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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年轻人不愿进厂 “中国制造”靠机器人

京港台:2024-5-19 11:26| 来源:明报 | 评论( 3 )  | 我来说几句


中国年轻人不愿进厂 “中国制造”靠机器人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年轻人“不愿进厂”成为内地近年就业现象,他们很多嫌工厂辛苦、薪水低、没前景,宁愿选择灵活就业。 随着时势推移,智能制造成为潮流,机器换人愈来愈多,第三代民工面临不一样的现状,有的工厂大门已只向技术蓝领敞开。

  “00后”入厂 不见同龄工人

  李雯是个“00后”,她读专科学校选了高铁乘务专业,毕业后找了很多与专业相关工作,觉得自己不适合乘务工作,决定放弃所学专业。 她也在家人帮助下,坐过办公室,又去过许多公司面试,但都没有成功。

  “找到合适的工作还是很困难的,到后面就想随便先找个工作做着,就进了工厂。” 去年起,李雯在天津市一个生产安全配件的加工厂工作,对于成为“流水线女工”,她并不抵触,反正能挣到钱就行”。 环顾全厂,李雯年龄最小,基本都是40岁左右的姐姐,年龄相近的也是30岁左右。 她说,平时见不到同龄的新朋友。

  外卖挣更多 工厂限加班

  不仅天津,在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榜排第二的苏州市(仅次深圳),也有许多加工厂招不到年轻人。 三皮(化名)在某德资世界500强企业已经工作近10年,现是工厂管理层,他也表示厂里大多数的员工都是“80后”了。

  内地改革开放初期涌入工厂的农民工为第一代,之后第二代民工以“80后”为主体,目前第三代民工则是“00后”,他们被视为不愿进厂的一群。 “产线工作枯燥单一,工资也不高,还要受人管,一线管理产线的人文化水平也一般,运气不好,还会碰到一些江湖混子。” 三皮分析部分年轻人不愿进入制造业的原因,又称年轻人更多选择自由的散工、送外卖,或者当个网约车司机。

  

  任职外卖配送员,是当前内地很多年轻民工的选择。 (新华社)

  “厂里的年轻人文化水平也比较低,很多都是找不到(其他)工作来这里过渡一下的。” 三皮说,虽然工人不如送外卖挣得多,但稳定,也不那么辛苦。 与以前加班加点不同,工厂限制加班时数已是常态,实体经济不好,都在降本(降低成本),不必要的加班现在也会管,因为产品做出来卖不出去就会变成呆滞库存,呆滞库存又会产生库存费。 而且厂里还会给工人按苏州市基本工资买保险,比起那些外面日结的工作,确实稳定不少。

    

  三皮指出,“对他们(年轻人)来说,有几千块收入,有休息时间,能打打游戏,就满足了,大部分年轻人现在不想结婚,也是压力太大。” 结婚后,男性有经济压力,很多都会离开工厂。 李雯(上图)也说,厂里女工比男工多很多,“很多男生都选择去外面工作,累点但挣得多。 尤其是结婚之后,必须要养家餬口,很多人就不干了“。 她选择进厂也只是因为稳定,“女生送外卖还是在体力上吃亏,不如进厂好一些”。

  技能要求提高 工厂难再“自由进出”

  国家统计局4月30日发布《2023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全国民工总量2亿9753万人,同比增长191万人,总数创下新高。 当中逾8,182万人从事制造业,他们月均收入4780元人民币(专题)。 其中,16至30岁年轻民工占16.6%(约4939万人); 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84.2%(2亿5052万人),初中程度是1亿5501万人为最多。

  虽然年轻民工愈来愈多选择做外卖骑手,但真实体验过外卖工作的,也有不少最后回归工厂。 小琦在北京送外卖已有3个月,其间,一些和他同时入职外卖骑手的朋友已经撑不住,决定换工作了。 “很多人还是想更稳定一点,也开始找工厂上班,但现在厂子也不好进,大家只能先送外卖维持生活,再慢慢找工作”。

  现在许多工厂的大门确实不是“自由进出”了,如果没有一定学历,或者专业技能,年轻民工很难在好的工厂找到岗位。

  三皮介绍了其所属工厂内的新情况,他说,行业趋势也产生了新变化,现在都讲工业4.0、5.0,产线自动化程度逐年提高,用更少的人,做更大的产量。 三皮直言,也因为自动化,对产线工人的技能要求高了,这也成了普通工人工资这几年无法大规模上涨的一个原因。 包括3年疫情,实体经济能活着已经很不容易,之后只会更想精简结构,能用机器代替的就不会想用人工。”

  政府力推智能制造 劳动密集产业调整

  实际上,这也是近10年中国制造业发展方向,翻开2015年印发的《中国制造2025》,内文也多提机器不提人。 “制造强国”靠的是智能化、自动化,而不是人手密集的生产线。 近年,更因为国际形势倒逼、新冠疫情催化,人力成本上涨、劳动密集产业受挑战,加速了中国制造业自动化进程。

  中国政府当前力推智能制造,引入自动化和机械人技术,减少失误、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惟早有研究指出,每增加一个工业机器人,就有1.6名工人(有的领域称3.3人)失业。 这种情况,在劳动力密集型工作和人工智能发展速度均位于世界前沿的中国,影响明显。

  对于产业结构调整,北京网约车司机孙大叔也深有体会。 孙大叔是来自河南安阳的民工,夫妻在北京谋生,两个孩子都在老家。 孙原本是地盘工人,建筑行业不景气后,改去工厂打散工,薪金日结。 今年以来,工厂岗位供不应求,薪金少了一半多,孙大叔只能开网约车餬口。 孙妻在顺义区开包子铺,客源也都是外来民工,但在他们纷纷“逃离”大城市的当下,“今年生意非常非常差,人都走了一半,没人买包子了”。 两个人就等着包子铺今年10月租约到期,之后他们也要离开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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