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与裕容龄清朝遗珍失之交臂　　　曹小莉（北京知青） ... ... ...

    慈禧太后面前有两位年轻貌美的女官，一位是姐姐德龄，以写过《御香缥缈录》（即《慈禧后私生活实录》）而闻名；另一位是妹妹容龄，写过《清宫琐记》，但她却并不是因书而成名，她的闻名是因为能跳中西舞蹈。这一双姐妹花出身清华，父亲裕庚是汉军正白旗人，字朗西，人称八旗才子，初入两广总督英翰幕，后官太仆寺少卿，继而出使日本、法国，那时叫使臣，似乎比我们现在叫大使要气派得多似的。认真地说，她们不应该姓裕，应该径称德龄和容龄，因为裕庚的裕不是她们的姓，正如溥仪不姓溥一样。汉军旗最初是由汉人组成的，其成员是辽宁本地被抢掠来的汉人和后来降清的汉族军人。这些汉军本来都是有汉族的名字的，比如汉军左翼一旗的固山额真叫石廷柱，右翼一旗固山额真叫马光远；后来汉军旗的汉姓渐渐都不见了，大概是为了刻意区别于汉人，强调自己的满人身份，就如同满大臣对皇帝自称奴才而不称臣那样，清中期以后，汉军旗基本上“满化”，不再用汉姓。进入民国以后，一时间满族人好像成了过街老鼠，狼狈得很，于是纷纷改姓，爱新觉罗氏多改为金，有的则将父名的第一字做了己姓，这是是民国初年的风气，德龄和容龄两姐妹就属于这种情况。说跑题了，言归正传。

这两姐妹尽沐欧西风雨，不但能说数种语言，而且还能动笔写，上面说的那本《御香缥缈录》就是用英文写的。而容龄则正规地师从日本红叶馆的名师，学习日本舞蹈，又师从美国著名舞蹈家伊莎多拉·邓肯（Isadora Duncan），学习西方舞蹈，并且对民族舞做了探索。裕庚于一九〇三年回国，德龄和容龄甫回国便被选为慈禧的御前女官，相当于贵族家的男孩子被选为御前带刀侍卫一样，是件极有面子的事。那些本地产的女官，哪赶得上欧西回来的美女；德龄姊妹人长得漂亮，又能妙舞婆娑，很快便讨得了慈禧太后的欢心，竟把她们封为

容龄《蝴蝶舞》剧照

裕容龄《希腊舞》

郡主。按“我大清”的规矩，只有亲王的女儿才有资格得此封号，但有帝后的“特旨”，也是可以例外的；裕庚的地位去亲王甚远，所以德龄姐妹应该是例外，也可见慈禧对她们的偏爱。有人称她们是公主，有人以为不然。据《清史稿·卷一一四》：“公主之等二：曰固伦公主，曰和硕公主。格格之等五：曰郡主，曰县主，曰郡君，曰县君，曰乡君。不入五等曰宗女。”可见，管她们叫公主，是有些不合规矩了。

旗装的裕容龄

我是在一九六八年从窃来的书中见到《御香缥缈录》和《清宫琐记》的（事见拙文《六八年》，这里就不细说窃书的事了），读后对这两位漂亮的格格印象极深，尤其让我惊异的是容龄洋装的舞蹈剧照，在文革那样文化萧条的时候，真是艳光照人。但读过就读过了，在我看，她们就是古人，和光绪一样，绝想不到日后会和她们有什么打交道的机会。

    不过，这样的机会竟然有了。大概是在一九七〇年左右吧，到我一位同校不同级（我是初二，她是高三）、同插队而不同村的王姓同学家里，去听她父亲弹奏古琴，我在拙文《仙翁仙翁》里也已说过，此处不赘。她的母亲姓漆，是我们学校图书馆的老师，她的外祖父漆老先生据说小时候是神童，很小就在老家贵州得过大清的功名。这个家庭是个货真价实的书香门第，外祖父是清史馆的硕儒，父亲会弹古琴，父母的床头贴着用洒金笺写着的古诗词，是她父亲年轻时写给她母亲的情诗。她家的那个院子是清史馆的宿舍，在南河沿大街东侧一条叫晨光街的小街中。其实，这条窄小的晨光街，当年才是真正的南河沿，而现在的南河沿大街，却是旧日的河道；现在，晨光街和南河沿大街之间的民房已经拆光，改造成了皇城根遗址公园，成了闹市中的一个幽静的去处。她家有两扇不起眼的的红色的小门，进去后院落却颇为轩敞，几棵大树撒下阴凉，树上暑蝉嘶鸣；印象中这院子好像就住着两家人，若不是门外刮着文革血腥的风暴，这院子倒是很闲适，很配清史馆馆员的身份。一次闲谈中，同学偶然提到她家的邻居是裕容龄。我闻言大惊，马上就请她带我们一行去见这位历史般的人物。她说可以，但老太太双腿被女红卫兵们批斗时打断了，女勇士们专打舞蹈家的腿，恐怕是出于女性嫉妒性的歹毒吧；幽静的院落毕竟不是世外桃源。后来经诊断，她是胫骨骨裂，已经长卧在床，如果老太太不提话头，千万别谈历史，免得勾起她的心事。去见历史人物而不得谈历史，也算是历史的悲剧吧。

  眼下的郡主府只是两间小平房，一明一暗，门口进去就算是堂屋吧，暗间才是容龄的卧室，卧室和明间之间不是墙，而是隔扇。据说，她家原来有五间屋子，后来被觊觎已久的居民委员会的“红五类”大妈们霸占了，理由在那个年代是十分常见的：劳动人民挤在破屋子里，这些寄生虫却住得如此宽绰，勒令若干天内让出，否则打断你的狗腿！谁敢不让啊，让还把腿打断了呢。鲁迅说过：“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随感录六十五·暴君的臣民》），信矣。于是，容龄便搬到了可能原来是放杂物的耳房之类的地方，郡主成了灶下婢，而灶下婢则高踞上屋，据说这也是革命。

    进得那间十平米左右的小屋，只见主人半靠在床头。床上是木板搭的，床头有一张小木桌，我记得屋里似乎没有椅子，因为我们六七个人都是高低错落地站在那里的。如今郡主是家无长（音zhànɡ）物了。主人穿着黑色的上衣，似乎质地还不错，大概是劫后余存，下半身盖着一床薄被，当时是夏秋之交，可见主人身体的虚弱。老人皮肤白皙，甚至有些许苍白，十分瘦削，但一眼就看得出，主人年轻时一定是一位弱骨玉肌、艳光照人的美女，即使是受了这么大的磨难，却并不显得十分憔悴，这有些让人感到意外，或许是因为她自幼所受到的训练，不允许自己在外场上失了雍容的风度。给人印象深刻的是那双眼睛：温和、从容，保持着与她八旬年纪不相称的清澈，它们并未因年老而昏瞀（音mào）。我偶尔在网上发现了一张容龄老年时的照片，与我那时见到的她，差相仿佛。

    那天我们这些访客，恰好都是大小伙子，扑扑楞楞地站了一屋子。主人显得十分从容澹定，并未因面对一群陌生的男性访客而有丝毫的局促不安；这大概也是多年中西交际场上磨练出的贵族气质吧。局促的反而是我们，因为我们都觉得是在面对着历史，除了问好，反倒不知说什么。主人用一个意想不到的话题，缓和了气氛。她开始用苏州话抱怨她的保姆，因为两间屋子之间只有隔扇，她怕保姆听到不高兴；毕竟孤身的她，只能与保姆相依为命。我

老年时的裕容龄

们大多数人对苏州话只能听个迷迷糊糊，似乎她在抱怨保姆偷偷滴拿白面自己私下做吃的。据同去的一位懂苏白的朋友说，主人的苏州话讲得十分地道。因为以前就知道她通几门外语，但没想到她的苏白也这么好，其语言的天赋让我们十分服气。于是，话题便从语言开始了。当时，文革正处于比较缓和的阶段，电台和电视台在教英语课程。她便说起了在欧洲学法语和英语的事，好像还评论了一番法语和英语的各自特点，并随口朗诵了一首英国女诗人E.勃朗宁（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的小诗，可惜的是，我当时只有初中的文化程度，那些评论没大听懂，更遑论记住了。只是她对当时英语教学节目主持人的发音评价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中：“像猫叫”。我们都大笑起来，老人也没详细解释。现在想来，大概现在的英语发音和十九世纪的差别很大吧？或者与十九世纪的宫廷英语差别很大？不过，老人的评价，使我对英语教学节目主持人的敬仰大打了折扣。

    随着我们常常拜访她，彼此也熟悉了，我们甚至还请了当时中央乐团的小提琴手洪流（见拙文《朱湘的余绪》）到老人家演奏小提琴，记得有萨拉萨蒂的《流浪者之歌》，舒伯特的《小夜曲》之类。每次演奏时，老人都听得很仔细，苍白的脸上也微微露出潮红；在那文化绝迹，只剩下了八个“样板戏”的年代，这些乐曲也许让老人想起了自己的青春年华？那时，我们都觉得她很可怜，在如此高龄遭此横祸，希望借此对她有所慰藉。

    当然，我们的话题愈来愈广泛，可惜时隔几十年，谈过的话只剩下了吉光片羽。不过，有一次，大概是我们第二回或第三回去看望老人时，话题终于拐到了光绪皇帝的身上；这正是大家最感兴趣，却又不便主动提起的事。老人说，光绪很喜欢和她们姐俩儿聊天，有一次，在颐和园的知春亭那里，偶然遇到了容龄，便招手把她叫了过去。光绪问她，“洋字码儿”怎么写？是否容易学？容龄边解释，边用手指在空中比划。光绪听得很高兴，便拿出一把素面的扇子，让德龄写个洋字码儿的扇面。于是，容龄便回去，在扇面上用花体字写了一首英文诗，给光绪送了回去；据说光绪收到后很高兴，翻来覆去看了半天。不知容龄是否从此便“简在帝心”了？也不知那扇面上，除了英文诗外，是否还要用工楷蝇头写上“奴婢××跪进”的字样？要是那样，就大煞风景了。

  老人在叙述这事时，一会儿说“光绪”，一会儿又说“皇上”。那时，我们这些人都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听到“皇上”这个词，既陌生又稀奇；不像现在，电视剧跟清朝干上了，满屏幕跑太后、皇上，根本不把这些词放在心上。老人也许曾把这些和皇上有关的事讲了不止一回了，但讲起来还是很兴奋，两眼放光，似乎还有些许的感伤，“一声老皇

上，双泪落君前”；年轻时的事，是永远的记忆。尽管老人的“皇上”，一则让我们觉得似乎清晰地触碰到了历史，一则也觉得人的记忆是如此的顽强，她的双腿被摧残，多半就是因为“皇上”，至少表面的理由是这样的，但依旧不能把皇上从她的脑中打去。

    后来，我便在山西农村的山沟里混，白天脸朝黄土背朝天，夜晚油灯一盏，也就再没有去拜访过容龄郡主。听说她在一九七二年去世了。

曾胡写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