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家后那些传世珍品都去哪了？

本文节选自马传德著《传德·传承·传奇》

前些日子我在微信朋友圈，看到朵云轩拍卖公司的承载先生发了九张图，我点开来仔细一看，发现是1969年7月11日的抄家物资清单，清单中列了199件文物，其中有唐寅、文征明、仇英、董其昌、苏澈等大家的字画，当时收购价是0.10元到150元不等。这些作品若是放在今天拍卖，都是价值百万、千万，甚至过亿的。

我看着这份清单，不由想起在文革中，我也曾亲身体会到抄家的经历。当时我父母居住在渔阳里，整条弄堂总共有36户人家，凡是属于资本家和小业主阶层的，都被抄过家。

因为我父亲原来开过店，所以也被列入了抄家对象名单。当时我父亲被抄去的物资，主要是研究钱币的图书，以及有少量的字画，还有百余枚印章。我父亲喜爱的珍贵钱币实物，在抄家前，均已分别转移到几位亲戚朋友处，仅藏在屋顶上的吉林戊申库平一两等11枚金银币遗失之外，其他损失不多。

扫四旧时期，很多人跟我父亲一样将贵重物品转移，也有很多人选择把家里的贵重物品销毁。

有一天我路过淮海中路陕西南路口，看到上海中国人民银行（现上海徐汇区中心医院）门口有很多人，他们排着队等着进银行，大多都是些老年人，他们将自己家的金戒指、金项链等金首饰，全部在银行兑换成人民币。

我只看见银行的工作人员，他们将这些金银首饰上镶嵌的各类宝石，如翡翠、钻石等等，都用工具一一撬下来扔在旁边，因为银行只要金银，称重只算金银的重量，而宝石等虽然价值远远超过金银，但是银行不收。据说，当时街道、里弄里，常常在垃圾箱里，会发现被居民扔掉的各类金银首饰、黄金美钞，甚至还有古董字画。

我岳母有个要好的女性朋友，她是上海鼎鼎有名的纺织业大老板邓仲和的三姨太。文革抄家期间，作为大资本家，邓家是必抄的对象，邓家三姨太当时有十几颗钻石，她怕被抄走，所以就拿到我岳母家，让我岳母帮忙藏匿一下，后来担心会牵连我岳母，就让我岳母把这些钻石都扔到抽水马桶里冲走了。

林风眠 仕女图

据说当时国画大师林风眠在家中，他亲手把自己历年所画的作品一一撕毁，也是用抽水马桶冲走。还有书法家沈尹默，他儿子沈令昕与我父亲是上海博物馆的同事。我父亲曾跟我说过，沈令昕说他父亲的作品和藏品，在文革的某天深夜，由他偷偷拿到上海远郊，按他父亲的交代，都扔进了黄浦江……

徐家汇 藏书楼

20世纪80年代初，有关部门开始落实发还抄家物资，当时我曾跟着父亲，一起去了三四个堆放抄家物资的地方，如虎丘路文物仓库大楼、大场镇临时仓库、徐家汇藏书楼，以及徐家汇教堂、玉佛寺等宗教场所之外，还存一些弃用的厂房和民舍等，领取我家的被抄物品。

徐家汇天主教堂

我对宝山区大场镇文物仓库的印象很深，因为这处临时文物仓库，看上去比较简陋。仓库由几个房间组成，每个房间都是半露天的，只有屋顶跟两边的墙，前后则没有任何遮挡，里面的地上，都堆满了各类文物，给我的第一感觉是不像仓库，更像是个垃圾站，而且充满了一股东西变质，发霉了的味道。

我父亲到了那里跟我说：“霖儿，我去寻找自己的中外钱币书刊，你去寻祖上传下来的五幅字画……”

黄宾虹

父亲之前曾交代我，这些字画分别是一幅黄宾虹的山水中堂，两幅我曾祖父马芷芗夫妇的肖像画，以及李鸿章写的两幅对联。这些字画原本挂在杭州祖宅里，1938年，我父亲为了逃避战乱，就把这些字画都带到了上海。

但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些字画，因为我家在上海的住宅面积一直很小，根本没有地方挂，所以父亲将字画卷好，并用牛皮纸包好，然后都藏在阁楼上。父亲叫我去找祖上这批字画时，他当时还特意跟我说：“我们家的这些字画都是有落款的，不是我们的，你一件也不要去拿！”

黄宾虹 水墨丹青山水

我进仓库一看，书画有些随意散放在地上，大部分都堆积在一起，由于长时间没人清理，已经落满了灰尘。我翻找了很长时间都一无所获，所以很快我就失去了寻找下去的耐心。而且当时社会上对待这些字画，也不是很看重，很多名人的字画都不值钱，后来我父亲也没有让我继续寻找。

《历代古钱图说》

我父亲的书籍上，因为都盖有他自己的收藏印章，所以他能比较快的找到一些自己编撰的《泉币大观》和《太平天国钱币》散页，另外找到了《历代古钱图说》原稿（丁福保赠给我父亲的），以及日本的《东亚钱志》《昭和泉谱》《古钱大全》等多种中外钱币书刊。当天我们找到的书籍很多，最后在朋友的帮忙之下，装了满满一辆的黄鱼车才运回来的。这次找到的书籍，仅是我父亲被抄走的部分。除书籍外，我家的其他抄家物资就没这么幸运，大多都遗失了。

《昭和泉谱》

我们家还算是找回了点抄家物资，其他人家的抄家物资有的是原主已经去世，有的是已经移居海外，因无人认领，变成无主之物，最后大多被充公，有些则被某些人私吞了。

比如我家邻居，住在34号的葛镛声先生，他原是上海淮海制药厂的股东，绍兴人，爱好收藏，他收藏的中国机制银币比较齐全，另外还藏有各类西洋古董，平时为人比较低调，为了不让邻居知道他有收藏的爱好，他宁可舍近求远，常去广东路的上海古玩市场王守义、延安路铁义兴古玩店等处购买钱币，而家门口我们的祥和泉币社却来的比较少。

扫四旧期间，葛镛声家被抄了多次。文革后，他跟我们说，当时红卫兵为了寻找金银财宝，甚至将他家的墙壁都凿开了……但到了发还抄家物资时，他与其夫人都已经过世多年，而其子女也早已移民海外，国内已经没有亲属了，据我所知，他当年被抄的物资，最后也无人认领……

还有一位是我父亲店里的老顾客何雨霖先生，他是一位古钱大藏家。何雨霖与我父亲私交很好，他是个非常儒雅随和的人。我在父亲店里见过他许多次，那时他总会向我父亲请教古钱的知识。

我父亲告诉他可以集中精力多收藏清代钱。因为当时的老藏家，他们都不太重视较近代的钱。我父亲认为，宋代以前的稀有古钱，将来可能会有新的发掘出土，而清代钱币就没有这个可能性。

何雨霖思考之后，听从了我父亲的建议，就热衷于收藏清代各种京局、外局雕母钱及母钱。后来，我父亲从北方得来的清钱，大多都归于他。

当年何雨霖曾让我父亲代他取个斋名，我父亲想了一想，就跟他说：“就叫留芳园吧！”我父亲跟他解释，“留芳园”是“留方圆”的谐音，圈内人都知道“方圆”有古钱的意思，何雨霖听后十分高兴！还特意让我父亲帮忙，请吴朴堂来刻了几枚“留芳园”斋名的印章。

文革中，何雨霖不仅被抄家，而且人也不知所踪了。直到文革后，我们也没有再见过他。我父亲1978年调入上海博物馆，当时专司钱币研究，曾回来对我说：“霖儿，我在博物馆也没有见到葛镛声与何雨霖这些人的被抄钱币！”

我父亲一向很崇拜的著名书画家吴湖帆先生，1940年，他在王荫嘉等人的介绍下加入泉币学社，他喜欢收藏中国历代古钱币和中外机制币，曾来过我父亲的祥和泉币社，以及公私合营后的新龙古玩店，据我父亲告诉我，吴湖帆曾在他处多次购买过钱币。

在扫四旧时，吴湖帆正因中风住在华东医院。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红卫兵把他家里所有的物品，包括字画和家具，以及中国历代古钱币、中外机制币等统统抄走了，据说有8卡车之多。

没过几天，吴湖帆便被医院的造反派以他是“地主”的名义，将他从医院赶了出去，他那时身体还未康复，脖子上插了一根导流管。吴湖帆回到嵩山路家里，看着被抄家后一片狼藉的房间，被抄走的是他祖孙三代，好不容易才积累下来的藏品。

这让他不仅气愤伤心，还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于是趁人不注意，拔去了导流管企图自杀，结果被人发现未遂。但是吴湖帆之后一蹶不振，仅仅2年后，于1968年7月7日逝世，享年74岁。

吴湖帆五十四岁画像

我与吴湖帆的儿子和孙子都很熟悉，他们告诉我，他家发还的抄家物资其中钱币，几乎都是最普通的安阳、平阳等战国布币。当时发还都是用铁锹，像抄煤球一样抄到给他们的，所以这些布币大多残缺不全，不是断头就是断脚，而其他历代珍贵钱币都不翼而飞……

我有个多年的故交，叫王元媛。她是我父亲好友王亢元先生的外孙女。而王亢元先生的父亲王禹卿，则是沪上有名的巨商。他们父子都爱好收藏，是无锡蠡园的原主人。

据王元媛跟我说，他们家当年在扫四旧时，除了各类钱币、瓷器、古董之外，还被抄走了2,200余幅历代名家画作，其中有徐悲鸿、齐白石、张大千、八大山人等人的画作。

待到落实政策，王元媛去领取抄家物资时，发现这2,200余幅画作都已找不到了，最后只赔偿给他们一万元人民币做了结。即使是这点赔偿费，还被经手人“敲竹杠”。当时王元媛和王亢元去领钱时，经手人暗示他家需要一台冰箱……

在上海，像吴湖帆、王禹卿和王亢元父子，以及葛镛声与何雨霖这样的收藏家有不少，文革结束后，他们遗失的抄家物资去了哪里呢？

全国抄家物资总共有多少，如今已经无法统计了。到了八十年代，发还的抄家物资，仅是全部被抄物资中的沧海一粟，更多的抄家物资，都因为无人认领，被拿去处理了。

我父亲的挚友张璜先生，他解放前移居香港，到香港后还常常与我父亲有书信往来，他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大量清代和民国的银元流入香港，要熔炼成银锭，因为当时国内的金属冶炼技术不完善，所以都是先运到香港，再转到新加坡的冶炼厂熔炼。

大清银币

熔炼事宜，由香港的中资银行宝生银行负责，张璜认识该行的主管，该主管表示可以在当时的银价上，加一点钱将张璜选出的银币卖给他。张璜告诉我父亲，他在宝生银行里，看到了数不胜数的清代及民国的各类银币，而他所挑选出来的仅仅是九牛一毛，更多的最终还是被拿去炼成银锭了。

1850年代-1980年代香港宝生银行银条十两庄

著名学者许倬云先生，上世纪七十年代曾在香港求学，当时在香港的书店里，亲眼看到了大量来自内地的字画，这些字画都被随意堆积在店铺地上，有到一个人肩膀那么高，其中大部分都被损毁了，有的被泼了墨，有的被利器戳穿，有的被剪刀剪开……这些绝大部分是抄家物资，当时是以废品收购的价格从内地卖到香港的，其中不乏中国名家的作品。

抄家物资除了大量被销毁、出口外，还有不少被某些个人“拿”去，中饱私囊了。比如我父亲被抄走的印章，就被当时的一个造反派窃取了。

父亲有天回家告诉我，他在单位打扫卫生时，看到那位造反派正在磨一枚扁形的鸡血石材质印章，我父亲旁边一看，就认出这是他被抄走的印章之一，是由吴朴堂篆刻，上面刻了“曾藏马定祥家”六个铭文，这枚印章是我父亲的心爱之物。

那个造反派毁了我父亲的印章练习篆刻，我父亲在旁边看到这情景，他只能叹气，也不敢出声，因为怕得罪造反派，他当时的心情是既悲愤，又难过。那个时代，像这种类似的情况，却是司空见惯的。

当年我父亲被抄走了近百枚印章，都是他自己的私章。我父亲一直喜欢浙派篆刻，所以请的名家，都是浙派西泠印社的代表人物，如王福庵、吴朴堂、韩登安和茅大容等，而且他们都是我父亲的杭州同乡。

上世纪六十年代，吴朴堂在上海博物馆工作，他与我父亲既是同乡又是挚友，经常受我父亲邀请，帮忙篆刻印章，我曾经知道吴朴堂解放后，为我父亲篆刻一枚印章，他每个字只收一到二元人民币，如今他的作品已经被列入中国禁止出境的文物清单。

就是这样一位篆刻大师，却在1966年6月23日，不堪迫害，自缢而亡，去世时年仅45岁。另外，当时在浙江省文史馆工作的韩登安先生，他也曾为我父亲篆刻了十几方印章。

吴朴堂

我父亲的干儿子茅大容，自小喜欢篆刻，我父亲便将他引荐给韩登安收为弟子，等他学成之后，也为我父亲刻了不少的印章，现在他是香港当代最知名的篆刻名家。我父亲去世后，大容来信告诉我，他在日本意外发现了我父亲的三枚印章，他表示愿意无条件把这三枚印章还给我，但当时被我婉言拒绝了，我对他说：“大容，你是搞篆刻的，这三枚印章，你留着比给我更有意义……”

 茅大容

茅大容文革以后移居香港，在中环开了一家“长江艺术品公司”，主要经营古董书画买卖，认识了不少文革后从内地移居香港的人，他们主要做进出口贸易，曾经告诉大容一些文革时期，抄家物资被个人盗卖的事情。

他告诉我，当时在香港古玩店里从内地来的抄家物资，数量之大，都是按批按堆计算的，它们被当作普通货物，以极其低廉的价格进入香港的，再由香港商人转卖到世界各地，我父亲的印章也是这样被卖到了日本等地，这些还有被收回的希望，而更多文物则已经被损毁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住在美国纽约及洛杉矶时，曾遇到过几个原来在上海、天津等地博物馆工作过的中国移民。他们曾向我讲过一些抄家物资的处理情况，他们说当年抄家物资的管理是非常混乱的。

仓库里堆满了书画等各类文物，那时虽然仓库里有人值班，但是都形同虚设，按他们的话说，你看上的，只要拎包够大，就都可以随便拿回家，根本没人管，也没人知道。我当时问他们：“历代钱币也是一样吗？”他们回答：“除了金币有专门保管以外，其他都一样的！”

我记得杨成麒先生曾跟我父亲说过：“定祥，抄家物资中的钱币，上博除了金币有专门保管外，其他都堆放在文物仓库的一些铁柜子里。这些钱币，既没人整理，又没人管，而且柜子也不上锁，晚上就是由那几个小青年值班，如果他们要拿要偷，也没有人知道，总之混乱的一塌糊涂，真是老鼠跌进米缸里……”

我认识的某些人，原在文博系统工作过，他们原来的工资并不高，经过这场文革后，他们却突然暴富了，若问他们怎么发的财，他们说是股票上面赚的，或是朋友帮忙的等等，其实明眼人都知道，他们的财产来自哪里。

我父亲对我说过：“收藏家大多是祖上有收藏经历，或者有财力收购，才能积累下来这么多的藏品。”比如我父亲的一些好友，如罗伯昭、李伟先、孙鼎、李荫轩、王亢元等等，要么是工厂老板，要么是名人之后，他们自己本身也爱好收藏，有这个能力从各地收购喜爱之物。

我认识一个早年在博物馆工作的人，他以前家住在棚户区，当时工资很低，穷到甚至结婚时都没钱办喜事，还是向我父亲借的钱。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从美国回来，邀请几个朋友合办一家工艺品公司，当时他也有兴趣，对我说：“传德，投资入股，我可以上不封顶！”他的口气之大，令人咋舌！后来他透露，他有很多珍贵银币，都卖给了台湾钱币商……他哪来的珍贵银币，我们都心知肚明。

这些人原来是属于工人阶层出身，家里没有什么财产，结果改革开放后，却突然就暴富了，甚至个别人还将整个拍卖公司都买下来了。他们从文博系统出来后，买楼的买楼，移民的移民，个个都成了大款。

这些人在文革时期，不知从抄家物资中拿了多少东西，后来拿出来出售和拍卖，从中赚了不少的黑心钱。我感到经过扫四旧后，使原来的资产阶级，变成了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而一些原来的无产阶级，又通过监守自盗等非法的行为，变成了一批富得冒油的新的资产阶级。

在我看来他们如今的这些浓厚资本，不是他们所说的赚于股票或者房地产，纯粹是靠吃人血馒头得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