作者是毛泽东，他是这个名称的专利权拥有者，”言下之意，“我们争取”这“不光荣的称谓的‘专利’”不但是不道德的，而有法律上犯禁之嫌疑……你看，这老兄就糊涂到了这个地步上了，他还以为刘国凯是“错误”的。刘国凯是文化大革命中“过来”的人，是那时的“人民”这“一元”中的一员，他感觉到他所在的人民“一元”中存在着文化大革命的独立的不同于毛的意义，把它整理出来，起一个“人民文革”的名字（这个名字怎么样，我下面再分析它）给以发表——这有什么错误呢？我——武振荣一点都看不出来啊！我认为这不但不是国凯君的错误，恰恰是他的功劳。我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国凯、希哲、郑义等民运人士都劳苦功高，他们在说民主的时候，没有拿西方的本子，拿了我们中国人民的“66本子”，并且说得有条有理，头头是道，不象那几个“知识分子”“吃西餐，放洋屁”（岳武语）！有人说外国人越来越看不起民运人士，如果民运人士在民主上只会照着西方的“本子”鹦鹉学舌，人家凭什么看得起我们呢？
在这里，我不是要故意地批评刘自立先生，而是对他在“文革”研究上的那一种形而上学的研究方式，使用逻辑定义推导“文革”意义表示遗憾，“文革”是我们中国人民生活中活生生的事实，可是他却要把它夹在已经死了的毛的“收藏夹”里，认为是老毛的“遗产”——这不是“四人帮”的做法是什么呢？你查一查，所有把毛的一个“文革”看成是“正版文革”的人都是写什么人呢？
既然在“文革”研究上不应该义气弄事，而应该实事求是，那么，刘自立先生的错误又在哪里呢？他把社会生活中的事实，也就是说人文科学上的事实，当成了古典物理学上的事实，认为一个事实的“真”的另一面寓设着“假”，也就是说一个事实只可能出现一种解释，一个解释如果是“真”，其它解释必然“假”，由此去分析，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若是“真”，怎么还是可以出一个刘国凯的“人民文革”呢？他没有注意到我上面所说的一个故事，多个叙述版本的问题。这样的看待问题的方式，不止是刘自立，几乎所有“反对文革”的人都是这样。
12、郑义的《两个文化大革命刍议》怎样？
不错，很不错！就“文革”的整个历史来讲，只有一个“文革”，那就是中国共产党这个“政党”的“文革”，连毛泽东个人的“文革”都是被排除的，况且“人民文革”（宋永毅的“中共集体智慧结晶论”很好），但是后来，当毛泽东的“66大炮”把中共中央“打了个稀巴烂”（这是毛学习红卫兵的结果）后，共产党的“文革版”就变成了毛泽东“个人”的了，刘少奇、邓小平这些“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发动人”就给从名单中销除了。于是一个“共产党的文革”就变成了“毛泽东文革”。因此，所有主张“两个文革”的人不管他们的出世背景多么不同，文化差异有多大，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都在批评毛的“一个文革”中发现了另一个“文革”，因此这个道理如果可以反过来说的话，那就是只有对毛的“一个文革”（这个版本是世界上最“霸道”的，在10年代谁要是反对，就杀谁的头）做出了最好的批评、批判的人才有可能发现“另外一个”“文革”。
这本书写于10年前，是一篇“文革”研究史上的重要文献之一，写得很好。你若问我：它好在什么地方呢？我回答：它给我们中国人研究“文革”提供了方法，因此，文章内容本身是一个价值，而被这更有价值的是文章提供的“方法”。法国有一个学者在研究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提出了一个“眼睛向下看或向上看”的“原则”问题，他启发了我，使我感觉到要研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更应当掌握它，就如我以前的文章所说，如果你“眼睛向上”，那么你看见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在挥动“巨手”，林彪摇着《语录》本，周恩来左右逢源，……但是你若“眼睛向下”，朋友，你就看见了人民“趁机造反”的“人民文革”了。因此，我说《刍议》是一篇“眼睛向下看”的经典文章。
经典文章要有“经典思想”，郑义的“经典思想”就是：1966年人民有“反抗中共暴政”的权利，“文革的兴起”就是人民权利的实现。这样以来，文化大革命图象映入人的眼帘的就是普通人造反的图像了。《刍议》解读图像意义是：“中共建政以来，这是人民17年第一次名正言顺地获得了反抗共产党专政的机会。过去，对现实不满都是罪行，……现在天翻地覆……人民可以起来造反！”这样以来，郑义用“权利的观点”建立了一个“人民反抗中共暴政”的民主的文本。
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在民运人士的“文革”研究中发现这种方法被广泛运用着就不足为奇，民主实践相当丰富理论知识水准相当高的陈泱潮先生在今年发表的《简论“文革”的历史定性》中，就运用了这种方法把刘自立说的铁板一块的“毛泽东文革”分成了四个：“夺取文革”、“浩劫文革”、“人民文革”和“中国民主革命序幕”的“文革”，陈先生的这种划分法我双手赞成。在《博讯》网上刚刚读到它时，我就写了个支持的帖子。
13、“两个文革论”到底是一种理论的抽象，你不能不运用它做一个你自己的演绎，也叫那些非专业的“文革”爱好者读懂？
在问题3中，我已经说了，就时间而言可以把“10年文革”分成四段，每一段都有一个不同与前面的意义，因此你只要是一个“研究者”而不是“宣传员”，那么你在每一段“文革”上做一个圈点，就可以构成一个研究的单位，这样你的研究工作就用不着打“开花弹”了。就依照这样的思路，你在把“文革”分成为性质不同的“共产党文革”和“人民文革”两大类的时候，你就可以比较轻松地进入“共产党文革”这比较窄的研究领域，从而发现“共产党文革”还可以分成为“共产党集体文革”和“毛泽东个人文革”两类；如果你又进入了“毛泽东文革”领域进行研究，那么你就有可能发现它又可以分成为至少四个不同的阶段：1、毛泽东作为共产党集体领导时的阶段（这个阶段在1966年8月5日，被毛错误地命名为“资产阶级反对路线的阶段”，可怜的刘少奇、邓小平就成了这个阶段的替罪羊）；2、毛、林合作阶段（这个时候毛林携手的结果是要“北京”变成为“世界革命的首都”，他俩联合支持人民造反）；3、毛个人阶段（可怜的“林副主席”在“自我爆炸”之后，毛要消除文化大革命中的林彪的“流毒”，消来消去，消到了“孔老夫子”的头上了）4、死毛后的阶段。其中每一阶段都有一个不同的意义，而这些不同意义的阶段都和66运动有着不同的复杂关系和联系，因此任何把“文革”看成是“简单现象”的人都站在“文革”研究的大门之外，连门都进不了，何谈登堂入室？
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现象——你从外观上看，它可能套着人类运动史上少有的主观上最简单的图像，但是它的内容却是迄今为止人类运动史上最复杂、最深奥、最奇妙、最绝妙的运动，就此你去理解费正清的“世世代代研究下去”的话，原本是异常深刻的。我搞了30多年的“文革”研究，也可以说是“资质”不短，但是有人要问我：“什么是文革学？”我却回答不上来。因此我能够做的工作是在1966年我们中国人民伟大政治运动的“宝库”中去寻找我们中国人民因为过去运用过、所以现在可以熟练运用之武器。因此这个“文革学”我还得留给我的后代去研究，但是我的儿子他已经长大成人了，他对政治学一窍不通，对于我热心的66运动他连半点兴趣都没有，一心要变成虚拟世界中的“英雄”，所以，我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小外孙身上，这个小家伙看起机灵，是不是我们陕西人所说的“看起利着哩，吹起迷着哩”的人，就不得而知了（未完待续）。
2006-5-21（首发于《独立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