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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体制已经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古代帝制之下，中国虽然经历王朝更替，但专制的本质从未改变。中共执政以来，一次又一次用糟糕的政策将国家推向危机——大饥荒、文革、64、新冠疫情——但其统治地位却能一次又一次地从危机中全身而退，老百姓也一直逃不出专制的怪圈。这到底是为什么？
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经济和国际管理教授黄亚生博士在接受《纵深视角》的专访时表示，“中国具有维持专制制度稳定性的很强大的基础”。他在新书《EAST的兴衰：科举、专制、稳定和科技如何带给中国成功，又为何可能导致其衰落》（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AST: How Exams, Autocracy, Stability, and Technology Brought China Success, and Why They Might Lead to Its Decline）中探讨了这种基础及其成因。
“中国是个人文化而非集体文化”
黄亚生教授认为，中国从隋朝建立的科举制度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产生了很强的塑造作用。比如，科举制度产生的考试文化是一种非常强调个人竞争而非集体协作的文化，而抗议、选举等民主行为恰恰是需要协作的“集体行为”。
他在《纵深视角》的专访中说，“中国的文化是不鼓励我们跟别人协同去做一件事情的，但是我们高度鼓励你个人要取得你自己的成绩，靠你个人奋斗，靠你自我的提拔。那对于专制体制来讲，它要对付这种是很容易的嘛，因为你人数很少嘛。”
外界普遍认为，中国自1989年民主运动后就很少出现群体政治表达，一年前的“白纸运动”或已是规模最大的一次。2022年底，中国多个主要城市出现民众举着白纸走上街头反对中国当局极端的防疫政策，抗议人群中出现“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这样的政治口号，被称为“白纸运动”。
“白纸运动”后，中国当局放弃“清零”政策以平息风波，但随后开始对“白纸运动”的参与者进行清算，据信多名抗议者被拘捕或失联。观察人士对于“白纸运动”的后续效应有不同观点。有人认为，它事实上还在以不同形式进行着，并将发展成动摇中共统治的社会运动；也有人认为，“白纸运动”距离集体政治行动还有相当的距离，甚至中国民众在这个问题上还缺乏集体认同。
黄亚生教授认为，“白纸运动”虽然意义深远，但其规模与极端防疫政策所带来的伤害相比，还是不成比例；而且“白纸运动”在爆发一年后依然停留于“抗议”的层面，并没有发展成一场像“阿拉伯之春”那样的政治运动。他在新书《EAST的兴衰》中问到：中国的新冠防疫政策造成了那么多悲剧，但为什么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只有几千人走上了街头？
“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这种思想转变的机会”
除了缺乏集体协作、害怕“枪打出头鸟”之外，黄教授认为，很多中国人不参与“白纸运动”这样的群体表达还因为“他们不把糟糕的政策和产生这种政策的体制联系在一起”，这跟中国缺乏思辨文化有关。此外，很多中国人依旧缺乏“权利意识”，没有厘清“国家”的概念以及“国家”与“公民”的先后顺序，这在一定程度上默许了政府越界。
“权利意识并不是写在DNA里的，需要思想认知的转变，”黄亚生教授在《纵深视角》的专访中说，“而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这种思想转变的机会。”
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没有这种思想转变的机会？黄亚生博士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科举制度。他解释说，科举制度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维持单一思想的工具，它阻碍了其他思想的发展。对比西方，虽然西方也曾有很多支持专制的思想，但民主思想却能够崛起并成为主流，正是因为“西方从来没有发明一种像科举这么强大的同化人的思想的工具”。
在黄教授看来，“同化思想”是最能维持专制制度稳定性的一个基础。
“不应低估领导人对某种制度诞生的重要性”
公众被长期塑造的思维方式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尤其是在缺乏言论自由的情况下。鉴于此，中国如何才能走出用专制取代专制的历史怪圈？
黄亚生教授在《纵深视角》的采访中提到领导人的重要性。他分析道，当一种制度建立后，领导人的重要性会降低，但在制度建立以前，领导人至关重要。“你很难想象台湾如果没有蒋经国，美国如果没有华盛顿，他们的制度会是今天这样的民主制度。”
因此，黄教授认为，中国走到今天，人们期待一个有理智的领导人的出现，“这种期望是完全合理的”。
“但是中国大概率是不会出现这种领导人，”黄教授说，“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
“精英阶层在政治大清洗后应该进行文革后的那种反思”
黄亚生教授同时提到精英阶层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他认为，文革后中国之所以能够实现很多有意义的政治改革——比如一定程度的分权、任期制等等——正是因为精英阶层在文革中经历了政治斗争的残酷性，“特权阶层一天之内就能给你打到地狱里”，这让他们在文革结束后更愿意通过建立一些制度来为自己“兜底”。习近平时代恢复了政治斗争的残酷性，政治大清洗再现，精英阶层再次面临这种不确定性。这是否会促使他们——即使是出于私心——主张一种能保障更普遍的权利的制度？
“当你不知道你成为政治局委员的概率和你成为阶下囚的概率，这时候你是支持民主制度还是支持专制制度？在我看来，一个合理的推论是，你是应该支持民主制度的。在民主制度之下，如果你成为阶下囚的话，你也知道你有雇佣律师的权利，也有被审判的权利，不会太惨。当然在民主制度之下你可能不会成为政治局委员，但你知道至少保底的是什么。”黄教授说。
不过，有很多研究中国问题的人反对“精英主义”视角。他们认为，中国社会变革的力量并不在精英阶层。中国的精英阶层作为专制制度的产物，具有很多局限性。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而进行的改革，反而会为中共专制“续命”，不利于中国民主转型。
黄亚生教授在采访中强调，他只是希望下一代中国政治精英能够对这个问题进行比较深刻的思索，“他们会不会，我完全不知道。”
“专制体制下，能够限制现任的只有他的前任”
面对中国过去十年在政治上“走回头路”，很多中国观察家都在反思这一切为什么能够发生？甚至为什么众多研究中国的人都没能预料到这种变化？
黄亚生教授在《纵深视角》的专访中谈到，因为“很多中共高官的子女在美国生活”、“很多中共高官在阿里巴巴有投资”等等，这些让外界以为中共会渐渐走向一种“松动的专制”。“但是当时我们没有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有人想要恢复一种天衣无缝的专制的话，他的阻力在什么地方？如果一个人想要改变这种状况，他会不会遇到阻力？如果我们现在问这个问题的话，回答就比较肯定了，就是没有什么太大阻力。”
黄亚生教授认为，这跟中共在“六四”后取消中央顾问委员会有关。
中央顾问委员会，简称中顾委，1982年在邓小平的主张下设立，由“在党内具有深厚资历的人”组成。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说，中顾委可以“让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线之后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外界认为，中顾委是邓小平为了逐步建立中共党内退休制度而采取的过渡方式。 1989年9月，邓小平明确提出从中共十四大起不再设立中顾委的设想。
1992年10月在中共十四大上，中顾委走入历史。
中顾委一直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存在，很多自由派知识分子认为，中顾委代表“老人干政”，是阻碍改革的保守势力。
黄亚生教授认为，虽然中顾委“有时候会越位”，而且其中保守派居多，但“这是可以变化的”。关键在于，“在一个专制体制里，唯一能够限制现任领导的，是过去的领导，是前任。”他认为，中顾委原本可以作为一种体制来发声，废除中顾委之后，前任对后任的限制都是非制度性的，这是习近平在党内缺少制约的原因之一。
“如果中顾委继续存在，18年改宪会不会这么容易？我觉得不会这么容易，”黄教授说，“有这种制约机制的话，中国也并不是民主，但或许不会走到现在这么独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