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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边 “胡线”两边两重天――也谈中国局势的发展及其他

作者：light12 于 2015-3-27 11:37 发表于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通用分类:网络文摘|已有4评论

河边 “胡线”两边两重天――也谈中国局势的发展及其他 时间: 26 3 2015 18:32

作者：河边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

“胡线”两边两重天――也谈中国局势的发展及其他

看了几篇谈论中国大陆最近的将来会如何演变的文章，我也想摻和一把，说说我的一孔之见。简要言之，我的看法是建立在我对中国的历史追求目标的理解上，由此分析该目标规定的任务和完成这些任务所面临的问题，然后再进一步就未来的发展做出分析。

一、中国的历史目标：国家富强

这个话听起来似乎是什么都没说，难道世界上还有不追求国家富强的国家？答案自然是没有这样的国家，但是，不同国家的人对于“国家富强”却可能有完全不同的理解。中国人的“国家富强”含有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富强的国家才有太平盛世，也才谈得上百姓的富裕幸福；锅里有碗里才有，大河有水小河满，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所以，像英国那样竟然走到了让苏格兰公投是否可以独立的地步的国家，当然一定是每况愈下的昔日帝国，谈不上国家富强，人民生活也就一定会走下坡路。这种逻辑就是我说的对于“国家富强”的不同理解。

这个国家目标，在我看来是过去１００年来在满清帝国解体的基础上成立的中华帝国的国家目标，尽管治理国家的执政代表有过１９１２～１９２７的北洋，１９２７～１９４９的国民党（现在退居台湾），１９４９～１９７７的改革前中共，以及１９７８至今的改革后中共，但在这些不同时期，不管执政者的政见有多大差别，这个国家目标都是一样的，只是尚未有机会执政的一派总是说台上的都是为己谋权力，心里毫无国家利益而已。

为了这个目标，中国要完成的首要任务有两项：发展经济与维护统一，应当说这是朝野双方都同意的主要任务。为了完成这两大任务，中国人曾经试图通过民选方式组织政府来领导国家，结果失败了，执政的政府都是通过暴力获得权力，政府的“合法性”也就只好取决于政府治下这两项任务完成的状态。为完成这两项任务，国、共两朝采取的办法不同，目标其实是一致的。所以蒋介石和毛泽东之间才会事事意见相左，唯有国家统一问题上意见无二致，纷争只在你统一我还是我统一你，也就是目标一致，解决办法不同而已。不认识这一点，很容易混淆中国的主要问题，结果把中国发生的属于追求目标的方法问题误认为是中国的国家目标问题。

所以，中共在改革开放之前虽然搞出了令今人看来匪夷所思的荒诞且残酷的各种政治经济运动，但其目标还是发展经济和国家统一，只是其手段的无效甚至是负效应，才有不能达到目标，甚至离目标愈来愈远，同时还产生由使用手段引发的政治分歧。但不论是谁执政，完成上述两项任务仍然是执政的首要目标。大陆的改革开放就是证明，改革开放和过去相比在执政者眼里只是改换达到目标的手段，而不是改换了目标。大陆的问题因此不在于改变执政目标，而在于改变为达到目标的手段不容易。这种困难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是现有体制的僵化，另一个来源是目标（即两个任务）本身的制约。我在下面分别讨论。

二、体制的僵化

以中共在中国建立的体制之僵化，在毛身后能够实行新的手段来继续追求发展经济和国家统一的人物也只能是邓小平这样的威权人物。对于邓所实行的在改革开放名义下的新手段（而不是新的国家目标！），其中的不解之谜是：邓小平是否曾经思考过要对中国的政体也实施改革？从已经发生过的各种事件来看，不能说他从没想过，而是没有找到出路。为什么没有找到出路？因为所有的出路都被发展经济和统一国家这两大目标堵塞了，也就是上面说的“目标对于追求目标的手段的制约”。

三、目标的制约

如前所述，中国过去１００年来“执政的政府都是通过暴力获得权力，政府的‘合法性’也就只好取决于政府治下这两项任务完成的状态。”因此，对于执政者来说，社会的安定是达到执政目标的首要条件。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的领袖，如果要让他们回答中国为什么１００年间追求发展经济和国家统一的道路如此坎坷，我想他们都会同意原因在于内乱和外侮。无论看台湾还是看大陆，中国人很容易总结出的教训是：只要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不要乱（包括各种政治经济运动之乱），中国就能发展，就能富强，也就能够有国家的统一。这个观察不能算错，因为它基本符合历史事实。但是这个看法却有一个问题，它没有将不同来源的“乱”分别清楚，或者说是没有在追求现有的发展经济和国家统一的目标下来区分不同的乱。原因在于这两个目标虽然看来都是统一在“国家富强”这个大目标下面的次目标，但是两者在中国现有的历史背景上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内在冲突。

我不久前曾介绍过“胡焕庸线”（即本文题目中的“胡线”），意在指出中国大陆的文化地理现象与我曾经分析过的中华帝国的缘起和由此而来的内在分裂倾向的关联。就上述的发展经济和国家统一来说，发展经济在实际的推行中是指在“胡线”东南原来的“中华十八省”加满清老家的东北发展经济，因为不论就人口的分布（占总人口的９５％）和经济发展条件来说，这一片占大陆总面积约４０％强的地方的经济发展其实就是过去１００年要努力发展经济的地方，这是由人口的分布所决定的。但是，国家统一却是指包括“胡线”西北的全部中国现有主权区域，是由疆土（而不是人口）决定的。而对于国家统一的威胁虽然有台湾尚未统一这一事实，真正的威胁还是来自胡线的西北。其中道理不难理解：胡线西北占现今国土的５５％，人口只占总人口的５％，而且这些人口的绝大多数都不是文化上的“中国人”，也就是说，他们和生活在胡线东南的占人口９５％的“中国人”――汉人――有着不同的文化。更为重要的是，历史上汉人就没有真正以汉人的名义治理过这５５％的地域和那５％的人口。

这就是说，在“国家富强”的目标下，发展经济和统一国家却是在国家的两个区域、对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人口要分别完成的任务。看清了这一点，我们再来分析发展经济和国家统一的冲突。

四、发展经济需要民主，国家统一害怕民主

邓小平所选择的新的发展经济的办法就是实行市场经济。实行市场经济的配套政治制度当然是法治，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实行民主。这一下问题就来了，因为如果真正实行民主法治，“胡线”西北的地区如何办？这个问题不是新问题，是民国肇始即存在的问题，要不然也不会有“五色旗”改换为青天白日旗了。改革之初，胡耀邦试图给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更多的自治权，但是后来发展的结果使中共不得不担心分离倾向。

而真正让中共陷入无解怪圈的还是经济发达和民族独立之间的联系。“胡线”西北不仅汉人稀少，而且当地主要人口历史上就不属于汉文化民族，也不是汉人统治的民族，汉人是从满清手上接过了这一广大地域和在这一地域上生活的人民，并且这一地域不是如俄国的车臣那样被俄罗斯地域包围着，而是和外部世界直接联系着。从民族意识角度看，这些地域的经济文化的发达必然会更多地唤醒当地的民族意识，以中国大陆目前的状况来看，如果真的实行民主制度，难免不重韬民国初年的民族分离局面，而这恰恰是和国家统一的目标不相容的。

现在新疆的局面已经使中共头大，如果西藏再加入进来，局面如何收拾？但是，没有民主法制的话，腐败又如何治理？长远的发展经济和国家统一又如何保障？

五、目前的策略

我以为上面的难题过去１００年来治理过中国大陆的统治者应当都知道，这一点我在旧帖《中华帝国的前世今生》里分析过。问题在于汉人将自秦帝国以降逐渐形成的对“大一统”的追求在满清解体时顺势扩大，乘机几乎不流血地将传统的中华帝国疆域扩大了三倍。可是通过１９３５年就由胡线所表达的汉人居住分布趋势的分析，汉人的居住分布到了２０１２年仍然集中于自秦以降至明代形成的中华１８省，外加满族居住的东北，仍然是原来的老家（满族基本汉化），并没有移民到版图扩大后的胡线西北。这既显示了过去汉人移居胡线西北之稀少，又预示了即使在工业化时代汉人恐怕也很难移居胡线西北。换言之，本文标题所说的“‘胡线’两边两重天”的局面会长期存在，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在‘国家富强’的目标下，发展经济和统一国家却是在国家的两个区域、对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人口要分别完成的任务。”

话虽如此，中国现政府还是不会动摇完成发展经济和国家统一这两大任务的信心。从习近平的作为和言行看，我以为可以比较清楚地推测到这样一些想法：
１、坚持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没有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就不可能有前面的经济发展，也不可能实现国家的统一。（不能让中共出现“竞无一人是男儿”的局面。）
２、必须解决共产党的腐败，“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但是不是用西方的那套民主法治，而是“党要管党”，走出一条中国式的“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路子。
３、干部问题解决了，才能用共产党的干部来公平执法。事情还是要通过人来干，所以德治不可避免地先于法治。
４、避免陷入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以国家利益为先，左派和右派都要给与尊重（所以给邓力群和曾彦修都送花圈）。
５、理直气壮地应对国际事务，该是我的一分不让。
６、要树立新的价值观，不能一切向钱看。

有人说习近平在走回头路，要重拾毛泽东时代的旧一套。我以为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他的表现和他上面所显示的第一条不矛盾，不过是显示他的“对的是对的，错的是错的”的信念，把事情分别清楚。在现有的两大任务下，复辟毛泽东时代是不可能的。

六、未来的走向

就发展经济和国家统一的两大任务来说，自改革开放以来的过去３５年里，经济发展的成就有目共睹，而国家统一则表现在收回香港澳门，这些地方原来就属于胡线东南“中华１８省”。台湾的演变还很难预料，而真正棘手的西藏和新疆地区――也就是胡线的西北――仍然是棘手地区。如前所述，以民族意识和经济进步的关系来看，这两地区的民族意识只会随着经济发展而增强，因为经济发展后面必然会增加对于自身文化的认识。所以国家统一问题会随着时间变得日益复杂。

自汉民族接手了清帝国后，国家统一问题其实主要是如何处理民族问题，而不是抵御外侵问题，尽管中国曾面临过外敌的瓜分企图。汉民族在处理民族问题上主要采取过三种办法，其一是民初的“五族共和”，这个办法没成功。其二是借抗日战争而提出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显然也未成功。其三是毛时代以来的“各族人民大团结”，其作用对于生活在靠近胡线地区的人数稀少的民族或许可以通过赎买有些作用，对于较大的生活于西藏和新疆边界地区的民族恐怕无啥成效，更何况汉人和人家的文化差异又如此之大。汉族１００多年来对于少数民族的歧视应当说是制度化的，主要表现为自治权力上的限制和经济上的收买。（但同时还在西北地区开采了大量的木材和石油，因此空拍很难说在西北的投入是单向的。）

对于国家统一的追求以及由此而来的困难还会放大到海域问题上，影响到对于海域争端的思维。最近两年的南中国海的各种问题的解决思路和西北地区的民族问题的解决思路如出一辙。

而国人１００年来所受的教育以及中国曾经经历过的被羞辱的历史都会很容易被用来作为刺激大汉族主义和民族主义。随着胡线东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住在此地区的９５％的人口一面需要更多的权利保障，一面又被灌输了胡线另一则的５％的人民是在受“敌对势力”的收买下破坏祖国的统一，这就必然会影响到汉民族对于集体主义的认识，进而影响到对于个人权利的认识和诉求。汉人不可能在实行对于少数民族的压迫的同时能真正获得自己的个人权利。

现有的中华帝国的版图虽说不是通过汉人的武力征服而形成，但是从清帝国合法继承的，是国际承认的，中国的国家统一问题因此主要是一个内部问题，就是前面说的属于民族问题。以胡线东南的疆域和人口计算，几乎正好等于１０个日本国。换言之，如果中国的人均产出达到了日本的水平（尽管还低于美国），中国的国力就相当于现在的十个日本。而现在的中国国力其实正是来之于胡线东南，未来的发展也肯定还是在这一区域，因为胡线西北恐怕在未来很长时间里都不会成为适合经济发展的地域，所以９５％的人还是会生活在胡线东南。中国早有向东北移民的历史，虽说叫“闯关东”，但那毕竟是可闯之地，是在胡线东南内移动，又有谁听说过跨过胡线的“闯西北”来着？所以汉人是用在胡线东南发展经济争得钱到胡线西北去维持国家统一。这是一个代价高昂的过程，它的投入－产出之比恐怕还没有人测算过。

尽管中国的疆域是国际公认的疆域，但又不等于汉人可以任意侵占西北广大地域，除了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现代人的意识以及西藏、新疆和外面的直接交通也使得这一人口稀少的地域受到广泛的国际关注。藏传佛教的影响和伊斯兰教的外部联系，更起到了文化倍增作用，使得这一地域会长期处于受关注的地域。中国目前推行的政策无疑会迫使政府在这一地域不断增加投入来维持国家统一。

七、结论

中国的长期任务仍然是发展经济和统一国家，但此两任务却俨然分布于胡线东南和胡线的西北。就发展经济来说，中国等于还有８～９个日本的人口和地域等待开发，无疑潜力巨大。对于国家统一来说，真正的问题在于经济发展的所处之地在维持国家统一的地域之外，并且是汉文化对于非汉文化的统一，是中华民国出生之前没有过的。所以中国过去３５年里的经济发展和国家统一的成就完全不可比，国家统一问题会因此变得愈来愈严重，并不会因为经济发展而自然有牢固的国家统一。

习近平在过去两年里的反腐动作，固然如一些分析所说，已经触动利益阶层的基本利益，势将引起党内的反弹。但我从另一面解读，也可以认为习能做到这一点正好说明中共的权力继承体系的稳固，所以习近平才可能有此作为。习近平的办法从市场经济和民主法制的角度看，固然不是治本之道，可是从中国的发展经济和国家统一的目标看，恐怕是最好的选择。中国的问题的解决需要改变思维，重新解读国家富强的意义，在此基础上才能重新理解国家统一，找出解决“胡线两边两重天”问题的办法。这是一个过去１００年都没有取得实质进步的问题。

总起来看，我以为中国会不断出现各种起伏，但不会出现“崩溃”之类的剧烈动荡。中国人现有的思维逻辑决定了现有的改革路径，但是不等于思维会永久不变。只要不断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思维就会慢慢改变，就会出现新的领导人和新的视角。经济发展给中国人提供了机会和时间，愿所有生活在中国的人都能从中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