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的“醉豪言”与杨仝的“醒豪言”

中国有各种文化。什么酒文化，茶文化，烟文化的；精神层面的名堂更多。其中，最有趣的，最让人忍俊不禁回味无穷的，可能还是“狂文化”。

“狂文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逗谜。

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别的国家，偶尔出一两个狂人，说一两句狂话的也有，但象中国这样，狂人史不绝书，狂言汗牛充栋，狂举笑爆乾坤的，绝对不多。

中国之所以“狂文化”历史悠久、辉煌灿烂，可能与诗教、专制、酒礼三个独特因素有关。

诗言志，诗教鼓励士子立志，立大志，志大了，言就大。从屈原的“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白居易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到毛泽东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尽是志大言大的诗人之狂。孔圣人竟然为这种人癫言狂的举动献花，赞其为“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甚至还鼓励学生“宁为狂狷，不为乡愿”，这就不幸形成了诗教讲大话的传统。

封建专制，大搞一言堂。全国男女老幼，就只让一个人思想，一个人说话，其余的都只能哼哼哈哈，唯唯诺诺，不能胡思乱想，信口胡言。一只大蛤蟆霸道地说，“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结果导致了所有的青蛙都气鼓了肚腹，变得比原来大出许多。中国书画中的写意和狂草，或许就是这类“压制变大”的一种“气鼓胀”吧。

中国的酒礼，壶大杯深，一眼望不到底。喝酒本来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情，光酒礼四部的“拜、祭、啐、卒爵”，就足以把人累到端不起酒杯；若加上主人向客人敬酒的“酬”，和客人回敬主人的“酢”，那就更让人喝而不知其味了。饮酒时身体太累，酒喝下去人就容易醉。酒喝大了，酒大言大，话也就跟着大。祝酒辞，敬酒吉言，实际上都是大话。喝大酒，必然讲大话。

酒壮怂人胆，也旺英雄气。近代以来，西风东渐，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西方奇技淫巧的冲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国的文化人，于反思、抗击的同时，也表现出了对外来贼贱文化的蔑视与不满，狂言大话又有了新的内容。

据说，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后，有一天，傅斯年在蔡元培家吃饭。傅斯年喝大了酒，信口乱说：“我们国家整理好了，不特要灭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赶出苏伊士运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外，都要‘郡县之’。”蔡元培闻听后，声色俱厉地喝道：“除非你做大将！”傅斯年立马惊得醒了酒。

无独有偶，我有一位亦师亦友的台湾朋友，叫杨仝，原先在台湾辅仁大学当语文老师，为了孝敬跟随姐姐在北美生活的老母亲，他先移民美国，再移民加拿大，目前已经退休，过着“食无求饱，居无求安”的儒者生活。

有一次，杨先生在电话中问我：“你对世界的未来怎么看？中国应有什么样的作为来应对世局的变化？”我答曰：“受环境和资源的限制，资本遇到了千年大劫；西方会随着资本的耗散而衰落。中国应当顺应潮流，融入世界，力争用儒家思想和中国文化影响全球。”他立刻打断我的话说：“不！不是影响，是领导万邦，控制全球！中国人一定要有勇气替天行道，管理世界。”

乍听此言，我还以为自己遇到了狂文化的集大成者。但仔细掂量，又觉得他这话颇有“狂者进取”之意。知其不可而为之，“不可”也就成了“大可”。关键是看中国人敢不敢“为”和怎样“为”。他说，他有一整套让中国统治世界的战略战术，甚至详尽到只需万人，便可以实施的吞天计划。

从顺应世界，到融入世界，再到领导世界，别小看这二字之差，一步之遥，中国人民可是为此艰难地攀越了将近两个世纪，至今大多数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都还在文化心理上停留于“跟从顺应”的珠峰8843.5米处，仅剩这区区0.5米没有人敢超越。高天之下，兆民之中，唯有杨老先生站在了峰顶。

为天地立心，这是儒家儒生的理想追求，毕生愿望。狂字的古文写作“忹”，从心，自小篆以后改从犬。人的狂狷，确实在心不在形；狗形再狂，也不及人心之狂浪潮汹涌。茫茫天地之间，难得有一个中国人肚子里包藏着这样一颗心，一颗雄心。我为杨先生的狂言和霸气所感动，决定将他这颗心珍藏起来，展示出去。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世上本无此心，中国的读书人从来不敢有此心，但对当今世界认识深了，明白的人多了，就会一呼百应，生出更多的此心——勇敢的心，智慧的心。

2018.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