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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薄熙来事件暴露的中共制度性危机

作者：light12 于 2016-3-20 23:06 发表于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通用分类:网络文摘

关键词：薄熙来

薄熙来事件暴露的中共制度性危机（一）时间: 03 6 2012 02:39

作者：芦笛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

论坛里转了两篇文章，一篇为钱文军写的《薄熙来垮台之后》，一篇是王力雄写的《薄熙来与“N系列” 》。个人觉得后者的水平较前者高。再次推荐大家去仔细看看，我本人就反复读了两三遍。

学徒妹妹看了忧心忡忡，巴不得有人驳倒那篇文章，连“救我一救”的话都说出来了。我无法救他，但也不是完全同意该文，觉得力雄高估了中共党内“和谐”，低估了中共内在的制度性结构性危机，若说过去这危机还比较隐蔽，那这次薄熙来事件已经将它充分暴露在世人面前了。

一、中共不会主动进行实质性政改

自《重释“民主恩赐”论》与《我的“哥白尼革命”》贴出后，大众一直误会我认为中共会主动把民主恩赐给人民，其实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是统治者让步，推翻统治者未必会带来社会进步。而统治者之所以让步，也未必是人民斗争的结果，多是内外交困，觉得再也无法混下去而作出的主动改革，或者是经济发展、统治集团贪腐等因素导致的控制力的被动弱化。这些进步并不是人民用零和博弈的方式去斗争出来的。相反，这种斗争只能造成大幅度后退。89年那场蠢动造出的灾难就是铁证，而此后中国出现的巨大进步更证明了“不斗争，社会一样会进步”。两害相权取其轻，有如那样去为倒退而斗争，不如“无为而治”，坐待社会自动进步。但我第一没有否定理性的有节制斗争，第二从未说过中共会主动把民主恩赐给人民。

与此同时，我也多次表达了我对中国未来的悲观估计，理由其实也就是力雄说的那些，都是斯大林设计的内在缺陷：

1）官僚集团控制了一切资源和权力，人民彻底原子化，不但失去了推翻统治者的能力，而且失去了对统治集团胡作非为的约束力与震慑力。因此，官僚集团必然要攫取最大量的社会财富，形成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其全部意愿就是“打江山，坐江山”，确保其统治万年长，从而构成了捍卫既有利益格局的最大的保守势力。

2）“非遗传专制”造成的“权威逐代递减”，以及极权制度的干部遴选方式，必然形成“汰强留庸”的筛选机制。党迟早要从强人时代进入庸主时代，再也没有一呼百诺的“卡里斯玛”领袖（charismatic leader），只有平庸的官僚集团的各级代理人。这就是力雄说的“权力机器化”。换言之，我们的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毫无创意、魄力遑论个性与魅力的维持会长。

3）领袖权威逐代递减，下级官僚的权力却不减反增，两者之间的强弱转化与时俱进，终将进入中央无法如意地有效地控制地方的尾大不掉状况。无论中央推出什么新政策，下面都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将它扭曲为确保自家利益最大化的“土政策”。这就是秦晖说的“尺蠖效应”，也就是力雄说的“官僚集团的民主性”。

根据以上制度特点，可以断言，中共不愿也无力主动进行打破既有利益格局的政改。不愿，是“官僚民主”决定的。无力，是中央根本无法摆布地方的软弱状况决定的。软弱无力的中央，顶多也就只能做翻一二封疆大吏，但绝无能力压服全党当权派的积极或消极的抵抗、强力推行实质性制度性改革。温家宝即使有心，也绝无足够实力，压下当权派的反抗，锐意推行改革，剥夺他们攫取社会财富的特权。只有余杰那种毫无见识的小白，才会罩死了温家宝骂。

这可悲的现实，赵紫阳早在其“遗嘱”中说得水晶般清澈透亮了。在临终前与香港记者谈话中，他坦率承认，要搞彻底的政改，他也不行，因为“我没有实力”，只有老邓有那个实力，可惜老邓没有利用其实力完成那历史使命，老邓死后就“没治了”。这是千真万确的大实话。换个角度，可以看成是老赵的忏悔：既然老邓是能够改变中国政治制度的最后一个强人，为部下怂恿，与他作对，刺激他放弃政改，乃是老赵干的最大的蠢事。

所以，许多人以为，薄熙来的倒台就是中共政改的先声，我觉得这种乐观主义没有什么根据。

薄熙来事件暴露的中共制度性危机（二）时间: 04 6 2012 14:13

作者：芦笛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

二、“N系列”论

王力雄也看到了上述问题：中共已经实现了“权力机器化”，不容许“卡里斯玛” 领袖（charismatic leader，或可译为“魅力领袖”）出现，党内再不会产生具有破局能力的大人物，而这种人物为自上而下的改革所必需。随着中枢权威的弱化，“官僚的民主性”左右政局的能力也就越强。再说得明白些：民主政治取决于民意，而中国政治则取决于“官意”，而“官意”当然只会是实现官僚集团利益的最大化。所以，旨在还政于民的主动政治改革再也没有了可能。

这些分析我基本同意，但他接下来的分析我就不尽同意了。

他认为，邓小平已经完美地解决了共党的权力传承问题，这就是建立了“隔代指定接班人”的权力传承制度。该制度在党内自然形成了“N派”与“N+1派”两个山头。它们之间“没有主义、路线的不同，没有执政理念的不同，甚至没有策略的不同，只有权力遵循规则轮替，按照幕起幕落你唱罢我登场。派别之间的共同性远远大于不同性。派别相互无需竞争，也就不需要寻找区别，因此不会有创新，也不会有因派别不同而给社会提供的选择。这样的分派，不会有变革，只会有对变革的防范” 。

据此，他认定，这制度一劳永逸地消除了中共统治垮于内讧的危险。何以如此，我在略作用语修正后，再替他解释一下吧。

实际上，隔代指定制度，造出了不是两个而是三个派系：“N派”是已经退休的“太上皇派”，而“N+1”派是已故“N-1”派指定的正在执政的“今上派”，而“N+2”派则是由太上皇派指定的“皇储派”。这同堂的三代中，执政的今上派势力最强，但太上皇派与皇储派利害一致，构成了对今上派的制约，使得它不敢过分膨胀。于是各派“强弱轮替，相互制约，又把握分寸，避免斗争，依存大于分裂，以联合为主，争斗为辅，可以长期持续平衡”。而且，各派之间毫无政见分歧，其轮替“完全按照规则，不需要竞争，只是等待时间，因此会比民主政治的政党轮替还要稳定”。

王力雄认为，“隔代指定接班人”，使得专制权力从由个人掌握转为由集团掌握，从独裁者独揽大权变成权力机器化，是最稳定的模式。1989年“六四”之后，中共保持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稳定，空前团结，就是这种模式成功性的证明。薄熙来事件没有影响这种稳定，也证明了该模式经得起考验。而且，专制权力毁于传承内斗的历史教训，将使官僚集团把这种模式视为救命药而精心培育，并制约在位者不得加以改变，于是这模式就可能一代代稳定地往下传。

尽管如此，王力雄仍然认为，这制度并不能千秋万代传下去，这是因为专制权力总是不停地制造矛盾和自身的敌人，其镇压能力却一定会到头，那时积累的矛盾，就随时可能以突变形式总爆发。

据此，王力雄作出悲观预言：

“社会不可能不变，当权力内部不再变革时，就免不了这种外部突变。目前，民变四起的局面正在中国形成，一件蝇头小事引发‘暴民四起’的全局动荡某天会不期而至。那时，因为现代社会之连锁紧密，丧失了政权整体性整合的社会，在权力真空中滑向同归于尽的速度可能远超出现在的想象。”

有的读者指出，这最后的前景预期缺乏充分论证，中共政局还是相当稳定的，灾难性的突变未必会发生，云云。个人觉得，这段分析确实说得比较模糊空泛，起码读来不像“N系列论”那样让人信服。

三、“N系列论”无法完满解释薄熙来事件

王力雄的“N系列论”，确实很有洞察力，论述也堪称缜密，但窃以为，此说忽略了若干重大因素。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隔代指定接班人”制度不可能消除共党发生自毁性内讧的危险。薄熙来事件的严重性就显示了这一点。而这恰是“N系列论”无法解释的。

很明显，薄熙来既不是太上皇派也不是今上派指定的接班人，如果隔代指定皇储制度真的如力雄说的那么成功，那就根本不会出现薄熙来这种黑马式野心家。但他不但出现了，而且深得民望，同时构成了对三派（太上皇、今上以及皇储）的严峻挑战，以致三派不得不联手将他镇压下去。这事实本身，就是对“N系列的超稳定性”的质疑。

不仅如此，这镇压还搞得不是一般的惊天动地，充分暴露了打掉薄的艰难。我已经在有关旧作中反复指出了：在“今上派”准备集体交班的敏感时期动手，提示此案十分紧迫，不能留到18大去解决；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作悲情表演，暗示政权面临覆灭危险；党中央处于极大恐慌中，不得不命令党政军警及各地反复宣誓效忠，命令《解放军报》以及将领接连发表文章，反复强调“确保部队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主席指挥”；铁腕封杀言路，关闭大批网站甚至《乌有之乡》；以对海外媒体放风作为通报案情的手段，以此试探处死薄熙来是否会引起海内外强烈反应……，等等。旧作中没有说的，是薄派势力抵抗之顽强。在《多维》有关新闻之后的大量跟帖者中，大部分是薄的拥趸，一致严厉抨击胡温，堪称声势浩大，声色俱厉，而这在过去党内权斗中还从未见过。

如果隔代指定接班人制度真的如力雄说的那样，取得了党内的超稳定性，那怎么还可能出现上述一系列反常状况？权力机器何不把他悄悄做掉，却要采取如此戏剧性的大动作？有了王立军案，要静悄悄地搞掉薄也就足够了。三派以此为口实，让他在18大光荣退休不就得了？就算不够，那就再加上个“谷开来杀人案”，在内部“吹风”“打招呼”就行了，何必捅到社会上来？捅出来也倒罢了，却又语焉不详，矛盾百出，弄得群疑满腹，众难塞胸，这对党内党外的稳定有何好处？

力雄对此的解释，是说权力机器要借此将“卡里斯玛”粪土化，从此杜绝党内大大小小的魅力领袖产生。窃以为此说难以成立。用惊悚片中才有的杀人案、间谍案、洗钱案去搞掉薄熙来的老婆，再株连到薄头上，构成了不亚于“副统帅暗杀正统帅”的惊天丑闻，给全党的名声带来了无比沉重的打击，造成了对全党的强烈震荡。权力机器再昏庸，也不至于看不到这一系列恶果吧？若是他们真的具有如意操控大局的能力，又何必投以此类大伤元气的虎狼药？难道“稳定压倒一切”不是他们念兹在兹的首要目标？

因此，我认为，薄熙来案件非但没有证明“隔代指定制度”的成功，反而暴露了中共权力传承制度的危机。而且，这危机还无比深重，以致党中央不得不采取非常手段，用“准政变”的方式去解决，以确保“隔代指定制度”不被颠覆。这手段之异乎寻常，几乎堪与华国锋拿下四人帮相比。所不同者，只在于当局比当年为叶剑英力挺的华国锋还缺乏稳住大局的信心，而引起的反弹比拿下四人帮还强烈——当年哪怕是马天水、徐景贤、王秀英等辈，也没敢如孔庆东那样，上电台、电视台去谴责“反革命政变”，号召“人民起义”。

四、“N系列论”无视党内确有政见冲突

如所周知，前段重庆与广州，俨然成了新时代的“延安与西安”，在睽睽众目之下形成了“分派”与“做派”。薄熙来更倾向于“公平”，主张在把蛋糕做大时，也要确保公平分蛋糕，而汪洋则坚持应该继续把蛋糕做大。两派的施政风格也有显著区别，薄熙来实行的是铁腕黑打，加强思想统治，连方竹笋的“一坨屎”都不能容忍，要把他抓起来劳教，另一方面则以“为民作主的明君”蛊惑民心，实行的完全是毛式传统作法，而汪洋则较能容忍言论自由，其卵翼之下的南都报系的言论自由度为全国之冠。汪洋对民变也采取怀柔政策，甚至曾在广州出动警力为示威民众保驾护航，还和平化解了乌坎事件，最近更发表了相当开明的言论，其“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之说，堪称石破天惊，在网上引起了巨大反响。似乎可以说，薄与汪集中代表了民间的毛左与自由派两个对立派系。

这是地方实力派，中央便如何？为余杰加冕的“影帝温家宝”，近年来一直在鼓吹普世价值观，上次在记者招待会上更是大演悲情戏，暗示他本人所处的窘境，其措辞之凄苦悲凉慷慨，简直胜过了当年跑到广场上去声泪俱下的赵紫阳。另一厢，吴邦国却又斩钉截铁地宣称“五不搞”，而官媒不但删去温家宝许多演说中的“不和谐音”，甚至或明或暗地抨击之。就连几近于指着他的鼻子骂的张木生，也不曾如方竹笋那样遭到整肃。

这是为什么？温家宝为何这么做？难道真如余杰余小白完全丧失理智反复臭骂的那样，完全是在作秀？他有必要做这种秀么？难道就是为了招来同僚的侧目与官媒的抨击？既然是作秀，为何其他人不与他配合？这么做，对他的宦途乃至他的部下，到底有何好处？王力雄已经说了，平庸的权力机器容不得各式各样的出头鸟，可就是这个据说是实现了比民主制度还稳定的政体，却在很长时间不得不容忍党内毛左薄熙来，至今尚在容忍党内自由派温家宝与汪洋。这用N系列论该怎么解释？

薄熙来事件暴露的中共制度性危机（三）时间: 05 6 2012 16:30

作者：芦笛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

五、指定与选举的本质区别

在抹杀了各派之间乃至同派内的政见分歧后，力雄便认为，各派轮替“完全按照规则，不需要竞争，只是等待时间，因此会比民主政治的政党轮替还要稳定”，却忽略了“指定”与“选举”的本质区别。

第一个区别他其实也看到了，那就是指定制度使得被指定者的合法性完全来自于指定者，因而必须奉指定者为祖师爷，不敢公开背叛其政治路线，从而失去了因应国情民心、纠正指定者错误的可能。例如平反六四，在目前未必会引起剧震，但三派中谁都不便干这事，这是因为他们的合法性完全来自于老邓，而老邓自己就曾公开承担了六四大屠杀的罪责，这罪责于是也就与权杖一道传递给了他们，成了其合法性的一部分。承认老邓曾经犯了罪，势必削弱他们的执政权威。因此，他们能采取的最大限度的纠正措施，也就是以“右派改正”的方式处理六四那负遗产，亦即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坚持认为那是有必要的，只是具体处理过头了，只作individual的平反与补偿，但绝不承认那是毫无必要的大屠杀。

这弊病与官僚机器的平庸化合在一起，进一步消除了统治集团灵活应变的弹性，以及和平消解社会矛盾的能力，只能不断制造社会矛盾，并把它们储蓄下来，做大做强，根本不是民主制度那种真正的维稳软件。于是社会稳定便只能靠暴力镇压与金钱收买两手，成了堤坝与洪水比赛增长速度。这种背时制度，不说与西方民主制度相比，就连传统帝制也远远不如。既然全社会都缺乏维稳软件，谈何党内稳定甚至是超稳定？这道理显而易见：社会矛盾的积累与激化，势必构成党内不得志的野心家的政治资源，引出了党内“路线斗争”，薄熙来的崛起就昭示了这一点。

第二个本质区别力雄没有看到，那就是民主选举的原则是“费厄泼赖，公平竞争”，理论上人人有份，能否选上则看自己的本事。于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当选者可以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推行自己的执政理念，而落选者也无话可说。在这个意义上，它有点像中国的科举制度，总是给人“花落自有花开时，蓄芳待来年”、“今年既不中，明年再来吧” [注]的希望，即使屡试不第者，也不会怨气冲天，因而立志颠覆整个文明竞争规矩。两千年下来，也就只出了 “我花开后百花杀”的黄巢与洪秀全两个落第士子。

指定制度可不是这么回事，第一，党魁不是公平竞争的结果，根本不可能让落选者心服口服。第二，落选者没有“下次再来”的希望，一旦不入太上皇的青目，便只有抱恨终天。第三，它不像民主竞选那样，覆盖了所有的政府位置（起码英式民主是这样，所有的部长都是议员，而无论英美的地方政府都是选举产生的），却只能指定党魁，顶多再加上总理，两人以下的位置都只能靠毫无公平公开可言的角力去博取，使得权力斗争变得格外肮脏、秘密、剧烈与凶险。

第三个区别，是这种背时制度根本没有如何处理从斜刺里杀出来的黑马的设计。薄熙来案件就充分暴露了这个缺陷。他明显不是太太上皇、太上皇乃至今上的中意对象，然而却野心勃勃地想靠制造政绩、赢得民意支持问鼎。各派的尴尬在于，所谓“隔代指定”，即使真是老邓金口玉言确立的制度，也只是个上不得台盘的潜规则，党章中根本没有、也不可能写上这一规定，遑论对违规者的处理。于是太上皇、今上以及皇储别无选择，只能以刑事案为借口，用非常手段做掉这种挑战潜规则的野心家，造成对犯规者的过度惩罚。这不但使得本来可以和平进行的权力斗争变成了生死之争，增加了党内戾气与杀气，使全党惶惶不安，更埋下祸根，很容易恶变为冤冤相报的连环仇杀。

第四个区别老非已经指出了，那就是新时代的“非遗传专制”杂有“遗传因素”亦即太子党。这些“官N代”把持了巨大权力或资源，形成了一股特殊的政治经济势力，构成了实力最雄厚且最具有“合法性权威”的既得利益集团。而且，他们秉承的是“打江山坐江山”的腐恶传统观念，对平民出身的政客具有天然的强大排斥力与蔑视心理。在他们心目中，隔代指定的平民出身的党魁根本不具备合法权威，是不折不扣的僭主，于是这些人便构成了不容忽视的挑战者的储备池（准确来说是粪池），无尽的X熙来将从中源源滋生出来。

第五个区别也有网友指出了，那就是隔代指定并不能消除权威递减。随着数列序数增加，权威衰减将越来越剧。这个问题与上述第四个问题合在一起，决定了指定制度总有一天要搞不下去。

第六个区别则是，三代同堂使得指定的具体操作变得格外复杂。事实上，指定不可能如力雄想象的那样，以数学方式准确地交叉进行。即使N+2代党魁严格由N代党魁指定，大众凛遵无违，政治局的其他常委也不可能全由他指定，只可能是N派与N+1派的斗争与妥协结果，于是N+2派其实是两派代理人的混合物，其利益博弈与上面两派以及五花八门的地方实力派纠结在一起，变得无比复杂，不但不可能达到力雄设想的和谐境界，反倒形成一国三公，政出多门，互不相下的四分五裂状态。

第七个区别就是，整个权力机器的运作只能靠默契而不是公开的“明规则”进行，于是它的和谐运转以及持续存在，就完全取决于各级官员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绝不会杀鸡取蛋，为一己私利干出危害官僚集团整体利益的蠢事来。假定这种“理性政客”普遍存在，比自由经济学派假想“理性经济人”的个别运作导致整体经济的理性运转更是空想主义。

由上分析可知，所谓“隔代指定制度”，根本就没有解决执政者在党内的合法性权威问题，它没有也不可能消除内斗，反倒使权位的分配与传承变得无比复杂凶险，充满不可知更不可控的变数，促进了中央统治力的弱化。明眼人都能看出，如今的党中央，乃是中共建立以来最软弱无能的。中央四分五裂，互不相下，温家宝虽然以其开明言论让同僚恨得牙痒痒的，但谁也奈何他不得，无法像对赵紫阳那样拿下之。就连地方也各行其是，不受中央管束。

实际上，如今党的团结只表现在“对敌斗争”亦即镇压人民之上。唯有在这方面，党才具有充分的统治力。我早在00年代（04年？）就说过了，若事涉镇压人民，则全党精诚团结，雷厉风行，表现出了“举国体制”的高效率。但若事涉内部分赃，则全党四分五裂，不但中央奈何地方不得，各地方各部门之间更是互不买账。需要补充的是，哪怕是在这个方面，党的镇压力都极大地弱化了，只敢收拾毫无宗派背景的平民如刘晓波。对有点宗派背景的平民如孔庆东、张木生者就根本不敢碰，哪怕人家或是在电视台上公开谴责“反革命政变”，号召人民上街闹事，或是几近于指着温家宝的鼻子臭骂，中央都只能忍气吞声，唾面自干。

综上所述，窃以为王力雄对隔代指定制度稳定性的评估，不但与事实相悖，在理论分析上也无法成立。中共自89年以来实现的稳定，不是靠老邓灵机一动，想出了这永久杜绝党内纷争的高招，而主要是靠经济改革带来的高增长。改革开放造出的经济奇迹，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生活，在很大程度上纾缓了民怨，党的统治得以从89年的摇摇欲坠的边缘挣扎回来，转危为安。全局的好转，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党内不得志的野心家利用的政治资源。另一方面，江泽民既是太子党，本人也算是干过革命，还不至于构成官二代直接挑战的对象。

但这局面只是不可持续的苟安。随着平民出身的“僭主”上台，权威进一步弱化，指定制度的弊病必将日甚一日地暴露出来。更严重的是，随着经济成长减缓并逐渐趋于停滞，我过去反复预警过的中共的自毁装置就很可能爆炸，届时如今的“太平盛世”就会在瞬间化为云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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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据《青春之歌》，民国年间，北大的国文试题为《代汉文帝作赐南越王赵佗书》。某生答曰：“汉文帝不知何许人，赵他更是素昧平生。”考官批道：“汉高文帝爸，赵佗不是他。今年既不中，明年再来吧。”成了流传一时的笑话。

薄熙来事件暴露的中共制度性危机（四）时间: 07 6 2012 21:38

作者：芦笛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

五、供奉在神龛上的定时炸弹

早在《乌有之乡》出世前，我就反复哼哼教导敬爱的党中央，毛泽东思想是专门颠覆现代中共的最强大的思想武器。把它列在宪法里，当成指导国家根本大法的总纲，完全是蓄意自杀，只有白痴才会干这种事，建议我党迅速抛弃这负遗产，与之正式决裂，否则后患无穷。可惜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蠢党继续掩耳盗铃，弄出什么莫须有的“邓小平理论”、“江泽民学说”、“胡锦涛科学发展观”来，以为这些七拼八凑的乌龙，就算不能完全淹没毛思想，至少可以稀释之。

这结果就是《乌有之乡》横空出世，利用毛泽东思想公开煽动颠覆现政权，哪怕是在薄熙来被抓起来、《乌有之乡》被消声之后，民间还在自发地公开地进行这种反政府宣传：

此类宣传具有几个最突出的特点：

第一，它对草根民众的煽惑力，根本不是什么“邓理论”、“江学说”等乌龙可以在梦中望其项背的。

这是中国的国情民俗决定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人好造反，我们这些人还不是造反？跟宋江差不多。”确乎如此，前工程兵司令陈士榘承认，他们当年扯旗造反，与马克思主义毫不相干，而是在《水浒》的指引下上山落草的。蒋介石犯的大错，就是没有禁了《水浒》，云云。

不容否认，《毛选》就是新时代的《水浒》，毛泽东之所以是中国历史上对草根民众最有感召力的inspirational leader，就是因为毛“思想”全由造反斫杀的煽情号召与不择手段夺权的阴谋诡计组成，完全符合“中国人好造反”的腐恶传统。这传统得以形成，乃是因为中国历来是个极度不公的烂污腐恶社会，而中国人唯一能想象、能理解的消除社会不公的手段，就是造反杀人。

前段美国学者傅高义推出《邓小平时代》，认为邓是20世纪全球最伟大的政治家，因为他领导中国实现了世界史上最大的经济奇迹。这完全是不懂中国国情民俗的西方外行之说。在中国人看来，只有造反夺权成功的人才是大英雄，只有巧妙夺权的阴谋诡计才是大智慧。要让中国人民世世代代感戴缅怀，与其把中国的GDP提高十倍，不如把他们杀掉十分之一。

第二，它具有极鲜明的针对性，便于广大革命群众活学活用，对号入座，按图施工。

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为广大革命人民起来推翻现政权而作的战略演习。如同《三国演义》上孔明死前留下了诛杀魏延的锦囊妙计一般，伟大领袖也在生前为人民起来造反、推翻今日的修正主义政权留下了大量具体指导：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

“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

最触目惊心的，还是这段被毛左在网上广泛张贴的语录：

“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上台，而且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是法西斯主义；如果这样的共产党不是为人民服务的，而是挂着羊头卖狗肉，那么人民就要自发组织起来，以武装的革命坚决打倒这个假共产党！推翻其在中国的罪恶统治！并全部、干净、彻底地消灭一切附着在这个奸伪集团上的官僚买办汉奸势力！”

这段语录其实是巧妙的拼接。第一句话是毛在文革期间讲的，大众耳熟能详。而以“如果”引出的条件复句，则是毛在执政前讲的，原意是以中共自身作为对照，指控国府是“奸伪集团”，强调自己发动武装叛乱的正义性。毛左把这两段话拼接在一起，到处张贴，套句党八股，便是“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它号召人民自发组织起来，以武装的革命坚决打倒现代中共这个假共产党，推翻其在中国的罪恶统治，并全部、干净、彻底地消灭一切附着于其上的官僚买办汉奸势力。

尽管做了这番手脚，我这个独步海内外的毛泽东思想权威还是不能不承认，它并没有歪曲毛思想，而是其原教旨在新时代的最高最活的应用。

第三，当局对此类颠覆宣传既“无法禁”，也“无法驳”，都是吴法宪的本家兄弟。

引发辛亥自爆的四川保路运动爆发后，成都人上街游行。为避免官府镇压，游行队伍便在前面抬着光绪爷的神主。于是官府一见游行队伍，便只有下马下轿，对着光绪的灵位行三跪九叩大礼。如今的毛左玩的也是同一把戏。毛泽东乃是中共的太祖高皇帝，毛思想是指导宪法的总纲，无论在网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宣传播散他老人家的教导都是天经地义的。中共若禁止，只能坐实他们就是背叛毛泽东思想的可耻叛徒，是篡党夺权的僭主。而若不禁止，听任此类宣传日益深入人心，则日后大局稍有不稳之日，便是“梭镖亮堂堂，工农齐武装”，暴民起来杀官杀富之时。

无法驳，乃是毛左的指控句句是事实，一句顶一万句。邓小平超过赫鲁晓夫一万倍，而发生在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更非毛虚构的赫鲁晓夫实行的“资本主义复辟”可比。如今中国不但部分实现了私有化，民企产值超过了GDP的一半，提供了80%以上的就业机会，而且16大还规定资本家可以入党。世上有哪家共产党不把资本家当成必须消灭的阶级敌人？允许资本家入党，还好意思冒充“无产阶级先锋队”，这份儿脸皮，大概也只有900万方公里的土地上才能出产。

但若是不许资本家入党，则我党全部或至少90耙（90 per cent）以上的党干都得丢掉党票——自敬爱的胡总书记以下，有哪位党干不是富可敌国？过去陈伯达造谣说，国民党有四大家族，如今的中国则有N大家族， “中国共产党”就是“中国富豪党”的同义词。他们的发家，是与国外资本家联手疯狂攫夺全民资产的结果。中共不但是中国历史上见所未见的最庞大、最贪婪、最无耻的贪腐集团，也是中国历史上见所未见的最庞大、最贪婪、最无耻的官僚买办集团，更是中国历史上见所未见的最庞大、最贪婪、最无耻的奸伪集团，所谓“奸”，指的是中共干出了历代统治者从来不敢干的事，向外国资本家全面廉价拍卖甚至赠送国家资源，勾结洋人疯狂掠夺本国人民的血汗，乃是中国历史上见所未见的最庞大、最贪婪、最无耻的汉奸集团；而所谓“伪”，则是指中共本身是假共产党，奉行的是假马列主义，假毛泽东思想，建立的是假人民共和国，实行的是谁也不敢兑现也无法兑现的不可操作的假宪法，是中国历史上见所未见的最庞大、最贪婪、最无耻的欺诈集团。

因此，把专为颠覆自己而构思出来的毛思想供奉在神龛上，为党国埋下自毁装置，是人类历史上最宏伟壮丽的蠢举。邓小平是全面背叛毛思想的修正主义分子，他对此也心知肚明。然而慑于毛在党内的巨大声望，他不得不掩耳盗铃，心虚情怯地发明“不争论”，实行“打左灯向右转”，把欺诈做大做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尚且情有可原，但此后两代“核心”还要指望一手掩尽天下人耳目，永久性蒙混过关，那就不能不提醒我一件趣事：我的一个小侄女七八岁时去做客，夜里拉屎在床上，次日便不动声色地用被子盖住，指望它somehow消失不见，或是永远不会被大人发现。

党国领袖忘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伟大领袖为了颠覆今日的中国政权发动的。整整十年间，党国宣传机器就干了一件事：告诉全民“修正主义上台”是最大危险，号召人民按毛的教导，反修防修，打倒党内资产阶级。在现今条件下，草根暴民当然不可能如毛想象的那样，靠“小三线”的工厂造枪造炮，效法蔡锷，打到北京去（按，这都是他当时的教导），但这无数教导乃是留给不得志的野心家们“讨贼”用的“衣带诏”，成了他们不可能不充分利用的政治资源。随着贫富两极分化，社会矛盾日益加深，它的潜在威力就越发倍增。薄熙来的撅起，有如说是因为他在重庆作出了骄人的政绩，莫如说是他以毛的衣钵传人自居，而毛式“杀富济贫”在草根民众中引起了如潮呼应。正是这民意基础，才把他那区区一镇诸侯，推上了全国民间领袖的高位。似乎可以说，在精神上，他是如今中国唯一的“人民领袖”。相比之下，在许多人心目中，无论是胡温也好，是行将上台的习李也好，都是名不正言不顺，毫无正统合法性的僭主。

我党供奉在神龛上的另一枚核炸弹，乃是“爱国主义”。因为官方意识形态全面破产，当局不得不改用所谓“民族主义”作为替代国教，以煽动仇外情绪唤起人民对政府的忠诚。

这本不是什么新鲜把戏，乃是斯大林和希特勒玩剩的。但我党的尴尬在于，无论是斯大林还是希特勒，都是货真价实的民族主义者，确实是为苏联和纳粹德国争国家利益，然而我党却从来是欺诈经营，乃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卖国贼集团，不但靠卖国夺取政权，而且靠卖国维持政权。中共建国前的卖国史就不必说了，上台后向几乎所有的邻国出让领土也不必说了，光是在改革开放30年中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不管是广度，是深度，还是规模，也都远远超过了大清与民国的总和。我在旧作里说过，无论是李鸿章，是袁世凯，是北洋军阀，是蒋介石，只要干出万分之一的事来，立即就要变成为全民唾骂并遗臭万年的大汉奸。如今我党已蜕化为不折不扣的洋奴买办集团，与外国资产阶级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将中共现政权看成是“党内亲美派”当家，似乎也无不可。

不仅如此，现代中共领导完全由缺乏权威的谨小慎微的庸人组成，其施政主旨就是“不惜一切代价维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内不惜一切代价镇压，对外则不惜一切代价忍让。周边国家无不看透中共的心病，趁机猛占便宜，甚至公开欺负羞辱中国，于是形成中国有史以来国力最强大，对外（不包括对台）却最屈辱卑微的奇观。用凯迪网友的话来说就是：

“不占领几处中国的领土或岛礁，不抓几个中国的边民或渔民，不从中国搞几十百把亿的无偿援助，你都不好意思说是中国的邻国。”

沦落到如此悲惨的地步，中共还有什么脸去继续冒充民族英雄？当局必然要如我反复警告过无数次的那样，走上清廷“民心可用”的旧路，让老百姓普遍认为“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由朝廷不遗余力煽起来的仇外主义，最终转向卖国求荣的朝廷，使得外国鬼子未受其害，本国政府先蒙重创。这浮嚣民意一定会为不得志的野心家们提供又一雄厚的政治资源。他们若在未来公开发难，打出毛泽东“杀富济贫”以及“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道义旗帜来，则中央根本就无力抵抗。

综上所述，中共过去30多年中，完全是每日挖山不止，在自己屁股下埋下了适足把自己炸上九天的核地雷。实际上，坚持不与毛切割，饮用“爱国主义”的鸩毒，根本就没有起到什么维稳的作用。在我看来，真正维持了大局安定的最主要因素，还是经济起飞导致的全民生活的极大改善。但这种笨拙劣等的维稳方式没有可持续性。一旦经济失去高增长的势头，麻烦就来了。那时我党就要经受双斧伐木：一方面再也没有了足够的“维稳经费”，另一方面百姓必因生活困窘而不满，民变增加到锈烂的官僚机器无法有效应对时，就有可能出现全局失控。

老邓说：“中国要出问题，恐怕还是出在党内。”我深以为然。我早在旧作中说过了，其实一个政权并不是容易推翻的，现代就更是如此了。方今之世，政府垄断了一切现代暴力手段与组织手段，一盘散沙的民众根本就没有造反可能。因此，只要统治集团精诚团结，敢于并且善于屠杀人民，则政权根本就不会垮台。但问题是，中共当权集团今天已经四分五裂，再不是当年那个精诚团结的政治军团了。似乎可以说，如今的党内矛盾已经超过官民矛盾，构成了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或曰“动乱苗子”。薄熙来事件昭示，中国刻下奉行的“僭主政治”是何等的脆弱。经济繁荣时尚且如此，一旦经济衰退发生，中共就可能发生毁灭性内讧，殃及黎民百姓。考虑到如今中国已是核大国，这前景不能不令人栗栗危惧。

六、处方与前景

由上分析可知，现代中共最大的危机，还是意识形态危机，是毛泽东留下的负遗产。正是它使得中央领导自邓小平以降都成了篡党夺权、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叛徒，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实行的都是不折不扣的僭主政治。如果说过去我党还能靠百姓愚昧苟安一时，那薄熙来事件的发生已经昭示，这负遗产的破坏力已经严重到再也不能装聋作哑，因循苟且下去的程度了。不毅然痛下决心，壮士断腕，则中共终将因大规模内讧土崩瓦解。中共中央必须认识到，与毛泽东彻底决裂，就算是会引起震荡（实际上未必会有什么了不起的后果），那弊病也远远不及继续装聋作哑当僭主。

根治之策其实也很简单，就两条：

首先，与毛泽东本人及其遗产作彻底切割，放弃设置国教的中世纪作法，将马列毛邓江那些狗屁不通的“主义”、“思想”、“理论”、“学说”从宪法里删除，废除大中小学里开设的政治课，代之以民国的公民课。中央还必须作出公开决定，声明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以暴力革命的手段求“平等”，这在理论上是缘木求鱼，自相否定，在实践中只能适得其反，引出无穷无尽的灾难，因此必须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一致唾弃。与此同时，必须放弃舆论控制，至少要给自由派批毛揭毛的文字有与毛左崇毛捧毛的文字同等的公开出版机会，

其次，在党内实行民主，逐渐开放派别活动，使权力斗争与政见交锋公开化、合法化、程序化。党内各派有权公开提出自己的政纲，在代表大会上公开竞选，获胜者入主中央，以期逐步完成从毫无规矩的劣等土匪山寨向文明执政党的艰难转化，从根本上杜绝靠阴谋诡计暴力夺权的土匪行径。

这两条看似简单，却为保权救党所必需，但我料定中共中央领袖们中无一人有此胆略推行，甚至不敢公开鼓吹提倡。他们只会继续掩耳盗铃下去，直到大势无可挽回之际才会匆忙提出。这是上述官僚机器平庸化导致的“野无遗贤”——charismatic leaders或是inspirational leaders只会在非主流的野心家阵营里。这个事实本身，就否定了王力雄假定的官僚们能看到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在，并采取必要的救党措施。大家都是击鼓传花，及时行乐，及时行捞，乐到捞到大厦将倾之时，便身无彩凤双飞翼，腰缠万贯一路通，逃到海外仙山去继续胡天胡帝。

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我党会采取一定的制度改革，但这种可能性看来十分微茫。我所能预想到的中国在未来20年内外可能发生的转型，无非是以下几类：

1）党坚持现制度，在经济严重衰退后，因毁灭性内讧垮杆，全国大乱，军阀混战。

2）党坚持现制度，中央权威进一步衰减，尾大不掉，官僚机器彻底锈烂，在经济严重衰退后，在有限内讧推动下，分裂为多个国家。

3）党坚持现制度，在经济严重衰退后，全国发生苏式“天鹅绒革命”，但实权仍然掌握在原来的地方当权派手中，如俄罗斯一般，完成从苏式极权制度到纳粹式极权制度的转换。

4）党进行实质性政改，如89年一样，引出下贱之民蠢动骚乱，全局失控，薄式强人趁机上台，倒回到“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去。

这几个可能前景中，个人认为第三种可能性最高，而第四条发生的可能性最低，但其最终结果与第三种其实差不多。这大概也就是中国人能盼望的最适制度与最佳制度吧。不管怎样，毛社会的简单复辟，与在中国实现西式民主的可能性都是最低的。当然，对自由派来说，第二种出路可能是最理想的。

（全文完）

附录：

王力雄薄熙来与“N系列”

https://www.backchina.com/blog/260533/article-15107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