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信：北京切除的，是威胁政治安全的新流民阶级

从11月18日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一场夺去19条生命的火灾过后，北京市政府在几乎所有城郊结合地带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清退低端人口”行动。一周之内，可能有多达二十万“外地来京低端人口”被暴力驱离，沦为北京难民。

从中国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以及公民记者和传统媒体在现场发回的报导看，在外地来京人口集中居住的“城中村”，居民被告知必须在两到三天内紧急搬离。随后，他们经营的餐馆、工厂被暴力人员强行砸毁门窗、玻璃，他们的住所半夜被穿制服的警察或协警以破门方式强行进入，居民在暴力威胁下被驱逐。他们在北京冬夜的寒风中流离失所，有的乘坐火车返回老家，有的在附近的河北省另寻厂房、住所，有的徘徊在北京街头，成为中国境内的难民。

自1962年中国的大饥荒结束后，这样大规模的城市难民情形还从未在中国发生过。也有人将它与1942年7月华沙30万犹太人被驱逐的暴行相比较，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已经激起了一片愤怒和抗议；一些仍然保持良心的官方控制媒体也发表了报导，隐晦地对北京官方政策提出了批评。过去五年不断遭到打压的北京公民社会，也以异乎寻常的勇气组织了多方的抗议和救援。例如中国人民大学校友、北京知识界和中国的劳工群体，都各自发表了联署抗议公开信。

而引人注目的是，在很少几家基督教组织和劳工NGO伸出援手之外，北京的一些公民志愿者自发组织了多个救援网络，为这些难民提供紧急住宿安排和餐饮业的工作岗位。有数百名公民志愿者加入了救援的实际行动，展现了北京公民社会在巨大压力下仍然存在的顽强韧性和勇气。

可是，我们要如何分析北京当局在2017年的冬天，以如此法西斯主义的方式展开大规模“低端人口清退”行动呢？早在2014年2月习近平第一次视察北京，提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以来，2015年国务院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后，北京市先后于2015年通过了《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意见》和2017年《北京市总体规划》， 由最高长官意志确定了北京市2300万的人口容积上限。自此，清理“多余人口”就成为北京市先后两届政府的首要任务，也是北京恢复所谓首都功能的一个急迫目标，要求2017年“取得明显成效”。

于是，在2017年冬天来临之际，大兴区一处廉价公寓的可疑火灾过后，在这些外地务工者、小工厂集中的城乡结合地带，北京市各区行政机关以消防安全和郊区农户“煤改气”的环保要求为名，进行了全面动员，各种拆迁机器在大批制服人员护卫下，直接进村作业、驱赶住户，演成一场仍在进行中的人道主义危机。

如果注意到十九大前后由蔡奇担任北京市委书记，那么人们很容易得出，这样一场大规模暴力驱离，大概算是过去几年地方层面为表忠心、出政绩而相互比拼，屡屡采取激进主义的治理政策的延续。例如，杭州为迎G20峰会大搞城市改造、限制物流和车流，厦门为迎金砖峰会同样搞坚壁清野时的维稳，丽江强行关停一批客栈，深圳严禁电动车等等。北京坊间也悄悄议论，这些十九大前后从地方坐火箭进入中央、执掌京城的官吏，大概也是一片忠心，敢杀敢干，不晓得京城水深，把地方强拆模式引入北京，一时民怨沸腾。偏偏巧得很，北京市委采取大规模清退低端人口前，也是国家网信办前主任鲁炜正式落马之时；网信办对社交媒体的删帖和封杀似乎并未如预期般有力、积极，公民社会的空间也在视频社交媒体、义愤填膺和志愿行动的同时有所复苏。

但是，无论中央和北京市委如何想把北京变成一个类似平壤的剧场城市，并且以大规模清退人口行动作为政治表演，也不能掩盖蔡奇在今年8月7日《人民日报》为北京城市改造辩护的文章，所列出另一条可能更为重要的理由：政治安全。

然而，这次驱离与2011年在茉莉花革命阴影下，北京市以公知群体、异议分子、NGO活动分子为目标群体进行的“抓捕和控制”不同，蔡奇这次是针对另一个庞大的群体——新流民阶级。

新流民阶级，也就是这次以大兴区西红门地区被驱逐对象为主构成的群体，包括当地服装厂工人、工厂主、装修工人、服务业者、个体店主和淘宝店主等小业主，以及各种自我雇佣者等。他们和暂时栖居建筑工地工棚的建筑工人，以及住在工厂集体宿舍的派遣工、合同工等，甚至电商业者和“主播”群体，共同构成一个规模越来越大的新流民阶级。十年前，这些群体的主要代表是所谓的农民工，但是随着城市化加速和人口流动，特别是非固定雇佣制度的无限扩大、社会保障制度的落后，以及市民权利的越发收敛，这一群体正在逐年扩大，蔓延至所谓码农和传统产业工人。

英国伦敦亚非学院的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 2011）注意到这一现象。他发现，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正在全世界范围制造出越来越多的流民无产者，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这些流民就业不稳定、工作时间不固定、工资收入不稳定，而且规模巨大，涵盖了从底层工作到传统蓝领和白领工作，并且形成一个“危险的阶级”，制造着新的社会不平等和不安全。

这里所说的“危险”，是类比19世纪的手工业者和街头商贩。相对于当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共享的劳工神圣的道德观而言，这些手工业者和街头商贩属于“危险的阶级”。新流民阶级的出现，也挑战着今天仍占主流价值观的终身或固定雇佣观念，以及相关的家庭、婚姻、财产等阶级再生产方式，进而挑战政治，形成一种“火海的政治”，如2011年的茉莉花革命和占领华尔街运动。

在斯坦丁看来，新流民是一个形成中的阶级，而不是一个自为的阶级。它本身是非均质的、碎片化的，内部就处于相互战争之中；对外，新流民与工薪阶层、高收入者和无产阶级都属于最广义的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却分属不同群体，工人阶级也因此碎片化。它在今天的扩大，全因1975到2008年间的全球化进程，特别是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的影响，在发达国家制造了越来越多的新流民。这些国家在压力下，企业职位、报酬制度和劳动力都越来越趋于灵活，大量传统固定工作岗位转为低薪、流动和派遣制，或者关闭。即使在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典型如富士康的大规模工厂，也以廉价的农民工为主要劳动力来源。国有企业在产生大量下岗、失业工人的同时，以低成本、高流动性的农民工（派遣工）代替。新流民也因而是一个“全球性阶级”，并且很容易受到民粹政治家和新法西斯主义的吸引和操纵，如欧洲、北美和其他地方近年所发生的，因此是一个“危险的阶级”。2016年美国大选中“锈带”区选民对特朗普的支持，可谓最新例子。

中国改革开放时代最初的流民阶级，是农民工和进城经商者；今天北京难民的主体稍有变化，但都属全球化背景下，一个“新流民”阶级的一部分，而非中国特色，且随着中国全球化程度加深而扩大，都具有一些共性：一、基于不稳定劳动（工作）的特殊生产关系；二、由于缺乏社会保险和帮助而产生的特殊分配关系；三、缺乏公民权利的特殊（与）国家关系。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大多缺乏正式劳动合同、社会保险、完整的家庭生活，和连续的月收入，工作场所常年转移，游离在主流城市社会生活之外。对这种“不稳定无产者”的描述，甚至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恩格斯在170年前的《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more and more precarious”（越来越没有保障）来形容当时工人阶级不稳定的生活状况。只是，他们坚持以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来区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而不是如服装、消费、家庭等等生活状况所反映的阶级位置或阶层意识来区分他们、理解这些“不稳定的”（流动的）群体，来决定对无产阶级的定义。学者如潘毅虽然关注经年，却仍只是将他们视为处于“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状态中。

然而，问题在于，新流民不稳定的工作和薪酬产生着新的不平等和不安全感，也再产生出新的排斥，但他们却无力抵抗，反而可能被一波波的“清退”或歧视，无论是来自本地市民还是国家的。换言之，他们面对驱逐的束手，不是因为所谓底层阶级的自卑（严格意义上，他们不同于底层阶级），而是强烈的不安全感和公民权利的缺乏，让他们面对暴力无能为力。

最高统治者似乎正以规划雄安的方式重新做京津冀大区的规划，特别是北京的重新规划，犹如个人的精致沙盘。大兴区因为位于北京新机场的“临空经济区”而倍显空间冲突，驱逐行动暴力程度也是最高的。这些城中村，是冬季煤采暖污染区、火灾隐患高发区，还是传统的治安真空区。例如大红门的“浙江村”，有密集的小型服装业、物流业、装修业，也是市内新流民阶级大量聚居的地方，居民却仿佛过着九龙城寨一般“不体面的生活”，被视为城市周边的肿瘤带，刺激着当局的“安全感”。

新流民阶级与主流阶级的阶级冲突，首先以空间冲突的方式表现出来。新流民在十九大“美好生活”政策出台后，成为第一批牺牲品——他们是一个威权定义的美好生活所不兼容的阶级存在。所以，这一新流民阶级的危险在当局眼里并非形同2011年的茉莉花革命阴影，纯因他们在落脚城市──城中村的集中居住，而具有了景观政治层面上的空间冲突。

例如，新兴中产阶级的扩大乃至互联网创新经济的增长（如快递业和外卖业的扩大），改变了传统的城市景观，如街道上拥挤的快递和外卖车辆，和无数共享单车。甚至，这一阶级的不稳定和扩大本身，也正在渗透影响着许多传统较高收入行业和阶层，如码农和金融业者。他们在市内的住房短租和群租方式同样有违“美好生活”，因此才有在五道口租住“自如”品牌公寓、年薪60万的租户此番也被驱逐的报导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当然，雄安作为最大规模的首都疏解区，才是未来这些平素不讲究穿著、住所和生活质量的码农们的归宿。

在北京和中国，这一增长中的“长期临时工”性质的新流民阶级，在悄悄改变中国的社会阶级结构和城市景观。他们未享受基本的公民权利，也不享有自由进入城市的权利，且在落后的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制度下，劳动关系不稳定、社会保险缺乏。加上他们不稳定生活方式本身对城市空间的挑战，无关户籍，可能在未来变成新的歧视借口，然后被国家机器以暴力方式强行隔离，以这种人为划分社会权利差异的方式，进行阶级隔离，造成一个个新的人权灾难。只不过，这种阶级隔离不再是传统意义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教育和住宅上的隔离，而是更为隐蔽的，对新流民阶级甚至一切审美有问题、政治上不可靠阶级的隔离。（事实上，北京本地贫民近年来已加速搬离老城区、迁往远郊经适房或廉租房，形成一种本地阶级隔离。）

因此，追根溯源到这些被驱逐的新流民无产阶级本身，分析北京当局“清退低端人口”政策，是呼吁公众和国际社会注意到中国一个庞大群体近乎所有人的“非公民”状态。

在时间线上，这是“十九大”后，当局“美好生活”的乌托邦设计和激进主义的治理路线共同作用的结果，形成一种新的内部殖民主义，相对于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不断破除社会壁垒之后的一次反动。如齐泽克2012年所说，“接受一个长期工作而被剥削，正在成为一种特权”，未来被容许留在北京长期工作和生活的，或许是那些按照新的“社会信用积分制度”达到合格积分的精英分子，中国式资本主义正在对劳动力挑挑拣拣。或许毋须更多的街头暴力展示，而代之以大数据的象征性暴力，就足以把愈益加剧的新流民阶级与主流阶级的阶级冲突和空间冲突，随时转化成一次次人权危机。北京难民，或许还将因内部殖民主义的加剧而不断产生。

（白信，政治学博士，社会运动研究者）

参考文献：Standing, Guy (2011): The Precariat: The New Dangerous Class,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