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政治改革该开始了

此文有些参考价值，尽管作者脑子里“余毒”还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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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历史，简单一点儿，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界，可以分成两段。在这之前，几千年不变，在这之后，几十年一变。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基本上是个静态的社会。自秦始皇统一六国，至西方列强撞开大清的国门，无论政治制度，社会结构，还是文化形态，从根本上来说，变化不大。

鸦片战争后，中国几十年就是一变。有时候，变化太大，以致面目全非，让人震惊。

作家余华以小说的形式描绘了这种巨变，短短几十年，“兄弟”两个就经历了完全不同的两个时代，一个是“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紧接着的，是一个“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天的欧洲”。

“ 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

回顾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就会发现，从1840年到现在，一百多年间，面对西方列强，背负积弱的中国，为了自救，为了生存，为了自强，中国人民走了许多弯曲的道路。

自1840至1949年，大约一百年的时间，中国人民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虽然艰辛，基本上是顺利的。

从1949年开始，中国历史的进程，就走了一个很大的弯路。为此，中国人民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直到1978年的改革开放，由邓小平掌舵，中国这艘巨轮才慢慢驶入其应循的历史航道。

在经过三十多年经济改革和开放后，现在，中国到了另一个关键路口，也就是，社会的开放和政治的改革。中华民族面临又一个重要抉择，何去何从，考验着中国人，特别是那些“在其位”的领导人的智慧。

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国输的很惨，租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颜面尽失。更惨的是，还不止于此，以后几十年，中国像个衰朽的老人，在西方列强面前，随时随地的，任人欺凌，毫无招架之力。

面对列强，中国的有识之士意识到，中国之惨败，是因为技术落后，枪炮落后，西方人有坚船利炮，相比之下，我们的大刀长矛，焉能与之一争高低。要“保种自强”，要维持大清的江山不倒，就必须船坚炮利才行。

于是，就有了“洋务运动”。一百多年后，我们称之为“现代化”，称之为“国防的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实际上，和“洋务运动”基本上是一回事。

回过头看，洋务运动还是有声有色，成绩卓著的。既有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理论，也有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的实践。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这是第一次大规模的工业化运动。不几年，就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以实力来说，当时中国的海军位列世界第八。“船坚炮利”的梦想似乎就要实现。

设立总理衙门，派遣留学生，开始和西方接触。翻译西方文献，引进科技成果，打开了西学之门。无论是军事工业，海军建设，还是民用工业，教育，通讯，铁路，矿山，都有长足的进步。洋务运动给中国带来了现代银行体系，邮政体系，新学、新军、新思想，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现代化距离。时至今日，洋务运动的影响依然存在，当时成立的一些机构和系统，延续至今。

可是，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三十多年处心积虑建成的北洋海军遭受灭顶之灾，洋务运动的成果也几乎输得一干二净。甲午战败后，很多人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不单是实业问题，不只是技术问题，而是制度问题，是政治体制的问题。

于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渐渐被搁置，人们开始谈论“变法”，开始谈论政治体制的变革。康有为提出了“君主立宪”学说，孙中山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主张。

有渐进的改良，也有激进的革命，还有热血青年的暗杀行动，目的只有一个，改变政治体制。

在各种改制的努力中，渐渐地，革命的呼声渐居上风。具体地说，就是孙中山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中国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辛亥革命成功之易，让正在美国旅行的领导者孙中山也大感意外。实际上，那个时候，大清王朝已是摇摇欲坠，大厦将倾。所以，“被孙文的几个口号叫垮了”。

推翻了大清，建立了民国。“城头变换大王旗”。政治体制变了，许多的社会问题并没有解决。随之而来的是军阀割据，经济凋零，外强横行，租界割地，外加袁世凯“八十一天的皇帝梦”。因此，有人说，“民国不如大清”。

陈独秀，胡适等人认为，中国的落后，不只是枪炮问题，也不只是体制问题，而是文化问题。用当今知名政治学家Joseph Nye Jnr的话说，是“软实力”(soft power)的问题。

这样，就发生了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反对专制和独裁；提倡科学，反对愚昧和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如陈独秀、胡适之流，“以科学的批评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把“孔家店”里的坛坛罐罐全都拿出来，一个一个地全部丢掉。把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一概否定。

以白话文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确实让人耳目一新。积累千年的迂腐之气，被荡涤。民族精神为之一振。

新文化运动还请来了“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可是，这两位远涉重洋来华的“先生”，来到孔家店的铺子里，站在一圈又一圈拖着辫子的Chinamen中间，很快地，就不行了，严重地水土不服。

无论是“德先生”，还是“赛先生”，在当时的中国，排座次还轮不到他们。

在这个新旧交替的阶段，进步还是有的，也是明显的。比如，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有个言论自由的大环境。从民国建立，到1927年国民党开始训政，中国有过一段言论自由时期。1927年后，国民党以党治国，党办教育，言论就不自由了。

“辛亥革命”后，一个现实的问题是，中国该往哪里去？孙中山说：“破坏难于建设”。其实，破坏难，建设亦不易。大清垮了，中国社会脱胎了，如何换骨呢？如何建设呢？

于是乎，各种的主义，各种的学说，便蜂拥而起。大部分是从西方趸来的，个别是从历史故纸堆里捡来的，还有散装进口然后在国内组装，从西方拿来又混合我们已有的文化传统的。

“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营造了社会的、文化的，甚至组织的氛围，作了准备。

“新文化运动”的两个旗手，陈独秀和胡适，就选择了各自不同的道路。陈独秀倾向革命，以苏联模式，用武装斗争，建立一个新社会。他的朋友胡适，则选择改良的模式，希望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建立一个新中国。

经过几十年的较量，马克思主义渐居上风。到了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性的胜利，更为马列主义的“正统”地位提供了政权保障。

在众多的学说和流派中，为什么中国会选择马克思主义呢？这有很多方面的原因：共产国际的积极推动，包括经济上的支持；陈独秀的激进理想；其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相一致；其革命路线，和中国历代农民起义的反叛精神和传统，包括水波梁山那样的绿林好汉，一拍即合。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大部分内容，都是从列宁那里批发来的，是经过列宁斯大林的加工、改造和再包装的，应该称为“列宁斯大林主义”才对。

中国之选择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经过列宁斯大林加工改造过的马克思主义，或称为“列宁斯大林主义”，在中国播下了暴力革命的种子，同时，也为几十年后的“不断革命”，做了铺垫。

1949年后的中共政权，就是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与列宁斯大林主义相结合，产生的怪胎，其结果，让中国走了很大的弯路，也给中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损失惨重。

纵观古今中外，新朝代建立后，首要的任务，就是“与民休息”，是“搞经济建设”。

刘邦建立汉朝后，鉴于秦亡的教训和当时社会凋敝荒凉，经济萧条，国力虚弱，遂采取道家“黄老之术”，“无为而治”的理念治理国家。

其后的各个朝代，唐、宋、明、清诸朝大多如此，经多年战乱而立国后，将与民休息，恢复经济，当作首要任务。

中国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始，就没有停歇过。西方列强欺凌，国内军阀混战，日本人侵华，紧接着，又是国共内战。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整个中华大地，真个是生灵涂炭，哀鸿遍野。

“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中共也是把经济建设作为首要任务。因此，有人称50年代初为“黄金时期”：政治趋于稳定，社会趋于和谐，经济日渐恢复，整个中国，充满了希望和热情。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国民建设有声有色，成绩斐然。

无奈，共产党天生就是一个革命的政党，时隔不久，党的领袖毛泽东就丢掉“经济建设”主题，回过头抓起了过时的“继续革命”。

既是革命党，就要有革命的对象。外界的对象不存在了，就要从自己的队伍内部去寻找革命的对象了。

这一次，共产党是要革自己的命了。

57年“反右”，让一群叽叽喳喳的知识分子闭上了“鸟嘴”。58年的“大跃进”，实际上是毛泽东革命的狂热和幻想的畸形表现。随之而来的，是饿死几千万人的“三年大饥荒”。62年开始，毛泽东从“二线”返回前台，一方面，再也没有考虑过退休问题，另一方面，以“掺沙子，挖墙脚”等手段在党内各路出击，折腾个不停。直到66年开始的“十年文革”，更是将中国送上万劫不复的地步。

政治上，高岗饶漱石，章罗联盟，彭黄张周，刘少奇邓小平，“林副主席”，一个个的“反党集团”被揭发，摧毁，维护了毛泽东至高无上的地位，经济上，到了崩溃的边缘。文化上，中华民族五千年来赖以生存的儒家文化根基，人文道德基础，被连根拔起，倍加羞辱。

如果一定要找出历史间有什么联系的话，简单地说，“红卫兵”就是穿着绿军装带着红袖章的“义和拳”，“文化大革命”就是“新文化运动”的走火入魔。

毛泽东说，“与人斗，其乐无穷”。可是，他老人家忘了，“天子一怒，伏尸千里，血流成河”。上至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公安部长，甚至写进《党章》的法定接班人，一个个都无法自保，社会底层那些“命如草芥”的小民百姓，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现在，回过头去，看看中国1957年后所走的道路，不禁让人直冒冷汗。三年大饥荒，四千多万人饿死，可是，中国没有发生任何的暴动，也没有出现农民起义。“一穷二白”的中国，虽国库空虚，人民穷困，却好大喜功，外强中干，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同时为敌，被两面夹击，竟没有被挤垮。十年文革，夫妻反目，父子成仇，同事互相揭发，朋友竞相告密，割裂了文化传统，冲垮了道德底线，可是，中国却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社会震荡。

二十多年的时间，中国政治上处于一种疯狂状态，精神上处于一种歇斯底里的癫狂状态。

中国没有被撕裂，是因为中国的人民。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那样温顺善良。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那样逆来顺受。也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那样忍受痛苦和苦难。

庆幸的是，毛泽东尸骨未寒，他的江婆娘和那帮“小左”们，就被“双规”了，真是“天意难违”。

在走了几十年的弯路之后，在屡遭重创几近灭顶的时候，中国重又挺起遍体鳞伤的虚弱的身子，开始了经济建设。

这要感谢小平！

小平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敢于把党内的那些“七老”“八少”叫过来，对他们说，我们过去走错了，那条路走不通，从现在起，我们要走另外的路。这条路，他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际上，明眼人都清楚，那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许多方面，比资本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

史学家唐德刚说，革命容易，因为那是革别人的命。改革不易，因为要否定自己，从头再来。翻翻中国史书，那些变法改革者，从商鞅到王莽，从王安石到张居正，没有几个有好下场的。

邓小平这个“黑猫白猫”论者，是个务实派，他认为，首先要让老百姓吃饱肚子，不然，就无人可治了。所以，“凡是派”的那条路是走不通的。

随后几年，老邓提出了一系列的务实的主张。“黑猫白猫论”是其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其二，“发展是硬道理”是其三，“韬光养晦”是其四，“一国两制”是其五，还有很多。

不仅如此，他还一次南巡，再次南巡，其目的，就是要让中国这趟晚点的火车，沿着他设计的路线前进，不再走弯路，不再劳民伤财。

随着经济发展，随着改革开放，各种问题也就出来了：贪污腐化，官商勾结，贫富悬殊，等等。社会上就出现了不满，就发生了抗议。从1986年的“自由化”运动，1988年的学潮，最终导致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

时至今日，二十多年过去了，放在历史的天平上，邓大人处理“天安门事件”的方式是值得商榷的。许多人认为“独裁”的蒋委员长，只是用高压水龙头驱散游行的学生。再往前，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面对无辜被枪杀的抗议学生，长跪不起，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邓小平竟以军车坦克冲向学生，以致死伤人数至今不知。

邓大人你可以采取别的办法嘛！比如，用高压水龙头，把学生冲回学校去。

可是，有一点，需要承认，“天安门事件”过后，中国并没有陷入混乱。这里，除了共产党一以贯之的高压政策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当时的中国，刚刚从动乱年代过来，人心怕乱，人心思稳，是社会的大趋势，再说，对于官倒，对于腐败，对于贫富悬殊，虽然不满，还在能够忍耐的限度之内。

所以说，“天安门事件”的处理，给中国换来的是至少二十年的稳定和发展。（这点作者自相矛盾。作者既然说“中国没有被撕裂，是因为中国的人民。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那样温顺善良。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那样逆来顺受。也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那样忍受痛苦和苦难。”既然中国人民不是“中东人民”，那么为什么就认定如果当时邓小平退休，赵紫阳掌权，就会导致动乱呢？）

看看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就会明白，无论什么时候，中国一旦乱起来，没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是平静不下来的。刚从“文革”噩梦中过来的人们，怕“乱”之心尤甚。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时光到了今天，中国到了又一个十字路口 -- 政治改革的路口。

现在的中国，问题成堆：贪污腐败，贫富悬殊，社会不靖，道德滑坡，国富民穷，官僚垄断资本，国家资本主义，等等。对这许多的问题，普通大众的忍耐程度已达极限。

举国民怨沸腾的一个例子，就是因拆迁导致的自焚。从前，人们是上访，要“讨个说法”。后来，人们是请律师，要“对簿公堂”。现在，走投无路了，只有一死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当治下的老百姓连死都不怕的时候，这个社会的矛盾就要激化了，就快到沸点了。

另一方面，政治和经济，原是一对难兄难弟。纵观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是政治上封闭，而经济持续发展的。也没有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了，政治上还持续封闭的。

政治改革是邓小平遗留下来的问题，也是单凭发展经济无法解决的问题，现在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邓小平可以等，可以拖，现在，再拖下去，可能会发生社会动荡。

许多的社会事件都说明，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改革之路，已经到头了。

同时，自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解决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吃饭问题。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实力明显增加。政府手中的资源，包括政府的抗震能力，都有所增强。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说明了这一点。

检讨一下最近发生的几件事，更说明，政治改革的迫在眉睫。

第一件，薄熙来事件。无论在党内，还是在党外，无论对党内大大小小各级官僚，还是对党外普普通通各界群众，这次薄熙来事件所产生的震荡，所带来的冲击，都不亚于1971年的那个“林彪叛逃事件”。

被《党章》确定为接班人的林彪，突然叛逃，给全国人民的打击可想而知。人们开始怀疑“文化大革命”，也开始怀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当然，受打击最大的，还是毛泽东，以致身体每况愈下。

这次发生的薄熙来事件，如果放在三十年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活跃这个大环境下，影响就更大。对党外群众，会让他们联想起过去几十年来，共产党的一贯表现，对“我党”的伟大、光荣、正确，对共产党的本质、合法性和代表性，产生怀疑。对党内各级官僚来说，他们对“我党”领导层的思想和行为，对“我党”的内部运作程序，对“我党”与群众和社会的距离，也会重新定位，再三思考。总之，这次事件会大大削弱共产党存在的社会和法理基础，也会使“我党”更加孤立。

近年来，普通民众对自己的公民权利的维护，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除了各地因拆迁引发的抗争事件外，乌坎村是另外一个突出的例子。连老实巴交的农民，也开始要人权了，也开始要保护自己的权利了。还有陈光诚事件的余波。这个陈瞎子，对于许多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竟然比我们“明眼人”看的还清楚。虽然是瞎子，却能够从山东跑到北京，而且，还能跑进美国大使馆，又进一步跑到美国。这个事件说明，党和人民，政府与民众的对立，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

随着“我党” -- 还有“人民政府” -- 与老百姓的关系越来越紧张，“维稳”的费用也就不断增加。在很多地方，“严防死守”的“刚性维稳”成了对付百姓的主要手段。结果，“手段”越来越多，越来越流氓化，却越“维”越不“稳”。按下葫芦起来瓢，各地官民冲突事件层出不穷。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各种信息的传播会更快。中东的茉莉花革命，台湾的选举，这些“不利”的消息，很快就会传到中国。“微博”也让很多的草根一呼百应。虽然有网络封锁，有“五毛党”，信息时代的大趋势，是无法阻挡的。

胡锦涛和温家宝上台时，许多人对他们寄予厚望，称之为“胡温新政”。不久，他们就失望了，因为在许多方面，胡温均无所作为。

现在，在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在中共领导层换届之际，整个中国大地，凝固的政治气候，与1992年邓小平二次南巡前无异。

就在这时，发生了王立军事件，继而带出薄熙来和他的妻子谷开来。这些事件，在引发国内外震惊的同时，也为中国的政治改革提供了契机。

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要选哪条路？如何利用这一契机，推动政治改革？对中国的领导人，是一重大考验。

借三十年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成果，把中国社会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新的高度，此其时也。

也只有政治改革，才能解决这些棘手的社会问题，也才能推动经济改革继续前进。

政治改革，最好的选择，是渐进式的改革，或称为“改良”。

前面谈到，纵观中国历史，无论是社会还是政治问题，一旦出现大的动作，一旦乱起来，往往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才能安定下来。

回顾过去一百多年，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动荡之中，人民也因此受尽苦难。

既要改革，又要保持某种程度的社会稳定，唯一的选择，就是杜导正所说的“碎步式的改革”了。

现代化是一个过程。同样的，政治改革也是一个过程，而且，很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会有反复，也会遇到各种阻力。

换句话说，同任何形式的改革一样，政治改革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朝着那个目标前进。在改革的同时，修正自己前进的路线。

许多的社会问题，在激化之前，采取疏导的方法，将之化解，对于维持社会的稳定，会有好处。不然，各种各样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越积越多，任其纠缠一起，最后总体爆发，结局会难以收拾，就会引发社会动荡。

俗话说，“时势造英雄”。同样重要的是，英雄要能抓住“时势”，会利用“时势”，才能成为英雄。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就是抓住了日本侵华这个有利时机，“七分发展，两分宣传，一分抗日”，在后方不断地扩大地盘。慢慢坐大。接着，就可以和蒋介石举行“重庆谈判”，并进而建立“新中国”了。

英谚说，“制度是智慧和机遇的产物”(system is the child of wisdom and chance)。有智慧，没机遇，属生不逢时，怀才不遇。有机遇，没智慧，则错失良机，误国误民。

是走在时代的前头，抓住时机，引领时代潮流呢？还是被动地跟着潮流打转，结果，问题越积越多，被潮流吞没呢？

这就考验一个领导人的智慧了。

简单地说，政治改革，就是个制度建设的问题。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这样，社会的运转，不因为一二领导人的更替，不因为政府的变动，而发生动荡。这种制度的范围很广：官员的选拔和任免，权力的行使和监督，等等。

必须承认，这些年，中国在一些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以接班人的选择为例。毛泽东选了几个接班人 -- 刘少奇，林彪，江青 -- 结果，都没能接成班。邓小平先是选定了胡耀邦和赵紫阳，又将他们一个个踢走，临时选择了江泽民，又隔代选定了胡锦涛。

现在，到了胡锦涛选择接班人的时候，遇到的困难和制肘就比任何的前任都多。胡既不能像毛泽东那样想选谁就是谁，也不能像邓小平那样隔代指定。他要在党内的各个派别，各种力量之间寻得平衡，要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即使自己不喜欢的人物，也必须接受。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江泽民，到胡锦涛，从他们选择接班人的方式和过程，以及由此产生的权力平衡，可以看出，中国还是有进步的。

只是，这种进步，还很不够，还没有到制度化的地步。所谓“制度化”，就是像日本那样，首相一年换一个，一年换几个，走马灯似地，可是，他们的政治，他们的政府，乃至整个的社会，并没有任何的动荡。所谓“制度化”，就是像西方国家那样，无论是总统，总理，还是首相，几年就要一换，不能终身制。更重要的，换的过程，要透明，要让大多数人说了算。不能搞黑箱作业，不能几个人决定大多数人的命运。所谓“制度化”，就是，官员的权力要有监督，百姓的权利得到保护，

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和手段，就是民主。

中国历史上，没有民主的传统。钱穆说，“中国政治上的传统观念，对一意见之从违抉择，往往并不取决于多数，如西方所谓之民主精神。而中国人传统，则常取决于贤人。春秋时即有‘贤均从众’之说。贤属质，众属量，中国传统重质不重量。中国人认为只要其人是贤者，就能够代表多数。不贤而仅凭数量，是无足轻重的。”

这也就是中国历史一直原地打转的原因。许多的问题，历经千年，仍无法解决。

如何才能保证所选的那几个人是贤人呢？如何能保证这几个贤人一直贤下去呢？怎样对他们进行监督呢？任何时候，少数贤者的意见都能代表多数人的利益吗？大多数人的发言权在哪里呢？

解决这些问题，增加社会的开放度，增加政治的透明度，是个民主的问题，也只有通过民主。

这些年，在中国，有些人，特别是一些“在其位”的人，谈民主而色变。他们认为，民主不适合中国，民主等于西化，等于美国化。

这让人想到老和尚与小和尚的故事。小和尚要下山化缘，老和尚对他说，山下的女人是老虎。待小和尚下得山来，却发现，山下的这些老虎女人不仅不吃人，还挺可爱。

这些年，中国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留学生“和尚”涌出国门，来到西方，从美国，到欧洲，到澳洲，到日本。学成后，不管回国与否，多数人发现，西方的“民主”，虽不十全十美，绝对不是老虎。很多的时候，还很可爱。

除了这些留学生“小和尚”以外，这些年，还有中年和尚，老和尚，有权的和尚，没权的和尚，纷纷下山，走出国门，亲眼看过西方的民主，很多人的结论大体相似：挺好！挺可爱！

很多有钱有势的“和尚”，把老婆孩子送下山去，移居国外，自己则回到国内，躲在山上，继续当和尚，继续“撞钟”，成了“裸官”。

就连体制内的学者，如俞可平之类，也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

胡适先生说：“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习惯性的行为”。这种“生活方式”的养成，这种“习惯性行为”的训练，都需要长期的努力。不是说，我们今天改了选举制度，明天就民主了。

对于我们这些“天朝遗老”，“东亚病夫”，困难会更加地多。没有几十年，上百年的努力，民主是不会成功的，是不成熟的，是会出问题的。

很多人说，民主不适合中国。这是无稽之谈。不是民主不适合中国，而是中国不适合民主。需要改变的，是中国的现状，而不是民主的理念。民主是一种普世价值，就像尊重长者，关心妇女，保护儿童一样，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都会尊重这些普世的价值观念。

民主这种普世价值，就像奴隶制要消灭，妇女要有选举权一样，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都会达到这一步，虽然时间有早晚，路径有不同。

民主化不等于西化，更不等于美国化。试看，从西方到东方，那些实现了民主的国家，每个国家都是不一样的，没有一个国家和别人相同，更没有一个国家是全部照搬美国的民主。

我们中国的民主，也不会照搬任何一个国家。将来，中国大地上出现的民主，肯定是中国式的，穿着中山装的民主。

但是，不管其表现形式如何，民主的实质，都是一样的。

唐德刚认为，中国这条万吨巨轮，自1840年后，就进入了“历史的三峡”。在三峡中行驶，一会儿激流险滩，一会儿暗礁密布；时而“左行”，时而“右倾”。

要到这个世纪的中叶，我们这条巨轮才会驶出三峡，完成历史的蜕变。然后，就是“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了。

倘如此，则中国幸甚，中华民族幸甚！

 

华夏文摘 路新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