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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孟真先生的《我所认识的丁文江先生》，是一篇很大的文章，只有在君当得起这样一篇好文章。孟真说：
我以为在君确是新时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国人之代表，他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的菁华；他是用科学知识作燃料的大马力机器：他是抹杀主观，为学术为社会为国家服务者，为公众之进步及幸福而服务者。
这都是最确切的评论，这里只有“抹杀主观”四个字也许要引起他的朋友的误会。在君是主观很强的人，不过孟真的意思似乎只是说他“抹杀私意”，“抹杀个人的利害”。意宝坚强的人都不能没有主观，但主观是和私意私利说不相同的。王文伯先生曾送在君一个绰号，叫做the conclus-ionist，可译做“一个结论家”。这就是说，在君遇事总有他的“结论”，并且往往不放松他的“结论”。一个人对于一件事的“结论”多少总带点主观的成分，意志力强的人带的主观成分也往往比较一般人要多些。这全靠理智的训练深浅来调剂。在君的主观见解是很强的，不过他受的科学训练较深，所以他在立身行道的大关节目上终本愧是一个科学时代的最高产儿。而他的意志的坚强又使他忠于自己的信念，知了就不放松，就决心去行，所以成为一个最有动力的现代领袖。
在君从小不喜欢吃海味，所以他一生不吃鱼翅鲍鱼海参。我常笑问他：这有什么科学的根据？他说不出来，但他终不破戒。但是他有一次在贵州内地旅行，到了一处地方，他和他的跟人都病倒了。本地没有西医，在君是绝对不信中医的，所以他无论如何不肯请中医诊治，他打电报到贵阳去请西医，必须等贵阳的医生赶到了他才肯吃药。医生还没有赶到，他的跟人已病死了，人都劝在君先服中药，他终不肯破戒。我知道他终身不曾请教过中医，正如他终身不肯拿政府干薪，终身不肯因私事旅行借用免票坐火车一样的坚决。
我常说，在君是一个欧化最深的中国人，是一个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在这一点根本立场上，眼中人物真没有一个人能比上他。这也许是因为他十五岁就出洋，很早就受了英国人生活习惯的影响的缘故。他的生活最有规则：睡眠必须八小时，起居饮食最讲究卫生，在外面饭馆里吃饭必须用开水洗杯筷；他不喝酒，常用酒来洗筷子；夏天家中吃无皮的水果，必须在滚水里浸二十秒钟。他最恨奢侈，但他最注重生活的舒适和休息的重要，差不多每年总要寻一个歇夏的地方，很费事的布置他全家去避暑；这是大半为他的多病的夫人安排的，但自己也必须去住一个月以上；他的弟弟，侄儿，内侄女，都往往同去，有时还邀朋友去同住。他绝对服从医生的劝告：他早年有脚痒病，医生说赤脚最有效，他就终身穿有多孔的皮鞋，在家常赤脚，在熟朋友家中也常脱袜子，光着脚谈天，所以他自称：“赤脚大仙”。他吸雪前烟有二十年了，前年他脚指有点发麻，医生劝他戒烟，他立刻就戒烟绝了。这种生活习惯都是科学化的习惯；别人偶一为之，不久就感觉不方便，或怕人讥笑，就抛弃了。在君终身奉行，从不顾社会的骇怪。
他的立身行己，也都是科学化的，代表欧化的最高层。他最恨人说谎，最恨人懒惰，最恨人滥举债，最恨贪污。他所谓“贪污”，包括拿干薪，用私人，滥发荐书，用公家免票来做私家旅行，用公家信笺来写私信，等等。他接受凇沪总办之职时，我正和他同住在上海客利饭店，我看见他每天接到不少的荐书。他叫一个书记把这些荐信都分类归档，他就职后，需要用某项人时，写信通知有荐信的人定期来受考试，考试及格了，他都雇用；不及格的，他一一通知他们的原荐人。他写信最勤，常怪我案上堆积无数未覆的信。他说：“我平均写一封信费三分钟，字是潦草的，但朋友接着我的回信了。你写信起码要半点钟，结果是没有工夫写信。”蔡孑民先生说在君“案无留牍”，这也是他的欧化的精神。
罗文干先生常笑在君看钱太重，有寒伧气。其实这正是他的小心谨慎之处。他用钱从来不敢超过他的收入，所以能终身不欠债，所以能终身不仰面求人，所以能终身保持一个独立的清白之身。他有时和朋友打牌，总把输赢看得很重，得很重，他手里有好牌时，手心常出汗，我们常取笑他，说摸他的手心可以知道他的牌。罗文干先生是富家子弟出身，所以更笑他寒伧。及今思之，在君自从留学回来，担负一个大家庭的求学经费，有时候每年担负到三千元之多，超过他的收入的一半，但他从无怨言，也从不久债；宁可抛弃他的学术生活去替人办煤矿，他不肯用一个不正当的钱：这正是他的严格的科学化的生活规律不可及之处；我们嘲笑他，其实是我们穷书生而有阔少爷的脾气，真不配批评他。
在君的私生活和他的政治生活是一致的。他的私生活的小心谨慎就是他的政治生活的预备。民国十一年，他在《努力周报》第七期上（署名“宗淹”）曾说，我们若想将来做政治生活，应做这几种预备：
第一，是要保存我们“好人”的资格。消极的讲，就是不要“作为无益”；积极的讲，是躬行克己，把责备人家的事从我们自己做起。
第二，是要做有职业的人，并且增加我们职业上的能力。
第三，是设法使得我们的生活程度不要增高。
第四，就我们认识的朋友，结合四五个人，八九个人的小团体，试做政治生活的具体预备。
看前面的三条，就可以知道在君处处把私生活看作政治生活的修养。民国十一年他和我们几个人组织“努力”，我们的社员有两个标准：一是要有操守，二是要在自己的职业上站得住。他最恨那些靠政治吃饭的政客。他当时有一句名言：“我们是救火的，不是趁火打劫的。”（《努力》第六期）他做淞沪总办时，一面整顿税收，一面采用最新式的簿记会计制度。他是第一个中国大官卸职则半天办完交代的手续的。
在君的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孟真说他“真是一位理学大儒”。在君如果死而有知，他读了这句赞语定要大生气的！（胡适 文）
丁文江（1887年3月20日—1936年1月5日），字在君，江苏泰兴黄桥镇人，中华民国地质学家、社会活动家，曾任私立南开大学校董会董事。
生平
丁家是当地乡绅，祖父没有功名。一直到15岁，丁都还受着传统教育。1901年，龙研仙到泰兴做知县在本地招考，他看中了丁文江决定送他出洋留学。1902年秋，留学日本，期间他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为刊物撰文。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他受到吴稚晖的来信，讲到在苏格兰念书环境好，不受政治事务打扰，费用又便宜，所以他和李祖鸿、庄文亚决定转赴英国，研究动物学和地质学。暮春，他们三人搭乘一艘德国轮船前往欧洲，途经槟榔屿时还曾拜访客居于此的康有为。到了爱丁堡，他们的资费已经花光，见到吴稚晖后，吴和经济状况最差庄文亚到格拉斯哥半工半读。他们在船上遇到了一位在中国行医的传教士，他建议丁和李到他的家乡司堡尔丁念中学。1906年，他进入了剑桥大学，1907年春于1911年春转入格拉斯哥大学。1911年，获得动物学和地质学双学位。5月，返国从印度支那下船转乘火车到云南、贵州，进行考察。8月，返回江苏老家，参加满清政府学部游学毕业生考试，获得“格致科进士”名衔。同时在上海南洋公学任教。
1912年冬，南京政府决定在工商部矿政司下设地质科。次年2月，赴北京任农商部地质科科长，这时中国并无矿业人才，北大地质系应考人数也很少，几近废系。地质科中只有丁文江和章鸿钊两人受过专门的学术训练，他们延揽在北京外国专家到地质科工作。这年矿政司开办地质研究所，丁文江、章鸿钊和北大地质系的索尔格承担了大部分的教学。12月，赴山西、云南等地进行地质矿藏调查。1914年，翁文灏接替索尔格任教。1917年，蔡元培接任北大，恢复地质系，地质科也更名为“地质调查所”。1919年2月，些梁启超去欧洲考察。五四运动时他也不可避免地参与了进去，结识了陶孟和、胡适、梁启超等人。1920年，他和蔡元培聘请李四光和葛利普莱到北大任教。1921年，辞去地质调查所的工作由翁文灏接任，他前往热河担任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同乡刘厚生为董事。他一直负担着家庭经济的重担，而且科学工作的阻挠不断，这都影响了他的转向，虽然他离开了学界，但仍保持着很大的影响力。1922年，参与发起中国地质学会，任副会长；主编《中国古生物志》和政治评论刊物《努力》。1923年发表《玄学与科学》论文，与张君劢开展了科学与玄学的论战。
1925年秋，丁辞去了经理的职务，投奔孙传芳幕下。1926年5月5日，出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经过谈判，于8月1日代表江苏省政府与外国驻上海领团签订《收回上海会审公廨暂行章程》。丁文江出任总办是他政治活动的重新开始，也是对五卅惨案的回应。但是这个选择，也引发不少争议。当时还在欧洲求学的傅斯年曾经因此向友人疾呼：“丁文江该杀！”。10月，孙传芳的部下浙江省长夏超哗变，丁文江也参与了平叛。12月31日，他辞掉上海的职务，在北京隐退，后因张作霖的敌视搬到大连居住。次年，搬回北京，3月，前往广西考察。12月，重返地质调查所。1929年到1930年夏，他到西南考察。
1931年秋，任国立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教授。这年日本侵占东北，受政治局势驱使，1932年，为《独立评论》撰文。同年任私立南开大学校董会董事。1933年与翁文灏、曾世英合编《中华民国新地图》以及《中国分省新图》。6月，离开上海前往华盛顿参会，后到欧洲访问，9月到苏联旅行。1934年6月应蔡元培之请，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1936年，他在湖南勘探煤矿。时值冬季，但是煤矿坑内湿热，丁文江坚持亲自下坑探查，出坑时全身衣服湿透，到旅馆时把门窗紧闭，使用壁炉。第二天他没有起床，才发现是煤气（一氧化碳）中毒，紧急叫医生急救，施以心肺复苏术。本来昏迷的情形有好转，甚至一度在他坚持下，下床行走。不料后来却因为心肺复苏术时压断肋骨，导致发炎，突然病情直转而下，病逝。挚友傅斯年闻讯第一个从北京赶去看护。1月5日在长沙湘雅医院逝世。按其遗嘱，葬于岳麓山。
督理湖北军务兼省长陈宴请英国退还庚款委员团摄影庄士敦、胡适、齐燮元、威灵顿、陈嘉谟、安德森夫人、苏希尔、葛福、王景春、丁文江、劳之常、刘晋、王世堉、洪锺美、夏昌炽、沈子良、陈介、王毅灵、曾务初、王光
著作
丁著《动物学教科书》，所遗地质考察材料，编成《丁文江先生地质调查报告》，于1947年出版。
丁著《梁任公年谱长编》为研究梁启超之重要参考书。
丁文江还是中国第一个系统研究彝文的人。胡适曾著有《丁文江的传记》一书，胡适说他是“一个欧化最深的中国人，一个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胡适：《丁文江这个人》）。
评论
林毓生认为他并未看懂康德理念论论述的精华部分。
家庭
弟：丁文渊、丁文治
侄女：丁子霖，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起者。
参考文献
维基共享资源中相关的多媒体资源：丁文江
Charlotte Furth. Ting Wen-chia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07-09. ISBN 9780674892705.
夏绿蒂·弗思; 丁子霖. 丁文江.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7. ISBN 9787535700780.
林毓生，热烈与冷静，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6月，第174至175页
延伸阅读
中文
《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费侠莉著，丁子霖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
从张君劢和丁文江两人和〈人生观〉一文看1923年科玄论战的爆发与扩展，叶其忠，页211-267，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二十五期（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丁文江图传》，宋广波，秀威出版，2007
一九二六年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任内的丁文江，何汉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81:1 2010.03[民99.03] 页37-150
《中国之前的中国：安特生、丁文江和中国史前史的发现》，马思中.陈星灿，Stockholm: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2004
外文
China Before China: Johan Gunnar Andersson, Ding Wenjiang and the discovery of China's prehistory , Magnus Fiskesjö and Chen Xingcan , Bilingual ed. English/Chinese. 159 pages. Stockholm: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Ostasiatiska Museet), 2004; ISBN 91-970616-3-8 hardback.
外部链接
马勇：丁文江和他的科学主义
竺可桢给丁文江的一封佚信《光明日报》2006年5月18日
傅孟真 傅斯年，字孟真，祖籍江西省永丰县，1896年出生于山东聊城一个名门望族。他自幼敏而好学， 10岁已读毕《十三经》；13岁考入天津府立中学，接受新式教育；17岁北大预科， 20岁升入本科国文门；23岁投身文学革命，参加五四运动；24岁负笈英、德，先主修科学，后偏向哲学，涉猎甚广，留学7年，却没有获得任何学位。1926年10月回国后，先受聘于中山大学，后长期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开始执掌史语所时，他“禁止通过编写历史或制造任何历史哲学来回答当下的政治问题”。但“九一八”事变后，在北京大学召开的时势讨论会上，他率先提出“书生何以报国”的问题。此后，他身体力行，撰写了一系列涉及中华民族问题的论著，如《东北史纲》（ 1932）、《夷夏东西说》（ 1933）等。1935年，为策动华北五省自治，日寇与汉奸大造舆论，蔑称国民政府是南方人的政府，煽动北方分裂出去。傅斯年于该年 12月 15日在《独立评论》第 181号上发表了《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和《北方人民与国难》两篇文章，强调中华民族的整体性，从理论上给予日本人和汉奸以有力的反击，展现了其书生报国的一腔热忱。
中华民族是整个的！
这一句话怎么讲呢？原来二千几百年以前，中国各地有些不同的民族，说些多少不同的方言，据有高下不齐之文化。经过殷周两代的严格政治之约束，东周数百年中经济与人文之发展，大一统思想之深入人心，在公元前二二一年，政治统一了。又凭政治的力量，“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自从秦汉之盛时算起，到现在二千多年，虽有时候因为外夷之侵入，南北分裂，也有时候因为奸雄之割据，列国并立，然而这都是人力强的事实，都是违背物理的事实。一旦有适当的领袖，立时合为一家。北起朔漠，南至琼崖交趾，西起流沙，东至鸡林玄菟，这是天然赐给我们中华民族的田园。我们中华民族，说一种话，写一种字，据同一的文化，行同一的伦理，俨然是一个家族。
也有凭附在这个民族上的少数民族，但我们中华民族自古有一种美德，便是无歧视小民族的偏见，而有四海一家之风度。即如汉武帝，正在打击匈奴用气力的时候，便用一个匈奴俘虏做顾命大臣；在昭帝时，金日磾竟和霍光同辅朝政。到了现在，我们对前朝之旗籍毫无歧视，汉满之旧恨，随清朝之亡而消灭。这是何等超越平凡的胸襟？所以世界上的民族，我们最大；世界上的历史，我们最长。这不是偶然，是当然。“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句话，是历史的事实，更是现在的事实。
有时不幸，中华民族在政治上分裂了，或裂于外族，或裂于自身。在这时候，人民感觉无限痛苦，所渴望者，只是天下一统。未统一时，梦想一统，既一统时，庆幸一统，一统受迫害时，便表示无限的愤慨。文人如此，老百姓亦复如此。居心不如此者，便是社会上之捣乱分子，视之为败类，名之曰寇贼，有力则正之以典刑，无力则加之以消极的抵抗。
中国经辛亥年的革命，由帝制进为共和，一统的江山俨然不改。只可惜政治上不得领袖，被袁世凯遗留下些冤孽恶魔。北廷则打进打出速度赛过五季，四方则率土分崩，复杂超于十国。中山先生执大义以励国民，国民赴之，如水之就下。民国十五六年以来，以北方军阀之恶贯满盈，全国居然统一；平情而论，统一后之施政，何曾全是朝气，统一后之两次大战，尤其斫丧国家之元气。中年失望，自甘于颓废，青年失望，极端的左倾。即以我个人论，也是失望已极之人，逃身于不关世务之学，以求不闻不见者。然而在如此情势之下，仍然统一，在如此施政之下，全国之善良国民，仍然拥护中央政府者，岂不因为中华民族本是一体，前者以临时的阻力，偶呈极不自然的分裂现象，一朝水到渠成，谁能御之？所以这些年以来，我们老百姓的第一愿望是统一，第一要求是统一，最大的恐惧是不统一，最大的怨恨是对于破坏统一者。
北伐战争中的国民革命军
这个心理有最近的两个事实明白表示出来，段芝泉先生本是北洋耆旧，论其个人，刚性高节，本可佩服，论其政治的贡献，则师心自用，纵容群下，《春秋》责备贤者，正不必为之讳，然自其避地南归之后，无论何种政治思想者，除共产党外，无不钦佩他，他居然是无疑的民国之元功，社会之三老。所有安福政绩，在国民心中一齐消账。至其最近“股东不同意”（见《益世报》）之表示，尤为社会上称道不已。
段祺瑞（1865年3月6日—1936年11月2日），字芝泉。中华民国时期著名政治家，号称“北洋之虎”，皖系军阀首领，孙中山“护法运动”的主要讨伐对象。1916年至1920年为北洋政府的实际掌权者。1924年至1926年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1926年3月18日发生了段祺瑞政府镇压北京学生运动的三·一八惨案。“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曾胁迫段祺瑞去东北组织傀儡政府，段严词拒绝。1936年11月2日，段祺瑞逝于上海宏恩医院。
又如阎百川先生，虽在北方有最老之资格，其人之勤俭朴诚，爱惜地方，尤为国人所称道，然其见识与办法，亦有多人不以为然，且有嘲笑之者，自从他毅然决然飞到南京去，全国人都另眼相看，以为此老毕竟高人一筹，不待耕者有其田，他老先生已经有了全国人的心田！这种国民心理的转移，不是明白表示国人渴望国家不分裂吗？
阎锡山（1883年10月8日—1960年5月23日），字百川、伯川， 号龙池，山西五台县河边村人，清末民国时期重要政治、军事人物，晋系军阀的首领。1936年，面对日军侵略，自任“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十月下旬，阎锡山邀请共产党员薄一波主持“牺盟会”的工作。从此，中国共产党在山西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共产党员参加阎锡山的官办团体，运用山西的某些进步语言，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牺盟会”的领导下，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太原一时成为全国抗日呼声甚高的城市。二十几个省市的数千名进步青年慕名到太原参加军政训练，为抗日战争开始后组建新军、开展武装斗争和创建抗日根据地做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至此，阎锡山在拥蒋的前提下，基本上确立了联共抗日的路线。
然而这些天里，平津一带“空穴来风”，有所谓自治运动。若说这是民意，民在哪里？若说这是社会上的事件，请问谁是出名领导的人？若问国人的心，他们只是希望统一，以便安居乐业。雇来的苦力不足为民众，租界上住着昔曾大量剥削人民后经天然淘汰之官僚军阀，不配算领袖，满街洒的黄纸条，都是匿名帖子！天下哪里有不具名的政治运动？黑市上哪里有正人？孔子有一句现成话：“将谁欺，欺天乎？”
所谓要求自治，虽然闻其声（黑路上的怪声）不见其人，而发挥其良心之主张，在平津者有教育界（宣言见上星期日《大公报》），其他各界虽未宣言，居心无二。这个宣言，初签名者数十人，到了第二天，几有千人，这才是民意的负责表示。宣言中指明这是破坏国家领土完整的阴谋，这才是有识人民的明确认识！
1935年间，由日本特务机关幕后策划的独立于中华民国政府、投靠日本的运动，亦称“华北特殊化”。1935年7月6日，南京政府亲日派首领何应钦与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签订了卖国的《何梅协定》，内容主要是：取消河北境内的国民党组织，撤出河北境内的中央军，取缔一切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之后，日本侵略者及大小汉奸开始大肆鼓噪“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自治”。
我终不相信此间事情就此恶化下去了，因为此间地方最高当局宋商二公之人格与历史是国民信赖不疑的，就宋主任说，他是西北军中最忠实的将军，从冯焕章先生经过无数艰苦，不曾弃他，这地方最足以表显其忠心的气节。忠于主帅者，自易忠于国家，何况他的捍卫国家的勋绩，虽在妇人孺子，至今称道。就商主席说，他早年便是志士，后来在北方军阀罪恶贯盈的时代，他最先在绥远举义。至其卫国之功，正与宋公伯仲。所以我深信他们决无忽然改换其自身历史，堕于大海中之理，所以在此汹汹之局，我们穷学究尚在此地安心默祝国家多福！
不过，伪造民意，扰乱人心的各种阴谋，也是可虑的。负责当局，应以国家民族的立场，把背叛国家的败类，从严防范，尽法惩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