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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再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罪恶

作者：light12 于 2018-5-8 01:32 发表于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通用分类:网络文摘

再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罪恶 时间: 26 1 2003 19:52

作者：芦笛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

再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罪恶

芦笛

周末杂事甚多，还要忙着补觉，那讨马檄边写边贴，连写完后看一遍的功夫都没有。刚才坐下来从头看了一遍，发现写得很罗嗦重复，有若干史实其实已经在《两千万坛坛罐罐？》和别的讨论暴力革命的文章中说过了，当然这次侧重不同，可以原谅自己。只是说了半天没能简捷明快地直指要害，而大部份论坛读者看帖子都很粗疏，决不会自己去总结中心思想、段落大意（其实有的人连这种能力都没有，这也是我上网后的一个惊奇发现）。而且，有的重要的话没写进去，看来还得再添个蛇足。

对于现代读者来说，最容易发现的就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的发展的预言毫不成立。资本主义制度当然充满毛病，时有萧条或通胀发生，但那并不是不可缓解治疗的痼疾，远远没到混不下去的地步。要看出这点来并不需要什么过人的才智和超脱的政治立场，连许家屯那种高级共干都在回忆录中承认了这点，而且他还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通过股票制度，将企业的所有权分散到人民头上去，其实也不是那么单纯的私有制了。延河畔长大的老革命，水平似乎比某些所谓民运领袖还高，这也算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笑话吧。

所以，光凭这一点，不需要有什么马克思主义的“渊博”学识，任何有common sense的同志都有资格“乱拳打死马克思”，谴责他的伪科学。连无知村夫村妇都知道唾弃那些胡说八道、无一言说中的算命瞎子，现代“民主”斗士反倒不准小青年唾弃其预言无一兑现的伪科学家，这算是什么事？

一般人没看到的是，马克思造的最大的孽，还是把一种fantasy伪称为“科学”。

其实，如果马克思那个“渊博学者”有点自然科学家起码的谦虚，承认自己的学说只是一个有待验证的假说，那就什么事都没有了。这世界本来就是由各种怪物组成的，连“永动机”都天天有人在刻苦钻研，何况是试图根据过往历史现象总结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者？元素周期律就是根据已知的元素的化学特性和原子量之间的关系总结出来的，和老马干的事在思路上很相似。但这里的差别是，周期律一开头是作为假说提出来的，只是在门捷列夫的预言一一兑现后才被大家接受下来，成了科学。老马想出个貌似有理、振振有词的说道来，便陶醉在自己的想象力中，居然就有那个底气，不待检验便悍然出来宣称社会主义已经从fantasy 变成了科学！（当然那是他的密友恩格斯、敬爱的林副统帅的祖师爷出来为他宣称的，不过他从来没出来澄清反对过。）

本来，他如果只论述社会主义在道义上的应该，说它比资本主义公平，则我一点意见都没有，因为我对资本主义毫无感情：知命之年还要担心粮道被万恶的资本家掐了，这ＴＭＤ世上还有比这更窝囊的事么？但他偏偏就是要把一种出自感情的幻想，伪装为一种不以感情为转移的“科学”，而在１９世纪的欧洲和今日的中国，“科学”的地位就相当于基督教在中世纪的欧洲。这么作的结果，就是把一种假说抬到了宗教的地位，捧为“历史潮流”、“客观规律”。任何不分享他的道义感、不同意他的屁话的人都成了逆天行事，成了与“历史潮流对抗”、只配被抛进历史垃圾堆的反动派，天下还有比这更更混帐的事么？

当然，或许马克思本人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共产党专横霸道的理论依据确实是从那儿来的。光是作了这个孽，乱拳打死他都是轻的！

因此，老毛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一句话，造反有理”，我看确实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高度总结。造反在本质上是一种以暴力进行的道义诉求，马克思却“证明”了那是科学上合理的。他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就干了一件事：“证明”社会主义革命不但在“道义上应该”，而且是“科学的必然”。既然是科学上的必然，那当然就只会带来社会进步，而决不会造成社会倒退，马克思这种胡说八道，在实质上把革命变成了一种宗教。

马在这里犯的错误是双重的：第一，他对革命爆发的原因解释基本错了；第二，革命并不如他想象的那样，只具有解放生产力的进步作用，其实常常只有反动作用。

这里以中国为例子作个说明。众所周知，中国现在生产力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大多数发达国家包括美国。按马克思的原教旨，在这种情况下根本就没有革命的必要，勉强去革命也不会成功。因为这时的革命不是“客观规律导致的必然”，不过是“道义上应该”而已。众所不知，这两者完全不是一回事，前者是科学，后者是感情亦即肾上腺素的效应。

可惜今日中国就是有爆发革命的可能。这里的道理很明显：大夥儿起来造反，其实主要是因为社会极度不公，并不一定是因为生产关系限死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高寒、王希哲诸先生想推翻中共暴政，恐怕就是这个原因。而且，如果天时地利诸条件阴错阳差地凑在一起，革命还有一定（虽然很小）的成功几率，因为中国目前的社会危机实在太深重了。

由此可见，导致革命的直接因素根本不是什么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而是深重的社会政治危机（包括统治危机、意识形态危机等等）和经济危机集中在一起爆发的结果。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有足够的手段化解这些危机，所以比较稳定，而第三世界的国家因为缺乏这些手段，所以常常爆发革命，所以，老马整个弄颠倒了：资本主义越发达，革命就越不可能发生，发生革命的地方，恰恰是那些资本主义不发达或根本没有建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国家。

于是历史便对马克思作了最大嘲弄：为“科学”规定的“该”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的地方不爆发，“不该”爆发的地方却乱爆发。社会主义革命在“不该”爆发的地方爆发的结果，就是它完全打乱了生产关系的自然进化，只能起到阻碍、破坏社会进步的反动作用。既往的中国革命就是最好的证明。它的爆发是深重的社会危机造成的。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民起来反抗国民党暴政，从道义上来说完全正确。但道义上正确，并不等于那革命就是合理的，不等于它就不会事与愿违，造成社会大幅度后退。这一点已为中国革命的后果有力地证明了。

不仅中国这样，外国也同样如此。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革命起到的一般是促退而不是促进的作用。马克思是历史上的第一人，首次不但在道义上欢呼革命的正义，而且从科学上论述它的“合理”。由此造出了共产世界那普遍流行的“拜革命教”，教徒们以为革命都是正义而且顺应“历史潮流”的，只会推动社会发展。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便是“革命是历史发展的火车头”。很难想象世上还有比这更颠倒是非的“科学”，也很难想象世上还有比这更祸国殃民的邪教。

马克思犯下这些不可原谅的错误，是他的“隧道眼”使然。该同志把社会发展这种受多种因素支配的无比复杂现象，机械地、超简化地看成了以经济因素为唯一变量的单元函数，于是导出了完全错误的预言。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内在的悖论，实际上起到了专门煽动不发达国家人民起来革命，破坏那些国家的生产力，人为阻碍它们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反动作用。

这悖论我已经说过了，也就是他想将“科学的必然”和“道义的应该”者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辩证统一”起来。这么作的结果，是“等”和“干”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行为奇妙地混合在一起，给后人出了个“到底是等还是干”的难题。这个难题再进一步通过两重机制，变成了专门煽动破坏和阻碍社会进步的革命的祸根。

第一个机制通过人的因素来起作用。普天下的革命家们一般都具有两个特质，一是道义感特别强烈（即肾上腺功能亢进）的行动型人物，二是具有机会主义者的精明本能，能本能地察觉乱中夺权的大好时机。这两个特点都决定了他们没有耐心尊重马的原教旨，坐等生产关系瓜熟蒂落，而必然要片面利用马对造反的“科学性”的论证，在夺权时机到来时起来大干。

列宁和毛泽东都是这种人物。前者看到了二月革命送上的天赐良机，后者看到了日本侵华带来的上台机会。两人都在当时受到全党的反对，但两人都成功了。苏联的情况尤其如此，如果没有列宁，就决不会有十月革命。

因此，马克思那个悖论，注定只会为列、毛式的人物提供理论武器。“等派”的书呆子们在本质上不是革命家，这些人卷进革命中去其实是历史的误会，其存在与否根本就无足轻重。真正的革命家总是天然的“干派”。于是马克思那“社会主义不但在道义上应该，而且是历史的必然”的胡说便成了这些冒险家的专用法宝，被他们简化为大众都能明白的“道义上应该的事就是科学上的必然”。这就是毛那有名的“造反有理”论述的来源。

第二个机制通过地区差别来起作用。这也是马的“隧道眼”造成的。西方说的“世界”，其实意思常和中国人理解的不同，常常并非“全球”的意思（除非加上个“全”在前面），马克思眼中的“世界”以及“世界革命”，其实指的不过是欧洲和北美那些他了解的地方，也就是鬼子常说的“第一世界”（和老毛的定义可不一样）、“发达世界”。总之，他在捏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根本就没把亚非拉考虑进去，这才会提出社会主义不能在一国建成，必须通过世界革命的胡说。如果他偶然想到了亚非拉，我想，就算他害过脑膜炎，恐怕也不会蠢到说出这种胡话来：让美国等到坦桑尼亚和它一样发达，这“世界革命”乾脆也就甭搞算了。

光从这点上就可以看出马克思的低智商。科学之所以是科学，第一条就是它阐述的原理是普适的。牛顿力学不但适用于牛顿作实验的剑桥，而且适用于柬埔寨的吴哥窟。可老马提出一个据说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结论时，却居然忘记了世界上的大部份地区！他怎么就没想到，他的理论被那些不具备搞社会主义革命条件的国家的革命家们掌握后，会造成什么样的灾难？

悲剧在于处于马氏隧道视野外的国家恰恰是充满革命危机、专出革命家的地方（例如俄国和中国），老马的“科学造反”理论便在那儿最受欢迎，全不管当地有没有老马规定的社会主义革命条件。

其实熟悉马克思原教旨的理论家也看到了这个问题。布哈林不但反对过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而且干预过中国革命。中共的六大是在莫斯科开的，由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主持。他对中国一无所知，但毕竟是中国从未有过的真正理论家，开了两天会就作出结论：中国并不具备搞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于是他给中国党制订了所谓“六大”路线，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革命，而中共的任务就是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身份去领导这场资产阶级革命。这便是后来被捧上天的“毛泽东思想”的“新民主主义”那部份的由来。

但头脑清晰的人都看得出来，这完全是弥补马克思隧道眼的徒劳努力。共产党顾名思义就是要搞共产主义的，而且是通过无产阶级独裁来建立共产主义，难道能指望他们在革命成功后拱手让出政权，实行议会民主，放手让大家去走资本主义道路？更何况马祖宗告诉他们，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生产关系，那又何必在政权到手后还放着先进的不搞，去搞落后的？因此，只要马克思主义者在第三世界国家掌权，就必然要搞贫穷社会主义。

所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包装不但极大地鼓励了革命者们的士气，而且让他们在革命成功后，在生产力极度落后的情况下，便去超越历史阶段揠苗助长，搞社会主义高福利那套，而不是去发展资本主义，使国家尽快地脱贫致富。如此胡闹的结果，是国困民穷，不得不在浪费了大量的资源、破坏了生态环境之后又来走回头路，从头开始血腥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造成深重的社会危机，为新一轮革命作足铺垫。这就是在苏联和中国发生过的事。这些荒唐的历史现象之所以发生，老马的罪责不容推卸。

总而言之，不管老马主观意图如何，他把“造反”诡辩为“科学”的理论的客观效应，就是专门为革命家提供“天命”包装，专门在不发达国家煽动暴乱，人为地打乱了那些国家的自然发展过程，为它们进入资本主义设置了几乎是不可逾越的障碍。这个罪责，我想就是起老马问之，他恐怕也不敢推卸。

后人当然可以诡辩说那是列、斯、毛、波歪曲了马的原教旨。这话当然有些道理，但问题是老马就是歪曲自己教义的专家。例如他本人一天工都没打过，居然就有那脸去冒充无产阶级领袖。老祖宗既然可以如此无耻忘记“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教条，老毛作出那著名论断“雇农是农村的无产阶级”又有何不可？“搞无产阶级革命，不知道无产阶级在哪里”的笑话，本来就是马祖宗发明出来的。