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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尘往事 – 我的父亲
年初的时候,在翻老家享受了一场维也纳新年音乐会,顺便拜读了翻老的博文《我的父亲》。这便勾起了对我自己父亲的怀念。大过年的,谈这个沉重的话题不合时宜,也就放下了。这几日清明近了,是我们中国人慎终追远的日子,于是写下心中的怀念,准备清明那日烧给这位生我育我教我的亲人。
父亲生于1911年。这一年,中国结束了两千年的封建帝王制度,翻开了共和国的新页。可是直到今天,一百年过去了,纷纷扰扰,我们的祖国还在探索自己的道路。我父亲的命运也就在这纷扰中被折腾,终至陨灭。
父亲弱冠之年携母亲共同负笈西洋,在纽约大学读完经济学硕士后回国。那时候学成归国是天经地义、顺理成章的,完全没有今天海归前那份考察、盘算和挣扎。
熬过八年抗战,谁知又来四年内战。毛主席百万雄师过大江,蒋介石兵败如山倒。母亲是家庭主妇,平时阅读很多西方人描写苏联共产主义制度的书籍,对共产主义是怎么一回事略有了解,所以劝父亲还是离开。父亲不满意国民党的腐败,又考虑事业全在上海,上有老下有小,还是决定留下。
留下,便领教了伟大领袖爱折腾的性格。镇反,三反五反,反右,三面红旗,四清,最终来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父亲平时谨言慎行,从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语,至多腹诽而已,所以躲过了历次运动。可是文化大革命不一样,你不说话,单凭你是资本家就有罪恶,更何况父亲的弟弟在台湾当官。父亲单位里大字报已经铺天盖地,每天回家都郁卒无语。这一日晚上临睡前,母亲突然叫我去父亲的房间,说有话要同我谈。父亲对我说:“现在都在破四旧,我看家里也要破四旧,以后你们就不要叫Daddy了,叫爸爸吧。”我们从小叫父亲Daddy,每天晚上父亲下班回家,一定会敲敲门,我和弟弟一听到敲门声,就欢叫着“Da------ddy------!!! ”跑过去开门。门打开,我们一下扑到父亲怀里,父亲抱起两个儿子,再亲吻笑吟吟迎上来的母亲,这是每天必定的全家乐功课。我们渐渐长大了,成了Teenage,父亲不再抱我们,但是Daddy的称呼一直延续着。突然听说父亲要我们改口,我毫无准备,傻傻的呆在那里。资本家在家里与子女讨论如何破四旧,今天村里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兄弟姐妹们也许无法想象那种场景吧?父亲见我没有反应,叹了一口气,说:“好了,回去睡觉吧。”
第二天,父亲出门上班,便再也没有回来,他从单位大楼的窗口跳了出去,倒在外滩的人行道上,走了。我听到噩耗,脑子里像触电一样闪过一个念头:如果昨天晚上我叫一声爸爸,也许父亲就有了活下去的勇气了吧?这个问题,永远没有答案了,但是永远留在我的心里,直到今天,夜半梦回,还是会想起来,眼泪就止不住的流在枕边。我想如果我当时叫一声爸爸,也许父亲真的会因此打消了自尽的念头。可是当时文化大革命的狂飙刚起头,虽然大字报铺天盖地,尚未抄家,尚未开批斗会,坐喷气飞机、剃阴阳头、扫地出门那些辱尽人格的行径尚未开始。等到所有那些野蛮残忍的行为都落到他身上的时候,他还能挺得住吗?不知道,永远没有答案了。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有“义无再辱”这句话,王国维就是因此自沉昆明湖的。文化大革命中,翦伯赞自尽了,老舍自尽了,傅雷自尽了,言慧珠自尽了。。。。。。都是为了保持做人的尊严。我想父亲从单位大楼的窗口跨出去的那一刹那,对这个疯狂的世界,对这位残暴的领袖,对那些变态的同胞,一定无所留恋了吧,为了自身的尊严,走了,也许是唯一的选择。
那是1966年6月24日。可是那一声“爸爸”,至今没有机会再叫。我经常想,等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也许在天堂里能与父母重逢。那时候,我一定跪在父亲面前,叫一声“爸爸”。可是转念一想,天堂里不会再有文化大革命了吧?不需要再破四旧了吧?那么我干嘛还要改口呢?仍然叫Daddy吧。
去年,雪的烟花妹妹在古韵诗社坐庄,题目是“把相思打开”。我去捧场,填了一阕《长相思》:“思悠悠,梦悠悠,梦到慈颜几度秋,醒来唯泪流。 欲说休,欲说休,儿子如今也白头,月明映小楼。”写的是我思念父亲的心情,就以此为这篇小文作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